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跟她重复了在法庭上说过的话：他当时经过威灵汉的牢房，两人隔着递饭的窗口聊天，突然威灵汉崩溃了，告诉他是自己故意放火把房子烧了。吉尔伯特觉得有蹊跷。威灵汉在其他情况下坚称自己无辜，怎么会突然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狱友坦白呢？这说不通。据说谈话是通过对讲机进行的，看守都能听到——实在不是一个跟狱友袒露心声的好场所。不仅如此，韦伯还发誓说，威灵汉跟他讲斯黛茜伤害过一个孩子，放火是为了掩盖罪行。然而，根据尸检结果，孩子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瘀青或创伤痕迹。
许多在监人员成为线人都是为了减刑或福利，是出了名的不可靠。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冤案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研究显示，警察或监狱线人说谎是美国死刑冤案的主要原因。韦伯举证针对威灵汉时，自己正身负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威灵汉受审期间，另一名在监人员试图告发韦伯，说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希望“少蹲几年”。但是，这份证词被判定无效，理由是道听途说不足信。韦伯接受了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检察官杰克逊告诉我，他整体上认为韦伯“不靠谱”，但是补充道：“不过，如果这事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做伪证。我们看得他挺紧的。”1997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五年后，杰克逊向得克萨斯州赦免与假释委员会提出呼吁，要求批准韦伯假释。“我之前就让他们赶紧把他放了。”杰克逊告诉我，原因是韦伯已经被雅利安兄弟会盯上了。委员会同意了，但是放出来没几个月，他又因为携带可卡因回到了监狱里。
2000年3月，吉尔伯特来看过他几个月之后，韦伯出人意料地给杰克逊寄了一封“证词撤回诉求”，宣称“威灵汉先生在一切指控上都是无辜的”。但是，威灵汉的律师没有获知这一新进展，而且没过多久，韦伯没有任何解释就撤回了之前的撤回诉求。韦伯于2007年出狱。我最近问他为何撤了又撤，还有威灵汉为何要向陌生人坦白。他说自己只知道“这个家伙跟我说的东西”。在我的追问下，他又说：“我很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威灵汉一案开庭以来，韦伯又被诊断为双重人格。“我在小格子里待得太久了，脑筋不太正常，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我当时吃了很多药。大家都知道，”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伪证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不是吗？”
除了纵火的科学证据以外，针对威灵汉的指控都站不住脚。杰克逊检察官这样评论韦伯的证词：“可信可不信吧。”后来还发现，冰箱堵在后门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家的厨房很小，还放了两台冰箱，其中一台本来就在后门边上。警探吉米·亨斯莱和消防局副局长道格拉斯·福格都勘察过现场，他们最近跟我说，他们从来没觉得冰箱跟纵火案有关。“它跟火灾一点关系都没有。”福格说。
调查此案几个月后，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对检察工作的信任被动摇了。她跟我讲：“如果托德果真是无辜的呢？”
1660年夏天，一个名叫威廉·哈里森的英国人在格罗斯特郡查令沃斯村附近散步的途中消失了。很快，他的帽子在一条小路边上被发现了，上面还有血迹。警方讯问了哈里森的仆人约翰·佩里。佩里最后声称哈里森是被他的母亲和兄弟谋财害命的。佩里和他的母亲、兄弟三人都被绞死了。
两年后，哈里森现身了。他不可思议地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一伙匪徒绑架了，然后卖为了奴隶。不管实情如何，有一件事不容置疑：佩里一家没有杀害他。
可能错杀一个无辜之人的恐惧一直跟随着陪审员、律师和法官。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可判死刑的罪有几十种，包括盗马、渎神、“偷人”、拦路抢劫。独立后，适用死刑的罪名逐渐减少，但人们一直担心法律流程是否足以避免滥杀无辜。1868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死刑做出了史上最有力的辩护之一。他认为，处死杀人犯所表明的并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恰恰是生命宝贵的证明。“相反，我们通过了一项规则来表达对它的尊重：违反另一个人的生命权，他便同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他说。对密尔来说，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有分量的——“如果无辜者因为司法过失而被处死，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现代司法体系不仅上诉流程耗时很长，还有各种赦免委员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避免密尔所担心的那种“司法过失”。2000年，时任得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说：“我知道，有些美国公民不喜欢死刑，但是……我们给出的判决都是有充分依据的。”他的首席刑事司法政策顾问强调：“为避免无辜者被处死，我们已经采取了高度正当的程序。”
然而，近年来，人们又开始质疑这套制度能否避免错误。自1976年以来，共有一百三十多起死刑判决被推翻，其中十七人要归功于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dna检测技术。但是，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很狭窄。巴里·谢科是“无罪计划”（innocence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曾经利用dna检测帮助多名犯人脱罪。据他估计，约有百分之八十的重罪案件不涉及生物证据。
2000年，伊利诺伊州的第十三名死刑犯成功脱罪后，时任州长乔治·瑞安中止了死刑。尽管他多年来一贯支持死刑，但他宣称，自己再也无法支持一种“接近于最可怕的噩梦，也就是国家夺走无辜生命”的制度了。前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曾表示：“处决一个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是一种违宪行为。”
这种案件已经成为了死刑反对派的“圣杯”，阴森的圣杯。斯图尔特·班纳2002年写了一本书《死刑》，他在书中写道：“一想到可能杀死无辜的人，人们就会反省是否应当支持死刑。有些人不太关心反对死刑的统计数据——比方说威慑作用不强，或者种族间差异较大——却对这种极端不公正现象可能会发生的个别案件感到深深的不安。”死刑反对派提出了几桩可疑的案件。1993年，鲁本·坎图因抢劫杀人被判死刑，多年后，此案的一名生还受害者告诉《休斯敦新闻》，他当年是在警方压力下指认坎图为枪击者的，尽管他认为坎图是无辜的。萨姆·米尔萨普是负责此案的地区检察官，他一度支持死刑（“我可不是那种狂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也说，一想到自己曾铸下大错，便感到忧虑不安。
1995年，拉里·格里芬在密苏里州被判处死刑，罪名是驾车枪杀了一名毒贩。定罪的主要依据是一名惯犯的目击证词。此人名叫罗伯特·菲茨格拉德，之前是检察院线人，当时受证人保护计划庇护。菲茨格拉德坚称，自己刚好看到了这一幕，因为他的车抛锚了。格里芬被处决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庭辩护与普法教育基金会出资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名在本案中受伤的人坚持认为，开枪的人不是格里芬。此外，第一位到达现场的警官也怀疑菲茨格拉德是否真的目击了这一罪行。
然而，这些案件都没有提供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被处决了。2005年，路易斯堡检察官詹妮弗·乔伊斯收到了一份她口中的“有力”证据，可能表明格里芬是无辜的，于是重新调查了此案。经过两年来审查证据、与新目击证人交谈，乔伊斯称她本人及其团队确认“被处死的确实是犯罪者”。
2006年，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在一件堪萨斯案件中投票支持死刑判决（多数意见为支持）。斯卡利亚认为，在现代司法体系中，“还没有一件案子——一件都没有——被明确地证明有人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的罪行被处决的。要是近年来真有这样的案子，根本不用去专门找，无辜者的名字早就被喊到天上去了”。
“我的麻烦很简单，”威灵汉在一封1999年9月给吉尔伯特的信中写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努力阻止他们把我杀掉。就这样。”
刚成为死囚那几年，威灵汉请求自己的律师大卫·马丁救救自己。“你都想象不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我身边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写道。
威灵汉跟里奇·李·格林住过同一间牢房。后者是一名连环杀人犯，先把受害人阉割，然后活活捅死，其中还有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格林于1997年被处死。）威灵汉还有一名狱友，智商不到七十，心智只有八岁儿童的水平，之前被另一名犯人强奸过。“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个新狱友的事，记得吗？”威灵汉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年纪不大，心智不全……监狱这一片区域还有一个家伙，是个孬种，特别可恨（一个月前跟我有过节的人就是他）。上上周，他在淋浴间里把[我的狱友]强奸了。”威灵汉说，他不敢相信有人会“强奸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男孩，太下贱了”。
大家都知道威灵汉是“婴儿杀手”，所以招惹他的人不少。“监狱不是个好地方，就我这样的案子，他们根本不屑于怀疑。”他给父母写信说道。有一次，他想动手打一个威胁他的人。之后威灵汉告诉一个朋友，如果他没有奋起反抗，几个狱友早就“狠狠地揍他，强奸他，或者”——他的思路在这里断了。
威灵汉的家信越到后来越绝望。“这是个冷酷的地方，让人的心也变得如同铁石，”他写道，“我告诉自己，我绝不能让这里把自己变得更痛苦。但这很难。”他接着说道：“我来以后，至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人被[处决]。没有意义，又很残酷……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1996年，他写道：“我就是想知道，我有过一个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我爱她们，可我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结束。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一切都毫无价值……我来这三年半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人生是如此的毫无价值，孤独凄凉。”他写道，自从那场大火以后，他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在被一点点地抹去。他在牢房里存着孩子和斯黛茜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那么久了，那么遥远，”他在一首诗里写道，“那里的一切真的存在过吗？”
死囚被关在大监狱里面的一个小监狱里，没有改造，没有教育，也没有技能培训。1999年，亨茨维尔监狱发生了多名囚犯试图越狱的事件，于是威灵汉与其他四百五十九名死囚就被转移到了安全等级更高的得州利文斯顿监狱。威灵汉被关在一个六十平方英尺的单间里，每天的放风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他想通过画画来转移注意力——用他的话说就是“画着玩玩”——还有写诗。在一首关于孩子的诗里，他写道：“你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吉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他解释说，这些诗不管多么粗陋，都完全是他真实的感受。“所以，对我来说，把这些文字拆开，单纯为了创意写作的目的去润色，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他说道。
虽然他在努力给自己找事情做，在日记里，他还是写道，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退化”。不再锻炼以后，体重也增加了。他质疑自己的信仰：“关心造物的神绝不会抛弃无辜的人。”他似乎并不在乎狱友攻击他。“一个内心早已死去的人，不会害怕”死亡，他写道。
一个接一个地，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人都被送进了死刑室。有一个叫小克里夫顿·罗素的，十八岁，殴打并刺死了一个人，在遗言中写道：“天上的主，我的父，感谢你赐予我的恩典——我准备好了。”一个叫杰弗里·迪恩·莫雷的，绑架并枪杀了一名女性，在遗言中写道：“我爱你，妈妈。永别了。”还有一个叫约翰·费兰斯的，罪名是谋杀邻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皈依了主，说：“愿祂宽恕我的作为。”
威灵汉跟一些狱友熟络了起来，哪怕他知道这些人身犯命案。2000年3月，威灵汉的朋友彭查伊·威尔克森被执行了死刑。他二十八岁，在抢劫珠宝店时枪杀了一名店员。后来，威灵汉在日记里写道，他感到了“自从孩子们死去之后从未有过的空虚感”。一年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也即将被处决——“监狱里少有的几个不被吹嘘之风裹挟的真正的人之一”——他死前想请威灵汉为他最后作一幅画。“天哪，我从没想过画一朵玫瑰会这么消耗心神，”威灵汉写道，“最难的地方是，你知道这是你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欧内斯特·雷伊·威利斯是威灵汉的狱友，两人的案子惊人地相似。1987年，威利斯被判死刑，罪名是在西得克萨斯纵火，导致两名妇女死亡。威利斯告诉调查员，他当时睡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一起来就看见了满屋浓烟。他说自己试着叫醒一个睡在别的屋里的女人，但是火和烟太大了，他只好退回来，在房屋烧塌之前从前门逃了出去。多名目击证人说威利斯形迹可疑。他把车开出了院子，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这是一名志愿消防员说的。当局也怀疑过威利斯光着脚跑出来为何没有受伤。火灾调查员也发现了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等纵火的迹象。当局没有发现任何动机，但还是宣称威利斯——他之前没有暴力行为的记录——有反社会倾向。用检察官的话说，他是一个“恶魔”。威利斯获罪一级谋杀，判处死刑。
威利斯后来找了个“厉害律师”，威灵汉不无嫉妒地说。詹姆斯·布兰科是纽约著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派他来代理威利斯的案子，作为公益工作的一部分。布兰科坚信威利斯是无辜的，为此投入了十几年光阴，事务所也花了几百万美元请火灾咨询专家、私家侦探、法医专家等协助。而威灵汉则要靠法院指派的律师大卫·马丁和他的一个同事来处理上诉的问题。威灵汉常常对父母说：“你们不知道，连辩护律师都觉得你有罪是什么感觉。”与许多死囚一样，威灵汉最后提交了一份关于律师能力不足的声诉。（我最近问了马丁代理威灵汉一案的事，他说：“完全没有理由推翻，判决是绝对正确的。”关于这起案子，他是这么说的：“天哪，怎么还有人琢磨这件案子！”）
威灵汉尝试过自学法律，阅读《律师决胜，法庭手腕：凭借技巧、智慧、艺术、勇气、手段和雄辩胜诉的案件实例》一类的书。然而，他跟朋友坦白说：“法律太复杂了，我根本搞不明白。”1996年，法院给他指派了一名新律师，瓦尔特·里弗斯。他对我说，看过威灵汉的辩护和上诉律师的表现后，他感到很震惊。他为威灵汉提请了州里的人身保护令，又称“大令状”。死刑的上诉流程极其复杂，十多年才走完也不稀奇，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身保护令是最关键的阶段。有了它，犯人就可以举出新证据，比如伪证、医学专家不可靠、鉴定发现有误等。但是，在死囚中，威灵汉这样一穷二白的人占了一大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去追查新证人、挖掘新证据，只好依靠法院指派的律师。根据非营利组织得克萨斯辩护服务的一份研究，许多此类律师“要么能力差，要么责任心差，要么忙不过来”。2000年，《达拉斯晨报》的一份调查表明，得州被判处死刑者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辩护律师是法庭指派的，而且这些律师曾经“受到州律师协会的警告记过、留档查看、暂停执业、吊销执照等处分”。虽然里弗斯的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他也没有重启调查的资源，而且他申请的令状也没有带来新的脱罪证据：在韦伯、目击证词、医学专家的可靠性方面都没有进展。焦点放在了程序问题上，比如审判庭给陪审团的案件说明中是否有错误。
得州刑事上诉法院是出了名的死硬派，哪怕证据确凿也要维持原判。1997年，dna检测证明，从强奸受害者身上采集的精子与罗伊·科里纳的不符。后者曾因此案被判处了九十九年有期徒刑。两个下级法院都建议重判，但刑事上诉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理由是科里纳可能戴了安全套或没有射精。时任该庭审判长的沙朗·凯勒表达了法庭成员的多数意见：“新证据不能证明犯人无辜。”2000年，乔治·w.布什将科里纳特赦。（凯勒最近被指控司法不当，理由是为了不让当晚要被处死的一名犯人临刑申诉，拒绝让工作人员在五点后继续工作。）
1997年10月31日，刑事上诉法院拒绝了威灵汉的令状。威灵汉又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份人身保护状，这次获得了临时批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新的机会，新的希望/躲过了一颗子弹，逃过了一日死期。”
威灵汉当时正处在上诉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焦虑，也越来越依赖吉尔伯特的案情调查和情感支持。“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机会，”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目标，一个希望。”
随着两人友情的加深，他请求她保证，不会一句话不说就消失。“那简直是要我的命。”他对她说。
两人一起研究了线索和证词。吉尔伯特说，她会把线索发给里弗斯，然后由他跟进。然而，虽然他同情威灵汉，但似乎一直没什么进展。2002年，一所联邦上诉法院连听证会都没开就否决了威灵汉的令状申请。“现在，我要踏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威灵汉给吉尔伯特写信说，“该把事情都整理清楚了。”
他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却在2003年12月接到通知，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的案子。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则法院通知，内容是：“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局长已指定行刑人……特此指示和命令其于2004年2月17日晚6时之后于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为该犯卡梅隆·托德·威灵汉执行本死刑判决，执行方式为静脉注射致死剂量的一种或多种药品。”
威灵汉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你们现在坐好了吗？”他先问了一句，才告诉他们这一消息。“我非常爱你们。”他说。
他仅剩的一条活路就是向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里奇·佩里请求特赦。这一流程被认为是行刑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最高法院称之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故障保险”。
2004年1月里的一天，知名火灾研究专家杰拉德·赫斯特收到了一份文件，详述了威灵汉案的纵火相关证据。吉尔伯特偶然听说了赫斯特的名字，便和威灵汉的一名亲戚一起联系了他，向他求助。在请求下，赫斯特同意无偿审阅该案证据，威灵汉的辩护律师里弗斯也把相关文件发了过去，希望能找到特赦的依据。
赫斯特在奥斯汀自家的地下室里翻开了卷宗。这里是他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摆满了显微镜和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的图表。赫斯特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半，不过有点驼背，所以看起来没那么高。一头灰白的长发半遮住他憔悴的面庞。他穿着平常的工作服：黑鞋黑袜、黑t恤，宽松的黑色吊带长裤，嘴里嚼着烟叶。
赫斯特是在大萧条时代的一个佃农家庭长大的，从小就是个神童。他经常在垃圾场里寻宝，收集磁铁和铜导线，以制作收音机和其他设备。六十年代初，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开始进行氟和其他易爆化学品的实验，有一次把实验室都炸了。后来，他担任多家美国企业的秘密武器计划的科研负责人，设计火箭和威力极大的燃烧弹——他称之为“上帝厌弃之物”。他参与研发了奥曲莱特炸弹。这种炸弹被描述为“除核武器外最强大的炸药”。他实验过一些毒性极强的药物，只要一小滴就能把人的肌肉腐蚀掉。在实验室里，他往往要穿上加压登月服。就算这样小心谨慎，长期接触化学品还是使他患上了肾衰竭。1994年，他不得不接受肾移植。利用对所谓的“纵火阴暗面”的研究成果，他用奥曲莱特炸弹改造了凝固汽油弹，为在越南执行任务的美国特工开发了多种“土制法”，用当地的鸡粪和蔗糖制作炸弹。他还完善了一种通过硝化t恤纤维来制造t恤炸弹的方法。
终于，他的良知觉醒了。“有一天，你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他回忆道。他退出了国防工业，投入到铝箔气球（一种改进版修正液）和基纳帕克（一种低意外爆炸风险的炸药）的研究中去。由于他在火焰与爆炸物方面的知识极其丰富，民事诉讼机构经常请他鉴定爆炸原因。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开始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刑事纵火案件中。了解到地方和州级火灾调查员采用的方法后，他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
事实上，许多火灾调查员只有高中学历。在大部分州，调查员上岗需要参加四十个学时的火灾调查课程，还要通过书面考试。调查员的主要培训经历往往是在上岗后，从这一行的“老人”那里学习。老人会向新人传授各种隐秘纵火迹象方面的智慧。然而，1977年的一份研究提出警告，没有“科学研究来证明其合理性”。
1992年，旨在推动火灾预防与用火安全的全国消防协会发布了第一份有科学依据的火灾调查指南。然而，许多火灾调查员依然认为，他们的行当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是经验与直觉的集合。1997年，国际火灾调查员协会提交了一份摘要，提出火灾调查员不应该受1993年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约束，即法庭做证专家应遵循科学方法。该简报称，火灾调查员的“科学性不足”。时至2000年，多家法院已经否定了此类主张，火灾调查员对科学方法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各地情况不一，许多人仍然在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长年经验。“整体上，火灾调查方法的思路跟‘地球是平的’差不多，”赫斯特对我说，“看上去是纵火——那就是纵火。”他继续说道，“我认为，科学基础是必需的。否则，那与猎巫运动有何区别。”
1998年，赫斯特调查了一名北卡罗来纳州女性泰瑞·辛森的案件。她被指控纵火，导致十七个月大的儿子死亡，面临死刑判决。赫斯特进行了多次复原试验，表明事实并非火灾调查员所说的纵火，而是意外着火，起因是阁楼电线短路。由于这一研究，辛森获释。约翰·兰迪尼是一名火灾专家，写过一本纵火调查方面的主要教科书，他将赫斯特描述为“天才”。一名得州检察官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这样描述赫斯特：“他说是纵火，那就是纵火；他说不是，那就不是。”
赫斯特的专利授权费很多，所以有财力为了一个案件无偿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他拿到威灵汉案的卷宗时，距离预定死刑执行日期只有几周了。赫斯特查阅案件记录时，州消防厅副厅长曼纽尔·瓦斯奎斯的一份陈述引起了他的注意。瓦斯奎斯举证说，他经办过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件火灾案件，“绝大部分”都是纵火。这个估计有些太高了。根据得克萨斯州消防厅的记录，纵火比例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瓦斯奎斯还说，威灵汉家的大火由于液体助燃剂而起势“迅猛”。这也让赫斯特感到震惊。几十年来，火灾调查员在法庭上一直重复着一种说法：可燃液体会让火焰达到更高的温度。然而，这个理论毫无道理：实验表明，木头燃烧和汽油燃烧的温度基本上相同。
瓦斯奎斯和福格提出的另一个纵火证据是，前门的铝质门槛被烧化了。“只有助燃剂才能实现这一点。”瓦斯奎斯说。赫斯特也对此表示怀疑。原木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两千华氏度，远高于铝合金的熔点，后者一般在一千至一千二百华氏度之间。而且，瓦斯奎斯和福格也犯了一个火灾调查员的常见错误，以为铝质门槛下的木头灼烧痕迹证明——用瓦斯奎斯的话说——“液体助燃剂从下面流过并燃烧”。赫斯特进行过各类实验，均表明此种灼痕只是铝材传热的结果罢了。实际上，液体助燃剂浇在门槛上会导致火焰缺氧熄灭。（其他科学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要是液体助燃剂能在铝门槛底下烧起来，那煎锅里的黄油就能着火，只要你不把盖子盖严实。”赫斯特在威灵汉案的调查报告中如是说。
接下来，赫斯特检验了瓦斯奎斯与福格的另一个论断，即威灵汉家前门厅的“褐色污迹”是“液体助燃剂”的证据。赫斯特之前在自家车库里做过实验，把焦炭打火机油浇在混凝土的地面上，然后引燃。火焰熄灭后，现场没有褐色污迹留存，只有烧灼痕迹。赫斯特用各种液体助燃剂进行了多次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褐色污迹在火场中很常见，成分一般是烧焦物件上的铁锈铜锈或黏稠附着物，再加上消防龙头喷的水。
威灵汉被定罪的另一项关键证据是“裂纹玻璃”，瓦斯奎斯认为它是由液体助燃剂催发的迅猛大火导致的。然而，1991年11月，一支火灾调查员团队实地考察了加州奥克兰山区的五十座房屋，当地刚刚经历过一次森林火灾。这些房屋大部分位于火场外围，消防队员直接向其喷射了水柱。调查员后来公开发表了一份研究，提出了一种理论：裂纹不是由突然升温而是由突然降温导致的，巨大的温差导致玻璃急速收缩，于是破碎。调查员接着在实验室中检验了这一假设。加热玻璃的过程中，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每次把水浇到高温的玻璃上时，裂纹就会出现。在剑桥大学做科研期间，他曾用喷灯加热玻璃，然后将其冷却，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赫斯特在报告中说，瓦斯奎斯和福格对裂纹玻璃的看法简直是“老妇人的迷信”。
之后，赫斯特又针对威灵汉案的几个重要纵火证据提出了反面意见：燃烧轨迹、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倒三角和其他表明有多处起火点的灼烧痕迹、儿童床底下着火等。还有前门旁查出的矿油精，以及威灵汉看似不可思议的说法：他光着脚跑出了房子，脚却没有被烧伤。
随着赫斯特进一步阅读卷宗，他注意到，威灵汉和多名邻居都说，房前的窗户突然爆开了，里面有火焰喷射出来。赫斯特当时就想到了传奇的“酸柠街大火”，它是火灾调查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90年10月15日傍晚，时年三十岁的男子杰拉德·韦恩·刘易斯站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酸柠街上的自家屋外，怀里抱着三岁的儿子。他家的两层木结构房屋陷入了一片火海。火焰熄灭时，共有六人死亡，包括刘易斯的妻子。刘易斯说，他把儿子救了出来，但没能救出楼上的其他人。
火灾调查员勘察现场时发现了经典的纵火迹象：火焰沿着墙面底部和地面蔓延、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从客厅进入走廊的燃烧痕迹。刘易斯声称是意外，起火点是客厅的沙发，他儿子当时在玩火柴。但是，一扇门前有倒三角痕迹，表明还有其他的起火点。有目击者向当局举证，称刘易斯在火灾中似乎很平静，从未试图求救。《洛杉矶时报》撰文称，刘易斯曾因虐待妻子被捕，后者还申请了一份针对他的禁止令。一名化学家说，他在刘易斯的衣服和鞋子上发现了汽油，于是当地警方就得出结论：“火灾起因是泼洒在前门、门厅、客厅、楼梯、二楼卧室的汽油被引燃。”刘易斯被逮捕，受到谋杀六人的指控，面临死刑惩罚。
然后，后续化验表明，汽油鉴定结果是错误的。此外，当地电视台清晰地拍摄到了刘易斯在火灾现场的痛苦状态。调查员也发现，他曾跳上一台驶过的车辆，请求司机叫火警。
为了夯实观点，检方向火灾专家约翰·兰迪尼和约翰·德哈恩寻求咨询，后者同样是著名调查员兼教科书作者。兰迪尼对我说，虽然案件中有一些疑点，但是根据房屋中典型的烧灼图案和水坑状过火区域，他确定是刘易斯放的火：“我已经准备好出庭做证，把这个家伙送上电椅了。”
为了发现真相，两名调查员在检方配合下，准备进行一次精密的实验，重现火灾现场。当地政府批准调查员使用刘易斯家旁边的一栋即将被拆毁的废弃住宅。两座房屋基本是一样的，调查员在废宅中按照刘易斯家的样子装上了地毯、窗帘和家具。科研人员还在屋内加上了耐火温度计与气体传感器。实验成本为两万美元。兰迪尼没有使用液体助燃剂，就在客厅沙发上点了火。预期结果是，实验将表明刘易斯的叙述是不可能的。
调查员看到沙发迅速被火焰吞噬，滚滚浓烟冲向天花板，然后向外散开，在头顶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高温气体——这层气体的传热效率很高。不到三分钟，浓烟从下面的火焰中吸收了更多气体，开始沿着墙面下沉，布满了整个客厅。在浓烟靠近地面时，部分区域的温度超过了一千一百华氏度。突然，整个屋子在火焰中爆炸了，高温把家具、窗帘、一切可燃物，甚至地毯通通引燃了。窗户也碎了。
火焰达到了所谓的“闪燃”：之前是“屋子里着了火”，之后就是“屋子整个烧起来”了。火灾调查员知道闪燃的概念，但普遍认为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尤其是在没有液体助燃剂的情况下。只要一个可燃物——沙发——屋子就在四分半钟内达到了闪燃点。
由于客厅内的家具都被点燃了，火焰蔓延主要就不是看燃料是否充足了，而是看通风是否流畅。科研人员称这个阶段为“后闪燃”阶段。在后闪燃阶段，燃烧路径是由新的氧气来源决定的，可能是敞开的门，也可能是窗户。当时有一名火灾调查员站在客厅一扇敞开的门边上，差点就被从客厅里冲向门厅的大火球烧到。火球很快让走廊也达到了闪燃阶段，催使火焰冲出正门，烧到了门廊。
火焰熄灭之后，调查员勘察了门厅和客厅。地板上有不规则的灼烧痕迹，很像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事实表明，这些所谓的典型纵火迹象也会在闪燃后自行产生。仅凭肉眼观察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我们不可能分清哪些是蓄意纵火，哪些是后闪燃阶段的自然结果。可靠的鉴别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燃烧形状样本送到实验室，检验是否存在可燃液体。
在酸柠街实验中，有些迹象之前也被认为必须有液体助燃剂才会出现：沿墙面和门口底部的烧灼痕迹、家具底部着火。客厅门口处也有倒三角痕迹，离起火点沙发很远。在小型火灾中，倒三角灼痕或许可以确定起火点。但是，在后闪燃阶段，许多物件都被点燃了，因此这些痕迹可能会多次出现。
一名调查员小声说，他们帮了辩护律师大忙。考虑到实验提出的合理质疑，针对刘易斯的指控很快就被撤销了。酸柠街实验打破了许多关于火灾的流俗之见。后续科学实验表明，在后闪燃阶段，床和家具底部起火、整扇门被烧掉、铝门槛熔化都是常见现象。
关于酸柠街火灾，约翰·兰迪尼说道：“我得到了很大启发。我差点根据满是漏洞的理论把一个人送进了死刑室。”
接下来，赫斯特检查了瓦斯奎斯绘制的威灵汉家平面图，所有被认为是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的地方都有标记。由于儿童房的窗户被炸飞了，所以赫斯特知道当时已经达到了闪燃点。赫斯特用手指沿着瓦斯奎斯图中的燃烧轨迹移动，起点是儿童房，接着向右进入走廊，最后冲出前门。检察官约翰·杰克逊告诉我，这条路径太“诡异”了，肯定是由液体助燃剂导致的。但是，赫斯特的结论是，这是后闪燃阶段机制的自然产物。威灵汉是从正门跑出去的，于是火焰就顺着通风的方向延伸了。威灵汉打破儿童房窗户的时候，火焰也是这么冲出来的。
赫斯特回忆道，瓦斯奎斯和福格当时认为，威灵汉在着火的走廊里跑动，不可能不把双脚烧伤。但是，赫斯特推论说，如果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都是闪燃的结果，那么它们与威灵汉的解释就合上了。威灵汉跑出自己卧室的时候，走廊还没有着火。当时只有儿童房里有火，于是他沿着天花板看到了里面的“强光”。在酸柠街实验中，闪燃发生几秒钟之前，那位站在门边的检查员并无危险。同样的道理，威灵汉也可以毫发无损地站在儿童房附近。（酸柠街案件之前，火灾调查员普遍认为，着火房屋中的一氧化碳扩散速度很快。实际上，直到闪燃发生之前，高温烟雾底部和四周的一氧化碳浓度都是很低的。）还没等科西卡纳的这场火灾达到闪燃点，威灵汉已经跑到外面，站在前庭了。
瓦斯奎斯拍摄了火灾现场的录像，赫斯特观看了燃烧轨迹那一段。他看了好几次，也没发现哪里有瓦斯奎斯说的三处起火点。（福格最近告诉我，他也看到了一条连续的轨迹，与瓦斯奎斯意见不一。但他补充说，检方和辩护律师都没问过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赫斯特一一核对了福格与瓦斯奎斯提出的二十多条纵火迹象，他认为只有一项可能成立：正门门槛查到了矿油精。但是，为什么火灾调查员只在此处找到了矿油精呢？根据福格和瓦斯奎斯的理论，威灵汉在整个儿童房内都浇上了助燃剂，一直到门口。相关人员在上述区域进行了大范围检测——包括每一处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结果都没有发现。杰克逊告诉我，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没能找到”矿油精。
赫斯特很难想象威灵汉在前门廊泼上了助燃剂，邻居们可是都能看见的。翻阅档案找线索的过程中，赫斯特注意到了火灾发生前的一张门廊照片，这张照片被采纳为了证据。小小的门廊上有一个焦炭烤炉，那是一家人做烤肉的地方。目击证词确认有烤炉，还有一个打火机油容器，后闪燃阶段，两者都会被引燃。瓦斯奎斯调查房屋时，烤炉已经在清理现场过程中被从门廊搬走了。他在报告里提到了打火机油容器，但没有提烤炉的事。在庭审中，他一直说没有人告诉他烤炉之前的位置。其他部门倒是知道烤炉的事，但都不觉得有什么关联。然而，赫斯特确信自己已经破解了谜团：消防员用水柱灭火时，可能使得一部分打火机油从熔化的容器里流了出来。
赫斯特没有去过现场，所以不能确定火灾发生的原因。但是，基于现有证据，他认为十有八九是意外——可能性最大的是暖气或电线短路。这就解释了作案动机缺失之谜。赫斯特的结论是，此案没有证据能表明是纵火，而一个痛失三女、坐了十二年牢的男人即将因为“垃圾科学知识”被处死。赫斯特奋笔疾书，甚至没来得及修正笔误。
威灵汉在一封给吉尔伯特的信里，曾这样描述证明自己无辜的希望：“我这个人非常现实，不会活在梦里。”但是，2004年2月，他又燃起了希望。赫斯特的发现曾帮助十多个人脱罪，他还审阅过威灵汉的朋友欧内斯特·威利斯的定罪科学证据。后者也因为一项极其相近的纵火指控被判处了死刑。赫斯特说：“我觉得又回到了那个案子，只不过名字不一样。”在威利斯案的调查报告中，赫斯特的结论是，没有“一件物理证据……支持纵火一说”。当时担任地区检察长的是欧瑞·怀特，不是判处他死刑时的那一位。怀特又聘请了一位火灾专家，意见与赫斯特一致。于是，在度过十七年的死囚生涯之后，威利斯终于获释。“我没有放走杀人凶手，”怀特当时说，“如果威利斯有罪，我会马上重审他。我还会让赫斯特当我的证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怀特强调，现行司法制度险些害死了一位无辜的人。“谢天谢地，他还没有被处死。”他说。
2月13日，距离威灵汉预定处刑日期还有四天，他接到了辩护律师里弗斯的电话。里弗斯告诉他，宽恕和假释委员会的十五名成员审阅了特赦申请，收到了赫斯特的报告，结果也出来了。
“什么结果？”威灵汉问道。
“抱歉，”里弗斯说，“他们拒绝了。”
投票一致反对。里弗斯完全无法解释：委员会是秘密讨论的，而且成员不受任何具体标准约束。委员会成员甚至不需要审阅威灵汉的材料，而且往往不会现场辩论，而是通过传真投票——俗称“传真死刑”。从1976年到威灵汉提交申请的2004年，得克萨斯州只批准过一例死囚特赦。一位得州上诉法官将这种特赦制度称为“法律拟制”。关于委员会成员，里弗斯是这样说的：“他们从未要求我参加听证会或回答问题。”
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无罪计划获得了州长办公室与特赦委员会关于赫斯特报告的全部记录。“档案表明他们收到了报告，但是，没有记录表明有人认可、在意、回应或引起了政府内部的注意，”巴里·谢科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州长办公室和特赦与假释委员会无视了科学证据。”
时任委员会成员的拉法耶特·柯林斯跟我讲了当时的过程：“你不是投有罪还是无罪。你不能推翻重审。你只是要确保死刑正常执行，别出什么大乱子。”他还提出，虽然按规定可以召开听证会，讨论重大的新证据，但“我那时候从来没开过”。我问他，为什么赫斯特的报告算不上“大乱子”。他说：“我们这里的报告五花八门，又没有一套筛选机制。”阿尔文·肖当时也在委员会里，他说对这个案子“没印象”了，还愤怒地说了一句：“我干吗要提这档子事？”赫斯特说委员会的行为“不可理喻”。
里弗斯告诉威灵汉，佩里州长还有一线希望会批准三十天缓刑，但是威灵汉已经开始写遗书和遗嘱了。他之前给斯黛茜写过一封信，为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道歉，感谢她给予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三个女儿：“我还记得安珀的声音和微笑，她男孩子气的说话方式，还有她说‘我要抱抱你’的样子！我还能感到卡蒙和卡梅隆的手触摸我的脸庞。”他说，希望“有真相大白，恶名洗清的一天”。
他问斯黛茜，能不能把自己的墓碑立在孩子们旁边。多年来，斯黛茜都表示自己相信威灵汉是无辜的。她不久前才看了庭审原始记录和纵火证据，但还不知道赫斯特的报告，于是以为威灵汉是有罪的，拒绝了他的遗愿。后来她告诉一名记者：“他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夺走了。”
吉尔伯特感觉辜负了威灵汉。虽然在他的特赦申请被否决之前，她就跟他讲，自己能给他的只是友谊。他告诉她，“能够成为你生活经历的一小部分，在我离世时，至少知道还有个人会记得我，在我死去的时候”，这已经足够了。他补充道：“你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他告诉她，希望她也出席行刑现场，帮助他克服“种种恐惧、思虑和感受”。
2月17日，预定的死刑日。威灵汉的父母和几名亲属来到监狱的会客室，和威灵汉之间依然隔着一道有机玻璃。“我希望可以触摸你们，拥抱你们，”威灵汉之前给父母写信说道，“我经常抱妈妈，但没怎么抱过爸爸。”
威灵汉看着人群，不停地问吉尔伯特在哪里。不久前，吉尔伯特在从商店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车撞了。威灵汉以前让她在厨房里待一整天，寸步不离，这样就能感受在监狱里的感觉了。但是，她总能找到借口不去尝试。现在，她从颈部以下都瘫痪了。
在重症监护室里时，她还试过给威灵汉发信息，但显然失败了。吉尔伯特的女儿后来给她念了一封威灵汉写给她的信，告诉她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她。他写了一首诗：“你想要看到美吗——从未见过的美？/闭上眼睛，打开心窗，跟我走吧。”
经过多年物理恢复训练，吉尔伯特的胳膊和上半身逐渐能动了。她说：“我一直以为，是我在拯救他。我后来才明白，是他拯救了我，赋予我挺过这一切的力量。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重新走路的，因为威灵汉向我展示了生存的勇气。”
威灵汉请求最后吃一顿饭。17日下午4时，他吃上了。三块烤猪肋排，两份洋葱圈，炸秋葵，三份墨西哥牛肉奶酪卷饼，两块柠檬派。他收到了佩里州长否决缓刑的消息。（佩里的一名发言人称：“州长基于案件实情做出了决定。”）威灵汉的父母哭了起来。“不要伤心，妈妈，”威灵汉说，“再过五十五分钟，我就解脱了。我要回家了，跟孩子们团聚。”之前，他向父母坦白说，自己对火灾当天发生的一件事撒了谎。他说，自己其实从没爬进孩子的房里。“我只是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是个懦夫。”他说。赫斯特对我说：“没经历过火灾，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幸存者往往没法救人。他们对火灾没有概念。”
监狱长告诉威灵汉，到时候了。威灵汉没有主动配合，而是躺倒在地，于是被抬进了十乘以八英尺的行刑室。墙壁是绿色的，中央是一个蒙着布的轮床，以前放的是电椅。几名狱警用皮带把威灵汉绑好，在四肢和胸前扣紧。接着，医疗队将吊瓶针扎进了他的胳膊。每个人的任务是分开的，以免有人感觉是自己夺走了一条生命。
威灵汉之前请求父母和家人不要亲自观刑。但是，他在外面看到了斯黛茜。于是，他失去了一切冷静，用尽最后的力气诅咒她。监狱长按下了遥控键，将硫喷妥钠和巴比妥酸盐注入了威灵汉体内。接着是第二种药物，泮库溴铵，作用是麻痹横膈膜，阻断呼吸。最后，第三种药物氯化钾进入了血管，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死亡时间：晚6时20分。在死亡证明上，死因写着“杀人”。
他去世后，他的父母十多年来第一次可以抚摸他的面庞。之后，根据威灵汉的要求，遗体被火化，一部分被秘密地撒在孩子的陵墓周围。他生前对父母说过：“请不要放弃为我声辩。”
2004年12月，威灵汉案的科学证据开始遭到公开质疑。《芝加哥论坛报》的莫里斯·柏思来和史蒂夫·密尔之前曾发表系列文章，指出司法鉴定中的缺陷。了解到赫斯特报告后，柏思来和密尔请了三名火灾专家，包括约翰·兰迪尼，来检验最初的调查内容。专家认可赫斯特报告的结果。过了将近两年，无罪计划聘请约翰·兰迪尼和其他三名顶级火灾调查员，对威灵汉案的纵火证据进行独立审查。专家结论是，“每一个”所谓的纵火迹象“经过科学证明都不成立”。
2005年，得克萨斯州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调查司法鉴定人员的错误言论和不当行为。委员会审查的第一批案件中就有威灵汉案和威利斯案。2009年8月，曾任职于该委员会的知名火灾研究专家克雷格·贝勒完成了调查工作。他的报告措辞严厉，结论是：威灵汉案的调查员声称火灾为纵火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忽略了反对其推断的证据，对闪燃和燃烧机制欠缺理解，依赖不可靠的传说，而且没有排除事故起火或其他可能原因。他说，瓦斯奎斯的方法似乎不符合“理性推理”，“近乎神秘学或玄学”。此外，贝勒还对我说，他认为之前的调查不仅违背了“当代的标准，连当年的标准也没有达到”。委员会正在审阅他的结论，准备公布一份自己的报告。委员会的关注点可能只是科学证据的可靠性。但是，部分法学学者认为，根据委员会的发现结果，得克萨斯州可能会成为美国现代司法制度滥觞以来，第一个承认“处决了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的州。
威灵汉接受注射死刑之前，有人问他有没有遗言。他说：“我只想说，我是无辜的，我被判的罪是不存在的。我因为一件我没有做的事而受刑，至今已经十二年了。我是从土而出的，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地必将成为我的座位。”
2009年9月
就在司法鉴定政府委员会预定召开听证会、听取克雷格·贝勒博士的证词几天前，里奇·佩里州长将长期担任主席的委员和其他两名委员撤职。佩里声称，三人的聘约已经到期，成员替换“是正常流程”。但是，萨姆·巴塞特主席——他之前连任过，也要求这一次继续连任——在《休斯敦论坛报》上发言称，自己从佩里的幕僚那里听说，他们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调查感到担忧”。另一名去职委员对联合社说，州长办公室通知过她，州长“要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