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有意识吗？”谢伊问。
切拉索尼想了半天：“我记不得了。有些细节还是想不起来。”
谢伊又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切拉索尼说，消防队的医生扯开了谢伊的衬衫和裤子。“我拉着你的手。你不停地问我，‘其他人呢？他们好吗？’我说，‘挺好的，他们都挺好的，都在外面笑呵呵的。’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只是为了让你好受点，”切拉索尼顿了一下，然后问，“他们到底好不好？”
谢伊摇着头说：“不好。一个都没活下来。”
“抱歉，”切拉索尼说，“我真的不知道。”
吃完饭以后，切拉索尼的妻子让他们坐好，然后拍了一张合照。“我知道，他不想忘掉这一刻。”他说。
切拉索尼凑了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谢伊。“那一天，上帝与你同在。”他说。
谢伊不发掘自己记忆的时候，就一场接一场地参加追悼会。当天的遇难者中，有十分之一都是消防队员。谢伊所在的大队有三十三人牺牲，站里有十一人遇难，包括队长弗兰克·卡拉翰，还有他一向尊敬的资深队员布鲁斯·加里。“加里是个老消防，干了二十多年了，”谢伊告诉我，“他就好比《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他很有智慧。我想一直跟着他干。我要问他，‘为什么是你？你是每个人的宝贵财富啊。’我？我是个乐天派，但是大家都是乐天派的时候，就不会来找我了。”
谢伊尽可能参加每一场追悼会，但是毕竟数量太多了，他不得不去做局里每个人都要做的事：在朋友之间作出选择。10月底，虽然纽约市内也有一场悼念活动，但我还是陪谢伊去了另一场弥撒，地点在纽约州北部，悼念他之前的副队长约翰·金利。谢伊还不能开车，于是史蒂夫·凯利把我们送了过去。凯利和谢伊都穿着a类礼服：海军蓝正装加白手套。
当他们在车里聊起那些故去的同事时，谢伊似乎有点疏离，仿佛在看一篇新闻报道。他近旁的几个人注意到，他显得越来越冷漠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谢伊告诉我，“我不够悲伤。我应该更悲伤一些的。”
其他人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多——在世贸中心搜寻、在消防站里一起吃饭、在赫尔利警局餐厅喝酒——谢伊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现在，他盯着窗外换季的树叶。“看啊，”他说，“橙色的，紫色的。”
“你还好吗，小凯？”凯利问道。
谢伊摇下车窗，任由风拂过脸庞：“没事。”
我们到教堂的时候，几十名消防员已经列队站好了。里面没有尸身。棺材本来应该放在祭坛边上的，现在用一顶消防头盔代替。“我永远忘不了那段记忆，”金利的一位兄弟在悼词中说道，“我相信，时间会抚平这份伤痛，因为记忆永远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鲜活。”
我瞟了谢伊一眼。其他人都开始抽泣了，而他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表情极其空洞。
到了10月末，谢伊开始对寻找记忆失去兴趣了。“有什么意义呢？”他问我，“我要找出什么呢？他们都死了。”
有一天，他从一位死去同事的亲属那里得知，9月11日的一则新闻视频表明，40号消防车队的人和他的卡车进入了双塔范围内。他想，任务终于结束了，于是准备观看视频。在这份颗粒感十足的视频里，他看到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进去了，但他没有。“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谢伊说，“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最后，他不再寻找答案了，而是投入到了帮助遇难消防员家属的工作中。他多次担任募捐活动的主题发言人，虽然他的手腿挫伤的地方，还有手术去除了大量受损组织的腹股沟区域仍然疼痛不已。去年11月份，他几天前刚从加州的另一次活动上回来，就又去了布法罗的一次筹款会，那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不肯让自己痊愈，”斯黛茜告诉我，“他承受了太多伤痛，但他什么都不肯说。”
他正看着场地，这时，一个陌生人提出要跟他合影。他走开了。
第二天清晨，587次航班在肯尼迪机场附近的洛克威半岛坠毁。记者相信这也是一次恐怖袭击，于是试图请谢伊发表评论。他没有跟他们说话，而是走进酒店健身房，戴着颈托走上了楼梯机，看着电视里大火燃烧的画面。“请问你有什么感受，谢伊先生？”他模仿着记者们说道，“请问你有什么感受？”
“他开始做噩梦了，”斯黛茜说，“拳打脚踢的。”
他告诉我：“我记得梦的内容。”
一度压抑的情感卷土重来。他时不时地流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他说。
他看了一篇讲创伤后应激的文章，还画下了文中的一句话：“伤痛不是问题。这是恢复的第一原则。”
到了12月初，消防站里的很多人也表现出了症状。“这是有征兆的，”凯利告诉我，“大家的婚姻也开始起火了。我不知道酗酒是不是比以前更严重，但肯定是有。”
虽然其他人都在消防站“大家庭”里寻求庇护，但谢伊之前离开了一阵子，现在感到了疏离。许多顶替死者的新人基本上不认识他，谢伊第一次试着重新融入团体。“跟他们在一起，”他说，“这是我现在的头等大事。”
他们一起去罗斯福岛参加反恐培训。“他兴奋极了，”斯黛茜说，“他又能穿上制服了。”
12月中旬，他的颈托拆了。断骨自然长好需要一年时间，之后他就有可能重返一线了。然而，在大家吃饭聊天的厨房里，他觉得别人都在躲着自己。有时，他上午来了，几乎没人认出他，他说，他想要引起话题，但他们似乎不感兴趣。“许多人连看都不愿意看我，”谢伊有一天在车里告诉我，“说起来奇怪，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我让他们想起了其他人。”
还是12月，谢伊有一天醒来，独自站着。“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我跟伙计们一块死了，事情就简单多了。”他说。
凯利告诉我：“真是不忍心看。每次我跟他讲话，他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凯利接着说道，“首先，他需要身体上的痊愈。在此之后，他就有希望归队，当一名全职的消防员，他就靠这个活着了。他肯定会往上升的，他很擅长看书。”
9·11袭击三个月纪念日前夕，谢伊早早来到圣诞活动现场，参与布置。许多死者家属也在，他准备了热狗和德式酸菜。他跟其他人一起忙活，说着“是，长官”“不是，长官”。“跟我说话的人多起来了，”他说道，“也许时间真的是良药。”
消防站墙上悬挂着9·11当日的出勤人员名单，是一块黑板，写着每一个上了车，但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的名字。黑板外面罩了一层有机玻璃，以作长久纪念。底下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凯文·谢伊”，几乎像是后补上去的。
“我要过去了。”谢伊说。
他有一天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声音很激动。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在讲起爆点。他说，第二天下午，消防局会来切尔西接他们。
那天很冷，谢伊穿着运动衫和登山靴。斯黛茜站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那一天之后，他再也没来过这片区域，而且在电视和报纸上也会有意回避相关的画面。利亚姆·弗拉赫蒂是第四搜救队的，出现在了消防局的面包车里。他在培训学校里当过谢伊的老师，9·11之后，他坚持在遗址中寻找同事的遗体，每天只留出一点睡觉的时间。“我那天看到他们了，真是了不起，”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一直往里冲，顶着倒下的大楼往里闯。”
我们穿过了几个检查哨，试图重走谢伊载着队员前行的路线。谢伊把脸压在车窗上，清除玻璃上的哈气。我们能看见废墟里的起重机顶部，外面还有两根巨型金属大梁，熔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你看，”谢伊指着对面的车窗说，“那就是40号消防车。我们就是开着它进去的。”路边停着一辆红色大卡车，侧面喷着“40”的号码。“它肯定被人移动过了，”谢伊说，“我们没把它停在那里。”他看了看我，希望获得支持：“对吧？”
穿过最后一道检查哨后，弗拉赫蒂说：“就是这里了。走吧。”
“这是南塔。”斯黛茜说。
“哪里？”
“那边。起重机旁边。”
“我的天哪。”谢伊说道。
眼前只有天际线上的一个大洞。弗拉赫蒂停好车，大家下来了。弗拉赫蒂给每个人发了安全帽，还大声喊着要我们接近废墟时小心。
“大堂指挥中心在哪？”谢伊问道。
“地下十层，”弗拉赫蒂说，“现在火还没灭。”
谢伊眨了眨眼。一下子，记忆的碎片开始联结起来了。“我抓着紫色的k类灭火器，”他说，“我要去找35号云梯车队的同事。有人在往下掉。我记得他们砸在了地上。我记得声音。我去给车灭火。接着，我进了指挥中心。我看见了帕特罗切洛，”他闭上眼睛，“我拥抱了他。我让他注意安全。”
他停了下来。他是怎么从大堂指挥所来到阿尔巴尼大街的？他不可能跑那么快。“也许是冲击波，”弗拉赫蒂说，“很多人都被冲击波带了出去。”
“阿尔巴尼大街在哪儿？”
“就在这里。”弗拉赫蒂说。我们开始奔跑，泥水溅到了鞋上。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的车依然遍布灰尘，车窗也碎了。谢伊回忆道，医生告诉过他，他说过自己朝着光亮爬了二百英尺。谢伊走了几步，停下，身子转过来。“他们在这里发现我的，”他说，“就是这里。”他回望着远处的塔楼：“附近有车库吗？”莱亚姆说路的尽头有一个，于是我们接着跑去，经过了路边一座焚毁的建筑物，还有几个戴着医用面罩的人。“肯定就是这里了。”谢伊说。
小小的车库有点潮。我们等了一会儿，接着冲回街上，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最后来到哈德逊河畔：“在这里，他们把我抬到了担架上。”
他的故事融合了弗拉赫蒂提出的“冲击波”理论，还估计了风速与冲击波的强度。讲完时，我们又冷又累。回到遗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工人们已经打开了探照灯。其他人四处闲逛的时候，谢伊径直走向南塔的残骸。
他站着，耳中是起重机的呼啸声。我盯着他看了几分钟，然后问道：“你还好吗？”
“还行。”
经过历时数月的寻觅，他似乎明白了：他可能永远不能知晓全貌，用逻辑把那天的事情串起来是不可能的。“我太累了。”他一边说，一边擦了擦眼睛。我宽慰他说，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尽到了职责，需要放手了。
谢伊朝大坑又走近了一点，双脚在边缘试探，说道：“我今天来，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证明——哪怕一件也好——我当时不只是在一味自救，还尝试过挽救其他人。”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