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痛欲裂，不仅仅是因为宿醉，还有神经紧张的关系，我一向都是如此。说起来，我能入睡也真是一个奇迹。

图凡要人送来的“能吃的东西”原来是酸奶(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和某种羊奶奶酪。他打电话时，我只吃了些面包。

林肯车被留在卡拉阿加克边防检查站，那里晚上没人，图凡不得不叫醒检查站的站长开门，同时还安排了一名军车司机将车送至驻军汽修厂。里面的枪支弹药，还有我的行李，都被移交给当地的陆军司令部检查。也就是说，之后为了将车门里的东西重新放回去，做到像刚发现时那样，又召集了更多的人，包括搜过车的海关检查员在内。

即便是动用了图凡所有的权限，光组织人手也花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我的旅馆住宿问题。那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不介意在牢房里睡上一觉。我也这么跟他说了，但是，他想了半天。当然，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慰，实际上，我不得不听上一番长篇大论。如果哈珀问我在哪里过夜怎么办？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特工有时不得不冒险，但绝不能冒没有必要的风险；因为在小事上疏忽大意而陷入困境不可原谅；等等。那是他第一次称呼我为“特工”，感觉别扭极了。

图凡已经跟我说好，9点钟的时候在宾馆附近的一栋新公寓楼外见面。我到时他已经到了。他的穿着还算整洁，但是没有刮胡子，眼睛也有些浮肿，似乎整夜没睡。他甚至连句“早上好”都没说，就示意我跟上，然后率先走下一条斜坡，带着我来到公寓楼地下的小停车场。

林肯车就停在那儿，看上去很干净。

“车洗过了，”图凡说道，“上面留下的指纹太多。等你开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会再次沾上尘土。你最好看下车门。”

我警告过他要小心车门内板。车门内板是真皮材质，而且我在雅典取车时就发现门板上面非常干净。如果军队装配工在更换时笨手笨脚地弄出点儿划痕或印迹，肯定会引起哈珀的注意。

不过，我看不出什么问题。如果不说，我也不会想到这些车门板曾被拆除过。

我问道：“里面的东西都在吗，跟原来一样？”

“海关检查员说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跟车窗玻璃一样用胶带固定在金属上。东西取出前曾拍过照片。”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冲印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不是很清楚，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冬眠的蝙蝠。

我问：“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吗？”

“问得好。手枪和子弹当然是德国的，所有的手榴弹都是法国的。这对我们没什么用处。不过，我们能确定东西是在希腊装上车的。”

“怎么知道的？”

“里面塞了报纸来避免震荡，是一周前的雅典报纸。”他从汽车前座上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然后将其打开。“这些都是你在边防检查站被拿走的东西，”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把它们放回口袋，信封我会带走。我在护照上特别给你贴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可以在土耳其作为旅行证件使用，以防酒店前台发现护照过期，或者你因任何原因被交警拦下。如果不巧被哈珀或什么人看到，你就说你保证在伊斯坦布尔续签护照后就轻松过了边检。当然，通行证是没问题的，这里还有你的其他个人证件。”他把东西递给我后，就将信封撕成了四截，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

“现在，”他继续说道，“说一下你的任务。你知道我们想要的信息。首先，所有相关人员的姓名、住址、相貌特征，还有他们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其次，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力找出这些军火使用的地方和方式。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提到的任何地名你都要特别留意，包括建筑物或特定区域。明白吗？”

“明白，我怎么跟你汇报呢？”

“我正要说这点。首先，从你离开这儿的这一刻起，你就将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中。负责监视你的人员会不停变动，但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人恰好被你认了出来，请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只有发生危急事件或者非常紧急的情况，你才可以跟他们接触。这时候只要你说出我的名字，他们就会给你提供帮助。你平常将通过电话报告，但不能使用专线转接的电话。当然也不能使用宾馆的电话，要用咖啡馆里的电话。除非由于身体或安全的原因不允许，否则你的固定汇报时间是每晚10点，如果错过10点的汇报，就改为第二天早上8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继续道，“电话号码写在火柴盒里面。确定记牢后，就把盒子扔掉。如果想在报告时间以外的时间联系，会有值勤人员转接你的电话或给你另外一个可以联系到我的号码。我说得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拿过火柴盒，看了一下里面的号码。

他又说道：“还有一件事。我们科长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你不会背叛我们，因为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他当然也知道这点。但是，对他而言，执行任务过程的低级失误与恶意背叛一样令人无法接受，也一样需要承担后果。所以，我强烈建议你要成功。我要说的就这些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问题了。”

他点点头，转身走上斜坡，朝街上走去。我把自己的行李再次放到车后座。十分钟后，我离开埃迪尔内，驶上去往伊斯坦布尔的路。

开了一段路后，我确定监视车辆是一辆黄褐色的标致。它就跟在我车后两三百码处，而且一直或远或近地保持着这个距离，即使驶入城镇，或者有卡车或其他汽车插进我们中间也不例外。它离我一直不算太近，我也没有机会看清驾驶员的脸。当我在乔尔卢停下来吃午餐时，他也没有赶超上来，因为我在那里没有看到这辆标致车。

我吃饭的地方是街边一家小餐馆，在外面爬满藤蔓的露台下，摆了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我喝了一两杯烧酒，又吃了一些酿青椒，才感觉肚子好受了点儿。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倒是希望能多待一会儿。以前在学校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时候。一段倒霉的日子结束了，而另一段还没开始。现在也有这样的日子，比如在押候审等待宣判的日子，不说你无罪，也不说你有罪，不用你负责，也不用你参与。我经常希望自己能来场手术，当然不是那种痛苦或严重的手术，只为了手术后能够恢复一段时间。

我离开乔尔卢后三分钟，标致汽车就再次追了上来。后来，我只在加油时停了一次，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刚过4点。

我把车停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停车场里，拿着行李朝酒店走去。

公园酒店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据我所知，它是唯一一家大堂设在顶层的酒店，因此客人需要乘坐电梯下行而不是上行到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就下行了很长一段路，它位于一个拐角处，下方就是带有咖啡厅的街道。咖啡厅里有留声机，还有各种源源不断的土耳其爵士唱片。房间窗户几乎与一座建在山坡低处的清真寺尖塔顶部持平，两者相距大约50码远。塔里安装着扬声器，穆安津召集信徒的祈祷声震耳欲聋。哈珀预订房间时显然要了最便宜的一间。

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开始坐下等人联系我。

6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

“辛普森先生？”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里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口音难以辨认，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美国人。

“我是辛普森。”我答道。

“利普小姐的车还好吗？你从雅典过来没有遇到什么意外或麻烦吧？”

“没有，车很好。”

“那就好。利普小姐有个紧急的约会要赶，需要你帮忙。你知道希尔顿酒店吗？”

“知道。”

“现在就开车去希尔顿酒店，把车停在酒店对面科范萨雷夜总会的停车场。车辆通行证和保险放在杂物箱里，车钥匙则放在驾驶员座位旁边的地板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但是你是哪位？”

“利普小姐的朋友，十分钟之内把车开来。”他突然挂断了电话，好像我的问题非常失礼一样。

我坐在那儿思考自己该怎么办。我当然不会按照他说的话做。要想与图凡感兴趣的人搭上线，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车。如果就这样把车交出去，我就彻底没辙了。即使没有图凡交代的任务，我也不会同意。哈珀曾说过，跑完这趟会给我报酬和供认书。要想我乖乖交车，他或他的人就必须信守承诺。他也一定知道这一点。雅典的事儿过后，他很难再期望我会相信他的人品。还有之前不是说要我在利普小姐在土耳其时为她开车吗，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衣橱顶上铺着几张防尘纸，我把通行证藏到纸下面，然后就出去了。我花了大约十分钟走到希尔顿酒店。

我步伐轻快地走近停车场，转动着手中的钥匙，就像要去那里取车一样。如果我猜得没错，肯定会有人在等着接应林肯车，要么是那个打电话的人，要么就是听他命令行事的人，等我一走，他们就会立即将它开走。在伊斯坦布尔，即使是最破的车也不宜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不上锁。

我几乎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人。他站在希尔顿酒店车道的出口处，抽着一根烟，目光锁定在不远处，似乎在考虑是直接回家找老婆还是先去看看自己的女朋友。我还记得要向图凡汇报这些人的相貌特征，于是仔细地打量了他几眼。他大约45岁的年纪，身材粗壮，阔胸，褐色的胖脸顶着一头杂乱的灰色卷发。他的眼睛也是褐色的，身上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薄西装，脚上穿着黄色的袜子和编织皮凉鞋。我估计他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

我穿过停车场，确保没有其他可疑人员，然后从停车场另一边走了出来，顺着街道往回走，同时又瞥了他一眼。

他正在看自己的表。如果我听从指挥，车应该已经开过来了。

我径直回到公园酒店，几乎在打开房门的同时，就听到了里面的电话铃响。

还是同一个人的声音，但这次霸道很多。

“辛普森？我发现车还没开过来，你在干什么？”

“请问是哪一位？”

“利普小姐的朋友。请回答我的问题，车呢？”

“车很安全，而且一直都会很安全。”

“你什么意思？”

“通行证在酒店的保险箱里，车在车库里。在我交给哈珀先生或哈珀先生的代理人前，它会一直在那里。”

“这辆车是利普小姐的财产。”

我回答道：“通行证上写的是利普小姐的名字。但车是哈珀先生交给我保管的，我要对此负责。我根本不知道利普小姐是谁，只知道个名字。至于你，我甚至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很难办，你能明白吗？”

“等一下。”

我听见他开始和旁边的人说话：“他说……”然后他用一只手握住了话筒。

我继续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在话筒那边再次开口：“我去你的酒店，在那儿等着我。”还没等我同意，他就直接挂了电话。

我去了楼上的大堂，告诉酒店前台，如果有人找我，告诉他我在露台。露台有很多人，但我还是成功找到一张桌子并要了杯酒。我已经做好跟对方联系的准备，但那个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所以我更愿意在公共场所而不是房间里与他见面。

我在领班那里留了名字，大约20分钟后，我看到他朝一个高个子男人指了指我。那个人的面色灰白，头又秃又尖，还长了一对招风耳。他朝我走来，上身穿着一件奶白色和棕色相间的条纹运动衫，下身穿着一条棕褐色的亚麻裤，耷拉着嘴角，长长的上唇显得极为难相处。

“辛普森？”

“是我。”

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棕色的眼睛，左侧下颌镶着一颗金牙，左手小拇指上戴着金子和玛瑙材质的印章戒指，我在心里默默地记着。

“你哪位？”我问。

“我叫费舍尔。”

“费舍尔先生，要来一杯吗？”

“不了，我来是希望解开有关利普小姐车的误会的。”

“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费舍尔先生，”我回答道，“哈珀先生吩咐得很清楚。”

他厉声说道：“他要你在酒店等待指示，你并没有按照他的话做。”

我摆出一副真心抱歉的模样，好声好气地说道：“费舍尔先生，我丝毫不怀疑你完全有权要求我这么做，但我也自然有理由认为哈珀先生会来，就算他本人来不了，也会写张授权证明。这是一辆很贵的车，我……”

“知道，知道，”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明白，问题是哈珀先生直到明天下午才会来，而利普小姐希望立即用车。”

“抱歉。”

他探过桌子靠近我，我能闻到刮胡水的气味。“哈珀先生不会高兴你麻烦利普小姐自己来伊斯坦布尔取车的。”他带着胁迫的口吻说道。

“我以为利普小姐在伊斯坦布尔。”

“她在郊区的别墅里，”他简短地回答道，“行了，别废话了，你马上带我去取车。”

“当然，只要你有哈珀先生的授权书。”

“我有哈珀先生的授权。”

“我能看一下吗，先生？”

“没必要。”

“恐怕这要由我来决定。”

他坐了回去，呼吸开始加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要么你立即交出车，要么我想办法逼你。”

在说“逼”这个字时，他伸出了右手，故意将我面前的酒拂到我的腿上。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当然，过去的24个小时于我而言是可怕的经历，但是在我看来却并非仅仅如此。我突然想到我这一生都在努力保护自己，以免别人逼迫我做这或做那，但却很少成功，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有利形势。然而，就在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次形势站在我这一边，这次我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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