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真的是。嗯，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是冷战。杰米、彼得和亚当开始反抗，他们连续几周当哑巴，完全不跟我们家长说话，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也不在课堂上说话。杰米在每一份家庭作业最上边都写着‘不要把我送走’……”

她说对了，是反抗没错。让杰米留下来，我在坐标纸上写了这几个红色粗体字。我妈试着跟我讲道理，可是完全没用，我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对她不理不睬，兀自抠着指甲边的皮。想到自己这么大胆，心里觉得既刺激又害怕，腹中一阵翻搅。但我们赢了，我有点搞不清楚，我们当然赢了，我记得我们在城堡墙上高声欢呼，互相击掌，高举可乐罐庆祝胜利。“但你还是没有改变心意。”凯茜说。

“呃，其实也不是，他们三个真的把我累坏了，真的好难好难，你知道——住宅区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杰米把自己说得好像是《清秀佳人》里的安妮要被送进孤儿院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只好说：‘好吧，我再想想看。’我要他们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他们就取消抗议了。我真的想过延后一年，但我爸妈说要为杰米出学费，我不知道他们一年后还会不会愿意出这份钱，我知道这样听起来，我实在是个差劲的母亲，但是我真的想过——”

“一点也不会，”凯茜说，我在旁边自动摇摇头，“所以，你跟杰米说她还是得去……”

“哦，老天，她简直……”艾丽西亚双手纠缠在一起，说，“简直太吃惊了，她说我骗了她，但我没有，你知道，我真的没有……接着她就冲出去找彼得和亚当了。我心想：天哪，他们又要开始不说话了，不过再怎么胡闹也就只有一两周了。我拖到最后才告诉杰米，你知道，让她可以好好享受夏天。后来，她那天没有回家，我就以为……”

“你就以为她跑了。”凯茜柔声说。艾丽西亚点点头，凯茜又说：“你还是觉得有可能是离家出走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哦，警探，我常常今天这样想，明天就……但她的储蓄罐还在，你知道，如果是出走，她应该会拿走才对，不是吗？而且亚当一直在森林里，要是他们真的跑了，她现在一定……一定……”

她突然转头，举起一只手遮住了脸。“等你发现她好像不是离家出走，”凯茜说，“你心里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艾丽西亚又深呼吸数到十，双手紧握放在腿上。“我猜可能是她父亲……我希望是他把她带走了。他和他太太无法生育，你知道，所以我想，也许……但警探追查过了，他们说没有。”

“换句话说，”凯茜说，“你不觉得有人可能会伤害她。在她失踪之前那几周，她有没有害怕谁或觉得不安？”

“没有，应该没有。只是有一天，大概是她失踪前两周，她很早就从外面玩回来了，看起来有点惊慌，而且一整个晚上都很安静。我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骚扰她，她都说没有。”

我心里闪过一丝阴影——早回家，没有，妈，没事——但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我跟警探说过这件事，”艾丽西亚说，“但这样的线索实在用处有限，是吧？而且可能真的没什么要紧的，她也许只是跟彼得和亚当闹得不愉快。我应该看得出来事情严不严重才对……但杰米这孩子很沉默，什么事都放在心里，所以很难判断。”

凯茜点点头说：“十二岁的小孩确实很麻烦。”

“没错，是啊，一点也没错，对吧？就是这样，你知道，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够大了，懂得——呃，遇到事时感受会很强烈。她和彼得、亚当……他们从很小就玩在一起，什么事都一起做，我想他们可能无法忍受彼此分离。”

我勃然大怒，把自己吓了一跳。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心想，这根本就是他妈的乱来。我应该坐在马路旁的院子里打着赤脚，手拿饮料跟彼得和杰米聊一天的工作才对。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没想过如果我们三个没出事会变成什么样，现在想起来反而一时无法面对。我们应该会一起念书，在高中毕业考试前紧张个不停；我和彼得会争吵，究竟谁能带杰米去参加社交舞会，我们也会嘲笑她穿洋装很难看；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在夜里喝得醉醺醺的，三个人歪歪扭扭地边唱边笑，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无视别人的目光；我们可能租同一层公寓，搭火车环游欧洲，一起研究穿着打扮，一起去听廉价演唱会，一起经历紧张刺激的恋爱故事；我们三个人里面可能有两个已经结婚了，互相当着对方小孩的教父教母。我眼前一片空白，只好把头埋在记事本后，不让凯茜和艾丽西亚·罗恩看到我的脸。

“我还保留着她房间原来的样子，”艾丽西亚说，“如果她——我知道这么做很蠢，我当然知道，但要是她真的回来了，我不希望让她觉得……你们想看她的房间吗？可能——之前的警探或许遗漏了什么……”

我不过只是瞄了一眼房间，就仿佛被人甩了一巴掌。白色的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海报，黄色的窗帘随风鼓动，床头挂了一张捕梦网——我知道自己受不了了。“我要先回车上了，”我说，凯茜匆匆瞥了我一眼，“谢谢您抽空跟我们谈话，罗恩女士。”

我坐进车里，头趴在方向盘上，直到眼前的眩晕感消失。我抬起头，看到黄影一闪，窗帘间有一个淡金色头发的人脸移动了一下，我的肾上腺素立刻暴增，结果只是艾丽西亚·罗恩挪了挪窗台上的小花瓶，好让花朵能照到午后最后一丝灰蒙蒙的阳光。

“那间卧室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们离开住宅区，在人车稀少的小径蜿蜒前行时，凯茜说，“床上有件睡衣，地上有本打开着的旧的平装小说。但我没发现什么线索。壁炉台上那张照片里的男孩是你吗？”

“应该是吧。”我说。我还是感觉非常糟，实在不想讨论艾丽西亚·罗恩的装潢品位。

“凯茜，”我说，“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事。那种感觉又来了，我又想起了那些他妈的该死的甜美过去。对我来说，我的生命从搭渡轮到英国那天才开始，好吗？”

“拜托，瑞安，我只是问一下。”

“现在你知道答案了。”我说着把车加挡提速，凯茜仰起头，把收音机扭开，音量调大，之后就不理我了。

过了二三英里后，我一只手放开方向盘，伸手抓了抓凯茜的头发。

“住手啦，猪头。”她说，但没有生气。

我咧嘴一笑，松了一口气，又拉拉她的鬈发，她把我的手挥开。“听好，凯茜，”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

她给了我一个疑惑的眼神。

“你觉得这两件案子真的有关联吗？还是没有？如果让你猜的话。”

凯茜看着窗外的围篱和阴沉的天空想了很久，云层迅疾地彼此追逐。“我不知道，罗布，”最后，她跟我说，“有些地方不一样。凯蒂被弃置在很明显的地方，可是……就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差别。但也可能是那家伙第一次犯案的时候被吓到了，所以这回他可能心想如果让家属找到尸体或许可以减轻罪恶感。而且萨姆说得没错，同一个地方出现两个儿童杀手的概率有多高？如果要我打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

我踩了刹车，很用力。我和凯茜应该都尖叫了一声。有个东西冲到了马路上，身形很黑，贴近地面，动作很像鼬鼠或白鼬，但以体形来说太小了。它跑到车前面，又一溜烟钻进马路另一边的茂密围篱里去了。

我们全都往前猛冲（小路是单行道，我开得太快了），不过凯茜对安全带非常偏执。她爸妈当年本来可以靠安全带幸免于难。因此我们都系着安全带。车刹是刹住了，却打滑冲到路边才停下，一边的轮胎离壕沟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我们俩呆坐着，吓得动弹不得。收音机里少女乐队正疯狂地欢呼，不停地哼哼唱唱。

“罗布？”过了好一会儿，凯茜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没事吧？”

我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完全松不开。“那到底是什么？”

“什么？”她睁大眼睛，满脸惊恐。

“小动物啊，”我说，“那是什么？”

凯茜看着我，眼神很陌生，把我吓坏了，就跟刚才的小东西一样。她说：“我没看到什么小动物。”

“它直接冲到马路上了。你一定是没看到，因为你在看旁边。”

“嗯，”仿佛隔了好久，她才说，“嗯，应该是吧。会不会是狐狸？”

萨姆只花了几小时就找到了那位记者。他叫迈克尔·凯利，今年六十二岁，目前半退休，当记者当得算是颇为成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揭发了一名部长让九名家族成员以“顾问”的名义领取政府薪资，这让他声名大噪，但之后就没有再创巅峰了。二〇〇〇年，政府宣布将兴建高速公路，凯利写了一篇报道，暗指政府已经达成初步目标，因为那天早上爱尔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很开心。然而，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只有环境部部长写了回信，陈腔滥调地解释高速公路会让民众便利、国家富强。

不过，萨姆费了好几天才说服凯利跟他见面。他第一次打电话过去，提到纳克拿里，凯利马上大吼一句：“小子，你当我白痴啊？”然后就被挂掉了。后来他答应见面，却坚决不肯约在城里，要萨姆大老远跑到凤凰公园另一头的一家非常廉价的酒吧去找他。

凯利鼻子很挺，一头风吹过似的飘逸白发，“看起来有点像诗人。”两人谈话过后的当天晚上，萨姆一边吃饭一边带着犹疑的语气跟我们说。萨姆买了一杯百利甜酒和一杯白兰地请他。（“真好。”我说，反正我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哇。”凯茜若有所思地看着家里的酒架说。）

萨姆试着探询高速公路的事，但凯利听到后身体一震，举起一只手，仿佛承受着剧痛般眨眨眼说：“声音，孩子，放小声一点……那条路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但有人——我不能说名字，否则会惹祸上身——有人在事发前就已经要我把报道撤下。他们的说法是担心法律问题，因为缺乏事实证据……真离谱，胡说，根本就和私人利益有瓜葛。孩子，我跟你说，都柏林啊，这座龌龊肮脏的老城里有太多回忆了。”

不过，酒过三巡，他就放松下来，开始沉浸在回忆之中。“或许有人会说，”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比手画脚地对萨姆说，“或许有人会说那地方一开始就注定会出问题。太多漂亮的说辞了，你知道的，说什么那里将是未来的都市中心，结果等住宅区的房子都卖完之后，一切都落空？政府只会说预算不足，无法进一步开发。孩子，或许有人会说，当初政府搬出那一套说辞，只是为了让那些盖在鸟不生蛋地方的房子能够卖出去。当然，这不是我说的，因为我没有证据。”

他把酒喝干，感伤地望着空酒杯说：“我想说的很简单，就是那地方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吗，当初兴建住宅区时，工人的死伤率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孩子，你相信土地也有灵魂，会反抗人类的不当行为吗？”

“不管别人怎么说纳克拿里，”我说，“至少它没有拿他妈的塑料袋罩在凯蒂·德夫林头上。”幸好应付凯利的人是萨姆，不是我。通常听到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我会觉得挺有趣的，但以那一周的心情来说，我很可能会直接朝那老家伙的小腿踹下去。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凯茜问萨姆。

“我当然说相信了，”萨姆把叉子上的意大利宽面弄下来，若无其事地说，“要是他问我相不相信爱尔兰有小绿人，我都会说相信。”凯利喝完第三杯（这杯萨姆想报销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之后，下巴抵在胸前，不再开口说话。后来他穿上外套，用力跟萨姆握手，握了很久并低声对他说：“到安全的地方再打开。”说完就冲出了餐厅，留下萨姆和他手心里的纸团。

“可怜的家伙，”萨姆一边翻找口袋一边说，“我想他一定很感激有人听他说话，他那个样子，就算站在屋顶大声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他掏出小小的一坨银色的东西，谨慎地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拿给凯茜。我放下叉子，凑到她背后看。

她手上的是一张银色的纸（就是烟盒里会看到的那种纸），漂亮地紧紧滚成一个小卷。凯茜把纸卷打开，银纸背面用签字笔脏兮兮地写满了蝇头小字：“动力——肯尼思·麦克林托克；未来——特伦斯·安德鲁斯；环球——杰弗里·巴尔内斯和康纳·罗奇。”

“你确定我们可以相信他？”我问。

“他是疯子，”萨姆说，“但也是个好记者，起码之前是。我猜他应该有十成的把握，否则不会交给我。”

凯茜用指尖磨蹭着小纸片。“要是查证属实，”她说，“这绝对是我们目前找到的最好的线索。干得好，萨姆。”

“他回到车上，你知道，”萨姆说，语气透露出些许担忧，“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他开车，毕竟他喝了那么多，可是……我可能还需要再去找他谈谈，没错，我需要跟他保持联系。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给他打个电话，看他是不是平安到家了？”

第二天是周五，侦查已经过了两周半，那天傍晚奥凯利把我们三个叫进办公室。外面天空晴朗，寒风凛冽，不过阳光穿透大窗户洒了进来。重案室里暖洋洋的，让人感觉好像还是夏天。萨姆在他的角落里不是低声打电话，就是抄抄写写。凯茜在电脑上查某人的档案，我和两名支援刑警刚刚泡完咖啡，正在传马克杯。就像教室一样，房间里充满了低声细语。奥凯利在门口一探头，拇指和食指圈成小圆放进嘴中吹出了一声尖锐的口哨，细语声停息之后，他开口说道：“瑞安、马多克斯和奥尼尔。”他竖起拇指比比身后，接着就把门甩上了。

我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发现支援刑警都扬起眉毛，偷偷左右对望。这个场景我们两天前就预料到了，起码我是如此。开车上班的时候，冲澡的时候，我都会在脑袋里模拟可能发生的状况，甚至睡梦中都会醒来自言自语。“领带。”我对萨姆说，同时伸手比画了下。他专心想事情的时候，领带结常常会偏向一边。凯茜匆匆灌了一大口咖啡，吁了一口气。“好了，”她说，“走吧。”支援刑警又开始忙各自的工作，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目光还在我们三个身上，一直到我们走出重案室，进到走廊为止。

我们走进办公室，奥凯利已经坐在桌前，手里把玩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下来的难看的铬合金碰碰球。“那么，”他一看到我们就问道，“你们那个叫什么玩意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们没有人坐下，三个人详细说明了到目前为止的办案进度，还有为什么找不出杀死凯蒂·德夫林的凶手的原因。我们说得太急，太冗长，不断重复地讲了一堆他早就知道的细节，我们都猜到他会有什么反应，但三个人就是不想面对现实。

“看来你们能查的、该查的都查了。”我们总算报告完后，奥凯利说。他还在玩那个恐怖的碰碰球，“咔、咔、咔”，响个不停。“找到嫌疑犯了吗？”

“我们觉得家长很有可能，”我说，“不是父亲，就是母亲。”

“换句话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

“报告头儿，我们还在追查。”凯茜说。

“关于威胁电话，我已经锁定了四个主要对象。”萨姆说。

奥凯利抬头瞄了一眼说：“我读过你的报告了，你自己小心点。”

“是，头儿。”

“很好，”奥凯利放下玩具，说，“继续努力，但我想三十五名支援刑警应该是没有必要了。”

虽然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但听了还是心头一沉。我不是很喜欢支援刑警，但撤掉支援的这个决定意义重大，这表示我们要迈出撤退的第一步，且这么一退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换句话说，再过几周，奥凯利就会让我们回去值班，派给我们新的任务，“维斯塔尔行动”就会变成有空再办的案子。再过几个月，凯蒂的档案就会被送到地下室，收进纸箱，最终布满灰尘，每隔一两年才会被翻出来一次（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新线索的话）。爱尔兰国家电视台会替她制作煽情的纪录片，并且用低沉的旁白和毛骨悚然的音乐告诉大家这件命案悬而未决。不知基尔南和麦凯布当年是不是也在同一个房间里听过同样的话，说不定说话的人也在玩同样一个无聊的玩具。

奥凯利察觉到了我们无声的抗议，便说：“怎么了？”

我们铆足劲儿，用最真诚且流利的表达，把预先准备好的说辞搬了出来。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明白这只是白费工夫。我不想回忆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很肯定说到最后根本就是在胡言乱语。“头儿，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易如反掌的案子，”到最后，我说，“但我们确实在前进，即使一次只有一点点。我真的觉得现在就说放弃还太早。”

“放弃？”奥凯利气得大骂，“你什么时候听到我说‘放弃’了？我们不是放弃，是缩小规模，听懂没有？”

没有人答话。他靠在桌上，双手指尖对指尖，拱成金字塔的形状。“小子，”他的语气和缓下来，“这只是简单的投资回报率分析，既然要派支援刑警，就得有用才行。你们还有多少人需要查访？”

一阵沉默。

“今天有多少人打专线电话？”

“五个，”凯茜过了一会儿才说，“目前。”

“有用的有几个？”

“可能没有。”

“那就对了，”奥凯利双手一摊，“瑞安，你自己也说这不是什么好办的案子，我的看法跟你完全一样。案子不是办得快，就是办得慢，这件案子显然需要时间。再说，这阵子又冒出三件凶杀案，北区也有扫毒行动要忙，我成天都在接电话，问我到底把都柏林的支援刑警都派到哪里去了。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当然明白，我太明白了。不管我个人对奥凯利有什么偏见，都必须承认一点：换成其他长官，他们连案子都不会交给我和凯茜。爱尔兰再怎么说也只是个小地方，通常很快就能找到嫌疑犯，因此警方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追查歹徒是谁，而是搜集证据，想办法将凶手定罪。“维斯塔尔行动”刚开始的那几天，奥凯利发现这件案子非比寻常，备受各方关注时，心里肯定想过要我和凯茜回去办出租车命案，把这案子交给科斯特洛或其他有三十年资历的警探，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我自认为并不天真，但我觉得他这么做肯定出于忠诚，即使并非心甘情愿。当然，并不是对我们忠诚，而是因为我们是他属下。我之前一直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却猜想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难道他征战多年的第六感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此案破案无望，所以才……

“那就留一两个帮手吧，”奥凯利大方地说，“负责接电话和跑腿之类的。你们想要留谁？”

“斯威尼和奥戈尔曼。”我回答。两周多过去了，支援刑警我都熟了，但当下却只想得出他们两个的名字来。

“你们三个回家吧，”奥凯利说，“周末休个假，去喝几杯，好好睡一觉。瑞安，你那俩眼睛跟雪地上撒尿后留下的凹洞似的，跟女朋友还是谁聚一聚，周一养好精神再回来继续干活。”

回到走廊，我们都没有看对方，也没有人往重案室走。凯茜靠着墙，用鞋尖戳地毯。

“他说得有道理，其实，”萨姆开口了，“我们自己来也没问题的，所以就我们三个来吧。”

“别说了，萨姆，”我说，“别说了。”

“什么？”萨姆困惑地问，“什么别说了？”我撇过头去。

“不能丧气，”凯茜说，“我们不该搞砸的，我们有尸体，有凶器，有……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嫌疑犯了才对。”

“唉，”我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找一家最近而且不错的酒吧，喝到不省人事，有谁要跟我去？”

最后，我们去了多伊尔酒吧。虽然那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太吵，桌子又太少，学生和穿西装的上班族摩肩接踵，但我们都不想去警察经常光顾的酒吧，因为那里所有人都会问你，“维斯塔尔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酒过三巡，我上完厕所回来，胳膊肘跟一个女孩的胳膊肘撞到了一起，她手上的酒洒了出来，泼了我们两个人一身都是。是她不对，她不知道听朋友说了什么，笑得往后仰直接撞到了我，但是她长得很漂亮，是我喜欢的那种娇小优雅型的女孩。我们互相跟对方道歉，检查彼此的“灾”情，她温柔且同情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马上买了一杯酒请她，两人开始攀谈起来。

女孩名叫安娜，艺术史硕士在读生，穿着飘逸的白棉裙，纤腰盈盈一握，金色的秀发如瀑布般披散下来，使我想起温暖的海滩。我跟她说我是英国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来这里研究《德古拉》的作者布莱姆·斯托克。她轻咬杯缘，被我的笑话逗得咯咯直笑，露出洁白的兔牙，非常迷人。

隔着安娜，我瞄到萨姆扬起一边眉毛对我咧嘴笑，凯茜则在学小狗，瞪大眼睛哈哈地喘着气，但我都装作没看见。我已经太久没跟人上床了，简直没道理，我现在只想跟这个女孩回家，笑呵呵地溜进她的学生宿舍，对着满墙的艺术海报，用手指缠住她的蓬松秀发，让我的脑袋完全放空，一整夜都躺在她甜蜜又安全的床上，甚至明天一整天。没有他妈的片刻想起当年和现在的案子。我一手搂住安娜的肩膀，拉她闪过硬灌了四杯啤酒的家伙，在她背后朝凯茜和萨姆比画了下手指头。

酒吧里人推人，人挤人，我和安娜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谈完各自研究的主题（早知如此当初就该多读一点布莱姆·斯托克），又聊到阿伦岛（安娜和她的朋友，去年夏天；自然之美；逃离肤浅的都市生活真令人欣喜），她谈到兴起时，开始不自觉地触碰我的手腕。这时，她的一个朋友从大吼大叫的一群人里走过来，站到了她身后。

“你没事吧，安娜？”那个男的不悦地问，伸手搂住安娜的腰，斗牛似的瞪了我一眼。

安娜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翻了个白眼，仿佛分享秘密似的对我微微一笑。“我很好，奇利亚。”她说。我猜这小鬼不是她的男朋友，起码她没有表现出“我有男朋友”的样子，但他显然很想当她的护花使者。他个头很壮，是那种魁梧式的英俊，看起来应该喝了不少，很想随便抓个借口找我出去单挑。

我还真的考虑了一下要不要答应。兄弟，你听到这位女士说的了，回去跟你的死党混吧……我瞄了一眼萨姆和凯茜，他们已经不理我了，两人正聊得起劲。室内很吵，为了要听清楚对方说话，两人的头几乎靠在了一起，萨姆一根手指在桌上比画着。我突然彻底厌恶起自己和我的专业面具，连带厌恶起安娜和她想跟我以及这个叫奇利亚的小鬼玩的把戏。“我得回去找我女朋友了，”我说，“抱歉刚才打翻你的酒。”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留下惊诧得嘴巴张成粉红色“o”形的安娜和一脸困惑、眼中闪着怒火的奇利亚。

我回到位子上坐下，伸手揽了一下凯茜的肩膀，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被拒绝啦？”萨姆问。“不对，”凯茜说，“我打赌是他改变心意，跟她说他有女朋友了，才会对我毛手毛脚。下回你再这样，瑞安，我绝对会把萨姆的脸吻得凸出来，让你的小女友的同伴冲过来痛打你一顿，教训你诱拐良家少女。”

“该死，”萨姆乐呵呵地说，“真是太好玩了。”

酒吧关门之后，萨姆直接回家了，我则跟凯茜回到了她的住处。今天是周五，第二天不用早起，因此没有理由不躺在沙发上喝点小酒，偶尔起身换换音乐，让壁炉里的柴火慢慢燃烧，噼啪低鸣。

“你知道吗，”凯茜从杯里捞出冰块放在嘴里吮着，懒洋洋地说，“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小孩的逻辑跟大人的不一样。”

“你想说什么？”我们刚刚在谈莎士比亚，谈《仲夏夜之梦》里的精灵，我的思绪还停在它们身上。我以为她又要开始东拉西扯，说小孩的想法跟十六世纪的人很像之类的，于是我打算等她一说完，就开口反驳。

“我们一直在想凶手是用什么方法把凯蒂骗到遇害地点的……不要，你给我停下来好好听。”我用脚踢她的腿，对她咧着嘴：“你才该闭嘴，我已经下班了，我什么都听不见，啦啦啦……”时间很晚了，我又喝了伏特加，脑袋晕晕的，我决定再也不管这个错综复杂、令人沮丧、毫无头绪的案子。我想再多谈点莎士比亚，或者打牌。“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个男的想要猥亵我。”凯茜说。

我立刻停下踢脚的动作，抬头看着她。“什么？”我说，语气有点太过谨慎了。我心想，原来这就是凯茜的秘密房间，而我现在终于有机会一探究竟了。

她转头看向我，显然觉得我的反应很有趣。“不是，他并没有真的对我做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哦，”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蠢，隐约有点不爽，“那发生了什么？”

“我们学校那时候有一股弹球热潮——大家随时随地都在玩弹球，午饭时间玩，放学后也玩，我们会用塑料袋装着弹球带着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每个人都想知道对方有多少颗弹球。所以有一天放学后，我留了下来——”

“你？真没想到。”我说着翻了个身，拿起酒杯。我不知道凯茜到底想说什么。

“少来，别以为你是完美先生。总之我正要离开学校，有一名职员，不是老师，应该是打扫的人或工人之类的，从小屋子里走出来问我：‘你要弹球吗？跟我进来，我给你弹球。’那家伙很老，可能有六十岁了，白头发，留着大胡子。我在门边犹豫了一会儿，就走进去了。”

“天哪，凯茜，你真是大笨蛋。”我说完又喝了一口酒，然后放下酒杯，将她的双脚抬到我的腿上轻轻按摩。

“没有，我跟你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走到我背后，双手伸到我胳膊底下，好像要把我抬起来，结果却开始乱摸我衬衫的扣子。我说：‘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把弹球放在上面的架子上了，我要把你举起来，让你拿得到。’我知道问题严重了，虽然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于是扭开身子说：‘我才不要弹球呢。’说完就拔腿跑回家了。”

“你真走运。”我说。她的脚很瘦，脚背很高，虽然隔着柔软的居家厚袜子，我还是感觉得到她的肌腱，感觉她小巧的骨骼在我拇指下滑动。我想象着凯茜十一岁时的模样：膝盖上到处都是伤痕，指甲被啃得乱七八糟，还有一双严肃的棕色眼睛。

“没错，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和别人说过这件事吗？”我不希望故事到这里就没了。我要她再多透露一点，说些恐怖又可耻的秘密。

“没有，因为整件事都让我很不舒服，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就是我想讲的重点：我从头到尾都没想到与性有关。我知道那方面的事，我和朋友成天都在聊，我知道有地方不对劲，我知道他想解开我的衬衫，但就是没有把事情联系起来。过了好几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有件事让我回想起了那次经历，可能是看到小孩在玩弹球之类的吧，我才突然会过意来：天哪，那家伙当年是想猥亵我！”

“这跟凯蒂·德夫林有什么关系？”我问。

“小孩看待事情的方式跟大人不一样，”凯茜说，“把脚伸过来，换我帮你按。”

“不要，你难道没看到臭气从我的袜子上冒出来吗？”

“天哪，你好恶心，你都不换袜子的吗？”

“等它们可以粘在墙上的时候才换，这是单身汉的规矩。”

“这哪里是规矩，根本就是退化。”

“那就按吧。”我说完两腿一伸，抵到她面前。

“才不要，去找你的女朋友。”

“那你现在念叨个什么劲？”

“女友看到臭袜子不能抱怨，朋友可以。”她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很专业地甩甩手抓住我的脚，“再说，你要是多上几次床，就不会那么惹人厌了。”

“你还有资格说我。”我话一出口，才发现自己对凯茜的性生活完全不了解。在我们相识之前，凯茜有个还算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是个辩护律师，叫艾丹。在她进缉毒组那会儿，艾丹从她的生活里慢慢消失了。做卧底很难维系感情。那之后，如果她交了男朋友，我一定会知道，而我想如果她跟谁约会了，不管那个约会代表着什么，我应该也会知道，不过除此之外，我就没概念了。我一直以为自己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但现在突然不确定了。我看了她一眼，想怂恿她说说，但她只是按摩我的脚踝，对我神秘一笑。

“还有一件事，”她说，“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走进小屋。”凯茜的心就好比四叶形的交叉公路，突然变换方向，之后又像立体错觉画一样猛地回到原来的关键点。“不只是因为弹球，还因为那老人乡下口音很重，我猜是中部地区的口音，所以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在说：‘你想不想要天球啊？’我知道他不是这么说的，也知道他说的是‘弹球’不是天球，但我心里就是觉得他很可能是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老人，小屋里可能到处都是摆满一个又一个架子的占卜用的玻璃球、灵丹妙药和古羊皮纸卷，还有小恶龙被关在笼子里。我知道那只是一间小屋子，他只是个工人，但又觉得自己是即将走进魔法衣橱，通往神秘世界的小孩，如果错过了，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我要怎么才能让各位明白我和凯茜之间的关系呢？不可能，除非我带你们回到过去，走过我们相处过程中的每一条羊肠小径。大家都说异性恋男人和异性恋女人不可能成为朋友，柏拉图式的朋友，但我和凯茜却赢了这一把，连丢五张a，然后笑着离开。她就像故事书里和主角共度暑假的亲戚：你在虫鸣不断的湖边教她游泳，老是偷偷把蝌蚪放进她的泳衣里恶作剧，两人在长满石楠的山坡上尝试初吻。多年后，在奶奶家杂乱的阁楼里，你们偷抽着大麻，回忆起当年那段往事，两人哈哈大笑。凯茜曾把我的指甲涂成金色，跟我打赌敢不敢直接去上班。我跟奎格利说她觉得克罗克·帕克体育场应该改成购物中心，然后看她被骂得一头雾水。她买了新的鼠标垫，把包装上的“摸我，感受截然不同”的字样剪下来粘在我衬衫背后，我过了半天才发觉。我们曾经爬出她家窗户，沿逃生梯走到楼下露台，一起喝自己发明的调味酒，唱汤姆·威兹的歌，头晕目眩地望着星星在绕我们身边打转。

不，这些是我喜欢回想的往事，晶莹剔透，也不是全无价值，但无论如何，不管我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都是我的搭档。然而，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说不上来搭档这个词对我有什么影响，又代表着什么。我可以聊我们在寂静的房子里，双手持枪逐房搜查，唯恐持枪嫌犯就躲在门后；我可以聊监视嫌犯的漫漫长夜里，我们两个人坐在漆黑的车里喝保温瓶里的咖啡，拿出纸牌借着街灯的微光打扑克。有一回，我们跟两个肇事逃逸的偷车贼玩追逐战，在他们的地盘上狂飙，只见窗外都是涂鸦和垃圾堆。时速达到了六十英里，然后七十英里，我把油门踩到底，懒得再看时速表。最后他们直接撞上了围墙，我们抱着只有十五岁、哽咽哭泣的驾驶员，跟他保证他母亲和救护车马上就来，却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们怀里。我曾经在恶名昭彰的住宅大楼里（那里的人绝对会让各位对人性彻底改观）被一个瘾君子拿注射器威胁。当时，我们锁定的目标不是他，是他弟弟，他的言谈举止一直都很正常，结果说着说着他突然手臂一扬，下一秒针头就已经抵在了我的喉间。我杵在原地，全身冒汗，心里拼命祈祷我和他千万不要打喷嚏；凯茜却盘腿坐在发臭的地毯上，拿了根烟给他，两人聊了整整一小时二十分钟。这中间他跟我们要过皮夹，要过车，要过毒品，要过雪碧，还要我们别管他，但是凯茜从头到尾语气沉着，似乎对那家伙很感兴趣。最后他竟然丢下注射器，靠墙坐在凯茜对面，开始说自己的陈年往事。我双手恢复正常之后，他乖乖让我戴上了手铐。

我喜欢优雅的女孩，会在高窗边独自感伤或在钢琴旁哼唱甜蜜的老歌，长发飘逸，纤柔如苹果花蕊般的姑娘。这和在你背后支援你，与你并肩作战的女孩完全不同，这样的女孩只会让你发抖。各位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第一次谈恋爱或做爱的经历：你的心仿佛要爆炸般使你的眼前一片空白，指尖有如通电般吱吱作响，整个人从此彻底转变。但我要跟各位说，这跟每天把性命直接交到对方手上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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