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之后，策太郎便没有了顾虑。
直接地讲，他的任务就是设法监视清政府的高官，别让俄国人抢先收买了。文保泰就是联系清政府高官的渠道之一。估计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也在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秘密的活动。
策太郎一边想，目标缩小了，工作的效果会更好，一边又担心，这么一来，就难以看清整个局势了。人总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工具，都想靠自己去思考问题，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再次来到中国，虽然见到了王丽英，可不知为什么，策太郎内心总有些不安。但当那须启吾讲明了他的责任时，他却暗暗欢喜起来，因为除了找到了工作的意义，今后还有了充分的理由去接近王丽英了。
“找机会认识一些关心政治的人，也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情报吧。”年轻人经常出入于各种场所，他们知道的情报肯定很多。
李涛等人就经常在王丽英家聚会，其中不少人都曾去日本留学。他们对策太郎没什么戒心，王丽英就曾坦率地对策太郎讲过：“土井先生，我们这些人都是同情革命的。”
当时，中国的革命家们最苦恼的就是自身的孤立，因此他们非常欢迎外国友人，就连孙文也不例外。土井策太郎是日本鹿原商会的社员，他就借此身份接近革命者，开展间谍活动。
当时，书画古董一类的买卖都集中在北京外城，也就是著名的琉璃厂。以前，那儿是专门供应皇家琉璃瓦的烧窑场，久而久之，便被称作琉璃厂。文保泰委托生意的“修古堂”就开在那里。
王丽英到北京后寄居的舅父家，就在琉璃厂附近的吉祥二条胡同。后来，她舅父举家南下，迁往上海，便将房子委托王丽英代管。因此，王丽英的朋友们便毫无顾忌地到王丽英家聚会，谈笑风生，无拘无束。
策太郎本是古董商人，自然经常去琉璃厂，也常常顺道去王丽英家，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些。其实，策太郎真想天天都去找她，可又怕太明显，只能隔一天去玩玩儿。在王丽英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发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也互相争论。策太郎在心里偷乐：这情报来源多好呀！
年轻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当前日、俄之间的矛盾。每当谈到此，几乎所有的人都愤慨地说：“想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发动战争，真是岂有此理！”
有时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有一位年轻人的见解就很不一样，他曾就读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长长的脸，皮肤白嫩，眼神怠倦，他说：“我们应该热烈欢迎日本和俄国在关外开战。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才是满人的故土。一旦战争爆发，关外变成废墟，满族贵族们的心理和财力恐怕都要遭受打击。当然，一旦东三省成为战场，当地居民必定首当其冲，应该事先让他们避难，除此之外也没别的办法。只要鞑虏的领地荒废了，清朝也就完了。我辈革命者，应该为日俄将在关外开战一事感到高兴才对……”
他不是在慷慨激昂地辩论，而是用一种极其冷静的语气，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颇具说服力。
他提到的“鞑虏”一词，是汉族对满族的轻蔑称呼，“鞑”是指鞑靼人。两百多年前，女真人建立起清朝的统治。清朝的皇亲贵胄们，大多在东三省占有领地，每年靠着年贡，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倘若他们无法再从领地上得到任何东西，无疑就会衰败下去。所以，利益攸关下，他们一定会死守东三省，将其视作清王朝的“屏藩”。但如果有一天，“屏藩”不再，他们势力衰落时，谁还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呢？这样，清朝也就濒临灭亡了。
以上的论点条理清晰，也是出自那位年轻人之口。
有些人听了，频频点头道：“果然不错，见解的确独特。”
不过，那些反对的人却驳斥道：“东三省固然是鞑虏的领地，可在那块土地上耕种的不都是咱们汉族兄弟吗？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会流离失所。不行，一定要制止这场战争！”
待激烈的争论略微平静下来时，李涛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不管咱们再怎么争论，假设总归不是现实。诸位，我想，仗是打不起来的！这是现实。即便日本再想发动战争，他们没有借口，不也是枉然吗？”
策太郎不由得大吃一惊。李涛讲话的口气似乎很自信。
“你怎么知道呢？”王丽英问道。
说来也巧，策太郎也正想问。
“反正这就是我的看法。消息来自有关方面，很可靠，不会有错。但我不能多说，否则给我提供消息的人会有麻烦。”
“可是，为什么日本方面找不到借口呢？”王丽英追问道。
“丽英，你不了解国际形势。我认为咱们首先要对总体大局有个估计……现在庆亲王走的是李鸿章的路线，也许这样做是对的！”李涛说完，哈哈地笑了。
此刻，策太郎的心早已飞向了金鱼胡同。哪怕是街头巷尾的传说，策太郎也应当向那须汇报。倘若情报确切，那关系就重大了。
策太郎真想立刻告辞，但又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只好耐心地等待着。也只有在这种紧张时刻里，他才会忘记王丽英的存在。
不久，在座之人转换了话题。策太郎机敏地抓住时机，故意伸了个懒腰，开口道：“我告辞了，还要去做生意。唉！当小职员真辛苦。各位有时间去琉璃厂时，请到敝店里坐坐……”
一出来，他就急忙坐上一辆人力车，赶紧向城里奔去。
他专程来向那须汇报重要情报，可到了那须家，却不见那须的人影。那须雇的老妈子带着南方口音：“哎呀，我家老爷出去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真是的，我有事要找他，他却到外面溜达去了……”策太郎又气又急，发了几句牢骚。
但无论如何，策太郎还是要耐心地等那须回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那须回来了。策太郎虽然只等了三十分钟，可觉得像是足足等了半天。
那须见到策太郎，却一脸困惑和为难。
“你怎么了？我现在正忙着呢！嗯，这样吧，反正我也有事找你。你过两小时再来，行吗？”那须不耐烦地说。
策太郎顿时怒不可遏。他想，如果他听到的情报属实，那就可能是左右国家命运的大事。那须启吾那种不在意的态度，真让人气愤。
“两小时后再来？无论如何，我也等不了那么久。”策太郎严肃地说。
“哎呀！”这时，那须才感到策太郎的神态不太寻常。
“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策太郎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说道，“也许是毫无根据的谣传，但也必须立刻向您汇报，所以我才特意赶来……”
那须凝视了一会儿策太郎，然后手臂抱在胸前说：“听肯定是要听的，但你简单扼要点儿。”
“我得到的消息正是咱们一直担心的事，听说不会打仗了。”策太郎一边说，一边瞪了那须一眼。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这时，那须才将胳膊放了下来。
“一位在东京认识的清朝留日学生，他的叔叔是李鸿章那一派的官员，现在好像是吏部的主事，此人一般不会信口开河。”
“嗯嗯，果然如此，又增加了一个确切的证据。”
“您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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