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年近六十，一头银发，声音刺耳，活像廉价侦探小说里的人物。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大红色的丰田敞篷车，当时跟朋友说：“你觉得老头开这车怎么样？”虽然帕克一直想当私家侦探，不过之前三十年他都在卖建材和木料，最近才得偿所愿。1994年，帕克遇到了一对圣安东尼奥的夫妇，他们二十九岁的女儿遭到强奸，还受了致命刀伤。这件案子没有破，于是他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在研究它。他发现，一名最近假释的杀人犯之前住在受害者家旁边。于是，他来到屋外蹲点，坐在一辆白色面包车里，拿着红外望远镜往里面看。嫌疑人很快被捕，最后定了谋杀罪。受到这次经历的鼓舞，帕克成立了一个“谋杀俱乐部”，专门破解冷门案件。（成员包括一名大学心理学教授、一名律师、一家炸货店的厨师。）不出几个月，俱乐部就找到证据将一名空军军人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勒死了一名十四岁少女。1995年，帕克获得私家侦探执照，于是就离开了从事一生的木材生意。
帕克跟《证据确凿》制片人谈过之后，很容易就知道了尼古拉斯·巴克莱住在卡雷和布莱恩家的房车里。11月6日，帕克和制片人、摄制组一行人来到此地。家人不想让尼古拉斯跟记者说话。“我很注重隐私。”卡雷说。但是，伯丁来到美国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了，他同意发声。“我当时希望获得关注，”他说，“这是一种心理需求。放到今天，我是不会做同样的事的。”
帕克站到一边，热切地听着这位年轻人讲述他编造的故事。“他冷静得像根黄瓜一样，”帕克告诉我，“没有低头，没有肢体语言。什么都没有。”但是，帕克对他奇怪的口音感到迷惑。
帕克在尼古拉斯·巴克莱的架子上看到了他小时候的照片，看看照片，又看看眼前的这个人，不禁觉得不对劲。他曾听说，人的耳朵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指纹一样，于是走到摄影师跟前，小声说“给他的耳朵一个特写。越近越好”。
帕克把这张尼古拉斯·巴克莱的照片揣进口袋。采访结束后，他马上回到办公室，用扫描仪将照片传到了电脑里。接着，他研究了《证据确凿》的采访录像。帕克把耳朵放大了比对。“有点像，不过不一样。”他说。
帕克请教了多名眼科专家，问他们注射化学药品能否将眼睛从蓝色变成棕色。医生说不能。帕克还与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的方言专家通了电话，得知一个人即使被监禁三年，也能很快恢复母语的口音。
帕克将自己的怀疑告知了当局，虽然圣安东尼奥警方之前已经宣布“自称尼古拉斯·巴克莱的回归男孩就是尼古拉斯·巴克莱本人”。帕克害怕尼古拉斯一家身边正住着一名危险的陌生人，于是给贝弗利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发现。据他回忆，他当时说：“不是他，夫人。不是他。”
“不是他？你什么意思？”她问道。
帕克讲了耳朵、眼睛和口音的事情。他在档案里写道：“家属感到难过，但坚称那就是小尼古拉斯。”
帕克说，他几天后收到了伯丁一通怒气冲冲的电话。虽然伯丁否认自己打过，但是帕克把它记录在案了。根据记录，伯丁当时说：“你以为你是谁？”帕克说自己不相信对方就是尼古拉斯，这时伯丁回敬了一句：“移民规划局相信我就是尼古拉斯。家人也都相信。”
帕克在想，要不就算了吧。他已经通知了警方，而且调查合同也快到期了。他手头还有别的案子。而且，毕竟知子莫若母。然而，男孩确实有法国口音，可能还带点摩洛哥腔。果真如此，一个外国人来到得州的偏远森林，跟另一家人住在房车里是何居心呢？“我以为他是恐怖分子，我敢对天发誓。”帕克说。
贝弗利租住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栋破旧公寓楼里，帕克去看她时就开始跟踪伯丁了。“我在同楼租了个屋子，看着他出门，”帕克说，“他直接去了公交站，戴着随身听，还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
伯丁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觉得跟卡雷、贝弗利一起住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走出家门，在街上游荡。“我并不喜欢走进另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似的，”他说，“我还没做好准备。”有一天，卡雷和全家给了他一个纸盒子。里面放着尼古拉斯的棒球卡、唱片和各种纪念品。他小心翼翼地一样样拿起来。有一封信来自尼古拉斯的一个女朋友。他一边读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不是他。”
来到美国两个月后，伯丁开始受不了了。他脾气很大，不爱理人，用科迪的话说就是“不正常了”。他不去上课了（有个同学嘲笑他说话像“挪威人”），然后就被留级了。12月，他开上布莱恩和卡雷的轿车去了俄克拉荷马。一路上车窗大开，播放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尖叫》：“我受够了诡计/谎言是恶心的……求你发发慈悲/因为我快受不了了。”他因超速被警方拦了下来，然后被捕了。贝弗利、卡雷和布莱恩把他从警察局领回了家。
他的生母吉莱纳说，伯丁往欧洲给她打了电话。他与母亲有不少矛盾，但似乎依然思念着她。（他给她写过一封信：“我不想失去你……要是你不见了，我也会跟着消失。”）吉莱纳说，伯丁悄悄跟她讲自己在得克萨斯，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她相信伯丁是她的儿子。吉莱纳感到很难过，就把电话挂了。
圣诞节前不久，伯丁走进浴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棕色的眼睛、染过的头发。他抓起剃须刀，开始划自己的脸。他被送进当地医院的精神病诊室观察了几天。后来，伯丁在笔记本里这样改写了尼采的一句话：“与恶龙缠斗之时，小心不要成为另一条恶龙。”他还写了一首小诗：“我的生活是虚幻的，每一天都是希望的影子/我真实的生活从未开启，我真实的事业从未完成。”
医生认为伯丁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可以回卡雷家的房车了。但是，他依然躁动，止不住地想真正的尼古拉斯·巴克莱到底怎么了。帕克也是一样。在确定伯丁身份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收集信息，找尼古拉斯的邻居谈话了。尼古拉斯失踪的时候，跟贝弗利一起住在圣安东尼奥的一座小平房里。尼古拉斯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森当时二十四岁，一度在犹他州与表兄弟同住，最近又搬了回来。杰森是个壮汉，一头长长的棕色鬈发，牛仔裤后边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把梳子。他身上和脸上都有灼痕：十三岁的时候，他刚往割草机里加完汽油就开始抽烟，结果把自己烧到了。卡雷说，因为伤疤的原因，“杰森担心自己会找不到对象，孤独终老”。他喜欢用吉他弹林纳·史金纳的歌，还有点美术天分，给朋友画的素描肖像都挺不错。他只读到了高中毕业，但人很聪明。他跟母亲一样有成瘾性人格，不仅酗酒，还使用可卡因。用卡雷的话说，他也有自己的“心魔”。
1994年6月13日，贝弗利和杰森报了警，说尼古拉斯三天前在打篮球，给家里打了个付费电话，要他们开车接自己回家，贝弗利正在睡觉，是杰森接的。他让尼古拉斯走回来，但是尼古拉斯一直未归。尼古拉斯跟妈妈刚因为偷网球鞋的事吵过架，她正在考虑把孩子送去少管所。所以，警方起初以为尼古拉斯离家出走了，虽然他身上没有财物。
警方报告中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里出了好几件事。这让帕克感到震惊。7月12日，她报了警，但是警官赶来时，她却说一切正常。杰森告诉警官，他妈妈“因为另一个儿子的失踪开始酗酒，对他大喊大叫”。过了几周，贝弗利又报了警，警方记录里的起因是“家庭暴力”。到了现场的警官说，贝弗利和杰森在“交换意见”，杰森被要求当天离开贝弗利家，他同意了。9月25日，警方又接到了电话，这一次是杰森打来的。他说弟弟回来了，正想进车库，但刚被杰森发现，他就跑了。值班警官的报告中写道，他“搜查了该区域”，寻找尼古拉斯，但是“没能找到他”。
杰森之后的行为越发怪异。他因为对警察“施暴”而被捕，贝弗利把他赶出了家门。科迪告诉我，尼古拉斯的失踪“让杰森变得一团糟。他开始滥用毒品，长期注射可卡因”。尚特尔说，尼古拉斯不见的那一天，他拒绝开车接他回来，这让他“深感自责”。
1996年底，杰森进了戒毒所，慢慢开始恢复。疗程结束后，他又在戒毒所里待了一年多，担任辅导员，并负责园林绿化的工作。伯丁现身时，他还在所里，宣称这人就是自己失踪的弟弟。
伯丁一直在想为什么杰森没有来接机，而且起初也没有要求在卡雷家跟他见面。一个半月后，伯丁和家里人说，杰森终于来探望他了。就在当时，科迪说：“杰森冷冰冰的。”伯丁说，虽然杰森在众人面前拥抱了自己，但他的眼神里带着狐疑。过了几分钟，杰森让他来外面，向伯丁伸出了手。杰森手上是一条项链，挂着亮晶晶的金十字架。杰森说这是给他的。“他好像一定要给我似的。”伯丁说。杰森把项链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就道别了，再也没有回来。
伯丁告诉我：“显然，杰森知道尼古拉斯到底怎么了。”伯丁第一次开始怀疑，到底是谁在骗谁。
同时，警方也开始怀疑伯丁的说法了。南希·费舍尔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资深探员，伯丁来到美国几周后给他做过笔录，内容是他在美国被绑架的经过。她告诉我，自己马上“感觉有猫腻”：“他的头发是由棕色漂染成金色的，从发根就能明显地看出来。”
帕克认识费舍尔，之前就跟她谈了自己发现的疑点。费舍尔警告过帕克，让他不要干涉局里办案。但是，随着两人调查的同步进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感，帕克对她知无不言。费舍尔讯问尼古拉斯可能被谁绑架、又是被谁性侵时被发现的，贝弗利反常地“阴郁、不配合”。
费舍尔怀疑，贝弗利一家会不会只是“想要”相信伯丁就是他们深爱的尼古拉斯。不管家属的动机是什么，费舍尔主要关心的是：这名进入美国境内的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她知道，瞳色是不可能改变的。11月，以治疗受虐创伤为由，费舍尔把伯丁带去休斯敦见了一位司法精神病专家。后者的结论是：从伯丁的语言习惯来看，他不可能是美国人，更可能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费舍尔称，联邦调查局将结果知会了贝弗利和卡雷，但是他们坚持说，他就是尼古拉斯。
费舍尔说，她觉得伯丁是间谍，于是联系了中情局，解释了潜在的威胁，并请求协助鉴定身份。“中央情报局拒绝合作，”她说，“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我说，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欧洲人，否则我们爱莫能助。”
费舍尔试图说服贝弗利和伯丁去做dna鉴定。两人都拒绝了。“贝弗利说，‘你好大的胆子，敢说他不是我儿子。’”费舍尔回忆道。2月中旬，也就是伯丁抵达美国四个月后，费舍尔获得批准，可以强制要求他们配合。“我去她家采集血样，她就躺在地上，说她就不起来，”费舍尔说，“我说，‘不行，你必须起来。’”
“贝弗利一直在护着我，”伯丁说，“她在尽力阻止他们。”
除了血样，费舍尔还采集了指纹，送到州司法厅与国际刑警的指纹库比对。
卡雷担心“弟弟”会自残或者情绪失控，不愿继续收留他。他只好搬去了贝弗利家。到了这个时候，伯丁说，他对这家人的看法就变了。他想起了好几件富有深意的事情：贝弗利接机时的冷淡，还有杰森迟迟不来看他。他说，虽然卡雷和布莱恩——无视明显的证据——看上去很想相信他就是尼古拉斯，但贝弗利似乎没把他当儿子，而是当成了“鬼魂”。伯丁声称，有一次他跟贝弗利在一起，她喝醉了，大叫道：“我知道，上帝把你送到我身边是在惩罚我。你是谁？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贝弗利不记得这件事了，只是说“他肯定是惹我生气了”。）
1998年3月5日，当局已经盯上了伯丁，此时贝弗利给帕克打了电话，说她相信伯丁是冒名顶替的。第二天早晨，帕克带他去了一家餐厅。“我把裤腿提起来了，好让他知道我没在脚踝藏枪，”帕克说，“我希望他放松点。”
两人点了烤薄饼。在冒充了五个月的尼古拉斯·巴克莱之后，伯丁说，他已经精神崩溃了。帕克讲，当他告诉“尼古拉斯”他“妈妈”很生气时，这位年轻人脱口而出：“她不是我妈妈，你知道的。”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我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
几分钟后，帕克去男厕所给南希·费舍尔打了电话，告诉她这则消息。她刚刚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了同样的信息。“我们正在申请逮捕证，”她告诉帕克，“把他拖住。”
帕克回到桌前，继续跟伯丁谈话。听着伯丁讲在欧洲居无定所的日子，帕克说，他对告发伯丁感到了一丝内疚。伯丁却对帕克讨厌得很，对谈话细节提出了异议，还谴责私家侦探“假装”已经把案子破了，好像帕克走进了伯丁的内心戏，还自封为主角一样。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帕克开车送伯丁回了贝弗利的公寓。帕克开走以后，费舍尔和警方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平静地招认了。“我知道自己做回弗雷德里克·伯丁了。”他说。贝弗利的反应就没那么冷静了。她转过来，朝着费舍尔大喊：“你怎么才查出来？”
在拘留所，伯丁讲了一个故事，看上去跟“我是尼古拉斯·巴克莱”一样不可思议。他声称，可能是贝弗利和杰森合谋造成了尼古拉斯的失踪，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伯丁在骗人。“我是挺擅长冒名顶替，但还没有那么擅长。”伯丁告诉我。
当然了，对于一个众所周知撒谎成性的人，警方是不会采信他的话的。“他一百句话里面有九十九句是谎言，可能有一句是真的，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费舍尔说。然而，警方内部也有人起了疑心。杰克·斯迪克是时任的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过一届得州众议员，是伯丁案的负责人。他和费舍尔都不明白，贝弗利为何要阻挠fbi调查伯丁自称被绑架一事，后来还不愿意揭穿骗局。另一个疑点是，她为什么没有让伯丁跟自己同住。据费舍尔说，卡雷告诉她的原因是贝弗利会“伤心过度”。至少在费舍尔和斯迪克看来，这有点蹊跷。“孩子回来难道不应该开心吗？”费舍尔说，这是又一个“警示信号”。
费舍尔和斯迪克注意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出了几件大事；还有警方报告说，贝弗利因为尼古拉斯的失踪对杰森大喊大叫。杰森还说，他看见过尼古拉斯闯进了家里。这套令人吃惊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杰森声称，当时就有警察在“四处调查”了，就像斯迪克说的那样。他和费舍尔都怀疑，这番说辞是一个骗局，旨在强化尼古拉斯离家出走的印象。
斯迪克和费舍尔开始朝着杀人案的方向调查。“我就是想知道，那个小男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斯迪克回忆道。
斯迪克和费舍尔进一步收集了证据，表明贝弗利家存在暴力倾向。他们说，尼古拉斯学校的领导曾表示，从身体上的瘀青来看，他可能受到了虐待。而且，就在他失踪之前，校领导已经通知了青少年保护部门。邻居们指出，尼古拉斯有时会打贝弗利。
有一天，费舍尔要求贝弗利上测谎仪。卡雷回忆道：“我说，‘妈妈，让你做什么就做吧。上了测谎仪又能怎样？你又没杀尼古拉斯。’于是她就去了。”
贝弗利接受测谎检验时，费舍尔就在旁边房间里实时观看视频监视器。最重要的问题是，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里。她说不知道，说了两遍。测谎仪操作员告诉费舍尔，贝弗利说的似乎是真话。费舍尔表示自己不信，于是操作员说，如果贝弗利在撒谎，她肯定吸了毒，药劲儿还没过。操作员等到确定包括美沙酮在内的所有麻醉毒品都过了有效期之后，又测了一遍。这一次，操作员问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里时，费舍尔说，指针滑动得很快，表明她在说谎。“就差把机器甩下桌子了。”费舍尔说。（测谎仪经常在实际没有说谎的时候给出说了谎的结果，科学界对它的基本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据费舍尔所说，操作员告诉贝弗利她没有通过检验，并且抛出更多问题时，贝弗利大喊着“我干吗要受这份罪”，起身快步走出了房间。“我追上她，”费舍尔回忆道，“我说，‘你跑什么？’她当时怒不可遏。她说，‘尼古拉斯就是这样。看他让我倒霉成什么样了。’”
接下来，费舍尔想要约谈杰森，但是对方有些抵触。伯丁在被捕几周后，才终于同意跟她见面。费舍尔说，她必须“把他的嘴撬开”。两人谈到了他将近两个月没去看自称是他弟弟的人这件事。“我说，‘你弟弟失踪了那么久，而且是被绑架了，你就不着急去见他吗？’他说，‘这个，不急啊。’我说，‘他长得跟你弟弟像吗？’‘呃，凑合吧。’”费舍尔发现他言辞闪烁，于是“强烈怀疑杰森参与了弟弟失踪一案”。斯迪克也认为，杰森要么“跟弟弟的失踪有关，要么掌握着弟弟行踪的信息”。费舍尔甚至怀疑，贝弗利知道尼古拉斯失踪的真相，可能还为了保护杰森而帮助他掩盖了罪行。
谈话结束后，斯迪克和费舍尔讲，杰森拒绝继续跟警方对话，除非他自己被捕或者有律师在场。但是，帕克是私家侦探，不像斯迪克和费舍尔一样受法律的条条框框约束，于是他继续追问杰森。有一次，他谴责杰森犯了谋杀罪。“我认为是你干的。”帕克说，自己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觉得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做的。”帕克说，对方的反应“只是看着我”。
费舍尔和帕克审问杰森几周后，有一天帕克正开车穿过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突然在路边看到了贝弗利。他问要不要捎她一段。她上车以后就说，杰森因为可卡因摄入过量去世了。帕克知道杰森已经戒毒一年多了，于是问贝弗利，他会不会是有意的。她说：“我不知道。”斯迪克、费舍尔和帕克都怀疑这是一起自杀案。
痛失两子之后，贝弗利不再吸毒了，搬去了春枝镇，住在房车里，帮一个女人照看残疾的女儿。她同意跟我聊聊警方的疑点。一开始，贝弗利让我开车去找她，后来又说雇主家不愿接待外人，于是就在电话上讲了。不久前，她的一条声带麻痹了，本就沙哑的声音愈发低沉。帕克经常在甜甜圈店里跟她聊天，他对我说：“我挺喜欢她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凝视有一千码那么深。仿佛她的全部生命都被掏空了。”
贝弗利的回答简明扼要。她说，在机场之所以没有上前，是因为伯丁“看起来怪怪的”。她又说：“我要是听从直觉的话，早就该知道了。”她承认自己吸了毒——“大概”是海洛因、美沙酮，还有酒精——在测谎之前。“他们一指责我，我就爆炸了，”她说，“为了养活孩子，我辛辛苦苦地工作，都快累死了。我怎么会对亲生骨肉下手？”她继续说：“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们都没跟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或同事聊过……就是想吓唬我，看能不能让我承认些什么。”她还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准会露馅。”
我问她，杰森是否伤害过尼古拉斯。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她觉得没有。她承认，杰森吸可卡因的时候确实会“整个疯掉——换了一个人一样——挺吓人的”。他甚至跟他爸爸动过一次手，她说。但是，她强调，直到尼古拉斯失踪为止，他的毒瘾都不太严重。她在一个问题上同意警方的看法：杰森说尼古拉斯失踪后又看见过弟弟，她也不信。“杰森那段时间状态不好，”她说，“我不信尼古拉斯真的来过。”
谈话过程中，我多次问她：在将近五个月里，对于这个年龄二十三岁、头发染成金色、长着棕色眼睛、操着欧洲口音的法国人，她可曾怀疑过他不是自己的儿子。“我们都在找借口——他跟以前不一样是因为可怕的经历。”她说。她和卡雷太希望真的是他了。直到他搬过来跟自己住，她才生了疑心。“他为人处世跟我儿子不一样，”贝弗利说，“我跟他建立不起感情。就是没感觉。我对他是关心的，但不是母亲对孩子那种。他整个人一团糟，挺悲惨的，我希望没有人会像他这样。”
贝弗利的体验固然离奇，但并非没有先例，那起事件被称为“警察史上的一大奇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换子风云》的原型）。1928年3月10日，九岁男童沃尔特·柯林斯在洛杉矶失踪。六个月后，经过全国范围的搜查，一个男孩出来说自己就是沃尔特，之前被绑架了。警方确认他就是沃尔特，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也做证说，“这个男孩的言行足以让任何人相信”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孩子。然而，沃尔特的妈妈克里斯汀来接人的时候，却觉得不是他。虽然警方和朋友们都劝她把孩子带回家，几天后，她还是把孩子送去了警察局，坚持说“他不是我儿子”。警方认为，她肯定是因为儿子失踪，受到的打击太大，情绪出了问题，于是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到了这个时候，她还是拒绝让步。她对一位警长说：“母亲怎么会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分辨不出？”八天之后，她出院了。不久，有证据表明她的儿子可能是被连环杀人犯杀害了，而自称沃尔特的男孩也承认，他已经十一岁了，家住在爱荷华州，是离家出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成为另一个人挺好玩的”。
谈及伯丁一案，费舍尔说，有一件事他是确定的：“贝弗利肯定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儿子。”
调查开展几个月后，斯迪克认定，没有证据就尼古拉斯失踪一案发起指控。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dna。警方甚至说不准尼古拉斯是否还活着。斯迪克的结论是，杰森吸毒过量这一事实“排除”了警方获知尼古拉斯事件真相的“可能”。
1998年9月9日，弗雷德里克·伯丁站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所法庭上，承认了伪证罪和制造和持有虚假证件罪。他这一次的说法是，自己只是太缺爱了。伯丁被捕、认罪、宣判后，卡雷一度精神崩溃，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到了法庭上还在撒谎。他真是死不悔改。”斯迪克将伯丁斥为“肉食细菌”。法官则将伯丁的行为——让家庭燃起希望，以为失踪的孩子还活着，然后又将它熄灭——与谋杀相提并论。
贝弗利似乎是唯一对伯丁怀有同情的人。她说，当时自己“为他感到难过，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这孩子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有许多神经质的习惯”。她告诉我：“他干了许多需要很大勇气的事，你想一想就能明白。”
法官判了伯丁六年——是量刑建议的三倍。伯丁在法庭上说：“我要向所有人，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道歉。我希望，真的希望你们会相信我。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补充道，不管在不在监狱里，“我都是自己的囚徒”。
我上次见到伯丁是在2008年的春天，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他娶了一位法国女性，名叫伊莎贝尔，他们是两年前认识的。伊莎贝尔二十多岁，漂亮苗条，轻声细语，正在攻读法学。她受过家庭虐待，在电视上见过伯丁，听他讲述过自己遭受虐待和寻找爱情的经历，深受感动，最后找到了他。“我对他讲，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如何颠倒黑白，搬弄是非，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他在寻找的东西。”她说。
伯丁说，伊莎贝尔刚联系自己的时候，他以为是在开玩笑。但是，他们在巴黎见了面，慢慢坠入了爱河。他说自己之前从没谈过恋爱。“我从来都是一堵墙，”他说，“一堵冰冷的墙。”2007年8月8日，两人交往一年后，在波城郊外的一座小镇市政厅结婚了。
伯丁的母亲说，弗雷德里克邀请了她和外祖父母去参加典礼，但是谁都没去。“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她说。
我见到伊莎贝尔时，她已经有了八个月身孕。她和弗雷德里克希望能躲开公众视线，便搬到了勒芒，住在一栋老石楼的小单间里，地板是木头的，从窗户里可以看到一座监狱。“我想起了当年待过的地方。”伯丁说。客厅朴实无华，地板上摆着一个婴儿床零件的包装箱。伯丁现在剃着短发，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运动衫。他告诉我，自己找了份电话推销员的工作。他很会说服别人，所以业绩特别好。“这么说吧，我就是有这种天赋。”他说。
他的大部分家人认为，这些“改变”不过是另一个角色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肯定会很凄惨。“当爸爸是冒充不来的，”他叔叔让-卢克·德鲁阿尔说，“不是当六天，六个月这样。这不是演戏——而是事实。”他补充道：“我为那个孩子感到担忧。”
伯丁的母亲吉莱纳说，她的儿子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骗子”。
在他多年的冒名顶替生涯之后，他的家人和许多相关部门都确信，这就是弗雷德里克·皮埃尔·伯丁的真面目：一只变色龙。2003年10月，他走出美国监狱，被遣返回国后没几个月，就又开始冒充小孩子了。他甚至盗用了一名十四岁的法国失踪儿童的身份。这个孩子名叫列奥·巴雷，是将近八年前的一次野营过程中不见的。这一次，警方做了dna检验，很快就发现了伯丁在撒谎。一名为他做过检查的精神病医师总结道：“预兆令人极其担忧……我们对改变其人格特质持悲观态度。”（在美国监狱服刑期间，伯丁开始阅读心理学著作，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段落：“面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该精神病患者装出诚恳、悔改的样子，获得了指斥者的信任，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但是，重复多次之后，他那令人信服的表演最终被揭穿了——只不过是一场表演。”）
伊莎贝尔相信伯丁“会改变的”。她说：“我已经跟他交往两年了，他不是那种人。”
有一次，伯丁抚摸着伊莎贝尔的肚子。“我的孩子可能会有三只胳膊、三条腿，”他说，“那也没关系。我的孩子用不着完美无缺。我只要孩子感受到爱。”他不在乎家人的想法。“他们是我的避难所，”他这样谈论自己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谁都别想从我身边夺走。”
一个月后，伯丁给我打电话说妻子生产了。“是个女孩。”他说。他和伊莎贝尔给她起了个古希腊神话里女神的名字，雅典娜。“我会当个好爸爸的。”他说。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洗心革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这才是真正的我。”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