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或四年（一九二九）的秋天，阿蕊频频拎着布袋徒步出门，回来时袋中装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菊花。她把花铺在缘廊阴干，就算是大朵的，一旦阴干也会萎缩。之后她把干掉的花朵装进另一个布袋以免香气散逸，然后继续摘更多的花阴干。圭助问她要做什么。“我要做个菊花枕送给老师。”她说，“听说枕这样的枕头可以长命百岁，陶渊明的诗中好像也提到过。”
她解释说那个塞满菊花的枕头长一尺二寸，枕的时候要叠放在普通枕头上。（最近，有人告诉我陶渊明并未写过关于菊枕的诗，倒是《澄怀录》中有“秋采甘菊花，贮以布囊，作枕用，能清头目，去邪秽”的记载。）
阿蕊费时多日，仔细做成菊枕，欣喜之余，咏了几首关于菊花的俳句。
那三首俳句，至今仍被视为阿蕊的代表作。
然后，阿蕊宣称要带着这个枕头再次前往片濑，她说寄送无法表达诚意。
深知她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商量余地的圭助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设法筹钱。那时，阿蕊虽有一笔教授俳句的收入，但那当然是杯水车薪。圭助再次向家乡借钱，兄长不太情愿地寄了钱过来。阿蕊小心翼翼地捧着枕头上京去了。
这次她又在巴城家寄住了十天左右，但失望而归。经过是这样的：
阿蕊前往位于片濑的梅堂草庵面见梅堂，呈上菊枕。梅堂并未如她期待中的那么高兴，只是简单地道了个谢。站在他的立场，想必是因为还有其他弟子在场，必须顾及为师的尊严吧。阿蕊却大感意外，她觉得自己细心采集了这么多菊花，厚颜向人借钱千里迢迢从九州送来，这番辛苦却一点也没得到梅堂的肯定。再看看四周，也没有任何人为枕头说句好话，她满心不是滋味地从梅堂面前告退。
翌日，在武藏野有一场吟行活动，加上阿蕊在内总共聚集了五十人，可谓热闹非凡。
阿蕊本以为梅堂会对自己青睐有加，特地到他面前打招呼，梅堂却仅点了个头，又立刻继续和周遭人闲聊，似乎未把阿蕊放在眼里。阿蕊再次感到被冷落，这扰乱了她的心情，使她写不出好句子，公开讲评时甚至不好意思报上姓名。成绩自然也不理想，这令她更加心慌意乱。
第三天有一场俳句会，也同样无人理睬她。阿蕊原本暗怀自负，以为只要是与俳句有关的人应该都听过她的名字，没想到竟大失所望。她觉得大家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她这个乡巴佬。想到这里，仿佛自己的装扮也变得粗俗不堪，在其他人面前相形见绌了。
梅堂身边的弟子，整体而言，不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家境极为富裕。
阿蕊想起常有人抨击必须有钱有势才能在《波斯菊》出人头地，再想到自己身为乡下穷教师之妻的卑微身份，羞耻与愤恨更甚，久久激荡于心头。
毫无疑问，那晚的俳句会她的成绩也不好。那天夜里，阿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就这么郁闷终夜。翌晨，巴城夫妇问起阿蕊的满眼血丝，她才吐露出这几天的愤懑与苦恼。
巴城对阿蕊的自负心之强暗自惊诧，当下先设法劝慰，旋即偷偷打电话到片濑，拜托梅堂下次如果见到阿蕊务必好好开导，梅堂只是无奈地在电话彼端苦笑。
那天午后，阿蕊又去了片濑，虽然身旁还有其他人，梅堂还是一看到她就立刻照巴城的请托，客气地表示：“谢谢你上次送的那个菊枕，我睡得非常舒服。”
阿蕊多日来的不满与愤懑全因这句话烟消云散，同时，一股撒娇般的念头骤然涌起，她忍不住抱怨道：“老师只关心其他人，一点儿不把我放在心上，害得人家参加吟行和俳句会时都心烦意乱，没办法发挥平时的水准。”
一旁的弟子们听到这话不禁愕然。阿蕊华美的脸庞自然泛起潮红，更显得媚态横生。于是有人私下愤慨地批评阿蕊太不像话，居然企图用美色笼络老师。当然，这么说多少也带一点嫉妒。
仿佛是想在这种批评上多加几分火，阿蕊天天都去片濑报到，还主动在梅堂家下厨做事，或端茶给客人。站在阿蕊的立场，只不过是因为能够近距离接近梅堂令她喜不自胜，说什么也无法像客人一样干坐着，所以才做了点女人会做的事。但在别人看来实在不成体统。
梅堂也有点束手无策，最后终于对阿蕊说，为了顾及外人的感受，也许她该回九州去了。
从此，阿蕊至死都在不断叨念着：“老师就好比天上的月亮，皎洁无瑕，但环绕于月影周遭的蛙群却呱呱乱叫。”
再不然就是说：“都是老师身边的人不好，那些人就像皇帝身边的奸臣。”
阿蕊虽然失望而归，但她的不满只针对梅堂身边的人，她对梅堂本人的尊敬仍丝毫不减，景仰之情甚至与日俱增。
6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圭助四十五岁，阿蕊四十三岁。
圭助一次也没收到过调职令，在同一所学校一待就是一二十年。美术老师不可能升任校长或教务主任，他自己也安于做个小教员。
但对阿蕊来说，圭助就是个不求上进的窝囊废。虽说对他的轻蔑已长达二十年，有时还是会突然升级，莫名其妙地破口大骂。
阿蕊决定在外头尽量不提起圭助，每当别人问起她丈夫，总会令她浑身难受。
“哎，谁知道他在瞎忙些什么。”
说完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即便别人不识趣地再三追问，她也是嗯嗯啊啊地含糊其辞，弄得对方只好改变话题。
阿蕊常出入当地的名门望族。他们本来就都是《波斯菊》的同好，也都会写点俳句，因此无人不知阿蕊的名声。阿蕊要和地方上这些名医、律师、企业家等知名家庭结识也并非难事。
阿蕊虽已年逾四十，但白皙的肤色和抢眼的五官使得她看起来顶多只有三十四五岁。除了身材稍嫌过高，穿着深咖啡色直条纹和服、外罩锦纱黑徽纹外褂的模样，还真能惹得中年男人春心蠢动。而批评她过于艳丽的声浪，使得她依旧不得夫人们的欢心。
此时，阿蕊自己办的杂志《春扇》门下已有女弟子十几人，但多半因对阿蕊过于强势的个性心生畏惧，逐渐不再上门。其中一名年轻女孩后来在《波斯菊》的杂咏上崭露头角，将阿蕊激怒，她怒骂道：“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实力，是你父亲身为商工会议所领袖的财力发挥了影响力。《波斯菊》那种地方本就具有这种策略性，所以你可别得意。”女孩从此与阿蕊断绝来往。阿蕊的妒意，和她因自己不过是教师之妻的自卑与焦躁也脱不了关系。
不过，《春扇》虽然只出了两期就宣告停刊，却留下许多阿蕊的杰作。她的俳句带有强烈的浪漫气息，深入人心。以她的个性，比起客观地描写一草一木，似乎还是寄托奔放诗情的主观诗句更优秀。
她自己也曾吐露：“梅堂老师虽再三强调生句，但其实他的主观句更加有意思。”由此可窥见她的真正想法。但她尽量压抑这种念头，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客观。对阿蕊来说，梅堂就是绝对权威，他的教诲就是圣旨。
当时梅堂门下也有人无法满足那种“味如嚼沙的写生俳句”，转而投入主观句的怀抱。阿蕊虽受那种主张吸引，但在弟子面前，还是表示“写俳句时不该把个人心情放第一，应该虚心地歌咏自然”，并骂那些离开梅堂的人是忘恩负义之徒。
阿蕊为了写生，兴致来时哪儿都去，只要心血来潮，恨不得立刻动身。圭助从学校回来时家门常锁着，开门进去一看，桌上只留下一张纸条交代去处，就这么两三晚不回家也是常事。
阿蕊最爱去英彦山，山高一千二百米，是北九州最高的山，古时曾是修道者的灵场。参天古杉遍山，连白昼也阴森漆黑。阿蕊有时会找间旅馆投宿，在山里连走上两三天。
一次，某位熟识的二料展画家来此山速写，在山中巧遇阿蕊。只见从崖角骤然现身的阿蕊披头散发，面无血色，两眼像中邪似的发射出异光，手持龙胆花的姿态散发出一股妖气。画家脸色大变，当场逃回旅馆。这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的事。
从这时起，阿蕊的精神逐渐无法负荷，开始不大对劲。评者曰：“昭和八年及九年是阿蕊女史的诗魂飞跃至最高峰的时期，到了昭和十年，开始逐渐衰微，创作数量也骤减，同时作品明显欠缺神采。”
此后，阿蕊屡次投稿《波斯菊》，但都没有再获录用。
她的脸色一日比一日憔悴，越焦虑越写不出佳句。
“都是老师身边的那些人不好，是那些人嫉妒我，所以刻意阻挠，我要去见老师。”她说。
她本就不听圭助劝阻，在那种状态下更不可能听从。
她一到东京先去了巴城家，巴城夫妇看到阿蕊的模样大为惊愕，劝了半天才把她劝回九州。
7
阿蕊几乎天天写信给梅堂。
她在信上写道：
老师，我好想更亲近老师，身为弟子的我想投入老师的怀抱，受到老师的宠爱。
也曾写：
老师虽然温柔，但也很冷酷。我寂寞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那些随侍在老师身边的人，可以恣意享受老师的钟爱，我就悲从中来。老师，请您千万不要抛下我。
还写道：
老师，请您原谅我的任性，可为什么您就是不肯刊载我的俳句呢？如果说有什么缺点，请您尽管指出。拜托，我敬候您的赐教。
可梅堂却难得回信。
阿蕊每天时间一到就站在门口，但邮差总是过门不入。邮差那若无其事扬长而去的模样，仿佛梅堂不肯搭理的冷漠寡情，令阿蕊恨得直咬牙。
俳句依旧没有入选，日夜懊恼令她形干影枯。家中不时响起阿蕊的叫声与哭声，吓得访客在门口仓皇而归。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梅堂启程游历海外。他搭的是箱根丸号客轮，途中暂停门司港。
阿蕊为了见梅堂，带着花束前往门司港。当时的汽船不会驶进码头，而是停泊在海上。阿蕊便租了一艘小舟上箱根丸。梅堂位于头等舱的房间挤满了人进不去，阿蕊只好托人向梅堂通报，但梅堂不知是否在忙，只派了一个代表现身。此人从阿蕊手中接过花束，说了声：“谢谢您，我会转告老师的。”然后就把花随手往旁边一搁。此人也许觉得就算现在拿进房间，里面也是挤满了人，不如晚一点再拿进去。但阿蕊却不这么想。本来就因见不到梅堂烦躁不安的她，当下勃然大怒，一把抢过花束，把花扯得七零八落的扔在甲板上。破碎的花随着二月的冷冽海风飘散。
阿蕊下了船，踏上门司陆地，激动的心情使她一时不甘离去。这时，她看见一艘小汽艇驶离箱根丸朝这边开来。上面载着梅堂一行人、其他船客及送行的人，他们要一起前往可眺望海峡的和布刈岬吟行。从远处目击到这一行人走过栈桥上了岸，随后钻进轿车的身影，阿蕊不禁急忙跑了过去，但梅堂和其他人都已上了车。
“老师，老师，请带我一起去。”
阿蕊双脚正想踩上轿车的踏板，车门却砰地一声关上。她只瞥到绝尘而去的车内中央，凛然正坐着六十多岁的梅堂。阿蕊放声大哭。
即便如此，阿蕊还是认为等梅堂归来一切就会好转。梅堂在欧洲各地游历数月，于六月返抵横滨。
然而，阿蕊等到的，是被从《波斯菊》同人名单上除名。
据她的年谱所写，就在这一年，她“对创作断念”。
此后阿蕊依旧频频写信给梅堂，据说数目总计高达两百数十封。越到末期越失常，文章前言不对后语，不知所以然，或哀诉或愤慨。有时发电报取消刚寄出去的信；有时仿佛回到从前；有时整个人支离破碎。生活中的阿蕊也几近疯狂，不是叨念着什么如意轮观音如何、观自在菩萨又如何，就是咕噜咕噜地磨着墨，或者把纸揉得乱七八糟。失常的状态逐渐广为人知。
阿蕊在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六）被圭助送进某家精神病院。起先，她还会说“必须创作俳句”，吵着要出院。但后来，终日只见她一个人喃喃自语。
某日，圭助去看她，她非常高兴。
“我替你做了菊枕。”
阿蕊说着递上布囊。当时是夏天，圭助奇怪怎么会有菊花，打开布囊一看，只见里面塞满了凋谢的牵牛花。原来是护士小姐拗不过阿蕊替她摘来的。
圭助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暗忖妻子是否在疯了之后才终于回到了他的怀抱。
阿蕊于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八）死于医院，享年五十七岁。
据《看护日志》记载，她连日“自言独笑”，不知让她这么开心的是什么样的幻觉。
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昭和二十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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