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后一瓶酒

糟糕的一天。里沃利街上靠近莫里斯酒店的一家咖啡馆看起来不错,我走进去,坐在过道上的桌子边,下意识地瞥向对桌,正巧与一位年轻女士四目相接,那位女士马上就认出了我,并露出惊讶的表情。是索菲娅·凯索勒斯夫人。一瞬间,仿佛打开了封锁记忆的瓶子,往事如鬼怪般朝我扑来。我太震惊了,觉得血色正从脸上慢慢退去。

凯索勒斯夫人很快来到我身边。

“德拉蒙德先生,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没事,来杯酒就行了。法国白兰地,谢谢。”

她帮我点了酒,然后坐下来热心地帮我脱掉外套。“哦,老天,这么热的天你还穿这么多。”

放在其他时候,这一举动或许十分贴心,但此时,我尴尬地意识到,在咖啡馆其他客人看来,这一幕不过是善良的孙女在照顾她头发花白的可怜爷爷。

“夫人,我真的——”

她举起一根手指用力压住我的嘴唇。“在你享用完白兰地、恢复过来之前请别再说话。半个字都别说。”

我听话地照办了。本来嘛,风水轮流转。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六个月前,那场噩梦发生时她不知如何是好,而我是那个给她力量的人。与我重逢,残酷的往事一定也同样给予她沉重的一击。我该为她能挺过来表示赞叹。

我的白兰地来了,出于强迫症——可以这么说——我下意识地拿起杯子,透过阳光观察酒的颜色。凯索勒斯夫人的嘴唇弯成一个淡淡的微笑。

“亲爱的德拉蒙德先生,”她喃喃道,“您真是永远的鉴赏家。”

说得没错,我确实是鉴赏家。同时,这句话将我带回到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巴黎晴天,一切的起点……

那天,一个名叫马克斯·德·马雷查尔的男人来到我的公司位于巴里街上的办公室找我,布鲁莱特与德拉蒙德红酒公司。我模糊地记得,德·马雷查尔是一份颇有名气的小众杂志的总编,叫《地下室》,一本专业的红酒鉴赏咨询类刊物。这不是那种商业性出版物,而是类似主题为“要纳税的地下室”的地下刊物,供一小部分有品位的业余红酒爱好者阅读。杂志上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于是很开心见一见总编。

然而,刚见面我就马上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男人。他四十五岁左右,衣冠楚楚,神气活现,典型的退位领袖型人物。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几乎把我逼至临界点。我试图表现得宠辱不惊、面无表情。这种情绪像被水柱顶起的乒乓球般忽上忽下、起伏不定的人,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据他解释,这次来访的目的是采访我,为那本杂志的一个系列文章作准备。他准备询问多位红酒专家,在他们品尝过的酒中,葡萄的最佳产地和产期是什么。如果最终发现,英雄所见略同,那就可以记录下来。如果——

“如果,”我打断他,“众人对‘最佳’的意见未达成统一,那你问一百位专家,就会得到一百个不同意见。”

“刚开始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做到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一处小统一,有两个年份的地位无可撼动。”

“哪两个?”

“都在勃艮第。一个是勃艮第一九三二,另一个是罗曼尼·康帝一九三四。显然,这两个年份无可争辩地并列最尊贵红酒排行榜榜首。”

“无可争辩。”

“您心目中‘不看就知是好酒’的选择也在它们之中吗?”

“我不想做这种选择,德·马雷查尔先生。对这个级别的红酒来说,互相比较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根本比不出结果。”

“那么,您不相信任何通过这种比较方式评出的最佳葡萄产期喽?”

“不,至少还有一瓶是公认的好酒。我从未尝过,外界关于它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这瓶酒的产地是勃艮第,毋庸置疑,那个庄园再也做不出这么好的酒了。一个非常小的庄园。你知道我在说哪个年份了吧?”

“我想我知道。”德·马雷查尔的双眼因兴奋而发亮,“久负盛名的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我说对了吗?”

“没错。”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但知道它好又如何,没人尝过它的味道。我希望这个系列品鉴的都是还存在的名酒。至今为止,我采访的鉴赏家都知道这瓶传说中的圣-欧恩,但没一个人见过。像这样的传奇美酒——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却只存在于传说中,真是可悲。哪怕只有一瓶存留于世——”

“你怎么知道没有?”我问。

“我怎么知道?”德·马雷查尔冲我遗憾地笑了笑,“因为,我亲爱的德拉蒙德,不可能有。前不久我亲自去了一趟圣-欧恩酒庄,那里的酿酒记录显示,一九二九年总共只生产了四百八十箱。想想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全世界这么多鉴赏家如饥似渴地寻找它,而总共只有四百八十箱。我敢向你保证,最后一瓶早在三十年前就不存在了。”

我本不想说出来的,但他那不可一世的笑脸使我没能控制住。

“恐怕你的计算有些出入,我亲爱的德·马雷查尔。”用言语给他一击之后,看他傻眼的感觉真不错,“其实,此时此刻,就有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躺在我公司的地下酒窖里。”

这件事带给他的震惊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他张大嘴巴看着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惊讶地半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脸色渐暗,泛起怀疑的神色。

“你在开玩笑,”他说,“绝对的。你刚刚才跟我说从未尝过,现在又说——”

“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去年我的搭档死后,我在他的私人收藏里发现的。”

“而你没有打开它?”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那瓶酒年代过于久远,万一打开后发现已经坏了,将给我带来无以复加的痛苦。”

“哦,不!”德·马雷查尔拍了一下额头,“你是个美国人,先生,这才是问题所在。只有继承了清教徒从克己自虐中寻求变态快感的美国人才会这么说话。而世间仅存的最后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竟留于这种人之手!这不行,这绝对不行。德拉蒙德先生,我们必须聊聊价格了,你打算为这瓶圣-欧恩开多少价?”

“无价。它是非卖品。”

“必须卖!”德·马雷查尔暴躁地叫道,然后花了点力气控制住了情绪,“听着,实话实说,我并不富有。为那瓶酒我顶多能出一千法郎——最多两千,真不敢相信我敢开这个价。但我有个熟人,不管你开多少价他都能满足。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或许你认识他?”

作为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人,很多富商都对他脱帽致敬,因此你很难不知道基罗斯·凯索勒斯这个人,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过隐居生活。

“当然。”我回答。

“那你知道他私下里的第一大爱好是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就报纸报道,他似乎是个无比神秘的男人。”

“记者在撰写与他这么富有的人有关的报道时,在描述其私生活方面总会谨慎挑选用词。这倒不是说他们这些人绯闻缠身。事实上,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红酒鉴赏家。”德·马雷查尔冲我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正因如此,他才在我的建议下创立并发行《地下室》杂志。”

“并任命你为总编。”

“没错。”德·马雷查尔语气冷静,“当然,为此我很感激他,作为回报,我为他提供可靠的红酒咨询。实不相瞒,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郁郁寡欢,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却也不知如何欣赏文学、音乐或艺术,空虚的生活使他打不起精神。终于,这空虚在我指出他必须更好地挖掘自己对好酒的卓群品味的那一天填补上了。从那天起,不断发现更有价值的年份酒,对他而言如同一场奇异之旅。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是一位痴迷的红酒鉴赏家了。不用你说,他就能认出哪瓶是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就像从众多画作中辨认出哪幅是《蒙娜丽莎》一样简单。看到商机了吗?他很会讨价还价,但为了那瓶酒,他愿意出两千法郎,我敢保证。”

我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德·马雷查尔先生,那瓶酒我不卖,因此没有价格可言。”

“但我坚持要你开个价。”

太过分了。

“好吧。”我说道,“价码是十万法郎,并且没有任何担保酒没坏。十万法郎整。”

“哦,”德·马雷查尔突然暴跳如雷,“看来你真的不打算出售那瓶酒!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突然,他僵住了,五官扭曲,紧握的双拳痉挛般地敲打着前胸。一秒前他的脸还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此时却白得吓人,没有一丝血色。他重重地跌进了椅子里。

“我的心脏,”他一边痛苦地喘息着,一边解释,“没关系,我带了药——”

我敢肯定他的舌头下面藏着硝酸甘油,我曾亲眼目睹我的搭档布鲁莱特犯过一次病,也像这样痛苦不堪。

“我去打电话叫医生。”我说,但当我走到电话旁边时,德·马雷查尔动作粗暴地阻止了我。

“不用,别麻烦。我早习惯了,老毛病。”

事实上,他看起来确实好多了。

“既然是老毛病你就应该知道注意什么。”我对他说,“作为一个心脏不好的人,你的情绪起伏太大了。”

“是吗?你会怎么想,我的朋友,看到一瓶传说中的年份酒突然出现在眼前,但就是摸不到。哦不,请原谅我,那是你的东西,卖不卖都是你的权利。”

“是这样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最起码让我看看那瓶圣-欧恩?我并不是质疑它的存在,只是想感受观赏它的喜悦,把它捧在手上——”

要满足他这项请求并不难,布鲁莱特与德拉蒙德的地下酒窖在葡萄酒集市附近,从办公室开车过去没多远。我带领他穿行在蜿蜒、阴冷、迷宫般的石头酒架中,最终找到圣-欧恩。这瓶世间仅存的一九二九年的酒,与其他年份稍差的酒隔开很远,被单独妥善地保管。我小心地取下它递给德·马雷查尔,后者一脸虔诚地接了过来。

他以专业的眼光检查了一番标签,指尖轻巧地触碰软木塞。“木塞保存良好。”

“那又如何?如果里面的酒坏了,塞子再好也没用。”

“确实,不过至少是个振奋人心的标志。”他举起酒瓶,仔细端详,“沉淀物也属正常水平。而且别忘了,德拉蒙德先生,很多好的勃艮第葡萄酒都能保存五十年,有些甚至更久。”

他不太情愿地把酒还给我,视线一直热切追随着我把它放回酒架,像被催眠了一样。我不得不先解除咒语把他唤醒,才能领他上楼回到明亮的地上世界。

我们就此道别。

“保持联系,”握手时他说,“或许这周晚些时候一起吃个饭。”

“很抱歉,”我坦然地说道,“这周晚些时候我要回纽约处理一些公司的事。”

“真糟糕。不过我相信你一回巴黎马上会通知我的。”

“当然。”我撒了谎。

不过,既然在他眼前晃过那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就别想轻易摆脱马克斯·德·马雷查尔。他肯定收买了某个我巴黎办公室的人,第一时间通知他我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要不怎么我前脚刚坐在巴里街的办公桌边,后脚他的电话就打来了。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感叹自己真是幸运,打来电话的时间如此精准!同时这也是我的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周末《地下室》杂志将举办一场晚宴,一次货真价实的品酒狂欢。杂志社的最高主管,基罗斯·凯索勒斯本人,邀请我出席!

我的第一反应的婉拒。原因之一是,我知道此番邀请我的目的。凯索勒斯得知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的存在,因此想把我叫去私下里讨价还价一番,这样比较不伤面子。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这类高朋满座、鉴赏家云集的品酒大会。发现一瓶珍品佳酿自然是人生一大乐事,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在一群本性诚恳踏实,但一说到酒就满口虚情假意的狂热爱好者面前细品慢酌。另外,坐在那儿看人们争相表达对某杯酒的喜爱和赞颂,看他们转动眼珠、鼻翼外扩,挖空心思寻找与众不同的形容词去描述一杯酒,对我而言无异于酷刑。

让我犹豫的原因,纯粹是好奇。基罗斯·凯索勒斯是个遥不可及的伟人,如今我却有机会与他面见。最终好奇心获胜。我参加了晚宴,认识了凯索勒斯,并欣喜地发现,我们之间的鸿沟很快就填平了。

原因很简单,正如德·马雷查尔所说,基罗斯·凯索勒斯是一名狂热的红酒爱好者,一心扑在酒的质量、历史、传说等方面,而我,能为他提供这类信息,并且比他之前认识的人都厉害。他特别指出,我是最厉害的行家,甚至超越无所不知的马克斯·德·马雷查尔。

随着晚宴继续进行,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屋子里所有人都对凯索勒斯的观点应声附和——特别是德·马雷查尔,不害臊的应声虫——而凯索勒斯却对我言听计从。这让我很享受。没过多久,我对凯索勒斯的态度就从久仰大名变为发自内心的欣赏了。

他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五十岁上下,短小精悍,面部黝黑,五官深邃,长着一对猴子似的耳朵。普通人会觉得他很丑,唯有足够聪明的女人才能发现他的迷人之处。总的来说,他就像一尊用桃花心木粗雕而成的远古时代人像。大部分时间他都面无表情,仿佛一块岩石;极少情况下,那双永远保持戒备的眼睛才会闪过一丝感兴趣的光。这道光在他终于摸到我那瓶是非之源——圣-欧恩后,变得尤为明显。

他知道我开的价,对此他开玩笑说,十万法郎,也就是两万美金,有点儿……有点儿太过分了。如果我能降到两千法郎——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价格真是霸气啊。”凯索勒斯说,“估计比我地下室里收藏的随便半打酒的总价都要高。”

“恐怕是这样的,凯索勒斯先生。”

“反正你还是不肯卖。这瓶酒还能喝吗?”

“谁知道呢。圣-欧恩酒庄一九二九年的葡萄成熟得晚,或许因此也保存得久,又或许这瓶酒已经坏了。正因如此我才不打开它,也不愿出售给其他人品尝。像现在这样放着,它是一瓶世间仅存的无价之宝。而一旦谜底揭晓,它就不过是一瓶已经坏掉的红酒。”

值得感谢的是,他对我的决定表示理解,并邀请我下个周末去他位于圣-克劳德附近的别墅做客,还特意强调,只是请我去玩,不是又想为那瓶圣-欧恩讨价还价。说白了,他亲口表示不再提买这瓶酒,只不过是希望我答应他,要是什么时候我决定卖那瓶酒,一定让他第一个出价。对此我愉快地接受了。

在他家别墅度过的那个周末十分愉快,之后我又数度造访。别墅宏伟辽阔,在一位头发花白,动作利落,名叫约瑟夫的精壮管家的帮助下,别墅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很明显,约瑟夫把全身心都奉献给了凯索勒斯家族。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曾经是一名外国志愿军中士,他回应主人的方式就像对方是自己的上校。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索菲娅·凯索勒斯。我也不知道自己心目中的凯索勒斯夫人应该什么样,但可以肯定,不会年轻得能当他女儿。温柔、害羞,说话声轻得仿佛耳语。以当今认为年轻姑娘应该纤瘦、长发,最好皮包骨头的大众审美来看,她或许过于肉感,过于丰满,但我思想传统,认为女人就该丰满圆润。若再像索菲娅·凯索勒斯这样皮肤白皙,眼眸黑亮,双颊潮红,就更美了。

时间久了,我与这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亲近到足以让她说起他们即将步入十五周年纪念的婚姻。索菲娅·凯索勒斯是凯索勒斯的远房侄女,出生于希腊乡间一户贫苦之家,第一次见到凯索勒斯是在一次在雅典举办的家庭聚会上。然后,刚刚告别少女时代的她便嫁给了他。她用温柔细弱的声音对我说,她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人。确实,被凯索勒斯这样的人物选为妻子娶回家,当然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人——

但她说这话的感觉,更像在想方设法说服自己相信。事实上,她看起来十分惧怕凯索勒斯,怕得要死。哪怕最平常的夫妻谈话,她在他面前也是畏畏缩缩的。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作为旁观者,我只能看着他无动于衷,继续敬爱有加却冷若冰霜地对待她,而他的冷漠态度让她更加害怕。

另外,这家人还有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我无意间发现迷人的马克斯·德·马雷查尔总能适时出现,平复夫人的恐惧。过了一阵子,我注意到不知有多少个在圣-克劳德度过的夜晚,变成了我和凯索勒斯就着白兰地聊天,凯索勒斯夫人和马克斯·德·马雷查尔则在房间的另一头亲密交谈。这让我很心烦。倒不是他们俩亲密的样子有什么不妥,但我还是看着不舒服。那姑娘双眼圆睁,天真得像头小母鹿,德·马雷查尔则全身上下都带着职业猎鹿人的特征。

当事人凯索勒斯却对此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当然,这出于他对德·马雷查尔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在我面前提过很多次。还有一次,德·马雷查尔与我就某年份酒的价值还是别的什么事争论不休,导致他情绪过于激动,凯索勒斯便对他说:“慢慢来,马克斯,别激动。别忘了你的心脏,医生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动不动就激动。”——关心的语气极其真诚,这对凯索勒斯来说十分少见。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人,都几乎不会表达如此深层次的感情。

事实上,唯独有一次,他不小心表现出对自己不美满的婚姻的烦恼。那是我应邀参观他的酒窖,并实话告诉他,架子上那一打沃内-盖尔雷一九五五都买贵了的时候。买下它们是个错误,但在拔掉木塞之前,谁都不知道瓶子里的酒是否保存良好。

凯索勒斯摇了摇头。

“这只是个概率风险,德拉蒙德先生,不是错误,我从来不会犯错。”他几乎察觉不到地耸了耸肩,“好吧,或许犯过一次,娶了个孩子——”

他的话戛然而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触及这个话题。他只喜欢聊酒,偶尔在我这个忠实听众的诱导下谈起过去的事。我这辈子乏善可陈,因此更加着迷于基罗斯·凯索勒斯的一生,一点一点,一段一段,我了解到他当过小偷的童年、做过走私贩的青年,以及三十岁前就成为千万富翁的奇闻。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一出戏,主角也叫凯索勒斯,他的故事也和许多优良的年份酒一样,比如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酿造时无人关注,甚至生产过程有悖常态,直到发生神奇的自然力量,使其突然绽放,成为旷世珍品。

这段时间对马克斯·德·马雷查尔来说,正是人生的巅峰期。看着他充满热情地参与品酒之争,我不禁为他曾说凯索勒斯是狂热的红酒爱好者而在心中暗笑。这个称号放在他头上似乎更合适。任何有关马克斯·德·马雷查尔的描述都可能是误判,唯有他对美酒的热情才是真诚不变的。

几个月过去了,凯索勒斯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诺言。他曾保证不再和我就那瓶珍贵的圣-欧恩讨价还价,他做到了。我们时常说起圣-欧恩——德·马雷查尔简直着了迷——尽管如此,凯索勒斯也没有为买下它而继续纠缠我,他说到做到。

就这样,十一月初一个阴冷的雨天,我的秘书突然推开办公室的门,敬畏地通报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正在外面等着见我。这真让人惊讶。尽管索菲娅·凯索勒斯,这个似乎除了我和德·马雷查尔再也找不到半个朋友的姑娘每次进城购物时都会说服我和她共进午餐,她的丈夫可从未造访过我的办公室,这次更是不请自来。

他在衣冠楚楚的德·马雷查尔的陪伴下走进我的办公室,后者正处于狂喜中,这使得我的不解越发强烈。

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德·马雷查尔便马上直奔主题。

“那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德拉蒙德先生,”他说,“你应该记得曾开过一个价,十万法郎。”

“一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