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红的枝叶乒乓作响地拍打着正墙。晾衣绳隐约在屋子一侧吱嘎颤动。卖冰激凌的商贩摇着铃铛沿街路过。屋子角落里，那台气派的新收音机轻唱着莺莺燕燕的主题，颤动的音符低沉、柔和，仿佛伤心歌手悄然藏在歌声里的心绪。
这时，从屋子深处传来各种磕磕碰碰的声音：一把椅子似乎背部着地，一个书桌抽屉被拉得太猛掉到地上，一阵夹杂着抱怨的踉跄声。接着，响起钥匙慢慢开锁的声音，一个储物箱盖被吱嘎作响地打开，又是一阵踉跄声和磕碰声，一个烟灰缸掉到地板上。我从长沙发上站起来，潜入餐厅，途经一小段过道，透过一扇敞开的门边缘向内偷看。
她在储物箱跟前摇摇晃晃，胡乱抓起放在箱子里的东西，气愤地用手把扫在前额上的长发甩到脑后。她没想到自己会醉成这样。她靠到箱子上，稳了稳自己，一边咳嗽一边喘气。这时，她把厚实的膝盖跪到地板上，伸出双手探进箱子里摸索起来。
她哆嗦的双手拿起了什么东西——一个用褪色的粉红带子绑起来的包裹。她笨手笨脚地解开带子，从包裹里抽出一个信封，弯下腰，把信封放回储物箱右边看不到的地方，并用哆嗦的手指把带子重新系好。
我从原路悄悄返回，坐到长沙发上。那女人喘着粗气回到客厅，摇摇晃晃地站在门道上，手里拿着包裹。
她冲我得意笑笑，把包裹随手一扔。包裹落到了我脚边。她蹒跚走到摇椅旁坐下，又伸手去拿威士忌。
我弯腰捡起了那个用褪色的粉红带子绑起来的包裹。
“打开瞧瞧吧，”她满腹牢骚地说，“里面有相片和剪报照。这些盲流只能登在报纸的警情通告里，一帮混迹下流场所的乌合之众。这就是我那个丈夫留给我的家当，一堆旧衣服和一群混账东西。”
我翻了翻那堆花哨的照片，看着上头摆出专业造型的男男女女。照片上的男人长着一张张尖瘦、狡黠的脸庞，他们要么身穿赛马服，要么就面涂好似小丑的古怪妆容。这些家伙都是混迹汽车旅馆的卖艺人，大多数甚至终生难以在小地方建立稳固事业。他们活跃的场合是小镇杂耍舞台、执法部门的大清扫行动，以及廉价滑稽剧场，专门演出一些下流节目，跟法律打擦边球；有时表演实在不堪入目，便会引来一场突击检查和场面混乱的公诉庭审，之后他们又复出，重新拾起嬉皮笑脸、淫邪肮脏、馊汗般臭气熏天的表演生涯。照片上的女人多半有双美腿，展示私密曲线的尺度颇为大胆，超出了威尔·海思的建议限制。不过，她们的样貌却世故老套，跟会计员上班时穿的上衣似的：金发女、深发女、土里土气的大牛眼、淘气贪婪的小细眼。某两张脸明显很歹毒；某两个人可能是红发，不过这从黑白照片上看不出来。我随意翻看了一遍，没提起什么兴趣，然后把带子重新绑好。
“一个都不认识。”我说，“干吗给我瞧他们？”
她的目光越过右手颤颤巍巍握住的酒瓶，阴险地看着我：“你没找到魏尔玛？”
“她在里边吗？”
浓重的奸诈之色攀上她的脸，开始一番嬉闹，没找到什么乐趣，因此又转移阵地了。“你不是有她的照片吗，她家里人给你的？”
这个问题让她感到困惑。每个女孩都会留下一张照片，哪怕是她穿短裙、头戴蝴蝶结的童年。我手里至少应该有这样一张照片。
“我不打算再喜欢你了。”那女人低声道。
我端着杯子站起来，走过去，把杯子放到她身边的桌沿上。
“你喝光那瓶酒之前，再给我倒一杯。”
她伸手去拿酒杯，这时，我一转身，快步穿过方形拱门，走进餐厅，穿过走道，步入那间储物箱敞开、烟缸落地、杂物乱放的卧室。我身后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我把手伸进储物箱右边，摸到一个信封，然后飞快地抽出来。
我回到客厅的时候，那女人已经站起来了，不过她只迈出两三步。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无神，一种充满杀意的无神。
“坐下!”我故意对她怒吼道，“我可没驼鹿马罗伊那么糊涂!”
这句话有点像黑暗中的枪击，没打中任何东西。她眨了两下眼睛，用上嘴唇掀起鼻子，透过兔子般诡异的神情露出几枚脏牙。
“驼鹿？你说那个驼鹿？他怎么样了？”她咽着气说。
“他出来了，”我说，“从牢里出来了，拿着一把点四五在外头乱逛。今早他在中央大街附近杀了个黑鬼，因为那人不肯告诉他魏尔玛在哪里。此时此刻，他正到处找那个害他蹲了八年号子的家伙。”
苍白的色泽占据了那女人的脸庞。她把瓶子举到嘴边咕咕灌酒，酒水顺着她的下巴流了下来。
“那现在警察也在找他啦!”说着，她大笑起来，“没错，就是警察!”
可爱的老女人，我喜欢和她相处，喜欢出于自己的险恶用心把她灌醉。我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喜欢当我自己。干这一行，任何你经历过的事情都会被我碰上，但我已经开始对这种状况感到恶心了。
我打开信封，攥起一张光面相纸照片。这张照片和刚才那些一样，但又有些不同——它拍得精致多了。照片上的女孩上身穿皮埃罗丑角服，头戴白色圆锥帽，帽顶有一颗黑色绒球，帽子下蓬松散落出来的头发呈深色——可能是红的。照片为侧身照，可见的那只眼睛里透出一丝活力。我不敢说这张脸蛋漂亮、大方，我不擅长评判相貌，但它称得上好看。一直以来，人们都对这种脸蛋比较友好，或在它所属的那个小圈子里算不错。不过，那张脸依旧非常平凡，它的美观是严格流水线化的，你午餐时间穿过任何一个城市街区，都能看见一打类似的脸。
照片中，女孩的下半身以腿，而且是一双美腿为重点。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永远属于你的——魏尔玛·华伦托。”
我在那个叫弗洛里安的女人面前抬起照片，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她扑过来抢，但没摸到。
“干吗把它藏起来？”我问。
她喘着粗气，一声不吭。我把照片塞回信封，装到衣服口袋里。
“干吗藏起来？”我又问了一遍，“这张照片和另外那些有什么不同？她现在人在哪里？”
“她死了。”那女人说，“她是个好孩子，但已经死了。你这个条子，快滚吧。”
女人黄褐色的眉毛绞在一起，上下耸动。她的手一松，酒瓶滑落到地毯上，酒水汩汩流出。我弯腰去捡酒瓶，她伸出脚想踢我的脸，于是我撤开几步。
“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藏起来。”我对她说，“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我只是个又病又老的可怜女人。”她咕哝道，“别来招惹我，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什么话都没说，什么要说的话都没想。过了一会儿，我走到她旁边，捡起地上几乎已经流空的酒瓶，放到她身边的桌子上。
她一直低头盯着地毯。收音机在角落里欢快低吟。屋外一辆汽车经过。一只苍蝇在窗户后面嗡嗡作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开始嚅动半片嘴皮，对着地板说话，吐出一堆毫无意义的零碎语句。她大笑起来，仰面朝天，呆呆流出一摊口水。她又伸出右手，拿起酒瓶，咯咯磕着牙齿喝光了剩下的酒。她举起空瓶子摇摇，然后朝我扔了过来。酒瓶飞落到房间一角，顺地毯滚动，最后砰一声撞到踢脚板上。
她再次阴险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就闭上眼睛，打起了鼾。
她可能在演戏，但我不在乎。突然间，我感觉受够了这一幕，简直受够了，实在受够了。
我在长沙发上捡起帽子，走向门口，打开纱门，来到屋外。收音机还在角落里嗡嗡低吟，那女人还躺在椅子里，呼呼打着轻鼾。关上门之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之后我关上门又悄悄打开，再次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只是眼皮下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我走下台阶，沿开裂的走道回到主路。
隔壁家的窗帘掀起了一角。一张狭窄、专注的脸贴在窗户上，凝视着这边——是个白发尖鼻的老女人。
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又在打探邻居了。每条街上都至少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我朝她挥挥手。窗帘落了下来。
我回到停车的地方，钻进车，开回七十七街分局，爬上楼梯，来到纳尔蒂那间位于二楼的臭烘烘的狭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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