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星期后，赫塞尔廷先生把他那顶着一头灰发的小脑袋伸进罗伯特办公室的门，报告说哈勒姆警探正在办公处等候，想和他谈谈。
尽管罗伯特的办公室和后面的内维尔·本尼特使用的小房间都铺着地毯，放置着桃花心木的桌椅，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但这里显然是办公的地方；不过在这家事务所，只有门厅对面的房间才被称为“办公处”，而它也是赫塞尔廷先生向所里其他办事员逞威风的地方。“办公处”的后面有一个与本尼特先生的小房间相连的等候室，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们会去那里等候。通常，客户会到“办公处”说明来意，在罗伯特有空接待他们之前，就留在原地同职员们聊天。而那间小小的等候室，因为没有访客和勤杂工的打扰，长久以来一直被塔芙小姐用作替罗伯特回复信件的地方。
赫塞尔廷先生去请警探时，罗伯特惊异地发现自己竟有些焦虑不安，自从年轻时到布告栏前查看考试成绩，之后他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生活过于平静，以至一个陌生人的困境竟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情绪？或者是因为过去一星期以来，他不断地想到夏普家的人，于是她们对他而言不再是陌生人？
他告诉自己，不管哈勒姆说什么都要打起精神，但哈勒姆只是小心翼翼地说，苏格兰场通知他们，就目前的证据而言，警方还不打算对这个案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布莱尔注意到了“目前的证据”这几个字，揣摩着那究竟是什么的意思。他们没有结案——警方曾这样草率地结过案吗？——他们仅仅是暂时不采取行动而已。
苏格兰场暂不采取行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并不叫人安心。
“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吧。”他说。
“他们找不到那位曾载过她一程的卡车司机。”哈勒姆说。
“他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是的，”哈勒姆表示同意，“没有司机会愿意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承认曾顺路带过别人一程，特别是一个女孩。运输业老板对这一点相当严苛。而且这案子还牵扯到一个有麻烦的女孩，是由警方负责调查询问的，因此甚至没有人会承认曾经见过她。”他接过罗伯特递给他的烟，“他们需要那个卡车司机，”他说，“或者类似的证人。”他又补充了一句。
“是的，”罗伯特若有所思地说，“哈勒姆，你是怎么看她的？”
“那个女孩？我不知道。好孩子。看起来很诚实。就像我自己的孩子。”
布莱尔意识到，一旦立案，这将会是他们很棘手的问题。当那个女孩站上证人席时，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把她想象成是自己的女儿。不是因为她无依无靠，相反的，正因为她不是这样，所以更容易让人产生她是自己家人的联想。想想她体面的校服、灰棕色的头发、没有修饰的年轻脸庞和漂亮的酒窝，还有分得开开的、率真坦荡的眼睛。她会是起诉官眼中典型的受害者。
“就像任何跟她一般年纪的女孩，”哈勒姆说，心里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是对她不利的。”
“所以你不会靠眼睛的颜色来判断人。”罗伯特随口说道，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女孩。
“哦！我当然会！”哈勒姆惊讶地说，“相信我，据我所知，一种特别的婴儿蓝能说明某人有罪，哪怕他没有开口说话。有那种颜色的眼睛的人，个个都是能言善辩的说谎者。”他停下来吸了口烟，“仔细想来，杀人犯也是这样——虽然我见过的杀人犯不多。”
“你提醒了我，”罗伯特说，“以后要和有婴儿蓝眼睛的人保持距离。”
哈勒姆咧嘴笑了。“只要你小心看好钱包就不会有事。所有婴儿蓝眼睛的说谎者只对钱有兴趣。他们只有在圆不了谎时才会动手杀人。真正的杀人犯的标记不是眼睛的颜色，而是眼睛在脸上的位置。”
“位置？”
“是的，他们眼睛的位置与众不同。我是说，那两只眼睛，看起来似乎应该长在另一张脸上。”
“我想你刚才说过，你见到的杀人犯并不多。”
“是不多，但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子的档案和照片。我很奇怪为什么专谈谋杀的书没有一本提到过这一点，这太常见了，我是说那种不相称的位置。”
“所以，这完全是你的理论。”
“是的，是我自己观察的结果。你有时间应该试试，很有意思。我现在有地方去实施这项观察了。”
“你是说在大街上？”
“不是，还没那么糟糕。是在每一桩新发生的谋杀案中。只要照片一到，我就对自己说：‘看！我之前是怎么说的？’”
“如果照片上那个人眼睛的位置很合适呢？”
“那么，这必然是一桩偶然发生的杀人案，就是那种任何人在某些特定场合下都有可能犯下的杀人罪。”
“内德·邓布尔顿牧师在教区深得人心，居民们感谢他为教区全心奉献长达十五年。可看到他的照片时，你会发现他的眼睛显然跟他的脸很不相称，这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他的妻子让他感到满足，孩子们服从他的管教，薪水完全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他不热衷于政治，和地方权贵相处融洽，他被允许进行他认为需要的神职仪式。实际上，他从没有过任何谋杀的需要。”
“听起来你好像在吃蛋糕，正很满足地享受着。”
“哈！”哈勒姆厌烦地哼了一声，“看来我的律师思维浪费了一个好警察的观察结果。我以为，”他说着，起身准备离去，“一个律师会愿意听到一些判断陌生人的方法。”
“可是你所做的，”罗伯特指出，“是破坏了一个公正的头脑。从此以后，我在观察一个新客户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到他眼睛的颜色及其在脸上的位置了。”
“哦，这很好。你是应该面对真实的人生了。”
“谢谢你来告诉我有关法兰柴思事件的进展。”罗伯特又恢复了平日的沉着和庄重。
“在这个镇上，”哈勒姆说，“电话就像收音机一样没有隐私。”
“还是要谢谢你。我必须立刻通知夏普家。”
哈勒姆起身离开，罗伯特拿起了电话。
就像哈勒姆说的，他不能在电话里无所顾忌地交谈，只是说会带着好消息立刻过去。这可以暂时消除她们眼下的烦恼。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应该是夏普太太午休的时间，也许他能避开那个古怪的老太太。当然，他也很希望能有机会和玛丽恩·夏普单独谈谈——虽然这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还不是那么明确。
可是，那里没有人接电话。
他没有理睬接线员的不耐烦和勉强，硬是让电话连续响了整整五分钟，仍然没人接。夏普母女不在家。
在他跟接线员僵持的时候，内维尔·本尼特慢慢地走了进来，和平时一样穿着奇怪的粉色绒布衬衫，系着一条紫色领带。罗伯特越过电话筒望着他，不禁又一次想到一个已经想过无数遍的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事务所由这个姓本尼特的年轻人接手，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那才华在米尔福德却没什么用。这个镇上的人们认为，成年人就应该有成年人的样子。但内维尔似乎对外部世界视而不见，只专注于自己的世界。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一个明证。
这并不是说罗伯特希望那个年轻人换上严肃的传统黑西服。他自己穿的就是灰色斜纹的，而且他的乡下委托人不信任那种“城里衣服”。（玛丽恩·夏普第一次在电话中无意间批评城市打扮的律师为“那个穿着条纹西装的讨厌的小个子”。）然而，这个小镇有这种斜纹软呢和那种斜纹软呢，内维尔·本尼特穿的是第二种，也就是非常奇怪的那种。
“罗伯特，”内维尔说，这时罗伯特终于放弃了，放下了电话听筒，“我把卡尔索普转移案的文件做好了，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要我做，下午我想去一趟拉伯洛。”
“你不能在电话里和她谈吗？”罗伯特问——按当下的时尚，内维尔和拉伯洛主教的第三个女儿订婚了。
“哦，不是为了罗丝玛丽。她去伦敦了，要在那里待一个星期。”
“那么是去阿尔伯特厅参加什么抗议活动。”罗伯特说，他想尽快把好消息通知给夏普母女，但电话却没打通，为此他有些不开心。
“不是，我要去市政厅。”内维尔说。
“这次是为了抗议什么呢？动物活体解剖？”
“你有时候简直像上个世纪的人，罗伯特，”内维尔说，带着他特有的庄重和耐心，“如今除了少数几个怪人之外，没有人反对动物活体解剖了。这次活动是为了抗议英国政府拒绝给予爱国者卡托维奇政治庇护。”
“据说这名所谓的爱国者在他自己的国家是被通缉的要犯。”
“对他的敌人来说，是这样的。”
“是对警察而言，因为他犯有两桩谋杀案。”
“那是执行死刑。”
“内维尔，你是约翰·诺克斯sup/sup的信徒吗？”
“天哪，当然不是。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他相信自封死刑行刑者的做法。据我了解，这种想法在这个国家已渐渐不被承认，如果要我在罗丝玛丽对卡托维奇的看法和政治保安处对他的看法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会选政治保安处的。”
“众所周知，政治保安处只做外交部要他们做的事。而如果我留下来给你详细解释卡托维奇事件的话，我看电影就要迟到了。”
“什么电影？”
“我要到拉伯洛去看的那部法国电影。”
“我想你应该知道，大部分让英国知识分子凝神欣赏的法国电影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都被认为不过如此。不管怎样，你能不能顺路帮我把一封短笺塞到法兰柴思的信箱里？”
“当然可以。我一直就想看看墙内的景象。现在谁住在那儿？”
“一个老女人和她的女儿。”
“女儿？”内维尔重复着，不觉竖起了耳朵。
“一个人到中年的女儿。”
“嗯，好吧！我这就去拿外套。”
罗伯特在纸上简短地解释了事情经过：苏格兰场没有立案，自己想通知她们却无法联络上，他又必须外出一小时洽谈事务，稍后有空会再打电话给她们。
内维尔闯进房间，手臂上搭着一件可怕的外套。他接过纸条，匆匆说了一句“告诉琳姨妈我可能迟到，她邀请我过去吃晚餐”就消失了。
罗伯特戴上他朴素的灰色帽子，到玫瑰王冠酒店去见他的客户——一个老农夫，也是英格兰最后一位遭受慢性痛风折磨的人。老人还没到，而罗伯特这个通常很有耐心、有点懒散的好脾气的绅士，这会儿却有些心浮气躁起来。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有了改变。之前，他对接办的所有案件都一视同仁，抱有相同的情绪、付出相同的精力，办案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现在，他的兴趣出现了偏移，其他的案子与之相比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他坐在大厅里覆盖着印花棉布椅子上，眼睛盯着旁边咖啡桌上皱巴巴的过期杂志。唯一当期的是一份《守卫者》周刊。他极不情愿地拿起来，又一次想着那干硬的纸张让人的指尖感觉多么不舒服，锯齿状的边缘让他不禁咬起了牙。那是一份收集了抗议活动、诗歌和迂腐评论文章的杂志。抗议活动栏里有内维尔未来岳父的文章，他用四分之三的专栏篇幅对英格兰拒绝给予一个逃亡爱国者政治庇护大加指责。
这位拉伯洛的主教很久以前就将基督教哲学扩大到认为处于劣势的人永远是正确的。因此一直颇受巴尔干半岛的革命分子、英国罢工委员会，以及地方监狱中罪犯们的欢迎。（最后这个团体中唯一的例外是那个积习难改的惯犯班迪·布莱思，此人对主教极为藐视，却相当尊重地位与主教相当的郡长；对他而言，眼泪只不过是一滴水，主教讲述的感人故事也只是笑话罢了。）长期关押的罪犯们讥诮地说，主教这个老男孩什么都相信，你可以轻易地取信于他。
要在平时，罗伯特还会觉得主教有趣好笑，今天他却有些烦躁。他试着读了两首诗，一首都不喜欢，于是他把杂志又扔回茶几上。
“英格兰又做错事了？”本·卡利问道，他正经过罗伯特的椅子旁，停下来向刚被扔在桌上的《守卫者》点点头。
“哦，卡利。”
“只有一个大理石拱门sup/sup还能显出昔日的富裕，”身材矮小的律师说道，不屑地用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轻弹着纸张，“要喝一杯吗？”
“谢谢，不过我在等韦亚德老先生。他现在已经不轻易走动了。”
“哦，那可怜的老人。让你坐在这儿却不能喝酒真是一种罪过！前几天我看到你的车停在法兰柴思外面。”
“是的。”罗伯特说，心里有些疑惑。卡利通常不会这样粗鲁迟钝，如果他看到了罗伯特的车，那么也一定看到了警车。
“如果你认识她们，那么应该可以告诉我一些事吧？我一直想知道那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流言是真的吗？”
“流言？”
“她们真的是女巫吗？”
“她们应该是吗？”
“据我所知，乡间的这种传言通常是有强有力的事实证明的。”卡利说，明亮的黑色眼睛意味深长地盯着罗伯特看了一会儿，接着环视大厅，脸上带着他常有的困惑表情。
罗伯特明白这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暗示他可以提供一些自以为对罗伯特有用的信息。
“哦，是的，”罗伯特说，“既然娱乐随电影院蔓延到了乡村，那么，愿上帝保佑，让猎巫这种事情结束吧。”
“难道你不相信？只要给这些米尔福德镇的蠢货们一个借口，他们就会尽全力去猎巫。如果问我，我会说那些人是一群近亲繁殖的退化物种。你等的老人来了，回见。”
罗伯特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是他真诚地关心他人和他人的困难，就像他耐心地倾听韦亚德老先生的长篇故事，这让对方非常感激——这里要补充一下，他并不知道这位老人在遗嘱里给了他一百英镑的馈赠——不过谈话结束后，他径直走向了大厅的电话。
周围的人太多了，于是他决定到辛恩街的修车厂去打电话。事务所现在应该已经关门了，而且也离得比较远。他的脚在往修车厂移动，同时脑子也在转着，如果从修车厂打电话，那么他的车就在附近，如果她——她们——要他立刻过去进一步细谈，她们很可能会这样要求的，几乎肯定会的，是的，无论警方是否立案，她们都会想当面和他讨论如何让别人不相信那个女孩说的故事——他听到哈勒姆警探送来的这个消息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甚至没有想到如果——
“晚上好，布莱尔先生，”比尔·布拉夫从窄小的办公室门里将硕大的身躯探出来，温和的圆脸上满是热情，“要取车？”
“不，可以的话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当然可以，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