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感到特别不舒服，以前上学时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比如前一天晚上没有及时完成自己功课的时候。

我从口袋里翻出烟盒，又看了一遍我在厕纸上写的报告。的确不够好，如果我不再写点儿别的上去，图凡一定会以为我在耍他。我去浴室洗了一个极其不舒服的凉水澡，拿了更多的厕纸，又开始写起来。

收到定点播报。尝试察看门内物品受阻。今天会再试一次。我写道。

我写“今天”是因为我想过了，既然费舍尔已经吩咐11点用车，我完全可以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去给汽车加油，而不用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而且，我可以慢慢来，只要不迟到就行。如果我回来时，他们对我私自把车开走的行为产生异议，或者质疑我为什么去了这么久，我还可以推说自己去买剃须刀之类的东西，装出一副无辜受伤的样子。

此时已经是6点45分了，几分钟后，我就得准备收听7点钟的无线电播报，而我又想起还有两件事可以加到报告中。

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的话，察看后会从汽修厂给你打电话，或者写入报告里。利普和米勒昨天在谈话里提到一个名字“朱利奥”，只说他在船上，没有更多的详细信息。

然后，我又写了一些俄罗斯间谍的事。现在，报告看起来总算没有那么空洞和愚蠢了。

我把报告藏到一个抽屉的衬纸下，关紧落地窗，准备好收音机，并插上配套的耳机。到了7点，汽车准时开始播放广播。

定点播报请注意，定点播报请注意。瑞士方面表示没有签发过哈珀和利普的合法护照。鉴于米勒的出现以及哈珀所带的泰克莱克资料，我们有理由怀疑哈珀和利普的真名是霍夫凡和科纳或科纳和霍夫凡，米勒则可能是马修斯。请及时汇报你方情况。

播报开始重复，我关掉收音机，将其收好。然后我又拿出报告，多添了几个字：

已记下霍夫凡、科纳和马修斯这些名字。

看在我这么努力的分儿上，我也应该得个及格的“e”成绩了。我把新写的报告放入烟盒中，烧掉之前写的那张，然后开始穿衣服。就在这时，我听到布列达启动的声音，突突突地顺着车道远去。大概过了20分钟，我又听到它回来的声音。我顺着窗户向外望去，正好看见布列达进入马厩场，后座还绑着一捆半包半露的面包。

我下去的时候，盖万已经回到厨房。我跟他说“早上好”，他脸色阴沉地看了我一眼，没有搭理我。他可能是宿醉，也可能是讨厌我。但是无论怎样，他看起来都很糟糕，很难分辨哪个是真正的原因。

炭炉上放着一壶咖啡，我看看咖啡，又询问地看看他。他耸了耸肩，于是我就找了个杯子，自己倒着喝。盖万正在切面包，手里拿着一把沉甸甸的菜刀往面包上砍。看着面包一片一片整齐被切下的样子，我知道这把菜刀肯定跟剃刀一样锋利。我可不想被切断手指，于是一直等到他把刀放下，才去拿了一片面包吃。

咖啡喝起来没什么咖啡味，但是面包还不错。我在想要不要把我的浴室提供给他使用，以便改善我们的关系。但是我只有一条毛巾，一想到他用完后的样子，我就沉默了。于是，我给他递了根烟来代替。

他接过烟，示意我拿桌子上放着的一篮子杏吃。我不怎么喜欢吃杏，但是貌似最好接受这个提议。很快，他开始抱怨不得不提供早餐给楼上的四位“老爷太太”，每份早餐都单独摆放在一个托盘上。我提出帮忙摆盘，他没有同意，但是似乎重新恢复了对我的友善。过了一会儿，哈穆尔夫妇过来，正式和我见了面。哈穆尔太太又矮又胖，是位看起来愁眉苦脸的老太太，穿着黑色的裙子，戴着头巾，是保守的土耳其妇女打扮。由于她和她的丈夫除了土耳其语外都一个字不会说，所以认识的过程也很简短。不过，我还是在厨房多待了一会儿，顺便又吃了一块面包。我决定要趁着哈珀等人吃早餐的时候离开，想不引人注意，这应该是最佳时刻。

早餐托盘一送走，我就跟盖万说我得去加油，并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东西等我进城时可以给他带。起初，他想和我一起去。我说自己得马上走，因为要赶在用车的时候回来，这才摆脱掉他。我留他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自己回房间拿上十字头的螺丝刀，去了车库。

这辆林肯车的动静不大，我知道他们唯一可能听到我离去的声音只有轮胎驶过院子时在砾石上发出的摩擦声。但是我非常害怕哈珀或费舍尔突然从某个卧室的阳台上冒出来，喝止我离去，于是我急匆匆地冲向车道，差点撞上喷泉池。开上车道以后，我冒了一身冷汗，双腿软绵绵的不听使唤，几欲停车呕吐。这听起来可能很蠢，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处于我这样的处境，就会明白从某种程度来说，祸事临头前和真的临头时一样难熬，当然也一样令人难忘。我一直很羡慕《爱丽丝》里那些只有受伤前才能感到疼痛的角色。我似乎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能感觉到，就从来没有什么疼痛彻底消失的说法。我为此一度想自杀，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再去想、再去感觉或记住这些疼痛了，这样我就可以真正休息了。但是后来我又开始担心，万一他们鼓吹的来世真的存在怎么办，那甚至可能比这辈子还要凄惨。

标致车今天又回来办公了。我朝萨热耶尔开了大约半英里，然后左转驶入一条通往森林的道路。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很快就会有人从伊斯坦布尔赶来，在公共野营区度过惬意的一天。但是时间还早，停车场仍然是空荡荡的，我很轻松地在树下找到了一处僻静所在。

我决定在上次的车门上再试一次。我之前已经在皮革上留下了一道划痕，但是如果我非常小心，未必会再次刮花。反正只要是我开车，这扇门上的划痕就不会比其他门上的更引人注目。而且我也从之前的尝试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如果先把车门转轴一侧的所有螺丝都卸下，而其他螺丝只是松开，我觉得或许就有可能将车门内板拉开，露出足够大的空隙来察看里面的情况，无须将整个内板和电动窗装置完全拆解下来。

我花了20分钟证实自己关于车门内板的想法是正确的，又花了5秒钟发现自己之前关于内板里面的东西已经被卸下的猜测是完全错误的。它们还在那里，就像图凡在埃迪尔内给我看的照片一样。这扇特制的门里装了12个塞满纸的小圆筒，可能是手榴弹。

我将内板重新安好，然后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标致车就在离我大约100码的地方，我从后视镜里能够看到。我几乎当时就想下车，过去告诉标致车司机我的发现。我急切地想找人说说话。然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跟不会或不能有效回馈的人交谈没有意义。听令行事才是明智之举。

我从烟盒中拿出报告，在上面写道：

上午九点二十分检查了驾驶员一侧的前门内部，发现东西还在，跟照片一样。鉴于离开别墅的时间不方便，以及所有的事情均已通过报告汇报，暂时不会去汽修厂打电话。

我把厕纸装进烟盒中，扔出窗外，然后重新将车开到路上。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看到标致车里有人下来捡起烟盒，才开车进入萨热耶尔港。我加完油，回到别墅时，刚刚快10点。

我本来有点儿担心会看到费舍尔生气地在院子里踱步，然后一定要我说出到底去了哪里，但是院子里并没有人。我把车开进马厩场，倒空了烟灰缸，擦干净车里的地毯，然后又掸了掸身上的土。我现在担心的是口袋里的十字头螺丝刀。既然我已经知道东西还在车里，螺丝刀似乎就变成棘手的存在了。我自是不想把它放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但也不能把它扔了，因为很可能还会再用到它。最后，我把它藏到车库墙上挂着的一个旧轮胎的罩子里。然后，我上楼梳洗了一番。快到11点的时候，我将车开到前院的大理石台阶前。

大约过了10分钟，哈珀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蓝色运动衫搭配着一条蓝色休闲裤，手里拿着一张地图。我跟他问好，他点头表示回应。

“亚瑟，我们的油够吗？”

“我早上刚加满，先生。”

“哦，你加了吗？”他似乎又惊又喜，“那好，你知道一个叫彭蒂克的地方吗？”

“我听过这个地方，在另一边，对吧？我想那里应该有家不错的餐厅。”

“就是这儿，马尔马拉海上。”他打开地图，指着位置说道。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那边的乌斯库达出发，沿着海岸向南再跑二十多英里才能到。“我们多长时间能过去？”

“如果我们运气好，赶上载车渡轮的话，大约一个半小时能到，先生。”

“要是运气不好呢？”

“那可能要多等个十几二十分钟。”

“那行。现在来说下今天的安排。首先，我们要进城，把利普小姐和米勒先生送到希尔顿酒店；然后，你再带着费舍尔先生和我到彭蒂克。我们会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再去希尔顿接其他人。明白吗？”

“明白，先生。”

“谁出的油钱？”

“我，先生。你给我的土耳其币，我还有一些。我这儿有汽修厂的收据。”

他没有理收据，只道：“你还有钱吗？”

“只有几里拉了。”

他拿出两张50里拉的钞票给我说：“这是油钱。你还为利普小姐垫了几次钱，也从这里出。”

“好的，先生。”

“另外，亚瑟，别再针对费舍尔先生，好吗？”

“先生，我觉得更像是他在针对我。”

“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房间和浴室，不是吗？”

“是的，先生。”

“嗯，那就别再计较了。”

我正想说，自从费舍尔昨晚带我看过房间后，我见都没见过他，更不用说“针对”他，但是哈珀已经转身回屋了。

5分钟后，他们全部都出了别墅。利普小姐穿着白色亚麻衫；米勒身上挂着相机和镜头器材箱，十足的游客装扮；费舍尔穿着紧身衣、白色牛仔裤和凉鞋，看起来就好像来自昂蒂布的海滩老男孩。

哈珀和我一起坐在前面，其他人则上了后座。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没有人说话。就算这样，我也不觉得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我的关系。他们现在散发出的那种沉默寡言的凝重气氛，更像是要去参加重要的商务会谈的人——已经对即将到来的谈判进行了各种可能的设想和探讨，现在只能等着看对方的态度。然而，其中两人似乎要去观光旅游，而其他两人似乎要去海边享用午餐。所有一切都透着古怪。不过，标致车一直在后面跟着，等到他们分开的时候，车里面的人应该有办法应付。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利普小姐和米勒在希尔顿酒店的门口下车。一辆旅游巴士恰好挡住车道，让我没法看到他们是否进入酒店。标致车里有人下来去追他们。毒品交易的猜测再度浮现在我脑海里。生鸦片供应商带着样品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技术娴熟的化学家米勒将着手验货。之后，如果样品经证实达到要求，而且只有达到要求，哈珀才会进行交易。在这段时间内，去享用一顿美餐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没有刚好赶上去往乌斯库达的载车渡轮，因此不得不等上几分钟。从轮渡码头很容易能够看到海那面的军事营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那里曾经成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医院。只是为了寻找话题，我指给哈珀看。

“那里怎么了？”他不耐烦地说道。

“没什么，先生。只是那里曾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医院。那个时候叫斯库塔里。”

“瞧，亚瑟，我们知道你有导游资格证，但是不要太当回事，好吗？”

费舍尔在旁放声大笑。

“我以为你可能会感兴趣，先生。”

“我们现在只对去彭蒂克感兴趣。你说的那条该死的渡轮现在在哪儿？”

这个问题没什么难回答的。渡轮刚刚进港，他纯粹就是挑衅，我怀疑是为了给费舍尔出气。如果我告诉他们等待上船的车队里那辆就排在我们车后的黄褐色标致是干吗的，以及它的司机听命于谁时，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这个想法让我偷偷乐了好一会儿。

我从乌斯库达开车上了又快又宽的安卡拉公路，跑了大约18英里，然后右拐进入直通彭蒂克的二级公路，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快1点了。

彭蒂克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海角隐蔽处的小渔港。港口里停泊着几艘游艇。公路顺着海滩延伸，尽头是两个凸出的木墩，一个上面建了饭店，另一个则作为较小船只和游艇的栈桥使用。到处都是小孩的身影。

我正沿着狭窄的道路慢慢往餐厅行驶，哈珀突然叫我停车。

我们现在对着栈桥，有人正沿着栈桥往这边的路走。他头上戴着一顶游艇帽，但我还是认出了他。我来伊斯坦布尔的那天晚上，就是这个人在希尔顿停车场等的车。

他显然也认出了车，随着哈珀和费舍尔下车，开始举手打招呼。

“找地方停车，然后自己去吃点儿东西，”哈珀对我说，“一小时后回来接我们。”

“好的，先生。”

戴游艇帽的人此时已经走到路上，三人会合，我听到哈珀的问候声：“嗨，朱利奥，还好吗？”

然后他们沿着栈桥往回走。从后视镜里，我能看到标致车有人下来，溜达着朝码头走，监视接下来的情况。

哈珀等人一直走到栈桥尽头，然后爬上一艘舷外发动机小艇。朱利奥发动小艇，朝着一群停泊在大约200码外的游艇开去。他们最终向一艘60英尺带有矮烟囱的舱式游艇靠拢。游艇的船身是黑色的，上层被涂成白色，烟囱周围单独涂了一圈黄色。船尾的杆子上耷拉着一面土耳其旗帜。三人上船时，船上放下一个小跳板，有水手用船钩钩住小艇。因为距离太远，我看不清船身上的字。

我停好车，进入餐厅。餐厅里人很多，但我仍然设法找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方便观察游艇的情况。我跟领班打听游艇的事情，得知它叫布卢特号，还得知一个叫作朱利奥先生的意大利富豪将它租下，而且这位富豪一顿能吃掉整整两只龙虾。

我没有继续追查下去，图凡的人肯定会从当地警察那里获得一些信息。我现在至少知道朱利奥长什么样子，还知道利普小姐跟米勒提到的那艘船的所在地。我甚至揣测，朱利奥并非布卢特号的真正承租人，就像费舍尔可能并非萨尔顿尼亚别墅的真正承租人一样。拥有游艇的意大利富豪们不会藏身于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停车场，等着开走装满违禁武器的车，他们只会雇用底下的人这么做。

我要了一份烤箭鱼，菜刚上桌，就看到布卢特号开始起航。一两分钟后，船首锚从水里露出来，船尾出现白色的漩涡。之前的小艇被拴浮标上。游艇甲板上只有两个水手在转动绞盘。布卢特号穿过海湾朝着一座近海岛屿驶去，在遥远的薄雾里隐约可见。我不知道标致车里的人是否会抢艘摩托艇追上，但是港口并没有其他类型的船只离开。大约一个小时后，布卢特号返回并重新停泊在之前的位置。我结了账，去开车。

朱利奥用小艇将哈珀和费舍尔送回到栈桥，但却没有和他们一起上岸。我能看到他们在相互道别，但却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之后哈珀和费舍尔上岸朝车走来。哈珀还提着一个约两英尺长六英寸宽的扁平纸盒，上面用绳子粗略地捆了捆。

他一边上车一边说：“好了，亚瑟，我们回希尔顿。”

“好的，先生。”

随着我驱车离开，他回头看了一眼码头。

“你在哪儿吃的午饭？”哈珀问道，“那边那家餐厅？”

“是的，先生。”

“好吃吗？”

“非常好吃，先生。”

他转过头，朝费舍尔笑了笑说：“朱利奥值得信任!”

“我们的厨子盖万做得也很好，”费舍尔不服气地说道，“我正准备向你证明一下呢。”

“他是个酒鬼。”哈珀简短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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