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惊醒了我，我滚到床边拿起听筒。老头——大陆侦探社旧金山总社经理——干净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抱歉打扰你，不过你得去一趟莱文沃思街的格林顿公寓。一个住在那里叫伯克·潘本的男人，几分钟前打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过去。他好像挺激动的。你去处理一下好吗？看看他需要什么。”我说我会去的，然后打呵欠伸懒腰，诅咒这个潘本——不管他是谁，都害得我不得不脱下舒服的睡衣裤，换上外出的衣服。
我到格林顿时发现，这个搅了我周日懒觉的男人长得很瘦，白脸，大概二十五岁，棕色大眼睛，眼圈红红的，不是刚哭过就是没睡好，或者两者都有。给我开门时，他棕色的长发乱蓬蓬的，缀满绿色大鹦鹉的紫红色睡袍罩在酒红色的真丝睡衣裤上。
他领我进去的房间看起来像还没开张的拍卖场，或者小巷里的茶馆。圆圆的蓝花瓶、弯弯的红花瓶、瘦长的黄花瓶、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花瓶；大理石小雕像、乌木小雕像，各种材质的小雕像；宫灯、台灯和烛台；布幔、挂帘还有各种地毯；杂七杂八说不出哪里古怪的家具；怪异的图画东挂一幅西挂一幅，全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房间感觉太不舒服了。
“我的未婚妻，”他一开口就是高分贝，再高一度就歇斯底里了，“不见了！她出事了！有人搞鬼，事情大大不妙！我要你找到她——把她救出来……”
我听到这里就放弃了。他说话像连珠炮，而且含混不清。“这个给带走了……神秘兮兮……给她挖了陷阱……”——这些话之间一点联系也没有，我可听不出半点儿名堂。所以我就没再想要听懂，干脆等他发泄一通算了。
我听过平常挺理性的人在极端刺激之下，胡言乱语得比这位两眼狂乱的年轻人还厉害；不过他的衣着（鹦鹉睡袍和鲜艳的睡衣）还有他周围的环境（这间摆设疯狂的房间）让我感觉太戏剧化了，所以他的话听起来非常不真实。
他人正常时，应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五官端正，虽然嘴巴和下巴有点不好说，但宽宽的前额倒还好看。可我站在那儿，从他劈向我的夹缠不清的噪声里，只能偶尔分辨出他闹剧般的台词——这让我觉得他睡袍上的鹦鹉应该换成杜鹃。
没多久他发泄完了，朝我伸出瘦长的手，做出恳求的姿势。
“拜托好吗？”一遍又一遍，“拜托好吗？好吗？”
我息事宁人地点点头，看到泪水从他消瘦的两颊流下来。
“我们从头讲起如何？”我提议道，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张看起来不是很结实的雕刻长凳上。
“好！好！”他叉开腿站在我面前，手伸到头发里面，“开头，我每天接到她一封信，直到——”
“那不是开头，”我反驳道，“她是谁？干什么的？”
“她叫珍妮·迪兰诺！”因为惊讶于我的无知，他大叫起来，“是我未婚妻，可她现在走了，而且我知道——”
他又开始歇斯底里地说诸如“鬼把戏的受害者”、“诱进陷阱”之类的话。
我终于让他安静下来，在间歇性的情绪爆发之间，我大概知道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这位伯克·潘本是个诗人。大概两个月前，他收到一封珍妮·迪兰诺的短信——由他的出版商转来的——里面赞扬了他最新的关于韵律的书。珍妮·迪兰诺刚好住在旧金山——虽然她不知道他也住这里。他回了她的短信，又收到一封。如此这般书信往来，没多久后他们就见了面。如果她真的和他说的一样美的话，那就不能怪他掉进爱河了。反正不管她美不美，他觉得她美，而且爱得很深。
这位迪兰诺姑娘在旧金山住的时间不长。诗人碰到她时，她一个人住在阿什伯里大道公寓。他不知道她家乡在哪儿，也不知道她的过去。他怀疑——根据某些含糊的暗示还有她难以形容的古怪行为——这姑娘生活在某种阴影之中，她的过去和现在都困难重重。不过那些困难是什么他毫无概念，也不在乎。他对她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很美，还有他爱她，她已经答应嫁给他。然后就在这个月三号——离这个星期天早上整整二十一天以前——女孩突然离开了旧金山。他收到她的一张字条，是邮递员送来的。
我硬逼着说非看不可，他才拿出了那张字条，上面写着：
伯克亲爱的：
刚收到一封电报，必须坐下一班火车到东岸。想打电话给你，但找不到人。我知道地址以后会马上给你写信的，万一有什么事的话（这几个字擦掉了，费很大劲才看得清。）
爱我爱到我回来，永不分离。
你的珍妮
九天以后他又收到她一封信，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寄来的。这封信我花了更多工夫才得以一见，上面写着：
亲爱的诗人：
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我担心恐怕还得再过一两个月才能相见。
亲爱的，我现在没法告诉你我来这里的原因，有些事情是没法写在信里的。不过等我一回去，我就告诉你整个悲惨的故事。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说在我身上——你还会永远爱我吗，亲爱的？不过这样讲太蠢了。不会出事的。我才下火车，觉得很累。
明天我会写封长长的信作为补偿。
我的地址是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号。我的先生，请你每天至少写一封信给我！
属于你的珍妮
九天来他每天收到她一封信——如果星期天没信，星期一就会收到两封。然后她的信就停了。而他每天寄到她那个地址——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号——的信也开始退回，上面注明“查无此人”。他发过一封电报，电报公司表示，巴尔的摩分公司在斯特里克北街那个地址找不到珍妮·迪兰诺。
他等了三天，每小时都在等她的消息，可是一个字都没有。然后他就买了张票到巴尔的摩。
“不过，”他最后说道，“我不敢过去。我知道她遇上了点儿麻烦——我感觉得到——可我只是个笨手笨脚的诗人，没法处理神神秘秘的事。我可能什么也查不到，也可能运气好，歪打正着碰上了，但坏事儿的可能性更大，会给她惹来新麻烦，让她的处境更危险。我不知道到底会帮她还是害了她，可不能莽莽撞撞地闯过去。这事儿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处理，所以我就想到了你们侦探社。你会小心，对吧？也许——我也不知道——也许她不想要人帮忙，也许你可以暗中协助。你们习惯这种事了，这案子你能接，对吧？”
在回答他之前，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一家信誉良好的侦探社有两大忌讳，一是接下包藏祸心的客户，他们有时会把离婚诉讼包装得像是完全合法的作业；二是接下不负责的人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一心只想实现空想。
这位诗人现在坐我对面，神经兮兮地绞着他又白又长的手指。我觉得他够诚恳，不过我不确定他心智是否正常。
“潘本先生，”一会儿之后我说，“我想帮你处理这事，但不确定我能不能。大陆侦探社规矩很严，虽然我觉得这事可信，不过受雇于人，凡事还得照章办理。要是你能给我哪家公司或者有身份的人做的担保——比如信誉良好的律师，或是任何法人机构——我们都会很乐意接下这份工作。否则，我恐怕——”
“我知道她有危险！”他脱口道，“我知道——可我总不能到处宣扬她身处困境，把她的事昭告天下吧。”
“抱歉，不过除非你能提供这样的担保，否则这事我碰不得。”我站起身，“很多侦探社不讲究这些，你可以联系他们。”
他的嘴像小孩一样抽动起来，牙齿咬住下嘴唇。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就要哭出来了。不过他慢慢地开口说：“我想你说得没错，找我姐夫罗伊·阿克斯福德担保呢？他的话够分量吗？”
“够。”
罗伊·阿克斯福德是采矿大亨，西岸的大企业他起码占了一半。什么事有他担保，任谁都会觉得够了。
“要是你现在就能联系上他，”我说，“安排我今天见他的话，我可以马上行动，以免误事。”
潘本穿过房间，从一堆装饰品里挖出一部电话。一两分钟后，他已经在跟一个他称为“丽达”的人说话了。
“罗伊在家吗？……他今天下午会在家吗？……不用，不过你可以帮我传个话。……告诉他今天下午我要请一位绅士登门拜访，是私事——我的私事——如果他能帮忙的话，我会非常感激……对……你会知道的，丽达……电话上不方便讲……好，谢谢！”
他把电话推回原来的藏身处，转头看我。
“他两点前都会在家。把我跟你讲的话全告诉他，他要是还有疑问，让他给我打电话。你要把整件事从头到尾都告诉他，迪兰诺小姐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好吧。临走前，告诉我她长什么样。”
“她很美！她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这话写在赏金传单上会很好看。
“我要的不是这个，”我告诉他，“她多大？”
“二十二。”
“身高？”
“大概五英尺八英寸，可能九英寸。”
“苗条，中等身材，还是丰满？”
“倾向于苗条，不过她——”
他的声音很热切，我担心他会长篇大论，赶紧再出个问题打断他。
“头发什么颜色？”
“棕色——深棕色，都接近黑色了——而且又软又厚又——”
“好，好，是长是短？”
“又长又厚又——”
“眼睛什么颜色？”
“你有没有看过擦亮的银器上的阴影？当——”
我写下灰眼睛，然后急忙盘问下去。
“脸色呢？”
“完美！”
“嗯。不过是白，是黑，是红润，是发黄，还是什么？”
“白皙。”
“是鹅蛋脸，方脸，还是瘦长脸？脸形什么样？”
“鹅蛋脸。”
“鼻形呢？大，小，往上翘——”
“又小又匀称！”他的声音有一丝愤愤不平。
“她穿着怎么样？时髦吗？喜欢鲜亮还是暗一点的颜色？”
“美——”等我张嘴要他省省时，他终于脚踏实地地说，“非常暗——通常是深蓝和棕色。”
“她戴什么首饰？”
“没看她戴过首饰。”
“有疤或者痣吗？”他白脸上惊恐的表情逼得我干脆到底，“疣啊什么的，或是你知道的缺陷？”
他说不出话来，不过勉强摇摇头。
“有她的照片吗？”
“有，我给你看。”
他一跃而起，一路绕过房里太多的摆设，然后穿过遮了帘子的门口走出去。没一会儿他就拿了张特大照片回来了，还带着雕刻象牙相框。是那种艺术照——影影绰绰雾蒙蒙的线条，用来找人派不上啥用场。她很美，没错——不过那又怎么样？艺术照的目的就是这个。
“就这一张？”
“对。”
“我得借走，等我复印好了，马上还回来。”
“不行！不行！”他坚决反对把他恋人的脸交给一堆侦探看，“万万不可以！”
我终于拿到手了，不过费了很多口舌，为这么点儿小事真是不值得。
“我还要借两封她写的信，或者有她笔迹的东西，”我说。
“干什么？”
“复印。字迹很有用——到旅馆查住宿登记可以对照。而且就算用假名，人们偶尔还是会写个便条、备忘录什么的。”
我们又大战一个回合，结果我赢得三张信封和两张没有意义的纸条，上头全有女孩生硬的笔迹。
“她有很多钱吗？”引起争议的照片和笔迹样本都装入袋中后，我问道。
“不知道，这种事不好过问。她不穷，我是说她不用节衣缩食。不过她有多少钱或者怎么赚钱我一点儿也不清楚。她的钱存在金门信托公司，但有多少我可不知道。”
“她这边有很多朋友吗？”
“这件事我也不清楚。我想她认识一些人，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时除了我们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谈；除了彼此以外，我们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我们只是——”
“你难道从来没猜想过她从哪儿来，是什么人？”
“没有，我不在乎这些。她是珍妮·迪兰诺，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你跟她有没有共同的财务兴趣？我是说你们两个有没有过金钱或者珠宝之类的往来？”
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她有没有跟他借过钱，卖些什么给他，或者用其他什么办法从他身上捞钱。
他一跃而起，面如死灰。然后他坐下去——瘫坐下去——脸涨得通红。
“抱歉，”他声音很重，“你不认识她，你当然得从各种角度看问题。没，没有那种事。如果你打算推测她是为了钱的话，恐怕你是浪费时间了。没那种事！她就是出了什么事，所以才会突然跑到巴尔的摩的，她离开我就为那个。钱？跟钱可没关系！我爱她！”
罗伊·阿克斯福德的宅第位于俄罗斯绿丘。他在一间像办公室的房间接见了我。他一头金发，个子很高，四十八九岁了还是一副运动员的身材，线条并未松弛。他是个大块头，血气充沛，看起来自信满满，而且不是没有道理的自信。“咱们的伯克这会儿又干什么了？”我告诉他我是谁后，他饶有兴趣地问道，悦耳的男低音中气十足。
我没告诉他所有的细节。
“他和一位珍妮·迪兰诺订了婚。她三个星期前去了东岸，然后突然失踪了。他对她所知不多，以为出什么事了，想找到她。”
“又来了？”他精明的蓝眼睛闪了闪，“这回是珍妮！就我所知，这是今年的第五个，我在夏威夷的那段时间肯定还错过了一两个。可你找我干什么？”
“我跟他要一个负责任的担保人。我看他人还可以，不过严格说来不太负责。他说了你的名字。”
“没错，严格说来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大个子男人眯起眼睛，抿着嘴唇想了想，然后说，“你觉得那姑娘真出事了吗？还是伯克自己多心？”
“不知道。本来我觉得是他胡思乱想，不过她寄来的两封信里确实提到有什么不对。”
“那你就尽管放手去找她吧，”阿克斯福德说道，“让这个珍妮重回他的怀抱。我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坏处，至少让他这一阵子有事情可想。”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阿克斯福德先生。那你认为这事儿不会扯上丑闻什么的？”
“当然！伯克人不错，你知道的，只是被宠坏了。他一向体弱多病。再说他的收入够他过小康日子，还有余钱出出诗集，买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装饰房间。他是有点儿自视甚高——诗人都那副德行——不过心地还是好的。”
“那我就放手做了。”我起身说道，“对了，那姑娘在金门信托公司开了户，这件事我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下，尤其是她的钱的来路。但只要扯到客户资料，那儿的总会计克莱蒙是出了名的小心。要是你能帮我说个话，我问起来会顺利些。”
“小事一桩。”
他拿张名片在反面写了两行字交给我。离开前，我答应他说，如果还需要帮忙的话我会再来造访。
我给潘本打电话，说他姐夫已经同意了这件事。我给侦探社的巴尔的摩分社发了封电报，把我知道的全说了，然后我便去了阿什伯里大道那姑娘住过的公寓。
公寓的经理是一位体型庞大的女人，名叫克鲁特太太，穿了一身哗啦作响的黑衣服。如果说她比潘本多了解一点那个姑娘的话，程度也真是有限。姑娘在那儿住了两个半月，偶尔有人来找她，但潘本是经理唯一可以形容给我听的人。女孩三号退租，说她有事要到东岸，希望经理在她寄来新地址以前能帮她收收信。十天以后，克鲁特太太收到女孩的卡片，请她把信转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号。结果一直没有信需要转。
我在这栋公寓获得的唯一重要消息是：姑娘的两箱行李是被一辆绿色搬运车拉走的。城里某家数一数二的搬运公司就是绿色招牌。
接着我便去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找到一位友善的值班人员（聪明的侦探都会花很多工夫与搬家公司、快递公司和铁路局的工作人员交朋友，拉交情）。我走时，手里记了这家公司的行李单号码和那两件行李运去的渡船行李房。
到了渡船大楼，根据手边的资料，我没花几分钟就知道行李已经寄去巴尔的摩。我又发电报到巴尔的摩分社，给了他们火车站的行李单号码。
这会儿已是周日深夜，所以我就收工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金门信托公司开门营业前半个钟头我就到了里面，和总会计克莱蒙讲起话来。银行家所有传统的谨慎保守跟这位肥胖的白发老头所展现出来的相比都是小儿科。不过他瞥了一眼阿克斯福德的名片，还有背面的钢笔字“请给持有人最大协助”，便非常热心地同意帮忙。
“珍妮·迪兰诺在你们这儿有个账户或者曾经开过户，”我说，“我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譬如她给谁开过支票，数额多少，尤其是她的钱的来路。你们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他用粉红的手指头戳戳桌子上的一粒珍珠按钮，一个留着光亮的黄头发的小伙子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房里。总会计拿支铅笔在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交给一声不吭的小伙子，他就出去了。没多久他又回来，把一叠文件搁在总会计的桌上。
克莱蒙审阅了文件，然后抬眼看我。
“迪兰诺小姐上个月六号由伯克·潘本先生引见到这里，她拿八百五十元现金开了户。其后她存的钱包括：十号四百元；二十一号两百五；二十六号三百；三十号两百；这个月二号两万。除了最后一笔，其他存款都是现金，最后一笔是支票。”
他把支票递给我，是一张金门信托公司的支票。
付给珍妮·迪兰诺小姐，两万元整
（签名）伯克·潘本
日期是本月二号。
“伯克·潘本！”我惊叫道，有点傻了，“他常开这种面额的支票吗？”
“应该没有，不过我来看看。”
他又戳戳珍珠按钮，铅笔又滑过另一张纸，黄头发的小伙子无声地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总会计检查刚放到桌上的那叠文件。
“本月一号潘本先生存了两万块——拿阿克斯福德先生的户头开的支票存的。”
“迪兰诺小姐的提款情形呢？”我问。
他又拿起和她户头有关的文件。
“她上个月的对账单和兑现支票还没寄给她，所有文件都还在。上个月十五号有一张八十五元的支票开给克鲁特；二十号开了三百块兑现，二十五号又开一百块兑现。那两张支票她显然都是在这儿换现的。本月三号她关掉户头，开了张两万一千五百一十五块的支票给她自己。”
“那张支票呢？”
“她在这儿兑现了。”
我点起一支烟，让这些数字在我脑海里飘来飘去。对我来说没有一张派得上用场——除了潘本和阿克斯福德签名的支票以外。克鲁特太太的支票是女孩唯一开给别人的支票，那当然是交房租用的。
“就是这样啦，”我大声总结道，“本月一号，潘本存了阿克斯福德的支票，数额两万。第二天他把那个数额的支票开给迪兰诺小姐——她存进户头。隔天她销了户，领走两万一到两万二的现金。”
“正是。”总会计说道。
在去格林顿公寓弄清楚潘本为什么没说那两万块之前，我先去了侦探社，问问巴尔的摩有没有消息过来。有个职员刚刚解开一封电报的密码。内容如下：
行李于八号抵达皇家山城车站，当天领走，无法追查去处。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号是巴尔的摩孤儿院，该处无人知道这名女孩。继续查访中。
老头午餐回来时我正要离开，于是我跟他回他办公室谈了几分钟。
“看到潘本没？”他问。
“嗯，正在办他的案子——不过我看没戏。”
“怎么？”
“潘本是罗伊·阿克斯福德的小舅子。他两个月前碰到一个姑娘，坠入情网。那姑娘是个骗子，她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上个月他从他姐夫手里要了两万块给那女孩，她扬长而去，只说她有事得去巴尔的摩，留了个假地址，结果查出来是孤儿院。她把行李寄到巴尔的摩，从那儿寄了些信给他——不过也可能是请朋友代她处理行李，转寄信件。当然，她是需要买一张船票才能托运行李，不过就两万块的骗局来说，这是小意思。潘本没有全盘托出，钱的事他根本没提。我看八成是觉得这么容易被骗太丢脸了。我这就去跟他问个明白。”
老头温和地笑了笑，他的笑总是五味俱全。于是我走了。
潘本住处的铃按了十分钟都没反应。电梯服务生告诉我潘本好像整晚都没回去。我在他信箱里留了张字条，然后到铁路公司的办公室，跟他们约好，如果有人拿了巴尔的摩到旧金山的车票来退钱，通知我一声。
办完这件事，我到《纪事报》的办公室去，查阅上个月的天气记录，记下四个白天黑夜都下雨的日期。带着记录，我去了城里最大的三家出租车公司。
这把戏我向来得心应手。女孩的公寓离公交车站有一段距离。我假设那几个雨天里她出过门，或者有人来访。不管哪种情况，她——或者她的客人——都很有可能叫出租车离开，而不愿冒雨搭公共汽车。如果真是这样，出租车公司的每日记录就会记下从她住处打出来的电话，以及乘客的目的地。
最理想的玩法当然就是彻底清查女孩租公寓期间每天的记录。不过，不管哪家公司都不可能接受这么大的工作量——除非生死攸关。说服他们拨些员工清查我选的那四天已经够麻烦了。
离开最后一家出租车公司后，我又去找潘本，不过他还是不在家。我又到阿克斯福德家里问了问，心想诗人也许会在那儿过夜，可是对方回答没有。
那天近傍晚时我拿出女孩的照片和笔迹，复印后每张一份寄到巴尔的摩，然后便回到三家出租车公司去拿报告。前两家没有资料，第三家的记录上说女孩的公寓打出过两个电话。
某个雨天午后，那里叫了辆出租车，将一个乘客载到格林顿公寓，那位乘客显然不是女孩就是潘本。还有一次是半夜十二点半，叫车到侯爵旅馆。
接第二次电话的司机在我询问时对这件事还稍有印象，他记得当时载的是个男客。我姑且按下这事不管。以旧金山的旅馆标准来说，侯爵旅馆并不算大，不过还是大到没法一一访查所有住客。
晚上我一直想联系到潘本，可是联系不上。十一点钟我拜访阿克斯福德，问他是否知道他小舅子人在哪里。
“好几天没见他人了，”百万富翁说，“昨晚他应该来这儿吃晚饭的，可他没来。我太太今天打了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他。”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前打电话到潘本的公寓，还是没人接。
然后我打给阿克斯福德，跟他约了十点在他办公室见面。
我告诉他潘本显然星期天以后就没回过他的公寓。阿克斯福德好脾气地说：“我不知道他这会儿在搞什么，估计也猜不出来。我们的伯克要是不做出人意料的事，就不是他了。你找那位落难千金的事进展如何？”
“进展到我已经有把握说这位大小姐没落难。她消失前一天才从你小舅子手里拿到两万块。”
“从伯克那儿拿到两万块？她一定是个厉害姑娘！可他从哪儿弄了那么多钱？”
“从你这儿。”
阿克斯福德肌肉发达的身体在椅子上一下子坐直了。“从我这儿？”
“对，你的支票。”
“没有啊。”
他的声音里没有争论，只是基本的实话实说。
“一号你没开一张两万块的支票给他？”
“没有。”
“这么说，”我提议道，“我们最好马上去金门信托公司。”
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克莱蒙的办公室。
“我想看看我兑现的支票。”阿克斯福德对总会计说。
黄头发的小伙子马上拿了厚厚一大摞东西进来。阿克斯福德快速地翻着，直到找到他要的支票。找到后他研究了老半天，等他抬头看我时，他慢慢地——但很有把握地摇摇头。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克莱蒙拿出一条白手绢擦着脑袋，对他的银行是怎么被蒙骗的大惑不解又心急如焚，但还得装着若无其事。
百万富翁把支票翻个面，看看背书。
“伯克存进来的，”听起来他完全不相信自己正说着的话，“一号那天。”
“我们可以跟给珍妮·迪兰诺小姐存这两万元支票的出纳谈谈吗？”我问克莱蒙。
他粉红的手指头哆哆嗦嗦地又按了一颗珍珠按钮。一两分钟后，一个脸色发黄的秃顶小个子男人走了进来。
“记不记得几个星期前你帮珍妮·迪兰诺小姐存了张两万块的支票？”我问他。
“记得，先生！记得，先生！全记得。”
“你记得什么？”
“呃，先生，迪兰诺小姐和伯克·潘本先生来到我的窗口。那是他的支票。我觉得他很少开那么大额的支票，不过记账员说他的存款够支付这笔钱。我把数额打进她户头的时候，他们站在那里——迪兰诺小姐跟潘本先生——有说有笑，然后他们就走了，就这样。”
“这张支票，”等出纳回了他的座位后，阿克斯福德缓缓地说，“是伪造的，不过钱我肯定会垫。没事了，克莱蒙先生，这事儿千万不要惊动大家。”
“当然，阿克斯福德先生，当然。”
两万美元重担从他的银行卸下，克莱蒙边笑边点头，大为轻松。
于是阿克斯福德和我离开银行，上了他从办公室开过来的双门跑车。不过他没马上开车，而是坐了一会儿，瞪着前方蒙哥马利街的车流，好像视而不见似的。
“我要你找到伯克，”他随即说道，男低音里没有任何感情，“我要你找到他，不能招来半点八卦。要是我太太知道这事——不，她绝对不能知道；她觉得谁看了她弟弟都会动心。我要你帮我找到他。女孩无所谓了，不过依我看，你找到一个就等于找到了俩。钱我不在乎，你不用伤脑筋把钱找回来，我担心一找钱这件事肯定会曝光。我要你在伯克搞出其他名堂以前找到他。”
“你如果想避免错误曝光的话，”我说，“最好的办法是先正确地曝光。咱们对外宣告他失踪了，把他的照片什么的统统交给报社。他们会卖力气的，因为他是你的小舅子兼诗人。我们可以说他病了——你说过他一向体弱多病——说我们担心他猝死在哪儿或者正精神错乱。不需要提到女孩或钱，但要先把他失踪的事传出去。我们这样解释可以避免别人——尤其是你太太——瞎疑心，因为这事儿早晚会传出去。”
起先他不赞成，不过后来还是我赢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潘本的公寓，很容易就混进去了，因为阿克斯福德解释说我们跟他有约，想在里头等他。我在每个房间都展开地毯式搜查，一个洞都没落下。不管写在哪儿，只要是有字的东西我都读了，连他的手稿也没放过，可对他失踪的事我还是没有半点头绪。
我不请自看了他的照片——至少十二张，并往兜里装了五张。阿克斯福德说诗人的旅行袋跟行李箱都还在杂物间里。我没找到他金门信托公司的存折。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都用来给报社准备我们想要他们知道的消息了。他们对我的前任客户非常慷慨大方：头版，配了照片而且肆无忌惮地添油加醋。旧金山如果还有人不知道伯克·潘本——罗伊·阿克斯福德的小舅子兼《诗集：沙陵及其他》的作者——失踪的话，不是文盲就是不看报。
这种广告很有效。第二天早上，四面八方的消息滚滚而来，有几十个人在几十个地方看见过失踪的诗人。其中几个看来挺有希望的——至少有可能，不过大多数从表面看就很可笑。
我按照线索去追查一份看起来不错的报告，不过无功而返。回到社里后，我发现有张留言条要我打电话给阿克斯福德。
“你能现在来我办公室吗？”他在电话里说。
有人把我领进了阿克斯福德的办公室。除了阿克斯福德，里面还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他鸡胸、穿戴时髦，估计是那种爱表现的员工。
“这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弗尔先生。”阿克斯福德告诉我，“他说他星期天晚上看到了伯克。”
“在哪儿？”我问弗尔。
“看到他进了半月湾附近的一家餐厅。”
“确定是他？”
“错不了！他常来阿克斯福德先生的办公室，我认得他，肯定是他。”
“你怎么刚好会看到他？”
“我和几个朋友从海滩往回走，在那家馆子停下来吃点东西。临走时有辆车开过来，潘本先生和一个女孩或者女人——我没特别注意她——下车进去。直到昨天晚上看报说他从星期天起就失踪了，我才觉得事有蹊跷，所以我就想——”
“哪家餐厅？”我打岔道。
“白色木屋。”
“大概几点？”
“十一点半到午夜之间吧，我想。”
“他看到你了？”
“没有。他开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上车了。”
“女人长什么样？”
“不知道，我没看到她的脸，也不记得她穿什么，连是高是矮都不知道。”
弗尔能说的就这么多，我们打发他走了。然后我就用阿克斯福德的电话打到北海滩“意大利佬”希利的店子，留口信说，等“猪仔”格劳过去时，让他给杰克打电话。我见猪仔通常都用这个暗号，以免被人识破我们俩的关系。
“知道白色木屋吗？”打完电话后我问阿克斯福德。
“知道在哪儿，不过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则完全没概念。”
“哦，那是个贼窝，‘锡星’乔普林开的。这人以前是惯偷，禁酒时代餐馆生意好做，他就把不义之财拿来开店。他现在赚的钱比他以前四处撬保险柜时梦到的还多。零售烈酒算是他的副业，不过他赚钱的主要途径是把餐馆当做从半月湾转运私酒的中转站。这样做油水很大，因为西岸运送啤酒的货船上一半的私酒都在半月湾卸货。”
“白色木屋是贼窝，不该是你小舅子闲晃的地方。我亲自上那儿去一定会惊动众人的，乔普林和我是老朋友了。不过我可以安排一个人在那儿待几个晚上。潘本也许是那里的常客，甚至可能就住那儿。乔普林也不是头一次用那个地方藏人了。不管怎么说，我把我的人在那儿搁上一个星期，看他能查出什么。”
“那就都交给你了。”阿克斯福德说。
我从阿克斯福德的办公室直接回我的房间，坐下来等猪仔格劳，没锁外面的门。他推门进来时，我已经等了一个半钟头了。
“嘿！生意如何啊？”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一张椅子前，一屁股坐下，两脚搁到桌子上，伸手去抓桌子上的一包烟。
这就是猪仔格劳：白脸，三十多岁，块头不大不小，永远穿得亮闪闪的——虽然有时候挺脏。他老摆出一副大摇大摆的样子，讲话虚张声势，装得非常自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他极其懦弱的本性。
不过我已经认识他三年了。所以这会儿我走过房间，猛地把他的脚推下桌子。他差点儿向后仰倒。
“这是干什么？”他爬起来，蹲着吼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挨揍吗——”
我朝他走近一步，他闪开了，穿过房间。
“哎，说着玩儿的嘛，别当真！”
“闭嘴，给我坐下。”我提出忠告。
我认识这个猪仔格劳三年了，用他也差不多有那么久，可我没法为他说半句好话。他是个懦夫、骗子、小偷、瘾君子；他出卖同行，要是没人看着，估计也会出卖老板，可真是一只好鸟！不过侦探本来就不好干，能用得上的工具就都要用。这个猪仔如果用得对，效率还挺高——意思是要一直掐住他的脖子不放，而且他带来的消息也不能全信。
他的懦弱对我来说正是他的资本。他的恶名传遍了黑道横行的西岸，虽然没人会笨到信任他——不管白道黑道——不过大伙儿倒也不完全排斥他。他的大多数同伙都认定他是懦夫，因此不构成任何威胁。他们以为他不敢出卖他们，以为他对黑帮发泄在告密者身上的雷霆之怒敬畏有加。不过他们没想到猪仔有个天分：在危险还没逼近时，他可以说服自己他是个雄狮般的英雄好汉，可以自由出入他想去或者我要他去的地方，而且带来我原本得不到的零星信息。
近三年来我用他用得还挺顺手；钱给得挺多，把他看得也挺严。报告里我提到他时用的是线民这个文雅的词，但地下社会形容他这种人的字眼比一般人说的“告密者”还要难听。
“我有个差事给你。”我告诉他。现在他又坐下了，脚放在地上，松弛的嘴巴向左边咧去，挤得那边的眼睛眯起来，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我就知道。”这是他惯常的台词。
“我要你到半月湾，在锡星乔普林的店里待几个晚上。这儿有两张照片，”我把潘本跟女孩的个人照各一张推过桌子，“他们的名字和外貌都写在照片后头。我要知道他们是否在那儿露过脸，做了什么，平时待在哪儿。没准儿锡星把他们窝藏起来了。”
猪仔会意地从一张照片看到另一张，从咧着的嘴角吐出话来：“我觉得我认识这个男的。”这又是猪仔的一个特色，你只要提个名字或者讲些特点，他一定会做出这种反应——就算你随便编个人也一样。
“钱在这儿。”我把几张纸钞推过桌子，“你在那儿要是超过两个晚上，我会再加钱。跟我保持联系，打这个电话，或者办公室那个不对外公开的。还有——记好了——不准碰毒品！要是我在那儿看到你吸得晕头转向的话，我一定把你卖给乔普林。”
此时他已经数好钱了——总共也没几张可数的——然后一脸不屑地把钱扔回桌上。
“你还是留着打发报社吧，”他冷笑道，“没钱在那个店里能干啥？”
“两天的花费这可是绰绰有余的，没准儿还能剩一半呢。要是你在那里超过了两天，我会加钱的。完事以后拿工钱，之前想都别想。”
他摇摇头站起来。“我受够了你这个小气鬼，要做你自个儿做好了，老子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