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他的幕僚唐绍仪则是另一派系。唐绍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名义上只是幕僚，实际上却负责着外交事宜。
“这么看来，这二十五万元还涉及外交问题了。”张绍光从出席会议的人物分析起，不断地往更广、更深处想。这笔钱的性质大体上明朗了，暗中授受的钱财，除了是用于贿赂，不会有其他可能。
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可以推断出日本和俄国都在花钱收买清朝官员。既然这笔钱来自日本，俄国这条线索可以暂时不考虑，那就是日本想要阻止中、俄之间达成撤兵协定。拥有外务部实权的是庆亲王和那桐，而袁世凯又强烈主张要重新缔结《中俄撤兵条约》，日本收买的对象当然就是他们两大派系的人了。
“一切都说得通了。”张绍光情不自禁地笑了。
用来分摊的巨款突然丢失了，这一伙人必然要查明真相。同时负责联系和接受这笔钱财的文保泰也死了。而案件发生后立即到现场侦察的是张绍光，自然要找他来介绍情况了。
这时，陶大均过来叫张绍光去汇报情况，振贝子没来。
六个人中，只有袁世凯和唐绍仪，张绍光还没见过。
张绍光走进密谈的房间，只见袁世凯身材矮小、前额突出，眼神略有些呆滞，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听说，袁世凯这个人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但估计是为了降低别人的戒备心装出来的。”张绍光一边看着他，一边思考着。
“文保泰死后，你和工巡总局的警察一起到过现场，你就把你当时看到的情况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一下。”振贝子说。
振贝子的头衔是新设的“商部”尚书，算是个年轻的阁僚。他们六人端坐在朱漆椅子上，张绍光却只能站在他们面前，连个座位也没有。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对待我。”他内心愤愤不平。
“从哪儿说起好呢？”张绍光问道。他决定要像袁世凯那样装一装傻，心想：最好让你们觉得我傻里傻气的。
“把你看到的全都说出来。”振贝子说。
“是吗？那让我想一想啊……”张绍光装作仔细思考的样子。
这时，那桐觉得坐在椅子上有些不舒服，便晃了晃他那肥胖的身躯，插话道：“介绍情况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件事。那里又有一个案子，也许和文保泰之死有关，你知道吗？”
“您是说文家的刘姓男仆被杀的事吧。我听说，他被人打死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里。”张绍光回答说。
那桐提这个问题，是想看看张绍光有多了解这个案子。听完回答后，那桐点了点头，像是放心了似的。
那桐还是小官时，他的眼睛就细得像一条线。如今，他身居要职，越来越胖，眼睛就越发显得小了。他非常讲究饮食，饭量也大，估计还会继续胖下去。
根据当时的记载：
——那桐善食，非佳肴不可，每餐必备人参鱼翅，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金多达六七百元——
那桐满意的表情就像是刚刚饱餐了一顿美食；张绍光只要一看他，似乎就能听见他吞咽口水的声音。
张绍光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案情。
“我本来不迷信，可这案子太诡异了，真像是撞了邪。”袁世凯边说边眨巴眼睛。
“文保泰不像是会自杀的人。可现在看来，只有自杀才能解释所有现象。”陶大均说。
“不，我想，他绝对不是自杀。”张绍光斩钉截铁地说，“首先，凶器长约八厘米，将近一半戳在他身上，这必须要很大力气才能做到。其次，如果他是自杀，用刀疯狂地往肩膀戳，那他的手指一定会沾满了血，可被害者的双手上没有任何血迹。而且，据说他平时写字、工作，一向习惯用右手。可当时他的右手还拿着纸呢，还是大扇料纸，估计是正准备裁纸呢。他旁边还放着一把剪子，要是自杀，与其用那种不足十厘米的小刀，倒不如用剪子更顺手。所以，我觉得自杀不能成立。现场还有其他证据，就是凶器上涂有剧毒。我想，光是涂毒药也要一段时间吧。”
“这么说来，这案子就破不了了？”庆亲王“啪”地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说。
“你肯定是破不了了，我当然能破。”张绍光强忍着没说出这句话，只是略微点了点头。
“可文保泰确实是死了呀！”那桐歪着头说。
“说书的常常提到贼可以从天花板悄悄溜进屋子里！”振贝子说。
“悠悠馆是西式建筑。屋顶平铺着石棉瓦，虽然有些倾斜，但斜度很小。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特别小，人不可能藏到里面去。屋顶上有一个镶着玻璃的天窗，但这个天窗和天花板里层之间，相隔也只有十几厘米，几乎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从天花板溜进屋子里是不可能的。”张绍光从容地回答说。
“武侠小说里不是常常提到秘密机关和洞穴什么的吗？”那桐自言自语地说道。真看不出来，他还爱看武侠小说。
“简易排水口的水管是直径三厘米的铅管，除了排水口以外，再没有别的洞眼了。”
“这不是和工巡总局的报告一样嘛。”庆亲王对袁世凯说，“看来，这个案子是破不了了。”
二十五万元丢得奇怪，大家想分钱是不可能了，还是暂时忍耐一下吧。庆亲王用眼神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袁世凯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说：“唉，那也没办法。”
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谅解。
“不能因为没办法就这样算了吧。”振贝子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不想半途而废。从小到大，只要是他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他可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放弃。只是现在他面对的，确实是个“谜”。他决心，不解开这个“谜”誓不罢休。
“张君，屋子里就没有别的异常之处？”振贝子从椅子里探出身子问道。
“悠悠馆是文保泰取拓本的地方，既没有书架也没有箱子、柜子，只有三张日本席、顾客送来的几块石碑、一张紫檀木桌和三张椅子。水池里有两个水桶，还有一个大纸篓扔在了墙角。一般的家庭会将纸篓放在柱子边上。悠悠馆的柱子紧贴着墙壁，是用石块砌成的，凸出墙面约五十厘米。
“一个水桶是空的，另外一个只装了半桶水。纸篓是竹编的，里面只有一些碎纸、两支用旧了的秃毛笔，还有三个用过了的棉花球。别的就没有了。”张绍光越谈越显得郑重其事。反应敏捷的人，大概能感觉到他话里话外带着揶揄吧。
时代变了。
在国外生活过的张绍光，毫不怀疑这一点。只是他不确定，时代的变化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影响，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他可以从庆亲王父子那里白领薪水，但在新时代里，这样的工作可能就不会有了。不过那时，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新知识肯定非常受欢迎。
如果只考虑眼前的利害关系，不管将来如何，自己怎样处理这个案子才最有利呢？张绍光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他将文保泰一案的来龙去脉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或许庆亲王父子会高看自己一眼，但这样做未必是上上策。张绍光反复思考后，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
他越想越忧心。这个案子背后的水太深，可他不愿就此放手。他希望自己能像小孩玩翻花线那样，把错综复杂的线抽出一两根来看看。振贝子叫他来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
于是，他只向这六个大官汇报了当时的情况。
北京的秋夜，寒气逼人。
张绍光缩着脖子、弓着背，从烧酒胡同走向北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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