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消防员文化的一部分。有些仪式是为活人而创立，用以送别死者的。9月11日，40号消防车队和第35号云梯车队了解到，队里所有去了世贸大厦救灾现场的人——共有十二名，包括一名队长和一名副队长——都失踪了。于是，全队赶忙来到现场，他们决定，至少要完成自己的仪式。最后，他们在原爆炸点附近找到了消防车和云梯车，车上覆满烟尘。他们试图“重现”当时的场景，用后来一名队员的话说：失踪者去了哪里，他们最后干了什么。他们使用钩锁发现了失踪消防员的备用鞋、一件扔掉的衬衫，还有一副墨镜。慢慢地，他们分成临时小队，在瓦砾中分散作业，试图找到同事的足迹，一点点在废墟中寻觅，最后却一无所获。
当天晚上，经查明的失踪人数已经达到数千，突然有消息说，搜救人员发现瓦砾下面埋着一个人。经辨认，此人叫凯文·谢伊，是40号消防车队和35号云梯车队的成员。而且他还活着。他被紧急送往新泽西州的一座医院，同事们赶忙前往，以为他能透露其他依然受困的同事们的位置。“只要找到一个，”消防队的资深成员史蒂夫·凯利后来回忆道，“其他人就有希望。”
当他们赶到病房时，谢伊躺在床上，已经醒了。他的颈部有三处骨折，一只大拇指被切断，但看上去脑子还算灵活，看到老伙计们也很高兴。大家拥抱过谢伊之后，就开始问他事情。还记得你当时在哪里吗？有个人问。
“不记得了。”他说。
那你知道双塔倒下之前其他人在哪儿吗？
谢伊困惑地看着他们：“双塔倒了？”
其他人都忘不了，唯有幸存者不记得，这简直像是一个都市传说。恐怖袭击两周后，我去拜访了谢伊。他那时刚刚出院。见面的地点就在他工作的消防站，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与第66大街的路口。他对我说，自己确实失忆了。“严格来说，我不应该上工的，”他说，“不过我还能接电话，而且我觉得伙计们在身边有好处。”
他有意大利和爱尔兰血统，长相俊美，一双棕色眼睛炯炯有神。但是，他还戴着固定下巴的颈托，头发也被医生剃光了，看上去有点诡异的僵硬感。他低头接电话的时候，我能看见他头皮上一道弯曲的干涸血迹。“我的第五节颈椎断了。”他说。
在消防站外面，人们纷纷前来点亮蜡烛，悼念死者。他们知道谢伊在里面之后，便要顺便进来看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他成为了生者祭拜的神龛——大难不死之人。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走了进来，给消防队捐了款。“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她说。他微笑着用完好的那只手接下了支票，但是人越来越多，他便感到有些不自在。“这跟我没关系。”他对一个称赞他勇敢的人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后，他转向我说道：“别把我写成一个英雄。”
他看了看屋子里的失踪者照片和追悼会通知。他说：“我可能是吓坏了，然后……”他的思绪断了，闭上眼睛，仿佛要从虚无中唤起某些事情。困扰着他的似乎不只是记忆的空白，还有因为失忆而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做了什么才得以独活？“我愿意相信自己是那种一把将人推开救他一命的人，而不是吓得逃跑的人，”他说，“但是，不管我有多努力，都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记忆好像也随着大楼崩塌了，现在只能一点点地把整件事拼起来。”
有些事情他确实记得。他记得麦克·德奥瑞亚，二十五岁，新来的，腿上有一个玛雅文身。他记得弗兰克·卡拉翰，队长。麦克·林奇，另一名消防员，本来都快结婚了。他记得他们都拿着什么：一根撬棍、一个大锤、一把斧头、一个液压扩张器、八便士钉、消防索、铁丝剪、卡盘、一把螺丝刀。他记得，9月11日那天，被警报唤醒时是上午9时13分。他记得大家都上了车。他记得消防车。他记得问过副队长是不是恐怖袭击，副队长说是，然后他们就沉默地上路了。
他还记得一些事情：他的绰号，瑞克谢伊（ric-o-shea）；年龄，三十四岁；最喜欢的颜色，黄色。他记得跟女朋友见面，她叫斯黛茜·霍普·赫尔曼。他记得自己在长岛长大，爸爸妈妈吵架，十三岁时妈妈走了。他还记得一些想要忘掉的事情——那些无法消融的东西，还有多年以来所有散碎的记忆。
记忆是破解自我的密码，不只是日期和事件，更是纠结、顿悟和改变。它对从悲剧中平复过来极其重要。经历创伤事件后，人们往往会将某些记忆整合为有意义的叙事。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里，跟谁说过话。但是，当叙事发生了动摇，部分——乃至大部分——记忆缺失了，那又何以自处呢？
在9月的最后一周，我陪谢伊去了圣查尔斯医院和长岛康复中心。关于他的失忆，医生们还不清楚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抑或兼而有之。神经心理学家马克·桑德伯格在大厅里接待了谢伊，把他领进了狭小的办公室。桑德伯格关上门后，两人面对面坐下。“我对你了解很少，”桑德伯格说，“你还记得什么？”
“我能告诉你我记得什么，还有别人跟我说了什么，”谢伊说，“我记得接到警报就过去了。我是35号云梯车队的，但正好有一台消防车，正好有个空座。我那天本来不当值，就问‘我能去吗？’。”
医生看起来很惊讶：“你那天不当值？”
谢伊解释说，他是“见义勇为”，或者说是自愿地去做“正确的事”。他继续说：“领导同意了，然后我……沿着西侧高速路开……我们注意到有车着火了，到处都有碎片落下——就像下大雨一样。到处都是金属和玻璃碎片。还有人掉下来——”
“是你自己记得，还是别人跟你讲的？”
谢伊闭上了眼睛：“自己记得。”
桑德伯格在本子上写了几条笔记，然后让谢伊继续。去现场的路上，谢伊说，他把录像机拿出来了。他有时会把火场拍下来以备日后训练。“我记得是放在塑料袋里的，然后揣到了自己的外套里，”他说，“我知道没多少时间拍。”接着，他就准备冲入混乱的火场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再醒来就是在医院里。”
“你之后恢复记忆了吗？”
“嗯，开始恢复了。时有时无的。他们那时给我用药了，吗啡吧，我觉得是。他们说我有意识，不过我也不清楚。”
“有意识不代表就有记忆。这叫创伤后失忆。”
“是这样吗？”
“我想搞清楚的就是这个。”
谢伊缠着绷带，有点坐立不安：“有人说不记得最好。我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不是要救人这件事，也许有助于应对这种应激后……随便你怎么称呼吧。”
桑德伯格问队里跟他一块去的人里有几个失踪了。谢伊第一次从绷带里把头抬起来。“全失踪了，”他说，“除了我一个。”
他从没想过当消防员。他来自消防员世家——爷爷、伯伯、爸爸、哥哥都是——但他是个异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那种肌肉男”。跟许多人相比，他的身材要小一些，更有书卷气。他不喜欢运动，也不喜欢喝酒。他起初是做软件的，干得很棒。但是，1998年的时候，他觉得应该继承祖业了。
2001年夏天，初到40号消防车队的35号云梯车队时，他凌晨3点钟就到了。其他人正好出勤，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鸡蛋、法式吐司和浇着巧克力的草莓迎接他们。“他们看着我，就好像在说‘这个疯子是谁？’。”谢伊回忆道。
“很多同事都不知道该拿小凯怎么办。”史蒂夫·凯利说。
但是，他对工作展现出了近乎虔诚的投入。后来，他渐渐发现，自己岗位的要求就是乐于助人。对长官要斩钉截铁：“是，长官！”“不是，长官！”听电话时则要内敛：“我是消防员凯文·谢伊。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虽然不少同事觉得谢伊受了这么重的伤，肯定要退休了，但是他承诺要在圣诞节前重返岗位。“我有家庭，”他说，“但这里也是我的家。”
在恢复期，他坚持肌肉锻炼和高蛋白饮食。但是，他跟某些失忆的人不一样，他忘不了自己忘了某些事。不管是随便看电视节目，还是遇见了失踪人员的家属，他都会想起记忆中的空白。
有一次，一名消防员无意间向谢伊提起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有一名孤独的搜救员，他没有努力把遇难者搬出来，而是在双塔前吓坏了，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人。”谢伊说。
他哥哥布莱恩告诉我：“他需要把事情搞清楚。我不想三十年以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莫名的愤怒。我不想他变成那种精神崩溃的越战老兵。”
他也认为，恢复这段记忆是有必要的——“不管最后发现什么。”于是，他连绷带都没拆，就开始像侦探一样分析线索。
侦查的起点是一份病历，上面写着：“患者，三十四岁，白人男性，消防队员……在世贸中心外围被掉落物击中，失去意识。”
谢伊很快查到了9月11日接诊自己的神经科医生是谁，然后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细节。医生说，他只知道谢伊是在担架上被抬进来的，颈部伤口似乎是从前部击中的。“还有别的吗？”谢伊问，“什么都行。”
医生想了一会儿。“嗯，我还记得一件事，”他说道，“你说自己朝着亮光爬了二百英尺。”
谢伊不记得爬过，甚至不记得这样说过。“我脖子都断了，怎么能爬二百英尺？”谢伊问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试图采用更系统的办法。他采访了亲朋好友，问他们记不记得自己在医院里透露了什么细节，他自己后来都忘了的细节。有人告诉他，他当时说自己抓着一个紫色的k类灭火器，是扑灭飞机失火用的。
后来，知道他在找线索的人多了，他被信息淹没了。一天早晨，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了一张名单，上面有几十个人，都说自己有消息。“人们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说‘是啊，我当时就在现场，是我把你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乔·帕特里切洛，消防队副队长，谢伊跟他认识很多年了。他打来电话说，第一座塔楼即将倒下时，他看到了谢伊。“你在指挥中心拥抱了我，”帕特里切洛说，“你记得吗？”
“什么指挥中心？”
“南塔里的。”
谢伊脑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一个满是人的房间。他们站在即将分崩离析的南塔大堂里。“我记得。”谢伊后来告诉我。“我敢确定，”他兴奋了起来，“其他事情可能也会想起来的。”
没过多久，谢伊接到了一名当时在现场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谢伊，谢伊是在阿尔巴尼大街的瓦砾中被发现的。谈话之后，谢伊拿出一张纽约市地图，在面前展开。他测量了南塔大堂——他在那里拥抱过帕特里切洛——到阿尔巴尼大街的距离，回想自己是怎么过去的。他做了几条笔记：第一座塔楼倒下十分钟前见过帕特里切洛。塔楼九秒钟内就倒了。阿尔巴尼大街，隔着一个街区。
他努力不做假设，但还是忍不住开始构建故事的片断。“我是在阿尔巴尼大街被发现的，”他要把这作为事实告诉别人，“我在大堂指挥中心里，拥抱了副队长帕特里切洛。”
10月17日，恐怖袭击一个多月以后，谢伊第一次回局里看看。墙上钉着一篇《每日新闻》的文章，内容是第一座塔楼倒下后，几名消防队员解救了两名倒在街道上的人。一人身负重伤，脸都被灰尘熏黑了。文章中说，他的名字叫凯文·谢伊。“我看着它，脑子里就想，‘这就是我啊！’”他回忆道。他把文中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然后求其他消防员帮自己找到他们。
几天后，他在上东区的一座地铁站外把车停下。他的公寓就在不远处。回家途中，一名路人大喊道：“我的天啊，你是凯文·谢伊吗？”谢伊看着他的脸，但认不出这是谁。“别跟我说你不记得了。”男人说道。
“记得什么？”
“我们在同一辆救护车上啊。”
谢伊想到，《每日新闻》里面说，与他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的消防员。“你就是另一个？”谢伊问。
陌生人微笑着说：“是我。里奇·博埃里。”
两人握了握手，像初次见面一样。谢伊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继续问博埃里问题。博埃里说，他们先乘消防车上了一艘警船，然后穿过哈德逊河，到了新泽西。“我讲没讲队里其他人的事？”谢伊问道。
博埃里摇了摇头：“你只是不停地说，‘双塔倒了吗？’”
又过了几天，谢伊还是忘不了那次偶遇。“我就是在街上走路，突然，就有一个人出现告诉我当时的情景。”他说。谢伊感觉想起了更多的事，于是拿起电话，打给了汉克·切拉索尼队长。根据《每日新闻》的那篇文章，他是救了自己的消防员之一。两人约定在上东区的一家餐厅见面，谢伊还叫上了女友斯黛茜。“我希望自己能撑住。”他说。
他们来的时候，切拉索尼和妻子已经在店内等待了。他五十多岁，谢顶，髭须花白，穿着消防服。吃着鸡蛋和法式吐司，切拉索尼讲了失忆给自己带来的困扰。他被击中的是头部，起初竟然连工作了十七年的消防站在哪里都不记得了。记忆慢慢恢复后，他想起来在第一座塔楼倒下后，他偶然在大道中央碰到了谢伊。“我还以为你死了，”他说，“一动不动的。”
谢伊的脸一下子白了。切拉索尼问谢伊，他还要不要说下去。谢伊点了点头，切拉索尼就讲，自己和其他人刚把谢伊抬上背板，就听到了第二座塔楼的轰隆巨响。“我们把你抬起来就跑，穿过小巷，进了一间车库。接着突然就黑了，一片阴暗。”切拉索尼在餐巾纸上画了一张地图，标了车库的位置：在西大街和阿尔巴尼大街的路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