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下的鸣钟……仅仅是普通变位，因此被称为“与高音钟变位”。
——《特莱伊特论转调鸣钟》
破案过程中，在两个法国省中寻找某个以y结尾的村庄，里面住有一位名叫苏珊娜的农夫妻子，其孩子分别是皮埃尔（九岁）、玛丽和一位年龄性别均不详的婴儿，其丈夫是一位英国人，这些都还不算最难的部分。马恩省所有村庄实际上都以y结尾，而苏珊娜、皮埃尔和玛丽全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名字，不过一位外国丈夫倒是少见。一位名叫保罗·泰勒的丈夫，则当然很容易找出，不过布伦德尔警长和彼得勋爵都很肯定，“保罗·泰勒”只是一个化名。
大约五月中旬，一份报告从法国警察局寄来，似乎比之前寄来的所有报告都更有希望。它经过法国保安局传来，最初是由马恩省夏图－提尔里的专员罗齐尔写的。
它是这样让人充满希望，以至于郡警察局长，一位总是操心节约问题的绅士，也认为应该立刻就此展开调查。
“可不知道该派谁去，”他嘟囔道，“真是要花大钱的事啊，不管怎么说。然后还有语言的问题。你说法语吗，布伦德尔？”
警长怯生生地咧嘴笑了，“这个，长官，不能讲是会说。我可以在酒吧里点点单子，没准还能教训侍者几句。不过说到盘问证人——那是另一回事啦。”
“我不能亲自去，”郡警察局长匆忙指出，好像有谁胆敢如此提议似的。“这个根本没可能。”他在工作台上敲着手指，茫茫然越过警长的头顶，盯着花园尽头的榆树丛上方盘旋的乌鸦。“你已经尽力了，布伦德尔，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事交上去，一股脑儿地让苏格兰场去对付吧。没准我们早该这么干。”
布伦德尔看起来一脸懊恼。陪他同来的彼得·温西勋爵（表面上是为了以防需要他翻译专员的信，不过实际上是因为他可不打算在任何环节被抛开）轻轻咳嗽一声。
“要是你信得过让我来做这事的话，大人，”他轻声说，“我可以立刻过去一趟——当然，费用自付，”他谄媚地补充道。
“恐怕这样不合规矩，”郡警察局长说，不过显然已经半推半就。
“我其实没有看起来这样不可靠，真的，”大人回答，“而且法语是我的长项。你难道不能宣称我是特派员之类的吗？再给我配个漂亮的小徽章和一根警棍？展开调查难道不是特派员该干的事吗？”
“不是，”郡警察局长说，“不过，”他继续道，“不过，我猜想可以有点弹性。我想，”他狠狠盯着温西，“我猜想你反正无论如何都会去的。”
“没什么能阻挡我个人进行一次对战场的故地重游，”温西说，“此外当然了，要是遇到某个苏格兰场的老朋友在那里做调查，我没准可以加入他。不过我还是觉得，在现如今这个经济紧张的年代，我们应该多为公共开支着想，你不这么认为吗，大人？”
郡警察局长陷入沉思。他并非真想引来苏格兰场的人。他知道苏格兰场要是来了人，那他自个儿一定会处境尴尬。于是他让步了。两天后，温西就已经见到了专员罗齐尔先生。一位与巴黎的法国保安局保持“密切”联系的绅士，而且操一口流利法语，必定会得到当地警察专员的热情接待。罗齐尔先生取出一瓶极其出色的酒，请客人不要拘束，尽情享用，然后介绍起了情况。
“大人，收到这封调查苏珊娜·勒格罗的丈夫的信，我丝毫不觉得意外。他显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整整十年，我一直告诉自己，‘阿斯提得·罗齐尔，时机未到而已，总有一天你对这位所谓的让·勒格罗的怀疑都会得到证实。’我想这时机已经到了，并且为自己的先见之明颇为欣慰。”
“显然如此，”温西说，“专员先生拥有一种惊人的睿智。”
“要把这事情解释清楚，就得从1918年夏天那会儿说起。大人是在英国军队服役？哈！那么大人想必记得七月的马恩河撤退了。多么壮烈的历史！那会儿，撤退大军乱七八糟地穿过马恩河，穿过名叫c—y的小村子，它就位于河左岸。村子本身，你知道，大人，幸运地躲过了严重的轰炸，因为它位于前线壕沟的后方。村里生活着皮埃尔·勒格罗和他的孙女苏珊娜。老头子八十岁了，不肯离开家。孙女那会儿二十七岁，是个活泼勤快的姑娘，靠自己一个人，把农场在战争年代也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的父亲和兄弟，以及未婚夫，都死在战争中了。”
“大约就在撤退之后十天，有报告说，苏珊娜·勒格罗和她爷爷的农场上来了个客人。邻居们都开始嘀咕，你知道，而本堂神甫，可敬的拉图什神甫，现在他已经在天堂里啦，那会儿觉得有责任去向当局报告这事。我本人，你知道，当时不在这里。我在军队里。不过我的前任杜波瓦先生采取了措施，对这事展开调查。他发现来了一个生病受伤的人住在农场上。他头部遭重创，还受了许多别的伤。苏珊娜·勒格罗和她爷爷被盘问，结果讲出了个离奇的故事。”
“她说，在大撤退的部队从村里经过后第二天晚上，她去个偏僻的厕所，发现这男人躺在那里，病得厉害，发高烧，身上脱得只剩内衣，脑袋胡乱裹着绷带。他浑身脏兮兮的，沾满血迹，身上的衣服满是泥浆和杂草，像是河里捞出来似的。她在老头帮助下，设法把他弄回家，尽可能地给他洗了伤口，护理他。农场距离村子本身两公里远，她找不到什么人来帮忙。起初，她说，这人用法语嚷嚷着战场上的事，不过之后他就陷入昏迷，没再醒来。本堂神甫和专员来检查时，他躺在那里，呼吸沉重，昏迷不醒。”
“她出示了他之前穿的衣服——背心、内裤、袜子，一件军队制服衬衫，都又脏又破。没有制服，没有军靴。没有身份牌，没有身份证明。看起来，显然他是大撤退部队里的人，被迫游泳过河，以便从前线撤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丢下了靴子、制服和装备。他看起来大约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当局来的人第一次看到他时，他蓄着黑须，大约一星期没剃。”
“然后他就剃掉胡子了？”
“看来是这样的，大人。镇上的一位医生被找来，不过他说只能看出因为头部受创而导致脑部伤害。他建议了一些治疗措施。这医生只是个没什么经验的年轻学生而已，因为健康不佳而未能入伍，如今他已经不在人世啦。”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只要等这人清醒过来，就可以知道他是谁了。不过，又过了三个星期，这人终于从昏迷中慢慢醒来，大家才发现他的记忆已经丧失，就连语言能力也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渐渐地，说话能力恢复了，尽管有一阵子，他只能用笨拙的嘟囔，迟疑不决地表明意图。看来，他脑部负责交谈的部分受到了创伤。当他恢复到可以理解别人，也会自如表达之后，自然，他被盘问了一阵。他的回答都很简单，大脑里啥都没有。过去的事他都记不得了——真的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家乡。他不记得战争。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就是从c—y的那个农庄开始的。”
罗齐尔充满戏剧性地停下了，温西听得正入神。
“大人，你明白吧，我们有必要立刻向军队当局汇报此事。他被一系列军官接见，但他们全都不认得他，他的画像和特征到处发放，毫无结果。一开始大家以为他或许是英国人——或者甚至是个德国佬——那个，你知道，并非令人满意。不过，据说苏珊娜一开始找到他的时候，他迷迷糊糊说的都是法语，他身上发现的衣服也毫无疑问是法国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他的特征送到英国部队，再次毫无结果，休战协议签署后，我们甚至也去询问了德国方面。他们也不认识他。自然，这些调查花了不少时间，因为德国人闹起革命了，你知道，到处混乱不堪。与此同时，我们总得安顿这个人吧。他被送到医院——好几家医院——让心理学家检查他，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试着——你知道的，大人，给他下套子。他们会突然冲他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喊口令，想看看他有没有表现出什么本能反应。但是毫无结果。他好像对于战争毫无记忆。”
“幸运的家伙！”温西真心实意地感叹道。
“我也十分赞同。尽管如此，哪怕有点反应也好啊。时间流逝，他一点也没有好转。于是又被放回来，回到我们这里。现在，你知道，大人，不可能遣返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吧。没有哪个国家会接收他。没人想要这个不幸的家伙，除了苏珊娜·勒格罗和她爷爷。他们需要有人帮忙干农场上的活儿，而这个人，虽然丧失了记忆，倒是恢复了体力，很适合做体力活。此外，姑娘也喜欢上了他。你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她们照顾了什么人，就会多少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老皮埃尔·勒格罗请求允许收养这人做养子。这个挺麻烦——可不是吗？不过，最后，既然总得安置这个人吧，而且他挺安静，举止安分，不惹是生非，于是就批准了。他被收养，起名叫让·勒格罗，得到了身份证。周围人开始熟悉了他。曾经有过一个人——一个想娶苏珊娜的男人——对这人很有敌意，管他叫德国鬼子——但是让有天晚上在酒吧里把他放倒了，之后就再没人叫过他德国佬。过了几年，苏珊娜表示想跟他结婚。老本堂神甫反对这场婚姻——他说，不知道这人是否已婚。但是老本堂神甫后来去世了。继任者对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此外，苏珊娜已经义无反顾了。人性嘛，大人，人性哟。市政当局对这事不想管了。让这事走上正轨最好。所以苏珊娜·勒格罗就嫁给了这个让，他们的长子今年九岁啦。从那时起，就没有任何麻烦了——只是让仍旧对于自己的来历毫无记忆。”
“你在信里写道，”温西说，“让失踪了。”
“五个月以前的事，大人。据说他去了比利时，去买猪、牛，或者不知道什么。不过他没写信来，他老婆很担心他。你觉得你那里有关于他的音讯吗？”
“是的，”温西说，“我们有一具尸体，还有个名字。不过要是这位让·勒格罗是像你描述的那种样子，那么这个名字就不是他的，尽管尸体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掌握的那个名字的主人，1918年在监狱里，过后好几年都是。”
“啊！那么你对让·勒格罗就不再感兴趣了吗？”
“正相反。我非常有兴趣。我们仍旧还有尸体要解决。”
“来得正好，”罗齐尔先生愉快地说，“尸体总是值得认真的。你有照片吗？任何描述？任何身份证明？”
“照片肯定没什么用，因为尸体发现时已过了四个月，面部遭毁。此外，他的手也从手腕处被切断。不过我们有一些数据和两份医学报告。其中最新一份刚从一位伦敦专家那里寄来，提出除了新近的伤痕之外，头皮上有一道旧伤。”
“啊哈！那没准能说明点什么。那么，他是因为头部受创而死的吗，你这位无名死者？”
“不是，”温西说，“所有这些头部伤都是死后添加的。专家的意见证实了法医的推断。”
“那么，他是为何而死的呢？”
“这就是谜团所在了。没有致命伤的痕迹，也没有毒药，没有勒伤，甚至都没有疾病的痕迹。心脏很健康。肠胃表明他不是饿死——实际上，他营养充分。死前几小时才进过食。”
“老天哟！那么，是中风了吗？”
“有可能。你知道，他的大脑处于某种化脓状态。很难确定，但是又一定证据表明，有脑部出血迹象。但是你明白，要是一次突然的中风要了这个人的命，那又何必把他处理成那样再埋葬呢。”
“对极了。我们等会儿再讨论。走吧，我们去看看让·勒格罗的农场。”
农场很小，看起来也不怎么兴旺。破篱笆、荒废的棚屋、长满杂草的农田，都说明这家手头拮据，也缺乏劳动力。农场女主人接待了他们。她是个健壮结实的女人，大约四十岁，抱着一个九个月的宝宝。一看到专员和他的宪兵，她眼中立刻流露出明显的警觉。旋即，又变成了一脸倔强固执，没有谁比法国农夫更擅长随时摆出这种表情了。
“专员罗齐尔先生？”
“正是，夫人。这位先生是万塞大人，他从英国来做点调查。我们可以进门吗？”
她允许了，不过听到“英国”，那警惕的表情又出现了。两个男人都没有错过这一点。
“你丈夫，勒格罗夫人，”专员开门见山地问道，“他不在家。啥时离开的？”
“去年十二月，专员先生。”
“去哪里了？”
“比利时。”
“比利时哪里？”
“先生，我猜是在迪克斯梅德吧。”
“你猜？你不知道吗？没收到他的信吗？”
“没有，先生。”
“真奇怪。他为啥去迪克斯梅德？”
“先生，他觉得他的家人可能生活在迪克斯梅德。你当然知道他失去了记忆。唉，好吧！十二月里，有一天，他跟我说，‘苏珊娜，放张唱片到唱机上。’我放了一张独白唱片在唱机上，是配乐朗读凡尔哈伦的《钟琴》。是一段非常感人的作品。诗里不断提到钟琴，非常动人，我丈夫突然嚷道，‘迪克斯梅德！比利时有个叫迪克斯梅德的地方吗？’‘当然啦，’我回答。他说，‘我觉得那个名字有特别的意义！我相信，苏珊娜，我有一个亲爱的母亲住在迪克斯梅德。我得立刻去比利时，打听一下亲爱的妈妈，不然我可安不下心。’专员先生，他根本不听劝。他走啦，带走了我们可怜的存款，从那时起，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
“这是一段动人的故事，”专员干巴巴地道，“我很同情你，夫人。不过不理解你丈夫怎么会是个比利时人。第三次马恩河战役时，没有比利时军队参加。”
“是啊，先生，但他父亲也许娶了个比利时人。他也许有比利时亲戚。”
“不错。他没给你留地址？”
“没有，先生。他说回来前会给我写信。”
“哈！他怎么去的，坐火车吗？”
“哦，是的，先生。”
“你没去打听他吗？比如说去问问迪克斯梅德的镇长什么的？”
“先生，你知道，我很头疼啊，都不知道从哪里打听起。”
“也没来找我们，我们这些专门处理这种事的警察吗？你为什么没来找我们帮忙？”
“专员先生，我说不准——我没法想象——每天我都告诉自己，‘明天他就会写信来了，’我等啊等，最后……”
“最后……你还是没有想到来报案。这一点很特别嘛。你为什么觉得你丈夫在英国？”
“英国，先生？”
“英国，夫人。你给化名保罗·泰勒的他写了信，不是吗？在林克那郡的瓦尔哈滩镇？”专员报出这些听起来挺野蛮的地名时一脸优越感。“你写信到林克那郡的瓦尔哈滩给他，用了保罗·泰勒的名字——看啊，夫人，瞧吧——而你却告诉我你认为他一直都在比利时。你不会否认自己的笔迹吧，我猜？或者你的两个孩子的名字？或者红牛的死？你莫非觉得自己能让死牛复活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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