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说话的方式，紧张的语气，以及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都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疯了。我虚弱地说：“总之，那些都不关我的事。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回家了，要是没按时回家，我家里人会发火的。”
伊格竖起一根手指指着我，责骂道：“好啊，既然你这么觉得！”我还没来得及制止，他已经转身跑出我们藏身的土堆，朝池塘奔去。不知是因为意识到将被独自抛下，还是什么疯狂的忠诚心作祟，原因我不清楚，总之只犹豫了一瞬，我便跟上了他。
他站在池塘边，看着池子里的男人——那人还在乱扑腾，同时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嗨，先生。”伊格叫道，声音犹疑不定，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你受伤了吗？”
男人慢慢地打量着我们，那张脸很可怕，青一块紫一块，好几处肿了起来，而且目光呆滞。被打湿了的头发贴在前额，滴滴答答的淌着水。单凭他这副模样就足够把我和伊格吓得后退一步。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接着他身子前倾，两眼无神地盯着我们，然后慌忙后退了好几步。突然，他停下脚步蹲了下去，从水里抓起一把稀泥。
“滚开！”他尖叫的声音活像个女人，“滚开这里，你们这些小叛徒！”接着毫无征兆地把稀泥扔向我们。
没打到我，也不可能打到。我惊呼一声后撒腿就跑，伴随着狂跳的心脏，双腿全速飞奔。那时伊格差不多到我肩膀，因此在翻越横亘在街道前的垃圾山时我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好不容易爬到顶，我们头也不回地直接滑到大街上，扬起一团肮脏的尘土。一直跑到第一个红绿灯我们才停下来，双腿在颤抖，大张着嘴巴呼吸，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
但与伊格终于喘过气能说话时相比，那时所受的震撼还不是最强烈的。
“你看到刚才那个家伙了吧？”他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你看到他们对他做什么了吧？走，我要去报警。”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报警？你报警干吗？我的天哪，你怎么那么关心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因为他们痛打了他一顿，不是吗？如果警察知道了，就会抓住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关五十年。而我是目击证人，你也看到了，因此你也是目击证人。”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坦白说，对我们刚逃离的那个满脸凶相、仿如幽灵的男人我没有一丝同情心，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反对一切和警察扯上关系的主意。事实如此，和大多数我认识的小孩一样，我一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就紧张。此时伊格带给我的不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孩子竟然主动提出去警察局报警，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刻薄地说：“没错，我是目击证人。可那个被打的男人完全可以自己去报警，为什么要我们去？”
“因为他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你没看到他有多怕罗斯先生吗？你就能容忍罗斯先生那样胆大妄为，想打谁打谁，无人制止吗？”
这时我明白了。这段荒谬的对话背后，这份突然闪现的高尚作风的核心其实有理可循，而且我好像懂了。伊格并不是关心池子里的那个男人，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罗斯先生曾粗暴地对待过他，现在是讨回公平的最佳时机。
尽管如此，我并不想揭露伊格的小心思，因为当你曾亲眼看着最好的朋友被推搡、侮辱，日后一定不想再提起那件事。但至少这让我理清了关系，一切都能解释了。某人伤害了你，于是你反击，就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前因后果也促使我坦然接受了伊格的计划。并不是为了帮那些得罪了罗斯先生因而惹上麻烦的蠢大人，我只不过是伊格的好朋友。
突然，去警察局把我们刚才看到的说出来的提议听起来非常吸引人。同时，三思而行的想法被我抛到脑后，这么做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因为明天我就要搬去曼哈顿了，不是吗？
于是我迈开步子，跟在伊格身后，绕过两个花坛，我还迷迷糊糊的，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走进警局大门就看到一张类似法官席的高桌子，一位灰发男人坐在桌边写着什么，他的旁边还有一张矮桌子，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大胖子，正在阅读一份杂志。看到我们走进来他放下了杂志，眉毛上挑，看着我们。
“怎么了？”他说，“出什么事了？”
我原本在心里排演过如何描述在高尔夫球场看到的一切，但压根儿没机会开口。伊格激动地滔滔不绝，我半句嘴都插不进去。胖警官一脸困惑地听着，不时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一捏下嘴唇。然后他看向坐在高桌子后面的男人，说：“嗨，警长，这两个孩子说他们在戴克高地目睹了一桩人身攻击案。要来听听吗？”
警长头都没抬，继续写着什么。“什么？”他说，“你耳朵有毛病吗？”
胖警官靠在椅背上，微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只不过我听到一个叫罗斯的家伙和这事儿有关。”
警长点点头，示意我们俩到他所在的高台上去。“好啦，孩子，”他对伊格说，“有什么麻烦事儿？”
于是伊格又说了一遍，说完后警长依旧盯着他，手中的钢笔敲着桌子。接着他冲伊格摇了摇头，说道：“我就在这儿说说，孩子，像你这么大就大嘴巴可不好，除了到处给别人惹麻烦，你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吗？”
我认为事已至此，最好马上开溜。因为无论如何都最好不要掺和大人们的事，比如现在这样。但伊格毫不退缩，他一向擅长争辩，即便他的观点是错的；而现在他知道自己这次是对的，就更加言辞激烈、怒火中烧。
“你不相信我吗？”他质问道，“老天哪，我就在现场！就这么近！”
警长就像即将爆发的雷雨云。“好好，你就那么近，”他说，“够了，孩子，闭上你那张大嘴巴。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瞎胡闹。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
伊格暴怒，此时的他连眼前几英寸的金色警徽都不怕了。“我才不管你信不信。等我去告诉我爸，走着瞧！”
我能听见自己的耳鸣声。警长依旧坐在那儿盯着伊格，再看伊格，尽管也有点儿被自己的突然爆发吓到，但还是瞪了回去。他此时心里的想法肯定和我的一样，冲警察嚷嚷，下场差不多和对人施暴一样惨，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监狱，在里面过一辈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被伊格害了，顿时对他愤怒异常。那时我脑子里只想着都怪他，害我也陷入这般境地，要为他的发神经背黑锅。我猜比起警长，那时的我更恨他。
最终警长转身对着胖警官，一副已打定主意的样子。
“开车去罗斯家，”他说，“把这件事完整地讲给他听，然后请他跟你一起过来。哦，对了，问问这孩子的名字和地址，去把他父亲也带来。咱们走着瞧。”
于是，今生第一次，我坐在警察局的长椅上，看着墙上大钟表的钟摆摆来摆去，回忆这辈子曾犯下的罪过。等了最多半小时，胖警官便和罗斯先生、伊格的爸爸一起现身了，但对我来说，却仿佛有一年那么长。还是难以置信的漫长的一年。
令我惊讶的是罗斯先生的样子。我本以为他会打打闹闹、挣扎着进来，因为虽然警长不相信伊格讲的故事，但罗斯先生自己心知肚明。
然而不仅没有打打闹闹，罗斯先生看起来就像来拜访老友，一身上好的薄西装，搭配黑白两色的运动鞋，还抽着雪茄。他无比地冷静、自在，甚至，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的样子就像在这里他说了算似的。
再看伊格的爸爸，简直两个极端。科瓦奇先生刚才肯定正穿着汗衫、坐在门廊前读报纸，因为他身上的衬衫一半小心地掖在裤子里，另一半露在外面。单看科瓦奇先生的举动，你会错以为他才是做错事的人。他不停地吞咽着口水，脖子缩在衣领里，时不时紧张地瞥一眼罗斯先生。总之，他看起来和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
警长指着伊格，说：“好啦，小鬼，现在告诉大家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些什么。站起来，让我们都能看到你。”
那故事伊格已经说过两次了，因此这次他驾轻就熟，从头到尾连口气都没喘，也没人打断他。罗斯先生一直站在原地礼貌地倾听，科瓦奇先生则不时转动缩在领子里的脖子。
伊格说完，警长问道：“罗斯先生，恕我直言，今天您去过那个高尔夫球场吗？”
“当然。”
警长说：“但你看，我们现在有点儿麻烦。”
“我理解。”罗斯先生说着，走到伊格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不过你知道吗？我也不怪这个搞恶作剧的孩子，前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些小麻烦，他总想爬上我的车，我猜他这么做是想和我扯平。我不得不说这孩子真有志气，是不是，孩子？”他边说边友好地捏了捏伊格的肩膀。
我被罗斯先生恰到好处的反击吓傻了，伊格却像串被点燃的鞭炮，炸开了。他挥开罗斯先生的手，径直冲向他的父亲。“我没撒谎！”他拉扯着科瓦奇先生的衬衫，声嘶力竭地说，“我对上帝发誓，警官，我们俩都看到了。我没撒谎，警官！”
科瓦奇先生低头看了看儿子，接着环视众人。他的眼神触到罗斯先生的那一刻，仿佛衣领又缩紧了一英寸。与此同时，伊格还在拉扯他的衬衫，叫唤着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他没有撒谎，直到科瓦奇先生第一次晃了晃他，下手很重，他才终于闭上了嘴。
“伊格，”科瓦奇开口道，“我不希望你到处去传播是非，听到我说的了吗？”
伊格当然听到了，他后退一步，就像脸上挨了一拳，然后站在原地，一脸滑稽地看着科瓦奇先生。他不发一言，且一动不动，直到罗斯先生再次走到他身边，将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
“听到爸爸说什么了吗，孩子？”罗斯先生说。
伊格还是不发一言。
“你肯定听到了，”罗斯先生说，“现在咱们俩更熟了，小鬼，所以也别闹别扭了。事实上，什么时候想来我家尽管来，我保证有好多奇怪的事情你能做。而且我给的报酬丰厚，这点你不用担心。”他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张钞票，“拿着。”他说，把钞票塞到伊格手里，“或许这个能帮你想通。现在，出去尽情地玩吧。”
伊格迷茫地盯着钞票，就像个梦游的人。我没搞清状况，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赢了，可伊格非但没有欢呼，反而迷迷糊糊的。直到警长开口，才将他唤醒。
“好了，孩子们，”警长说，“赶紧回家去，大人们还有些事要谈。”
无须再多说什么，听到这话我便冲出门，快步走到大街上，伊格跟在我身后，拖拖拉拉的，沉默不语。我们走了三个街区，转弯又走了一个街区，终于回到家门口了。在那之前，我从未如此喜爱熟悉的房屋线条，以及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但我并没有马上进门，我突然想起这是最后一次和伊格见面了，于是尴尬地站在门口，等待着。我向来不擅长道别。
“这下好了，”终于我开了口，“我的意思是，罗斯先生给你的钱，至少值二十个高尔夫球。”
“是吗？”伊格说道，他看我的样子和刚才看他老爸时一样滑稽，“我敢打赌它够买一副新球杆了。跟我一起去里奥的店，我证明给你看。”
我很想去，但此时更想进屋回家。“哦，要是我今晚在外面玩得太晚，我家里的人会生气的，”我说，“而且，无论如何，一美元绝对不够买一副球杆，你还需要更多钱。”
“你这么觉得吗？”伊格说完伸出一只手，慢慢地张开，这下我能看清里面的东西了，那不是一美元，而是——我真的吓了一跳——五美元。
正如我妻子所说，这一切都是很久远的事了。据眼前这张伊格内斯·科瓦奇——球拍界精英，此时死在自己的豪华车的驾驶席上，额头被子弹开了个洞，旁边座位上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的照片只有三十五年。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在布鲁克利的最后一天，他说的话、做的事的内在含义，然后我们便各奔东西，各走各的路。
我瞪着伊格手里的钱，这一大笔钱为我敲响了警钟。
“嘿！”我说，“五美元，这可是一大笔钱！你最好给你老爸，不然他肯定饶不了你。”
令我惊讶的是，伊格握着钱的手竟在颤抖，接着他突然全身发抖，就像突然跳进了冰冷的水里。
“我老爸？”他冲我大声喊道，然后抿着嘴，紧咬牙关，好像这样能抑制颤抖似的，“要是我老爸敢对我做什么事，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会去告诉罗斯先生！然后走着瞧！”
说完他便像风一般地跑了，瞬间从我的视野里消失，跑向他命运的终点。
命运三女神（thefates）或称摩伊赖（moirae），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天忙碌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winchell，1897—1972），一位美国报纸及广播八卦评论员。
伊格是伊格内斯的昵称。
pick-upballgame，和棒球赛类似，不同的是没有固定分组，每次开始前先选出两个队长，再由队长选队员。
两位都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都曾为布鲁克林区的球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