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光长得白白净净，双眸明亮，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之处。从小时候起，他就非常惹人喜欢，如今二十八岁了，还是一样引人注目，可以说是人缘好吧。他外表俊朗大气，外人看不出，其实他一直有心病在。
过去张绍光家还比较殷实，因而能供他先后到英国、日本等国家留学。不料，张父性格太过执拗，因为无法和本地官员搞好关系，被扣上“诽谤当今圣上”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张母为了不让儿子担心，一直未将此事告诉在外留学的张绍光。她为了营救丈夫，四处奔走，转卖田地，花了不少钱，才将张父救出。但张家的家境也随之衰落。张父在狱中受尽折磨，回家后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张绍光对此一无所知，他本来怀着美好的憧憬，期待着与家人久别重逢，可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破败的家和重病的老父，一时刺激较大，心里就这样坐下了病。
他常想，父亲太过“顽固”，是这个家败落的主要原因。可顽固，似乎也没有可指摘的地方，毕竟父亲只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不阿谀奉承。实际上，这正是他的美德所在。
虽然心中有很多想法，但张绍光丝毫不露声色。埋葬亡父之后，为了养活母亲和妹妹，他来到了北京。
张绍光在国外专攻法律，可在清朝，法律是最不受重视也最无用的学科。清朝末期，不光京官们为所欲为，地方大员们也借助武力横行霸道、贪污受贿。他们用这样的手段管理国家，自然，法律就毫无意义了。因此，如果有人问起张绍光在国外学习的专业，他总回答说：“我是学破案的。”
张绍光口才不出众，但有时兴之所致，也能侃侃而谈。而平时，他总是沉默寡言。这也是他讨人喜欢的原因。
既然专业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性格另谋出路。
他托关系拜访了一些有权势的人。事情开始时不太顺利，有人甚至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接见他，只不过是看介绍人的情面而已。但交谈起来，就对张绍光逐渐有了好感。于是，便对他说：“有事你就来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到后来，简直就把他当作亲人了。
为了生活，张绍光必须四处拜访，他实在很厌烦，可又不得不这样做。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撒大网了，他准备在那些要拜访的权贵之中，选上几个人专门发力。当被引见给振贝子后，他就下定决心说：“好，就是他了。”
庆亲王如今是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官员；他的大公子振贝子也是个聪明人，对待下属也还过得去。张绍光心想，目前依靠他还可以勉强混下去。当然，投靠振贝子也有不好的地方，毕竟这位贝子可是出了名的讨厌汉人。
张绍光觉得，振贝子的大满族主义只不过是偏见罢了。
如今在满族里，才华出众之人罕见，这已是事实。从人口比例来说，满族在中国属于少数民族。而且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两百多年中，满族人一直备受优待。他们不用工作就有俸禄，生活无忧，后代自然只会享乐，大多都成了纨绔子弟。满族本是马上的民族，可世袭的骑兵将校不会骑马已不算什么稀罕事了。满族的很多高级将领都只在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检阅”中才穿上军服。
某种意义上，艰苦的环境反而能造就优秀的人才。
这时，满汉之别业已形成。
清朝的乾隆皇帝当政时，曾屡发圣旨告诫满族子弟：
△不许模仿汉族人的穿着。
△勤奋学习满文不得怠惰。
据说颁布上述圣谕，是因为入关后，满族子弟纷纷穿起优雅宽敞的汉服，渐渐摒弃了本民族半游牧风格的服装；另外，能说满语者也越来越少。事实上，满族已被汉族同化了。朝廷出于“满族至上”的观念，希望能借圣令改变上述的现象。
振贝子虽然讨厌汉人，但张绍光才华出众、颇有魄力，倒令振贝子有些欣赏。振贝子曾想让张绍光做自己的幕僚，但被婉言谢绝。张绍光说：“我现在这样就很好，比较自由，也方便我多学习一些知识。”
振贝子因此更加赏识他了。“他没什么野心，虽然是汉人，但却是一个罕见的人才。”振贝子在庆亲王面前对张绍光大加赞赏。
张绍光并不在意是否能立刻升官发财，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正在改变，不必急于求得一官半职。
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国外学破案，但没想到振贝子信以为真，还向主管警察的官员们介绍，说他是破案的权威人士，甚至说：“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难案件，可以找张先生帮忙。”
张绍光虽不急于做官，但为了报答振贝子的知遇之恩，他便经常向警察们介绍一些外国破案的事例。其实介绍案例并不费劲儿，他只需要将外国的案例翻译过来再介绍就行，但警察们却都钦佩不已。
文保泰神秘死亡后，张绍光作为“破案专家”，自然要被请去协助办案，还到了现场勘查。这件怪案确实如振贝子所说：“一般警察都难以胜任。”
去现场勘查后，振贝子对张绍光说，有一些大官们对这件案子很关心，希望张能将现场调查的情况向他们做一番介绍。于是，张绍光就被带到了烧酒胡同。
进门之后，他被带进一间宽敞的屋子，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他立即感到这个地方不同寻常。振贝子让他在此等候，并将今晚参加秘密会议的名单告诉了他：
庆亲王
振贝子
外务部尚书那桐
直隶总督袁世凯
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
陶大均
一共六名。
“看吧，这可都是当今朝廷里响当当的人物！”振贝子得意扬扬地说。他也是其中一位，心情怎能不好呢。
此前，张绍光只知道他要介绍文保泰一案的调查结果，至于向谁汇报，怎么汇报，他一无所知。得知名单后，他想，也许这六个人先要密谈，然后再听自己汇报吧。
“他们要谈什么呢？”
张绍光自称在国外专攻破案，本来只是想以此自嘲。可接触了北京的警察后，他觉得振贝子的嫌弃很有道理，他们确实都很无能。久而久之，他开始相信自己真的是一个破案能手。他的自信不是毫无根据：在他的协助下，警察确实破获了两三宗案子。
张绍光抱着胳膊想：“这个地方可疑，开会的人也奇怪……”
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这六个大人物开会的目的，以及把他叫来的原因。
他已经知道，悠悠馆的杀人案件涉及二十五万元丢失之事。去文家调查时，那两个在现场的日本人和侍女芳兰曾将此事告诉了他，并一再叮嘱，不要将此事告诉警察。这就可以推断出，丢失的二十五万元，是一笔不能说的暗钱。
张绍光想：“芳兰为什么要瞒着警察，从却又将此事泄露给我呢？”
“也许是因为自己用日语和那须启吾、土井策太郎二人交谈过，她以为我和他们关系密切吧。
“不过，更主要的还是……
“也许是因为我和她曾在庆亲王的王府里见过面，所以她认为我是庆亲王这条线上的人，这才将秘密告诉我。
“而那两个日本人是听了芳兰的介绍后才相信我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二十五万元与庆亲王有关。”经过初步推断，张绍光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今晚，六个大人物秘密开会，证明丢失的钱不仅与庆亲王有关，同时也涉及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本来大家要平分的钱不翼而飞了，这事必须说清楚才行。若只说钱突然丢了，估计谁都不会答应。至于钱到底是怎么丢的，找张绍光来的目的大概就在于此了。
他们必定与文保泰有重要的关系，否则一介平民，怎么能让这些大人物如此感兴趣，急切地想了解真相呢？袁世凯等人是不在乎人命的，他们残酷地杀害了谭嗣同和林旭等一批热血青年。其他人也一样，他们不会为一个死人奔走，平时也不曾听说他们对破案有兴趣。
庆亲王父子和秘书陶大均是一条线，估计那桐也是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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