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车

梦的急切感已经消失了一些,所以他觉得可能是卡洛斯车库的那幅画影响了他的睡眠。它从房间的角落里瞪向他,反复强化着那些影像,像灌溉器为干渴的植物注入生命一样翻新着那个梦。他无法狠下心来毁掉那幅可称得上得意之作的画,只好把它翻转过来对着墙。

一周过后的那个下午,他乘电梯下了楼,来到地下室,再次登上健身车。刚刚定神于墙上的投影图,那辆健身车就变成了三速变挡的蓝翎,载着他继续向北方前进。他试图说服自己,并没有人真的跟踪他,只是噩梦和随后待在画板前的几小时产生了幻觉。一时间,虽然心里明白,他却似乎被幻觉论说服了。他有理由这么相信。首要的两条就是他夜里能睡着,白天能干活了。

他画了几个孩子坐在田园风情的干草垛上分享一袋富瑞托玉米片,并把这画通过特快专递送了出去。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张一万零贰佰美元的支票和经纪人巴里·卡斯尔曼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吓了我一跳,宝贝儿。希夫基茨想:吓了一跳的不止你一个,宝贝儿。

接下来的一周里,他偶尔会想,或许应该把他在肉红色天空下的历险对别人说说,可每次都改变了主意。要是特露迪还活着,他会告诉她;可她要是还活着,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告诉巴里是很可笑的,告诉布雷迪医生则是可怕的,没等你提到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他就会向你推荐一个好心理医生。

收到富瑞托支票的当天晚上,希夫基茨发现了地下室“壁画”的一个变化。他停下上闹钟的动作,走近几步细看——一只手里拿着低卡可乐,另一只手里是值得信赖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旧衬衫的口袋里仍旧放着两块提子饼干——画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变了,但他一时看不出来到底哪里不一样了。他闭上眼,默数到五——这是他常用的清空思路的小花招——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瞪得活像演员摆出一个夸张的吃惊表情。这次,他立刻就看出了变化在哪里。像当初的啤酒罐一样,靠近锅炉房房门的亮黄色圆圈也不见了。树木上方天空的颜色也变成了更深更暗的红色。太阳要么已经下山,要么只剩一点。通往赫基默的路上,夜幕即将降临。

必须停止了,希夫基茨想,然而接着他又想:明天,或许明天吧。

打定主意后,他跨了上去,开始骑车。包围他的树林中,传来鸟儿回巢歇夜的声音。

5.用螺丝刀来开场也行

接下来的五六天里,希夫基茨在健身车——或他童年时代的蓝翎——上的体验既美好又可怕。美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这么舒服过;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来说,他的身体无疑正处于巅峰状态,而他也知道这一点。或许职业运动员会比他状态更好,但到了三十八岁,那些人也已经接近运动生涯的终点了,不管他们对自己精心维持的身体多么自负,也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沮丧。希夫基茨则不同,在商业美术这一行里,只要他愿意,再画上个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也没问题。期间,五代足球运动员和四代棒球运动员将如大浪淘沙般来了又去,而他希夫基茨会在画架前岿然不动,好好地画他的图书封面、汽车广告和百事可乐的五个新商标。

只不过……

只不过,这不是熟悉此类故事的读者期待的结局,对不对?甚至也不是他自己预料的结局。

每次骑行,被跟踪的感觉都会变得更强烈一些,特别是他取下最后一张纽约州地区图,放上第一张加拿大地图之后。他用一支蓝色的笔——用来画《手持猎枪的男人》的同一支——在过去那张没有路的地区图上画了赫基默路的延伸段,加了很多蜿蜒曲折的线条。他比过去蹬得更快,常常回头看,每次骑完后都会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连爬下车关掉闹钟的力气都没有。

回过头看这件事也变得有些诡异。最初,他能瞥见的是地下室的凹处和一条过道,通往布满迷宫般储藏室的那些大房间。还会看到波莫纳橙子的包装箱,上面放着标记着四点至六点时间的布鲁克斯通闹钟。后来,某种红色的阴影扫过所有的物体,红影消失后,他看到身后出现了那条路,路的两边是秋日里叶片灿烂的树木——不过,随着暮色加深,树叶的颜色没有以前那么鲜艳了——上方是变暗沉了的红色天空。再往后,回头看时压根就看不到地下室了。连个影子都没有。只有那条回到赫基默、甚至是波基普西的路。

他很清楚自己在回头找什么:车头灯。

说得更清楚点,是弗雷迪那辆道奇山羊的车头灯。因为对于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来说,困惑和不满已经变成了愤怒,卡洛斯的自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将卡洛斯的死归罪于他,并跟踪他以寻求报复。捉到他之后,他们会——

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

杀了我,他心情沉重地踩着脚蹬想,别不好意思说。追上来之后,他们会杀了我。我现在可是在荒郊野地,整个地区图上都没有城镇的影子,连个村子都没有。就算把喉咙喊破,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能听到的恐怕只有大熊巴里、母鹿黛比和浣熊鲁迪。所以,要是真的看到车头灯,不管闹钟响不响,我都要回索霍区。从一开始就不该来这儿,我简直是疯了。

可是,想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闹钟响后三十秒甚至更长时间,蓝翎还是蓝翎,路还是路,并没有立刻变成水泥墙上的一团颜料,而闹钟的铃声听上去也十分遥远,柔和得古怪。他觉得闹铃声迟早会变得像天上飞机的轰鸣一样远,像架驶离肯尼迪机场、飞往世界另一端北极点的美国航空767。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停下来,紧紧闭上双眼,再猛地睁大。世界会恢复原样,不过他担心或许有一天这个小花招也不管用了。那时候怎么办呢?饥肠辘辘地抬头看着像充血眼睛般的月亮,在树林里待一个晚上?

不,在那之前他们就赶上来了,他想。问题是,他打算让那种事发生吗?难以置信的是,部分的他愿意。部分的他生他们的气,部分的他想要面对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质问他们能指望他怎么办?还是破罐子破摔,继续海吃胡塞kk甜甜圈,排水沟堵着、溢水也不管不顾吗?那就是你们想要的?

然而,还有一部分的他知道那样的对质纯属疯狂。没错,他确实状态很好,可是一对三也太没胜算了,何况你怎么知道卡洛斯太太没有把她丈夫的猎枪借给他们呢?她还会对他们说,好极了,干掉那个混蛋,记得告诉他第一颗子弹是我和姑娘们给他的。

希夫基茨有个在八十年代成功戒掉严重毒瘾的朋友,他还记得那个人说过,第一步就是要把你想摆脱的东西丢出屋外。没错,丢了还可以再买,这年头到处都有卖可卡因的,转个街角就有,但不应该就以此为借口,把那东西放在你意志薄弱时触手可及的地方。所以,他把家里的可卡因收到一起,从马桶里冲走了,之后又把吸毒工具和垃圾一道丢了。那并不是问题的结束,他说,可是起码意味着问题开始结束了。

一天晚上,希夫基茨拿着螺丝刀到了地下室。他打定了主意要拆掉健身车,不去理会自己已经像往常一样把闹钟定到了六点钟。那只是习惯而已,他想,闹钟——和提子饼干一样——也是工具的一部分,是自我催眠的手法,是梦魇的机械基础。把健身车拆到再也不能骑之后,他就把闹钟和其他垃圾放到一起,就像他的朋友处理可卡因吸食管一样。他自然会觉得心疼——自己的愚蠢不该让那个小而结实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来买单——可他仍然会那样做。打起精神,像个男人!小时候他们曾这样互相打气;别哭鼻子了,打起精神,像个男人!

他看出健身车由四个主要部件构成,还需要一个扳手才能将它彻底拆卸。不过没关系,用螺丝刀开场也行,可以用它把脚蹬卸下来。完了之后,可以向物业借把扳手。

他单膝跪地,把借来的螺丝刀的刀尖塞入一颗螺丝钉的凹槽,正要动手时却又犹豫了。他不知道那个朋友在把所有的可卡因冲下马桶之前是否抽了最后一把,就一把,权当向过去告别。他想一定是的。低程度的迷醉很可能遏制渴望,让拆卸工作更容易进行。如果他骑上最后一次,然后在体内内啡肽充盈的情况下拆车,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沮丧了?是不是就不大会想象伯科威茨、弗雷迪和韦兰在最近的路边酒吧停下,接连买了几杯滚岩啤酒,向死去的卡洛斯敬酒,并干杯庆祝终于打败了希夫基茨那个混蛋?

“你疯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再次把螺丝刀尖塞入凹槽。“动手,解决它。”

事实上,他真的拧了一圈,螺丝很轻松地就转动了,看来“健美男孩”的送货员组装时也是敷衍了事的。可是,拧螺丝时,口袋里的燕麦提子饼干也随之晃动起来,让他想起骑车时它们是何等的美味。右手放开车把,掏出饼干来咬两口,再喝上几口冰茶,真是完美的组合。疾驰中享用小小野餐,何等快活惬意,那伙狗娘养的却要将这种乐趣从他身边夺走。

再拧上十几圈,甚至不用那么多,脚踏板就会随着一声闷响掉到水泥地上。接着他就可以再卸另一只,再接下来他就能继续正常地生活。

可这不公平,他想。

再骑一次,就当是告别,他想。

他抬起腿跨过车架,把屁股(比出现红色胆固醇指标的那天紧致多了)安放在座椅上,一边想:此类故事都是这样发展的,对不对?结尾时,可怜的笨蛋总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以后再也不做了。

绝对是这样,他想,但我敢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这样放纵自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敢说他们不会为此承担什么后果的。

一部分的他嘟囔着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他理解范围内的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他这样的疯狂举动,还有他这样的疯狂经历。然后他把这个声音推开,不再理会。

夜色美好,正适合在林中骑行。

6.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

不过,他还是又有了一次机会。

当晚,他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隆声,而且就在闹铃响起之前,看到前方的路上突然出现了蓝翎被拉长了的影子——只有车头前灯才有可能投下那样的影子。

就在那时,闹钟响了,不是刺耳的尖叫,而是遥远的近似乐曲般的蜂鸣。

卡车在逼近。不需要回头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也绝对不愿意回头看那可怕的魔鬼紧随在后,夜间躺在床上时他这么想。他浑身忽冷忽热,仍旧因毫秒之差躲过一劫而惊魂未定——他看得到影子正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黑。

请快点,先生们,到时间了,他想,同时紧紧闭上双眼。闹铃声犹在耳,却仍旧还是令人心定的嗡嗡声,被弗雷迪卡车引擎发出的声音盖住。车似乎已经开到了身后,假如他们连花个一分钟来个纽约式的寒暄都不愿意怎么办?假如司机停都不停,直接轧烂车身,从他身上开过去怎么办?他会变成路上一只被压扁的死老鼠。

他没费力气睁开眼睛,也没花时间去确认自己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土路上,而不是地下室里。相反,他把眼睛闭得更紧,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听闹铃声,这次把闹钟如酒吧侍者礼貌的提醒也变成了不耐烦的吼声:

快点先生们到时间了!

谢天谢地,汽车引擎声和闹铃声间的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逆转,布鲁克斯通闹钟又恢复了它一贯的尖叫,催命般督促人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等他睁开双眼时,面前出现的是墙面上的投影图,而不是那条路本身。

然而,如今肉红色已经被夜幕完全笼盖,天空变成漆黑。路却被光照得雪亮,蓝翎自行车的黑影清楚地投射在铺满落叶的路面上。他可以说他早就下了车,画面上那些变化是在梦游时加上去的。可他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而且并不单单是从手上没有颜料来判断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他想。最后一次机会逃开此类故事中大家预料的结局。

可他太累了,身体抖得厉害,没有办法马上处理那辆健身车。明天吧。明天早上,什么都不干,先把那辆车拆了。现在,他只想离开这个分不清现实和臆想的可怕地方。打定主意后,他走到过道边波莫纳橙子的包装箱旁——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身上挂了一层薄汗,难闻的味道显示这汗是吓出来的,而不是运动出汗——关掉闹钟。他上了楼,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他没坐电梯,而是一步步走楼梯来到地下室,脚步坚决、双唇紧抿,一副重任在肩的模样。他看也不看箱子上的闹钟,便径直来到健身车旁,单膝跪地,拿起螺丝刀,再一次把刀尖塞入固定左边脚蹬板的四个钉子中的一个……

……然而,没等他察觉,他已经又骑上了车,在那条路上飞驰,直到车头灯的亮光包围了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黑暗舞台上被聚光灯照亮的演员。卡车的引擎声响得出奇——大概是消声器或排气管出了问题——而且有杂音,很可能弗雷迪没有在出发前对车子进行保养。是的,肯定没有,要还房贷,要买食物,还有孩子们的开销,却没了进账,哪有闲钱养车?

他想:我本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昨晚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没有抓住。

他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明明心里明白的。

他想:因为不知用了何种方法,他们让我这么做的。是他们。

他想:他们会开车轧过我,我会死在树林里。

可是卡车并没有撞倒他,反而从他右边疾驰而过,左侧车轮在堆满落叶的水沟里隆隆作响,然后猛打车身,横停在他前面,挡住了去路。

又惊又怕的希夫基茨忘记了父亲把蓝翎拿回家时嘱咐他的第一件事:理查,停车时先倒蹬踏板,握前闸的时候同时刹后闸。否则——

否则会这个下场。恐慌中他双手攥拳,同时狠狠捏住左边的手闸,刹住了前轮。他被甩下座椅,朝驾驶座门上印着“利皮德公司”的卡车飞过去。他伸出的双手撞在卡车的地盘上,登时就麻木了。接着,他瘫倒在地上,不知道自己摔断了几根骨头。

车门在头顶打开,他听到了工作靴踩在落叶上的声音。他没有抬头,只等着他们抓住他,把他拽起来,可是并没有人动手。落叶散发出陈桂皮的味道,脚步声在他两边响起,突然又停住了。

希夫基茨坐起身,看着自己的双手。右手的手掌流血了,左边的手腕肿了起来,但他认为并没有骨折。他四下里看看,首先看到的是被道奇卡车尾灯映成红色的蓝翎。刚被父亲从车行买回家时,那辆自行车是很漂亮的,现在却被毁了容,前轮歪了,后轮胎也从钢圈上剥下来一半。他第一次感到恐惧之外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叫愤怒。

他颤抖着站了起来。来的路上,蓝翎的后方,出现了一个真实的洞。怪异的是,那个洞是肉红色的,让他觉得自己是在看着体内某处血管的裂口。洞口的边缘不住地晃动、鼓胀和收缩着。再往后,是三个男人,包围了地下室的那辆健身车,站姿同希夫基茨平生见过的所有工人一样。那是些有事要办的人,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办。

突然之间,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给他们起那些名字。说来简单得可笑。戴“利皮德”帽子的那个,伯科威茨,原型是大卫·伯科威茨,所谓的“萨姆之子”,也是希夫基茨来曼哈顿那年《纽约邮报》的热点话题。弗雷迪是弗雷迪·阿尔比马尔,他的高中同学——他们曾在一个乐队待过,成为朋友的理由也很单纯:两人都讨厌学校。韦兰呢?是某个会议上碰到的艺术家。迈克尔·韦兰?还是米切尔·韦兰?希夫基茨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人擅长画龙一类的魔幻题材。他们曾在宾馆酒吧里彻夜长谈,交换可笑又可怕的电影海报业的业内八卦。

接下来是在车库里自杀的卡洛斯。他的原型是卡洛斯·德尔加多,人称大猫。多年来,希夫基茨一直追的是多伦多蓝鸟队,仅仅因为他不愿意像所有其他职棒大联盟的球迷一样力挺扬基队。大猫是蓝鸟队为数不多的球星之一。

“你们都是我造出来的,”他哑着嗓子说,“是我用记忆和其他边角料造出来的。”事实当然就是如此,而且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画那幅仿诺曼·洛克威尔风格的富瑞托广告时,他就拜托广告商给他找了四个适龄男孩的照片,然后把他们画进了广告中,就这么简单。男孩们的母亲签署了必要的授权书;一切纯属商业手续。

伯科威茨、弗雷迪和韦兰对他的话毫无反应,也不知道到底听到没有。他们交头接耳讨论了几句,希夫基茨能听到说话声,却听不清楚谈话的内容。他们似乎是赶了很远的路过来的。不管他们到底是谁,或是什么,韦兰爬出了凹处,伯科威茨则在健身车旁跪了下来,就像希夫基茨曾经做的那样。伯科威茨拿起螺丝刀,眨眼间就把左踏板卸了下来,当啷一声扔到地上。希夫基茨仍然坐在路上,透过古怪的肉红色洞眼看着伯科威茨把螺丝刀递给弗雷迪·阿尔比马尔,那个曾和理查德·希夫基茨一同在糟糕的高中乐队吹着同样糟糕小号的家伙。玩摇滚时,他们的演奏要好得多。加拿大树林中的某处,一只猫头鹰叫了一下,声音说不出有多孤单。弗雷迪拿起螺丝刀,动手卸另一边的踏板。同时韦兰也回来了,手里拿着扳手。看清他手里的东西后,希夫基茨不由得一阵恐慌。

看到他们干活的样子,希夫基茨不由得想:要想干活快,还得行家来。毫无疑问,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不到四分钟,健身车就只剩下躺在水泥地上的两个轮子和拆成三块的车架,简直像所谓“拆解图”一样干净。

伯科威茨把钉子和螺栓塞进了工装裤的前袋中,袋里鼓囊囊的像装满了零钱。与此同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希夫基茨一眼,后者立刻被那个眼神激怒了。所有的工人都从那个古怪的、管道般的洞口钻回来(他们低着头,像走进低矮的房门一样)之后,希夫基茨再次握紧了拳头,尽管那样让他的左手腕疼得发疯。

“你知道吗?”他对伯科威茨说,“我可不认为你伤得了我。我不认为你伤得了我。想想你会怎么样吧。你不过是个,是个……包工头!”

伯科威茨从“利皮德”帽子弯折的帽檐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你们是我造出来的!”希夫基茨喊道,一边伸出右手的食指,像枪管一样将他们逐一点过去。“你是‘萨姆之子’!你是我在恩慈修女会高中时一起吹小号的朋友的成年版!你可没办法靠吹降e大调来救自己的命了。还有你,你是个专门画龙和入魔少女的画家!”

利皮德公司的其他成员同样也没有任何反应。

“那你又是什么?”伯科威茨反驳道,“你想过没有?你难道要告诉我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知道吗,你也什么都不算,只是某个会计师早晨坐在马桶上看报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

希夫基茨张了张嘴,想告诉他那太荒谬了,可伯科威茨眼里的某种东西让他不由得咽下了想说的话。继续啊,他的眼睛说,问问题,我告诉你的会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

从希夫基茨口中冒出来的话变成:“你算老几,凭什么不让我保持体型?你想让我五十岁就死掉吗?见鬼,你管得太多了吧!”

弗雷迪接口:“伙计,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我只知道我的卡车需要保养,而我付不起钱。”

“我有一个孩子需要买矫形鞋,另一个需要接受言语治疗。”韦兰也说。

“波士顿挖隧道的工人们中流传一句话,”伯科威茨说,“‘别赶工,让它自己结束’,我们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点儿,希夫基茨。让我们还有活儿干,有钱赚。”

“这太疯狂了,”希夫基茨喃喃道,“简直——”

“我才不管你怎么想,你他妈的混蛋!”弗雷迪大喊道,希夫基茨发现面前的人几乎要哭出来了。看来,这一次的交锋不止对他,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心理负担。不知为什么,这一点是让他感觉最糟糕的地方。“我才不管你,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不工作,游手好闲,满身赘肉,都不关我的事!但别把面包从我孩子的嘴里夺走,听明白了吗?我不许你那么做!”

弗雷迪冲过来,拳头扬到他眼前,摆出一个变了形的约翰·沙利文式拳击姿势。伯科威茨伸出一只手拽住弗雷迪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

“让我们有活儿干,”伯科威茨重复道。希夫基茨当然明白那句话的出处,他看过《教父》的书和所有三部电影。那些人就不能用一个不属于他自己语汇库中的单词或俚语吗?恐怕不能,他想。“让我们保有尊严,朋友。你认为我们能换份画画的工作,就像你一样吗?”他笑了,“不,朋友,要是我画只猫,就必须在下面写上‘猫’这个大字,别人才能知道我画的是什么。”

“你杀了卡洛斯。”韦兰说。希夫基茨预感,如果从韦兰的语气中听出谴责,他就会再度气愤不平,可他听到的只有悲伤。“我们对他说,‘坚持住,伙计,情况会好转的,’可他不是坚强的人。要知道,他从来也不懂得向前看。他绝望了。”韦兰停了停,抬头看看黑色的天空。不远处,弗雷迪的道奇在轰轰作响。“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有些人就是那样的。”

希夫基茨转向伯科威茨。“别绕圈子了。你们想要什么——”

“别赶活儿,”伯科威茨说,“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让工作自己结束。”

希夫基茨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可以做到这个男人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不费任何力气。有些人,只要开口吃了一个kk甜甜圈,就会收不住嘴,直到吃完盒里的最后一个。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问题就麻烦了。可他不是。

“好吧,”他说,“为什么不试试呢?”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我可以有顶那样的帽子吗?”他指了指伯科威茨戴的那顶。

伯科威茨露出了微笑。与他说必须注明自己画的是什么,别人才能看得出来时那一笑相比,这个笑容虽然短暂,却更真诚,“我会安排的。”

希夫基茨本以为,此时伯科威茨会伸出手来让他握,可他猜错了。伯科威茨只是从帽檐下最后一次投来思量的眼光,便转身朝道奇车走去了。另两名工人跟在他身后。

“过多久我才能断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希夫基茨问,“才能断定是我自己拆掉了健身车,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我玩腻了?”

伯科威茨一只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他。“你想要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希夫基茨说,“嗨,这里很漂亮,不是吗?”

“一直如此,”伯科威茨说,“我们一直都把这里收拾得很漂亮。”他的语气中有戒备的意味,对此希夫基茨选择无视。他突然想到,胡思臆想也是有其骄傲的。

一时间,他们都站立在那条后来被希夫基茨称为‘美加边境失落的高速路’的小路上,一言不发。对于一条林中的无名小土路来说,那个名字有些拔高,但也算恰当。不知何处,猫头鹰又叫了一声。

“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伯科威茨说。然后,他打开侧门,坐到驾驶座上。

“保重。”弗雷迪说。

“但别太重。”韦兰加了一句。

希夫基茨看着道奇在狭窄的土路上来了一个漂亮的三点调头,沿着来路开走了。管道般的洞口已经消失了,但希夫基茨丝毫不担心,等时间到了,他自然可以回得去。伯科威茨并没有刻意避开蓝翎,而是直接从上面开了过去,把拆解工作完成得更加彻底。车轮的辐条被压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道奇尾灯的光越来越微弱,然后在拐弯处不见了。过了好一会儿,希夫基茨仍能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但那也最终消失了。

他坐在路上,后又仰面躺着,受伤的左手抱在胸前。天上没有星星。他累坏了。最好别睡着,他提醒自己,树林里说不定会钻出什么东西来——也许是头熊——把你吃掉。可他还是睡着了。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水泥地板上。被卸去钉头和螺栓的健身车七零八落地散在身旁。板条箱上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显示:8:43。显然,工人中的某一个关掉了闹铃设定。

那东西是我自己拆掉的,他想。这就是我的故事版本,只要坚持,我很快就会相信。

他登上通往大厅的楼梯。爬楼梯时,他发觉自己饿了。于是,他想说不定该到杜根餐厅去点一份苹果派。苹果派并不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甜食,对不对?等他到了那儿,他决定在派上再浇一层冰淇淋。

“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对女服务员说,“人只能活一次,是不是?”

“嗯,”她回答,“印度人可不这么认为,但随你的便。”

两个月之后,希夫基茨收到一个包裹。

和经纪人共进午餐——希夫基茨点了鱼和清蒸蔬菜,但接着来了一杯焦糖奶油——后回到家时,希夫基茨在大厅里看到了那个包裹。包裹上没有标签,没有联邦快递、安邦快递或ups的商标,也没有邮戳,只有几个歪歪扭扭的黑体字写着他的名字:理查德·希夫基茨。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是那个在图画下方标明“猫”的男人所为。他把包裹拿上楼,从工作台上拿过一把埃克托牌刻刀划开盒子。一团纸巾下面,放着一顶崭新的鸭舌帽,后面有塑料调整带的那种。帽里的标签上写着“孟加拉国制造”。帽檐上有几个动脉血般暗红色的字:利皮德。

“那是什么?”他对着空荡荡的工作室发问,一边来回翻转、打量那顶帽子,“某种血的成分吗?”

他试着把帽子戴到头上。刚开始太小了,但他调整了后面的带子后,就完全合适了。他在卧室的镜子里照了照,仍然不太满意。他摘下帽子,把帽檐弯出一个弧度,再戴上去。现在看上去差不多了。等他脱掉午餐时的正装,换上沾满颜料的牛仔裤后就更合适了。他会更像个干体力活的工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不管某些人怎么想。

头戴“利皮德”帽子作画最终成为了他的习惯,就像他习惯了在某周以s开头的日子里多吃一道菜,并且在周四晚上去杜根餐厅吃个浇冰淇淋的派一样。不管印度哲学到底是怎么说的,理查德·希夫基茨还是相信人只能活一次。既然如此,也许你就该允许自己什么都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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