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父子试过几份别的工作，但都没干多久，最后还是回到了三号隧道。1982年夏季里的一天，吉米·瑞安、克劳萨和几十名沙猪进了布朗克斯区范格兰公园的一处井下，准备将一条新隧道与控制室里的阀门连上。这一部分的工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沿着地下划好的轮廓建造一个形似龙骨的钢模，然后灌入水泥。为了到达坑顶，瑞安爬上了十八英尺高的脚手架。
正午前后，有些工人已经去吃午饭了，瑞安和其他几个人还在工作。这时，乔治·古鲁扎克——他也是沙猪，距离工地有一英里远——看到两辆二十吨的水泥罐车朝隧道开了过来。它们的刹车失灵了，正沿着缓坡加速前进。有些人想到在地上放置障碍物减速，但毫无效果。
水泥罐车撞上脚手架时，吉米·瑞安正在用钻头，然后就被抛到了二十五英尺的天上。“全都颠倒了，”瑞安说，“我摔得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灯全都灭了。我只能听见一片哭声。”
克劳萨没有受伤，在乱作一团的钢材、岩石、机器里摸索着过来了。他能听见其他人的呼救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手电，向前射出一道光柱。“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说。
强尼·瓦德曼之前在瑞安身边当钻工，现在被架在两辆车之间。车在他肩膀下面相撞，他就被悬在了半空中，腿晃荡着，胳膊向外伸出。“他看上去就像耶稣一样。”古鲁扎克说。他当时跟工友匆忙穿过黑暗的隧道赶到现场。一个人大喊瓦德曼死了。
瑞安的头部血流如注。“吉米伤得很厉害，”克劳萨说，“老天保佑，他还在找其他人，想帮帮忙。我不知道他怎么还能走路。”
在角落里，另一名沙猪麦克·巴特勒被困在了水泥管道和墙面之间。他的一条腿的大部分都被划开了，断掉的骨头露在外面。脚的皮肉向外翻开，被夹住了，动弹不得。“他都快流干血死掉了。”瑞安说。
有人掏出了一把折叠小刀，试图在不稳定的手电光下把他弄出来。但他的脚后跟死活出不来。“我跟他讲，我们要给他的脚截肢，”古鲁扎克说，“他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一名沙猪插了根香烟在巴特勒嘴里，另一个开始切他的脚后跟，把剩余的筋骨割除。“我把衬衫脱了，拿背心包住他的脚，用止血带缠着他的腿。”古鲁扎克说。
巴特勒被救出来以后，别的人把瓦德曼从半空中拽了下来。接触地面的那一刻，他发出了一声呻吟。他还活着。
迄今为止，这都是三号隧道工程中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后来巴特勒的整条腿都没保住。瓦德曼的腿骨和髋部断了，六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头部也遭受了重创。瑞安的前额和下巴缝了一百二十针，一条腿的膝盖骨碎了，六根肋骨骨折，双肩脱臼，花了八个月才恢复过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是沙猪。我就认这一点。”他再也没去过事故现场，话也越来越少。“这场事故把他的生命力带走了，”另一名沙猪说，“那股子劲头。”
“他们别想给我弄什么心理治疗，”瑞安告诉我，“别想进我的脑子。”
瑞安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就注意到父亲的呼吸困难。“他每走三十英尺就得停下。”瑞安说。后来，乔·瑞安开始往外咳黑色的浓痰。乔去看医生时，x光显示他的肺部有阴影。他患上了矽肺病，原因是常年吸入粉尘。
吉米·瑞安说，爸爸总是告诉他，沙猪都是死于意外。炸药炸死，触电电死，隧道塌了压死，石头、绞盘、冰柱掉下来砸死，被水淹死。脑袋被削掉，手脚断掉，气压不平衡爆掉。潜得太深死掉——可能是几百英尺，也可能是几英尺。死亡来得很快，往往也没有痛苦。
2003年5月，周四，升天节。瑞安穿上笔挺的花呢外套，戴上领带，开车离开皇后区的家，前往布朗克斯区的圣巴拿巴教堂，参加为所有三号输水隧道施工死难人员举行的葬礼。这座石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户可以打开，让阳光直射进来。瑞安坐着，身子前倾，外套紧紧裹住宽阔的双肩。长凳上满是人，有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有工程承包商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还有几十名沙猪和工程师。“让我们为纽约市三号隧道施工过程中受伤或死去的所有人祈祷。”牧师缓缓说道。
“让他们上天堂吧，”一名沙猪回应道，“让他们上天堂吧。”
牧师念出死在隧道里的二十四人的名字时，瑞安跪在了长凳前面。“主啊，请赐福于他们吧。”牧师说道。葬礼结束后，瑞安等人去了街道另一头的一家爱尔兰酒吧。“我爸爸就在里面，”他说，“他坚持到了1999年，然后死于矽肺病。”
“我叫约翰·瑞安。我记得你见过我爸爸。”
一个小伙子站在第36街和第一大道的路口处，旁边就是一个隧道作业井。他个子不高，胳膊结实，比起爸爸，更像他爷爷。他二十八岁了，脸上还没有留下沙猪的深深印痕。他的脸宽大直率，眼睛是浅绿色，红头发从安全帽前面向外伸出。
其他沙猪都叫他“吉米的儿子”，但是他不像父亲那样寡言。“你从来不知道上面在发生什么，”他谈起父亲时微微一笑，“我就爱胡说八道。”他抬起头，看着起重机把材料往井里送。“我以前觉得爸爸的脑子不正常。他受伤的时候我大概八岁。我还记得这事。他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自己摇着轮椅就回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沙猪。我说‘老天啊，我绝对不干这个活’。”他朝井内看了一眼。“我觉得，这就是血脉吧，”他伸出手，又说了一句，“我们血管流着的泥大概比谁都多。”
“没人想让孩子干这行，”吉米·瑞安后来告诉我，“你总是希望他们能找个坐办公室的活计。”
“小时候，我想当棒球运动员，”约翰·瑞安说，“后来，我就从大学退学了。有一天，爸爸来我工作的酒吧找我，对我说，‘好了，你喜欢调酒是吧？跟我来。’我以前从来没下过井。我真的害怕，实话跟你讲。”
“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也只能靠猜，”吉米·瑞安说，“我们努力互相扶持。”
约翰·瑞安的曾祖父当年在隧道里干活时，一周只能赚几美元。现在，沙猪每年能赚十二万美元。虽然很多人以前都是落魄的矿工，但现在他们从工房里走出来的时候，经常身着定制西装，头发梳得笔挺，就跟银行家或者会计似的。工房主任是齐克·多诺修，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纽约政坛颇有盛名。他左手戴着哈佛毕业戒指，右手戴着沙猪工会的指环。“要是我的左手比不上他们聪明，就用右手狠狠打他们。”他对我说。
沙猪们在逐渐地改造纽约城，而纽约城也在逐渐改造着沙猪。有些人会开着凯迪拉克和宝马来工地。约翰·瑞安已经订婚了，正准备在拿骚县买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大宅。“很多人都是冲着钱去的，”他承认，然后顿了一下，“还有兄弟情。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他又停了一下，好像在寻找最深刻的那个理由，然后又说：“管他呢，我就是喜欢待在下面。”
约翰在三号隧道干满了五年，升任工头。他目前的任务是建造纽约市最新的“大鼹鼠”，也就是一台二百三十吨重的掘进机。位置是在第十大道，就在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掘进机于七十年代展开试验，1992年正式用于输水隧道挖掘，已经成为了沙猪们最重要的设备，意义相当于印刷机的发明。2003年2月，最新的一台掘进机由新泽西州运抵曼哈顿，分成重量六十至一百三十吨不等的部件乘平底拖船运送，是乔治·华盛顿大桥下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重的东西。接着，部件会通过一台能承受住如此大重量的专用起重机降到第30大街的作业井下。
2月里的一天，掘进机在狭窄的隧道里组装完毕，约翰·瑞安就请我一起下井参观。隧道直径为十二点五英尺。掘进机已经推进了近半英里，我们坐着左右摇摆的轨道小车到了隧道尽头。地下水从周围的岩壁中渗了出来，在小车高速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溅到我们身上。过了大概五分钟，我们突然停住了。远处有一台硕大无朋的机器，与其说像钻洞机，不如说像太空飞船。掘进机的液压引擎发出轰鸣，灯光一闪一闪的。“来吧，”瑞安朝它走过去，激动地说道，“这只是牵引车而已。”
这台牵引车——包括一条往外运碎石的传送带——占据了隧道的大部分空间。隧道一侧建了一道狭窄的平台。洞里有十五个左右沙猪，碰到他们时就要让开，把脸贴在潮湿的岩壁上。越往里面走，掘进机就越像一只巨型生物：庞大的圆柱形手臂攫住岩壁，推动“大嘴”向岩石前进。掘进机的部分区域有工程师在看电脑屏幕，配备的激光器能够精确地标记前方岩石的类型。
警报声响了，人们开始在平台上跑来跑去。“怎么了？”我紧张地问。
“没事，”瑞安说，“要开动机器了。”
掘进机咳嗽着，飞溅着，颤抖着。地表气温只有二十华氏度，而此处的气温却被掘进机加热到了八十华氏度，有些人都开始脱衣服了。又走了七十五码，我们终于抵达了掘进机的前部：一个拥有二十七个刀片的圆形巨盾，每个刀片重达三百二十磅，它们紧紧贴在作业面上，弄得底下模糊不清。刀片是液压驱动的，威力很大，噪音也很大，把花岗岩一片片地削下来，然后装到传送带上，运到碎石车里。瑞安从小就是听着前辈们的传说长大的，他说真是不敢相信“我的太爷爷只有一根破石头棍”——这是沙猪的黑话，意思就是铲子。
在古罗马，人们用火和水让岩石裂开，然后用马匹运走。直到掘进机发明之前，隧道挖掘方法的改进都很有限。七十年代，原型掘进机被引入纽约，当时的许多沙猪害怕它就跟害怕塌方一样。
“这就像是约翰·亨利的故事，”齐克·多诺修解释道。这是一个传说，讲的是蒸汽钻发明之后，这个人要跟机器比试一番，“第一台掘进机进入布鲁克林时，刀片经常出故障，然后沙猪们就会拿着铲子和镐头跳进去。他们知道，机器是来抢他们饭碗的，而他们比掘进机干得还要好！当然了，他们后来完善了掘进机，并没有发生什么竞赛。”
一号输水隧道施工时，为了推进一百英尺，至少需要八十个人用一周的时间，又是钻石头，又是搞爆破的。现在有了掘进机，不但需要的人力少了很多，而且同样的距离只要一天就能完成了。
然而，即使有掘进机加持，截至目前，三号隧道已经花费了一号或二号隧道完工时间的六倍。有人认为，它在预定的2020年之前是完不成的。“我们二十年前就该搞定了，”吉米·瑞安说，“但市里总是出事。”
地上的情况几乎与地下同样艰难。一期工程拨款十亿美元，分配给了多家承包商。自此之后，成本就开始超出预期，数额以百万美元计。攀升的成本让市政府望而却步，于是承包商延宕，工程也耽搁了下来。1974年，纽约市宣布破产，于是施工彻底中止了。总共耽误的工期将近十年。1981年，工程只完成了一个零头，但随着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两条旧隧道承受的水压超出了设计值的百分之六十。纽约市政府感到无力回天，便请求联邦政府出资协助。
与此同时，有声音认为，工期延误的部分原因在于坦慕尼大厦式的阴谋。供水委员会负责工程监督。它有过辉煌的名声，现在却成了“民主党的摇钱树”——用一名批评者的话说。斯坦利·弗里德曼是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大掮客（后来被判处了诈骗罪），获得了委员会的一个终身职务，月薪两万美元，有办公室和秘书，还配了公车司机。“我当市长的时候，委员会就是政客养老的地方，”科赫告诉我，“他们什么事都不做。”
委员会被解散了。但是，1986年，负责监督输水隧道采购工作的环保局官员爱德华·尼卡斯托警告说，有些合同依然存在监管不当的问题。“从里面盗窃公款真是太容易了，简直令人吃惊。”他当时对一名记者这样说。
近年来，施工延误的罪魁祸首似乎不再是为了欺骗公众，而是试图安抚公众。供水委员会时期，居民区只有被拆迁的份，现在换了环保局当家，它们却成了施工的阻碍。1993年，环保局试图在东68街钻一口井。这时，市议会议员查尔斯·米拉德发出抗议，说自己的办公室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家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numby运动，也就是“别建在我家后院”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94年，工程师花了两年时间规划新作业井的地址，结果杰克逊高地的居民发起了一场抗议活动，举着写有我们不要这口井！的标语，工程师被迫另寻新址。“每次要选打井的地方，大家就都说‘供水系统真是个奇迹，不过请换个地方吧’，”瓦尔德告诉我，“‘我们要在那里盖一座合作公寓——或者酒店、公园’。”斯科特·切斯曼是环保局的工程师兼地质员，他补充道：“本来七年就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花了三十年，而且几乎没有一块是彻底完成的。就像回到了十九世纪初一样。”
实际上，年代久远的特拉华引水渠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水渠长八十四英里，将水从纽约州北部的水库送到扬克斯，在这里与一号和二号隧道相连。环保局的多份报告显示，1995年每月从特拉华渠流失的水量约五亿加仑，造成了阿尔斯特与奥兰治两县的巨型空洞。2000年，月流失量有时会超过十亿加仑。河流卫士组织的一份调查警告说，引水渠可能发生“坍塌”。果真如此，流入纽约市的水量就会减少多达百分之八十。
2000年春，环保局决定派遣潜水员修补特拉华引水渠最初的水阀之一，地点位于达奇斯县的切尔西镇。此处阀门的破损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泄出水流的时速可达每小时八十英里。“我们用两三个月建了阀门和作业井底部的模型，”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约翰·麦卡锡说，“团队模拟实地条件，在大约五十英尺深、没有光照的环境下进行了实验。”
训练多日后，工程师将一个潜水钟和一个减压室运到了泄漏地点。四名潜水员来自同一家公司。2000年8月，该公司参与打捞了沉没于巴伦支海的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为了适应地下的强大水压，他们在减压室里待了二十四个小时。减压室和面包车差不多大，只不过是球形的。外面是阀门和软管，还有一个气密门用来送入食物（大多为流体食物和花生酱）和送出排泄物。减压室内的压力逐步提高到了地下七百英尺的水平。
在这二十四个小时里，他们呼吸着百分之九十八氦气与百分之二氧气的混合气体。然后，两名潜水员爬进了十三英尺高、固定在减压室顶部的潜水钟。封闭完成后，一架起重机就把他们吊了起来，送至通往引水渠的井下。潜水钟与井壁的距离只有几英寸。到达底部后，一个人爬了出来，向裂缝处游去。（另一人留在潜水钟内，以防不测。）他穿着潜水服、面罩和水肺，携带防水工具箱。泄出流水的压力相当大，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原地不动。最终，他把一个黄铜塞子插到了一个洞里，然后用钳子拧紧，再用环氧树脂固定。
每次作业时间至少为四个小时，然后潜水钟会被拉出水面，换另两名潜水员。“心脏弱的人可受不了。”麦卡锡说。修复工作用了十天时间，后来大家又在减压室里停留了十五天。
然而，人们怀疑，卡茨基尔山的郎道特水库和普特南县的一座水库之间还有多处大得多的裂缝。2003年6月，环保局派出了一艘自制潜水艇（造价两百万美元），沿着特拉华引水渠上溯了四十五英里。这项工作对人类来说太危险了。潜水艇重一千八百磅，绰号“珀耳塞福涅”，共拍摄了三十五万张照片。“它有点像个长着鲇鱼须的鱼雷，”瓦尔德局长告诉我，“它有马达驱动，伸出的长须能让它从墙壁上弹回来，以便保持在隧道中央。”位于科德角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正在与纽约市环保局共同审阅照片，评估管线的结构完整性。
但是，就算确定了裂缝位置，工程师也想办法把它们堵上了，我访谈过的大部分环保局官员还是认为，引水渠最危险的部分并不在这里。他们更担心靠近市区——尤其是一号和二号隧道——的地方，水渠在那里更深，而且阀门埋在地里，因此更难接近，连自动导航的潜水艇都做不到。部分沙猪认为，这些部位之所以没有整个垮掉，唯一的原因是内部的水压在挤压着墙壁。供水系统的前首席工程师马丁·霍普曼曾指出：“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头条新闻，直径二十四英寸的水管破裂，把街道淹了，把地下室淹了，把地铁淹了。人们以为这就很可怕了。但是，隧道破裂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最头疼的……是时间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争取不到时间。”
现在还加上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虽然公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投毒上，但官员们认为，供水系统足以将毒性稀释。他们说，更大的危险在于，恐怖分子可能赶在三号隧道投入运营之前把一条隧道炸掉。“那真的很可怕。”瓦尔德说。沙猪工会领袖菲茨西蒙斯补充道：“只要攻击位置选得准——我不想这么说，但这是真的——你就可以让整个纽约城无水可用。”
我跟约翰·瑞安下井的那天早晨，他告诉我：“我希望我们能把三号隧道修好，这样我爸就能亲眼看着它完工了。”
掘进机正在岩石上钻孔。几名沙猪已经在地面铺设了新的轨道，正在把大锤狠狠砸进石头里。
“成了！”瑞安喊道，“检查一下刀片头。”
他戴着安全帽抬头看我。“你要去吗？”他问。
“去哪儿？”
他指了指掘进机底下，有一条小道能通到机器的中央。其他两名沙猪已经在往里爬了，过了一会儿，我也跟了进去。一开始，空间只有不到三英尺高，我们只能四肢着地。有一名自称彼得的沙猪，安全帽上亮着灯，在地面上摸索前进。“在底下钻真讨厌。”他说。
另一个工人也把灯打开了。于是，我看见了通道前面是一个五英尺长的走廊，与掘进机头连在一起。
“约翰，做好准备以后，”彼得朝留在外面指挥的瑞安喊道，“你就把机头收起来。”
我们又匍匐了几分钟，看着掘进机的刀片朝一个方向旋转几度，然后反向，如此往复，直到机器终于停了下来。
“最危险就是这时候。”彼得说。接着，他把肚子贴紧地面，手往前伸，脚开始扭动，穿过狭窄的通道，来到掘进机的刀片处。他在泥水中滑了出去，我也贴在地上如法炮制。很快，我就站在了齐膝深的泥水中，凝视着巨大的金属刀片。我想要退两步，但后背撞到了硬东西：隧道的尽头。我们被夹在了掘进机和岩石之间。“可千万别有东西动啊。”彼得说。
地下水从顶上往下渗，滴在机器上，车底的通道中充满了蒸汽。
“上啊，摸摸看。”彼得指着一个刀片说。
我伸出手，摸到了它的边缘。由于摩擦的缘故，它很烫。“上面都能煎鸡蛋了。”彼得说。
又有一名沙猪挤了进来，现在唯一能动的就是脑袋了。水慢慢地升到了大腿的高度。彼得仰起头来检查隧道，确保岩质完好。刀片接触的地方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同心圆。“有点像飞镖靶子，是吧？”彼得说。
“像年轮。”另一只沙猪说。
他们检查了刀片，看是否需要替换。
我告诉他们自己该走了。
“就快好了。”彼得说。
另一名沙猪先走，然后是我，最后是彼得。再次看到约翰·瑞安时，他看着我满是污泥的衣服，拍了一下我的后背以示庆祝。“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他说。
回井口时没有小车坐了，于是我走完了隧道全程。“要是看见装碎石的车过来，”瑞安告诉我，“抓住隧道边上的管线。”
过了几分钟，掘进机的声音逐渐远了，隧道空荡荡的，很安静。这段隧道已经一眼望不到头了，但还不到三号输水隧道规划长度的六十分之一。要是把各级输水管线和引水渠的长度都算上，更是只能占千分之一。在地下之旅中，我第一次对这座城下之城——许多工程师口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有了些许认识。
没多久，远处传来了一道闪烁的亮光。我以为是碎石车，于是按照瑞安的指导，紧紧抓住了隧道边上的管线。但其实只是一位送我出去的沙猪。
回到井口，我走进工房换衣服。长凳上有个精瘦小伙挨着我坐，安全帽歪戴着，就跟老式软呢帽一样。他是吉米的小儿子格雷格，长得跟他爸爸像极了。“我是2000年入行的，三号隧道皇后区段，”他说，“他们管我们叫千禧小猪。”
他只有二十岁，稚气未脱。白衬衫脏兮兮的，防水工作服对他的细腰来说有点大。他的锁柜上挂着洋基帽，还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今天的晚餐：小牛排三明治。“在下面吃这个比较快。”他说。
旁边有个沙猪在穿衣服，格雷格看了他一眼。那个人的左手被作业井的大梁砸断了，食指没了。“我有时候还会害怕，”格雷格说着抬起安全帽，取出一盒薄荷味香烟，点了一根，叼在嘴里，他之前就老看他爸爸这么干，“我爸告诉我别多想。越想越坏事。”
格雷格转身向外走去，他哥哥约翰正在从笼子里出来，满脸都是污泥。约翰走到地面上，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然后拍了拍格雷格的肩膀。“注意安全啊，没事吧？”格雷格点点头，一言不发地下到了黑暗中。
——2003年9月
“杰克腿”是一个俚语，意思是水平低的新手。
原文为tammanyhall，是纽约社交慈善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总部大楼，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长期滋生政商勾结的罪行，用以指代权钱交易的龌龊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