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美国人（要求匿名）住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取得联系后，他同意在杜邦环岛酒店附近的廷伯莱克酒吧见面。到的时候，我见他正坐在吧台，小口喝着红酒。他有点发福，但看上去高得惊人，长着一个鹰钩鼻，头顶灰色地中海。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穿着扣角领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胸前口袋里还放着一根水笔，跟大学教授似的。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站起身来，把我领到里屋的一张桌子边。屋里满是烟味，还有一台播放中的点唱机。点好菜后，他做了自我介绍，跟爱德华和我讲的差不多。他是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老会员，参与管理柯南·道尔在美国的文学遗产。但是，他的主业带有一丝危险的气味，至少格林的朋友们这么认为。他是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职员，负责秘密行动。（“他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亲信。”爱德华是这样描述他的。）
这个美国人说，他1970年拿到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专业是冷战与核武器研究。他是被福学爱好者们对完美逻辑的追求拉入坑的。“我从来都是把两方面分开的，”他对我讲，“我觉得，五角大楼的同事们没几个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一个文学人物如此痴迷。”他说自己是通过福学圈认识格林的。两人都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也都根据福尔摩斯的故事起了代号。美国人叫“坏记性罗杰·普雷斯科特”，出自《三个同姓人》中的美国伪币制造者。格林叫“三面人形墙”，出自《三面人形墙》中的庄园名，在故事中，窃贼想要盗走庄园中一份记述丑闻的手稿。
他说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和格林共事过。在编一本柯南·道尔研究文集期间，他曾请格林——他认为格林是“在世者中对柯南·道尔了解最深的人”——写一篇关于柯南·道尔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的重磅文章。“我与理查德的合作一直成果颇丰。”他回忆道。到了九十年代初，他们遭遇了一场顿挫——原因是格林与琼女爵的关系突然破裂了。
“理查德之前与琼女爵很亲近，拿到了许多家庭照片，表现出一副仰慕柯南·道尔的样子，”他说，“后来，她看到了理查德出版的一些文字，突然意识到他在歪曲父亲的观点，于是两人就这么决裂了。”
美国人一直说，他不知道格林写的什么东西惹恼了她。但是，爱德华和其他福学爱好者说，之所以没人知道起因具体是哪篇文章，是因为格林的文风向来不带感情。r.迪克森·史密斯是格林的朋友，常年经营柯南·道尔及相关图书。他说，格林有时写得比较直率，之前琼女爵也没有因此生气。但是，这个美国人利用她对父亲声誉的敏感神经，把这些话揪了出来，像是用“螺丝刀”似的把它们“扭曲”了。爱德华是这样评价那个美国人的：“我觉得，他在不遗余力地伤害理查德，挑拨理查德与琼女爵的关系。”爱德华和其他一些人说，自从琼女爵疏远格林之后，这个美国人与她便越走越近。爱德华告诉我，与琼女爵争吵是格林永远的痛。“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副心碎的样子。”他说。
我追问此事时，这个美国人只说了句：“我是琼的代理人，所以才被扯了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后来格林跟我就淡了，也不再合作了。”他说，两人在福学活动上还是会碰面，但向来克制的格林却经常专门躲着他。
史密斯告诉我，格林在生前最后几个月里对这个美国人“有执念”。“他老是在想，这个人下一步会做什么呢？”死前的一周里，格林跟几个朋友讲，这个美国人要破坏自己反对拍卖会的行动，而且担心他可能会诋毁自己的学术声誉。3月24日，格林死前两天，他得知这个美国人正在伦敦，准备出席一场福尔摩斯协会的晚间活动。格林有个朋友说他给自己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不想见他！我不去。”就在活动开始前，格林决定不去了。这位朋友说：“我想那个美国人把理查德吓坏了。”
我提到了格林朋友们的说法，这时，那个美国人把餐巾打开，擦了擦嘴角。他解释说，自己在逗留伦敦期间与查尔斯·弗雷约谈了。他现在是弗雷的文学代理人，就像当年担任琼女爵的代理人一样。两人讨论了佳士得拍卖一事。但是，这个美国人强调，他有一年多时间没跟格林见面或交谈了。至于格林去世当晚的情况，他有些尴尬地承认，自己正在和妻子参加开膛手杰克犯罪地点重游活动。他说自己最近才知道格林死前很在意自己，还说有些福学家模糊了崇拜与疯狂的界线。“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个角色的感觉”，他说福尔摩斯是个“吸血鬼一样的人物”，有些人就被他吸干了。
服务员上菜之后，美国人吃了几口牛排和洋葱圈，接着说道，柯南·道尔当年感到被自己创造的角色压住了。虽然这些故事让他成了当时收入最高的作家，柯南·道尔也对不断“创造谜题和构建归纳推理链条”心生厌倦，这段苦涩的评论是他的原话。在故事里，福尔摩斯似乎被使命压得喘不过气，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次解决案件后都要靠注射可卡因（“百分之七溶液”）来克服随之而来的厌倦和空虚感。但是，柯南·道尔却没有这样的释放管道。他私下对一位朋友透露：“福尔摩斯对我来说已经成了负担，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用柯南·道尔的话说，福尔摩斯“不接受光明，也不接受阴影”的个性让他所向无敌，最终也让他难以忍受。此外，柯南·道尔还害怕侦探小说掩盖他所谓的“更严肃的文学作品”。他还花了几年时间来构思多部历史小说，他相信自己能借此跻身文学殿堂。1891年，柯南·道尔完成《白色纵队》后宣布：“这是我的巅峰之作。”这本基于“勇敢虔诚骑士”传说的中世纪背景小说当时很火，但很快就被福尔摩斯的光芒掩盖了。他还写过几部长篇，语言相对生硬死板，也是类似的情况。1899年，柯南·道尔完成了家庭小说《间有合唱的二重奏》，之前曾帮助他出过一部书的知名文学评论家安德鲁·朗有一段评语，反映了广大读者的观感：“虽然此书不乏野趣，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华生医生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
成功带来的悖论让柯南·道尔越来越抑郁：福尔摩斯在读者心中越是真实，它的创造者的存在感就越弱。最终，柯南·道尔感到自己别无选择。正如那位美国人所说：“他必须杀死夏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知道，他的死必须惊天动地。“这样的人物是不能用小事故、小毛病打发的。”他对一位密友说，“他的结局必须惊心动魄。”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构思完美的谢幕。1893年12月，福尔摩斯诞生六年后，柯南·道尔发表了《最后一案》。它打破了原有的套路：没有难解的谜题，也没有精妙的推理。这一次，福尔摩斯成为了猎物，猎手是莫里亚蒂教授——“犯罪界的拿破仑”，他在伦敦市“建立了一个犯罪帝国，市里几乎一半的案子都是他做的，而且几乎每次都干净利落地逃走了”。莫里亚蒂是一名数学家，也是第一位与福尔摩斯势均力敌的对手。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他是“一个天才，一位哲学家，一个有抽象思维的人”，他身材很高，如同苦行僧，外貌也与福尔摩斯相似。
然而，这篇故事最惊人的地方在于：这两位逻辑学家竟然都坠入了逻辑的反面，变成了眼中只有对方的偏执狂。有一次，莫里亚蒂告诉福尔摩斯：“这不只是危险……这是必然的毁灭。”最终，两人一同坠入了瑞士莱辛巴赫瀑布下方的悬崖。后来华生根据现场情况推断，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是在崖边打斗时同归于尽的。写完《最后一案》后，柯南·道尔在日记里写道：“福尔摩斯已死。”他显得很愉悦。
谈及此处，这位美国人似乎感到很震惊：柯南·道尔真的做到了。不过，他还是指出，柯南·道尔终归无路可逃。在英格兰，人们戴上黑纱悼念福尔摩斯。在美国，人们纷纷成立了“福尔摩斯复生会”。虽然柯南·道尔坚称福尔摩斯的死是“合理的”，读者们还是谴责他太残忍，要求他再把福尔摩斯写活。毕竟，没有人真的看见他掉下悬崖。格林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有一个杀人者受到了被杀者的纠缠、被迫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的话，那一定是先创造了福尔摩斯、后来又将他毁灭的那个人。”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柯南·道尔于1901年发表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主题是一个古老的家族诅咒，但情节发生在福尔摩斯死亡之前。两年后，柯南·道尔完全屈服了，重开福尔摩斯系列，在《空屋》中不无牵强地解释道，福尔摩斯当初只是假死，目的是躲避莫里亚蒂一伙的追杀。
美国人告诉我，柯南·道尔死后，福尔摩斯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后人身上。“琼女爵认为，福尔摩斯是他们一家的诅咒。”他说。他还说，她与父亲一样，也希望别人关注他其他的作品，但总是不得不屈服于成千上万的福迷——许多人给福尔摩斯写信，请他帮忙解决真实的案件。1935年，切斯特顿发表短文《走上神坛的福尔摩斯》，表达了自己对福学爱好者的看法：“这已经越过了玩笑的界线，朝着臆想幻觉的方向发展了。”
不仅如此，好几名扮演过福尔摩斯的演员也被蒙上了阴云。巴兹尔·雷斯波恩曾十多次出演这位大侦探。他在自传《角色内外》中抱怨道，由于扮演的福尔摩斯太出名了，他的其他角色都“默默无闻”，即使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公众把他和他最著名的角色混为一谈，电影厂和观众要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同一个角色。最后，他只好感慨自己“无法杀死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另一名扮演者杰里米·布雷特也感到很崩溃，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他曾经大呼：“去他妈的福尔摩斯！”
突然，美国人拿出一本之前带进酒吧的书给我看，是他正在写的多卷本“贝克街小分队”与福学研究史的一部分。他从1988年起就开始写了。“我本来以为，功夫下足的话大概能写一百五十页吧，”他说，“结果，现在我已经出了五卷，超过一千五百页，而且这才写到1950年，”他补充道，“这是一个逐渐落入疯狂、偏执的过程。”
提起自己对福尔摩斯的痴迷，他回想起最后见到格林时的情景。那是三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格林发言的主题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他用多媒体手段呈现了这本小说的缘起，令人耳目一新。”美国人说道。他重复了好几遍“耳目一新”这个词（“只有这个词能形容”）。这时，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闪着光。我意识到，自己面前的不是格林的莫里亚蒂，而是他的灵魂伴侣。接着，他回过神来，提醒我说，他可是有家有业的男人。“如果生命中只有福尔摩斯，那是很危险的。”他说。
1988年，理查德·格林前往莱辛巴赫瀑布朝圣，拜访儿时英雄差点死去的地方。柯南·道尔本人于1893年来过这里，格林希望能重走他的路线。站在瀑布旁，格林盯着脚下的深渊。华生朝着下面大喊后写道：“唯一的回应，就是回荡在峭壁之间的我自己的声音。”
九十年代中期，格林知道除非琼女爵去世，否则他是看不到柯南·道尔的失踪文档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她确实把文件遗赠给了大英博物馆。与此同时，他的传记调研工作还在继续。他的结论是，这部大传至少要分三卷。第一卷讲柯南·道尔的童年，第二卷讲文学生涯，第三卷讲坠入疯狂的过程。
根据公开档案，格林勾勒出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情况，起点是柯南·道尔开始运用自己的观察力来破解现实的谜案。1906年，柯南·道尔接手了乔治·埃德尔士一案。他来自印度，有一半的帕西族血统，当时住在伯明翰附近，被指控趁夜残害邻家牲畜，面临七年苦役刑期。柯南·道尔怀疑埃德尔士受责完全是种族的原因，于是承担起了侦破任务。与委托人见面时，他注意到这位年轻男子正在看报纸，报纸和眼睛有好几英寸远。
“你眼睛散光吗？”柯南·道尔问。
“是的。”埃德尔士答道。
柯南·道尔叫来一位眼科医生。后者检查发现，埃德尔士的散光很严重，不戴眼镜就看不清东西。于是，柯南·道尔来到案发现场，穿过错综复杂的铁轨和栅栏。“我身体还算强健，还是在大白天，穿越都觉得很困难。”他随后写道。实际上，他认为一个视力极差的人是不可能穿过这些障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杀害牲畜的。陪审团很快就表示了认可。《纽约时报》宣布：柯南·道尔破解新德雷福斯案。
柯南·道尔甚至参与侦破过一桩连环杀人案。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有两名女性身亡，都是同样的怪诞死状：受害人都是新嫁娘，“意外”溺死在家中浴缸里。柯南·道尔把自己的推论告知了伦敦警察厅，像福尔摩斯一样对警长说，“一刻都不能耽搁”。后来，人称“浴室蓝胡子”的杀人犯被捕定罪，庭审轰动一时。
1914年前后，柯南·道尔试图用理性的力量来破解当时的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逻辑。他相信，大战不只是盘根错节的两大阵营和意外身亡的奥地利大公这么简单，而是重振荣誉信条与崇高道德的一种宏大手段。在他的晚年作品中，这种价值观是他大力弘扬的对象。同年，他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口号是利剑在手！无所畏惧！《最后致意》的背景设定在1914年，福尔摩斯告诉华生，“风暴过后”，“更加纯净、美好、强健的土地必将沐浴在阳光下”。
虽然柯南·道尔的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上战场了，但是，他的许多亲属都追随着他“去战斗”的号召上了战场，包括他的亲生儿子金斯利。然而，柯南·道尔预想的光荣之战变成了修罗场。科学的成果——机器、工程学、电力——都变成了杀人武器。柯南·道尔去过索姆河畔的战场，那里有上万名英军士兵丧生。他后来写道，自己看见一名士兵，“从头到脚都被染红了，两只闪着光的大眼睛蒙着一层鲜血，就那么朝天望着”。1918年，柯南·道尔已经醒悟。他明白，这场冲突“显然是可以避免的”。而在此之前，一千多万人已经死去，包括金斯利，死因是战斗负伤和流感。
战争结束后，柯南·道尔又写了不少福尔摩斯小说。然而，推理小说的潮流已经过去了。硬汉逐渐取代了无所不知的侦探。他们靠的是本能和琴酒，而不是理性。在《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中，雷蒙德·钱德勒虽然尊敬柯南·道尔，但还是批驳了他“冷酷的逻辑”和“不厌其烦地串联起的细小线索”。在当时看来，这些简直荒谬。
与此同时，柯南·道尔似乎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完全抛弃了理性。丹尼尔·斯塔斯豪尔与格林一样，也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他在1999年的《传奇讲述者：亚瑟·柯南·道尔生平》中写道，福尔摩斯之父开始相信鬼神了。他多次参加降神会，通过“自主书写的力量”接收来自逝者的信息，有点像灵应牌。在一次活动中，曾经相信死后生活只是“虚妄”的柯南·道尔宣布，他死去的弟弟说：“这样的联络真是太好了。”
有一天，柯南·道尔在降神会的房间里听到有人说话。他后来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描述道：
我说：“孩子，是你吗？”
他的声音不大，感情却很充沛，一听就是他。“爸爸！”他顿了一下，“请原谅我！”
我说：“你从来都不需要原谅。你是世上最好的儿子。”一只有力的手放到我头上，缓缓地往前压，我感到眉头上方被亲了一口。
“你快乐吗？”我喊道。
半晌无言。接着，他轻声说：“快乐极了。”
福尔摩斯之父成了超自然研究的圣徒。柯南·道尔宣称见过的不只有死去的家人，还有精怪。他大肆宣扬一张两个女孩子在1917年拍的照片，她们说拍到了神奇生物。但是，一名女孩子后来承认：“我都能看见模型底下撑着的帽针。实话说，我一直纳闷怎么会有人当真。”但是，柯南·道尔当真了，甚至写了一本书：《精怪的到来》。他在伦敦开了一家“超自然书店”，跟朋友讲自己收到了世界末日的消息。“如果我不是福尔摩斯，那谁敢说自己是呢？我要说，唯灵论是千真万确的。”他宣称。1918年，《星期日快讯》的一则头条质问：柯南·道尔疯了吗？
格林第一次发现很难为传主辩护。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我很难理解，一个主张健全常识和思想的人，后来为何会在暗室里观察所谓的灵气。”有的时候，格林感觉遭到了背叛。他曾经愤怒地写道：“柯南·道尔是在自欺欺人。”
“理查德完全不能接受柯南·道尔搞唯灵论，”爱德华说，“他认为这是疯狂的。”他的朋友迪克森·史密斯告诉我：“全都是因为柯南·道尔。他把整个肉体、整个心灵都用来研究他了。”格林家中来自柯南·道尔生活的物件越来越多：久被遗忘的宣传唯灵论的小册子和演讲稿；对布尔战争的神秘研究；从未公开的摄影论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还发现了一本《间有合唱的二重奏》，”吉布森说道，“封皮是红色的，保存完好。我拿给理查德看，他兴奋坏了。他说，‘天啊，这肯定是样书。’格林后来还发现了一册1887年的《比顿圣诞年刊》，里面有《血字的研究》。这一本的存世量很少，价值十三万美元。于是，他给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总算’两个字。”
格林还想要柯南·道尔当年用过的物件：拆信刀、钢笔、眼镜。“他找起来没日没夜的，没错，晚上也是。”他弟弟瑟瓦尔德告诉我。格林有很多面墙上都挂着柯南·道尔的家庭照片。他家里甚至有一块壁纸是从柯南·道尔的一处住所取回来的。“‘沉迷’，这个词用在理查德身上一点也不过分。”他的朋友，《福尔摩斯期刊》主编尼古拉斯·乌特钦如是说。
“这种状态会自我循环，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格林在1999年向一家古董杂志承认。
2000年的时候，他家和博尔顿大宅的阁楼已经很相近了，只不过更像是一座柯南·道尔博物馆，而非福尔摩斯博物馆。“我这里大约有四千本书，”格林对杂志员工说，“当然了，也有很多照片、图画、文件，各种小东西。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多。不过，你也知道，拥有得越多，不足也就越多。”
而他最企盼的东西依然拿不到：失踪文档。琼女爵1997年过世后，大英博物馆里没有收入任何相关资料，于是他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之前，他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在就只剩下大胆假设了。2002年，格林发表了一篇让全球道学家大跌眼镜的文章，宣称柯南·道尔在第一任妻子路易莎1906年死于肺结核之前，就在与美艳的第二任妻子琼·莱基偷情了。众所周知，路易莎缠绵病榻期间，柯南·道尔就与莱基小姐结下了厚谊。但是，他一贯宣称：“我战胜了心中的魔鬼。”为了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氛围，他和莱基在一起时总有旁人陪伴。格林的论断基于19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调查当天，柯南·道尔住在东苏塞克斯郡的阿什道恩森林酒店。莱基也在。“柯南·道尔把幽会时间选在这个周末真是再糟糕不过了。”格林写道。然而，格林没有提到调查报告里的一个关键信息：柯南·道尔的母亲当时也在同家酒店，跟儿子在一起。后来，格林被迫在《福尔摩斯期刊》上发表公开信，宣布收回之前的观点：“我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资料不足便妄加揣测。”
但他还是对柯南·道尔不依不饶的，就像柯南·道尔当年对福尔摩斯一样。据爱德华回忆，格林有一次在谈话中痛斥柯南·道尔，说他“抄袭”“没有原创性”。他向另一个朋友坦承：“我把一生都浪费在了一个二流作家上。”
“我觉得他之所以失望，是因为柯南·道尔的家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史密斯说，“失踪文档没有公开，格林却把火撒到了柯南·道尔而不是他的后人身上。”
2004年3月，拍卖的消息刚刚公布，格林便赶往佳士得，发现这批文件极其丰富，跟他想象中一样。文档共包含上千件，有柯南·道尔六岁时写成的第一篇故事的残篇；有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苏格兰捕鲸船上当医生时写的插图日志；有柯南·道尔父亲（他在精神病院里画的精怪跟柯南·道尔后来信以为真的很像）写给他的信；一个棕色的信封，里面有一个刻着亡子姓名的十字架；柯南·道尔从未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还有柯南·道尔写给弟弟的一封信，它似乎证明了格林的直觉：柯南·道尔跟莱基真的早就开始偷情了。简·弗拉沃曾协助佳士得整理这批文件。她向记者透露：“这批文献之前不知所踪，因此多年来才一直没有人撰写新的柯南·道尔传。”
与此同时，格林又开始思索这批文件为什么流入了私人手中。格林的家人说，他把笔记输到了电脑里，反复查验证据线索，他相信这足以证明文件的真正主人是大英博物馆。他会工作到深夜，经常连觉都不睡。但是，证据就是拼不起来。突然，他输入了一行加粗的字：盯住事实。又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他跟妹妹讲，这个世界太卡夫卡了。
格林去世前几个小时，他从家里给朋友乌特钦打了个电话。格林之前请他帮忙找过一盘旧录音带，是一次bbc的广播访谈。格林记得，柯南·道尔的一个孩子在里面说过，这批文件要捐给大英博物馆。乌特钦说带子找到了，但没有格林提的那句话。格林大发雷霆，说乌特钦算计他，好像他是另一个莫里亚蒂似的。最后，乌特钦说：“理查德，你疯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伦敦下榻的酒店客房里待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要再见你一次，”约翰·吉布森说，“我搭下一班火车过来。”挂断前，他又补了一句：“我有一个想法。”
见面地点是我的客房。他拿了几张草稿纸，上面写着笔记。他靠窗坐下，夕阳映出了他瘦弱的身形。他说：“我认为是自杀。”
他之前过了一遍资料，包括我跟他讲的调查成果。他说，证据有力地表明，他的这位朋友一生推崇理性，但在人生的最后一周却表现出了相反的迹象。一个事实是，格林家没有强行进入的证据。另一个事实是格林手边的木勺，它或许是证据中最有力的一项。
“他肯定是用它来拉紧绳索的，就像止血用的绞压器一样。”他说。“如果是别人勒死他的，要木勺做什么？用双手不就完了？”他继续说，“我觉得他的人生里有太多不如意。佳士得的拍卖只是一个触发点罢了。”
他紧张地看了看自己的笔记。字很小，他又没拿放大镜，只好眯着眼看。“这还没完，”他说，“我觉得，他想要布置成他杀的样子。”
他停下来观察我的反应，接着说道：“所以他才没留下遗书，把自己的声音从答录机里抹掉，给了妹妹一张写着三个电话号码的便条，还跟人讲那个美国人要毁了他。他肯定是蓄谋已久，铺垫也做好了，专门误导我们。”
据我所知，侦探小说里上演的一般是相反的戏码：起初以为是自杀，后来发现是谋杀。正如福尔摩斯在《住院的病人》中所说，“这不是自杀……而是一场筹划精密、冷血无情的谋杀。”但是，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外。《雷神桥之谜》是福尔摩斯系列的晚期作品，格林还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它。它的情节非常离奇。一名妻子在桥上被杀害，头部近距离中弹。全部证据都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女管家。男主人之前跟她眉来眼去的。然而，福尔摩斯却证明，杀死这名妻子的不是任何人，而是忌妒心。她对丈夫的婚外情怒不可遏，于是伪造了他杀的假象，构陷女管家。她把自己的不幸全部归咎于这个女人。它是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对人类心理和犯罪动机探索最深刻的一部。女管家告诉福尔摩斯：“我来到桥上时，她已经在等我了。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可怜的人竟恨我入骨。她仿佛发了疯。我觉得她是真的疯了。那种疯狂是隐秘的，很能骗过别人。精神不正常的人有时会这样的。”
我在想，格林会不会是对文档的失落愤怒到了极点，以至于做出了类似的事情，甚至去构陷那个美国人，那个他认为要为自己和琼女爵关系破裂负责的人。我在想，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在身边的混沌中强行创造出一点秩序。我在想，不管这个理论有多么不可能，它会不会是最不“不可能”的那一个。
我还跟吉布森共享了我之前发现的若干线索：格林在死前几天给记者打过电话，说他可能要“出事”；一篇福尔摩斯故事里称莫里亚蒂的得力干将为“绞杀专业户”；格林的妹妹跟法医说，那张写着三个电话号码的便条让她想起了“一部惊悚片的开场”。
过了一会儿，吉布森抬起头看我，脸色惨白。“你还没明白吗？”他大喊，“这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一次完美犯罪。”
返回美国之前，我又去探望了格林的妹妹，普莉希拉·韦斯特。她住在牛津附近的一座三层砖楼中，建于十八世纪，花园用墙围了起来。她长着一头棕色长鬈发，面庞圆润，戴着一副小巧的椭圆镜片眼镜。她把我让进门去，轻声说：“你想去画室还是厨房？”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她就把我带去了画室，里面摆放着古董家具，书架上是她父亲的童书。坐下之后，我向她解释说，在写关于她哥哥的报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个美国人跟我讲“无懈可击的传记是不存在的”，而格林似乎对此特别抵触。
“理查德有些事瞒着我们，”他妹妹说道，“很多事情是他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在听证会上，年纪还不到理查德一半的劳伦斯·基恩说，两人多年前曾是情人关系。这件事让死者的家人和大部分朋友大为震惊。她解释道，“家里没人知道”格林是同性恋，“他从来没提起过”。
据韦斯特回忆，格林写的柯南·道尔传记中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吃惊的片断（为了写一篇小说，他去了一趟西藏），我尽己所能地想象着格林的样子：戴着眼镜，手里拿着塑料袋，嘴角斜挂着微笑。韦斯特看过哥哥的尸体躺在床上的样子。有好几次，她对我欲言又止：“要是……”她递给我几份悼文，都是格林的朋友为追悼会写的。追悼会的日期定于5月22日，也就是柯南·道尔的生日。活动安排的背面是出自福尔摩斯故事的引文：
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心灵，一个伟大的头脑。他似乎对确定、精准的知识拥有火热的激情。
他的生涯无与伦比。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重新坐下来之后，她说哥哥在遗嘱里把藏书都捐给了朴茨茅斯的一家图书馆，方便其他学者查阅。柯南·道尔写前两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地方，就在这家图书馆不远处。由于藏书数量庞大，全部运走用了两周时间，货车拉了十二趟。藏书总价值估计高达数百万美元——无论如何，肯定比柯南·道尔那批失踪文档高多了。“他觉得学术就是学术，不能受贪欲支配，”韦斯特说，“他生前如此，死后亦然。”
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些失踪文档的情况，是最近才披露出来的，而她哥哥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了。琼·柯南·道尔女爵身患癌症，临终前做了遗产分割，一部分归她自己，一部分归前任嫂子安娜·柯南·道尔的三名子女。因此，拍卖的是那三个人的部分，而不是琼女爵的。虽然有人依然从道德角度提出质疑，但大英博物馆已经得出结论：拍卖合法。
另外，拍卖结束后的5月19日，文档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大英博物馆入库。琼女爵没有把它们分给其他继承人，并在遗嘱中将其中大部分捐赠了。而且，大英博物馆还在拍卖会上购得了不少其余的文献。只可惜，格林无法亲自知道了。吉布森后来对我说：“格林的悲剧就在于，他本来是可以把传记写下去的。他的愿望都实现了。”
但是，此案尚有两处疑点。我问过韦斯特，她哥哥家的答录机里怎么会传出美国人的声音。
“这事恐怕没多复杂。”她说答录机是美国产的，内置了一段录音，她哥哥把自己的声音擦除后就是预置的美音了。
我又问便条上的号码是怎么回事。她失望地摇了摇头。什么都不是，她说。两个号码是记者的，他之前跟他们谈过话。还有一个是佳士得的工作人员。
最后一个问题是她觉得哥哥到底怎么了。有一次，瑟瓦尔德·兰斯林·格林在接受伦敦《观察家报》采访时说，他认为他杀是“完全可能的”。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破解全部谜团。闯入者可能锁上格林家的大门，然后从窗户逃走，从而营造出死者身旁无人的假象。这一点警方不是已经跟法医说过了吗？会不会是格林认识犯人，然后把他放了进来呢？还有，一个人就算是疯了，真的能用一根鞋带加一个勺子把自己勒死吗？
他妹妹把头扭到一边，似乎要再试最后一次，解开谜团。然后，她说：“我觉得真相是永远无法知道了。现实不是侦探小说，没有答案也没办法。”
2004年12月
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羊头人身，性好女色。
亚瑟王传说中纯洁勇敢的“圣杯骑士”。
原文为holmes，为福尔摩斯的另译。
“蓝胡子”是法国诗人夏尔·佩罗笔下人物，曾杀害多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