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来敲了。这次是从楼上传来的声音。然而，这却不是因为喧闹的缘故。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晚上，特雷尔科夫斯基直接从办公室回来。他不太饿，而且也有点缺钱，所以他决定用这个晚上来整理他那几件衣物。他在这间公寓住了两个月，却并没有从头几天的临时状态中解脱出来。刚到的时候，他就打开了他的两个箱子，然后就丢下箱子，带着批判的眼光在公寓里巡视。一种将要承办大工程的工程师的眼光。
既然还早，他就把衣橱从墙边搬开，并尽量少发出声音。他还没有冒险做过这事。直到现在，家具的陈列对他来说就像墙壁一样恒定。当然，在留下惨痛回忆的乔迁晚会那天，他把床搬到了第一间，但一张床，并不完全能算作一件家具。在衣橱后面，他发现了一样东西。墙上蒙着的尘絮下，他发现了一个洞。那个小洞离地大约一米三，他看见洞的深处有一团灰色的棉花。他好奇心起，找来铅笔，用它挖出了那团棉花。里面还有别的东西。他用铅笔翻找了一两分钟才带出了那件东西，它滚落在他摊开的左手里：是一颗牙齿。更准确地说是一颗门牙。
为什么他想到医院病床上西蒙娜·舒勒大张的嘴巴时，会突然被一股异乎寻常的情绪压倒？他清晰地回想起上门牙的空缺，就像是牙齿构成的城墙上的裂口，死亡从那里钻了进去。他一边不自觉地让牙齿在手心里转动，一边试着猜测为什么西蒙娜·舒勒会把她的牙齿藏在墙洞里。他模糊地记起儿时的传说，说是这样藏起来的牙齿会被换成礼物。前房客难道如此继续坚持着小时候相信的东西？或者她是极其抵触抛弃自己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特雷尔科夫斯基比谁都更能理解她。这是不是某种迷你墓穴，她有时会来墓前凭吊，甚至，天知道，她也许还会献上花呢？特雷尔科夫斯基此时想起了一个在车祸中撞断了手臂的人，这个人表示想要把自己的手臂葬在墓地里。管理部门拒绝了。手臂被焚化了，报纸没有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不是也拒绝把手臂的骨灰还给受害者？凭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离开了身体，牙齿、手臂都不再是人的一部分。但没这么简单。
“从什么时候起，”特雷尔科夫斯基自问，“人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拿掉我一条手臂，很好。我说：我和我的手臂。拿掉我两条手臂，我说：我和我的两条手臂。再拿掉我的腿，我说：我和我的四肢。拿掉我的胃，我的肝，我的肾，假设这能办到，我说：我和我的内脏。切掉我的头：该怎么说？我和我的身体，还是我和我的头？凭什么我的头，明明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器官，却胆敢窃取‘我’这个头衔？就因为里面有大脑吗？但有些虫子，有些蠕虫，我也不知道还有些别的什么，是没有大脑的。那么，对这些生物来说，有没有哪里的大脑来宣称：我和我的虫子？”
特雷尔科夫斯基刚要扔掉牙齿，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最后，他只是换上了一团更干净的棉花。
但，从这以后，他的好奇心就觉醒了。他开始一寸一寸地探索这里。他有所收获。在一个小衣柜下他发现了一包信和一摞书。全都积灰发黑了。他用抹布进行第一次清洁。书都是些历史小说，信也没什么要紧内容，但特雷尔科夫斯基决定以后要读一读它们。在此之前他先把他找到的东西用前一晚的报纸包了起来，然后爬到椅子上把它们放到衣橱顶上。这是个灾难。包裹从他手中滑落，一声巨响掉到了地上。
邻居们马上有了反应。他还没从椅子上下来就听见天花板上回响起愤怒的敲击声。那么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他看看表：十点十分。
他满腹辛酸地扑到床上，准备这天晚上再也不动了，这样他们就没法找茬了。
有人敲门。
是他们！
特雷尔科夫斯基咒骂着把他淹没的恐惧。他听见他的心跳声应和着门那边传来的声音。但一定要做些什么才行。一串压低声音的辱骂和诅咒从他嘴里冒了出来。
这样就又需要为自己活着而辩护、解释、请求原谅！要足够卑微才能驱除怨恨赢得冷漠。大概需要说：我配不上让您生气，看看我，我只是个不负责的畜生，活得一团糟没法不发出噪音，所以请别在我身上浪费您的时间，请别为了揍我而弄脏您的拳头。请忍受我活着。我当然不能求您喜欢我，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让人喜欢不起来，但请开恩鄙视我、直到无视我。
那人再次敲门。
他去开门。他马上看出来这不是个邻居。对方不够傲慢，对自己的权利不够确信，他的眼神里有太多担忧。特雷尔科夫斯基的出现看上去让他惊讶。
“我不是在舒勒小姐家？”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我是说，曾经是。我是新来的房客。”
“那她是搬家了吗？”
特雷尔科夫斯基没有回答。
“您也许知道她的新地址？”
特雷尔科夫斯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明显来客并不知道西蒙娜·舒勒的结局。他和她之间有什么情谊？是友谊还是爱情？他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来客她自杀的消息吗？
“请进吧，您总不能这样待在楼道里。”
对方含糊不清地道了谢。他显然非常不安。
“起码她没什么事吧？”他用尖锐的声音问道。
特雷尔科夫斯基一脸苦相。希望他不会叫起来，或者做类似的事。邻居们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他咳了咳。
“请坐，您是……”
“巴达尔，乔治·巴达尔。”
“很高兴认识您，巴达尔先生，我叫特雷尔科夫斯基。您看，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天哪，西蒙娜！”
他几乎喊了起来。人常说大悲无声，特雷尔科夫斯基心想，希望这是真的！
“您过去跟她很熟？”
“您刚才说‘过去’！那么她……那么她是死了！”
“她自杀了，两个多月前。”
“西蒙娜……西蒙娜……”
他声音变小了。他那一抹细细的唇须颤抖着，嘴唇抽搐地闭上，喉结刮擦着笔挺的衬衫领子。
“她从窗口跳下去了。如果您想看……”
他发现这像是看门人的口吻。
“她掉在二楼的玻璃棚上。她没有当场死亡。”
“但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这么做？”
“没人知道。您认识她的朋友斯黛拉吗？（巴达尔做了个否认的动作。）她也不知道，而她是她最好的朋友。是的，这很可怕。您想喝点什么吗？”
但他马上想起家里没有饮料。
“下楼吧，我请您喝一杯，您会觉得好些的。”
有两个原因促使特雷尔科夫斯基作出这个提议。一是这个年轻人的状态令人担忧，脸色苍白得吓人。二是害怕他突然的爆发会引来邻居的怒斥。
在咖啡馆，他得知眼前的巴达尔是西蒙娜幼时的朋友，他一直暗恋着她，现在他从军队退役回来想要向她表白并求婚。巴达尔是个平淡无奇且不起眼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年轻人。他借用流行小说里的对白表达他发自内心的痛苦。他使用的现成的表达也许在他看来是对逝者的又一重敬意。他令人感动。喝第二杯白兰地时他言及自杀。“我想追随我爱的她，”他一边抽泣着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怎么会呢，”被对方语气打动的特雷尔科夫斯基反驳道，“您还年轻，您会忘记的……”“永远不会。”巴达尔回答。“世界上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也许不能替代她，但她们能填补您内心的空缺，去旅行吧，随便干什么，只要试着应对，您会看到您能恢复过来的。”“永远不会！”
出了这家咖啡馆，他们去了另一家，然后又是另外一家。特雷尔科夫斯基不敢撇下这个绝望的人。整个晚上他们就这么游荡着，一路上年轻人以长篇大论回应着特雷尔科夫斯基紧追不舍的辩论。黎明时分，后者终于让巴达尔推迟了他的计划。他硬是让他许诺在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前至少再活一个月。
独自回家的路上，特雷尔科夫斯基哼起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