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陈代谢工作队
被他推迟了一年的体检——如果他的妻子还活着，便会揭他的短，指出事实上他拖了三年才去——过后一周，理查德·希夫基茨被布雷迪医生请到医院，告知和讨论检查结果。既然没从医生嘴里听出明显的坏消息的征兆，病人也就欣然前往了。
体检结果以一串数值的形式体现在一张纸上，纸的抬头为纽约都会医院。除了一行以外，所有的检查项目和相应数字都是黑色的。例外的一行是红色的，希夫基茨毫不意外地看到，那是他的胆固醇指标。扎眼的红墨水数字——无疑，用红色标注正是为了醒目——是226。
希夫基茨本打算问医生，这个数字是不是很糟糕，但终于忍住没开口，心想还是不要以愚蠢的问题开始这次谈话为妙。如果检查结果良好，就不会用红色标注了。毫无疑问，剩下的那些数字都不错，起码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所以它们才是黑色。但他被叫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它们的。医生们都是大忙人，不会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安慰病人上。于是，他放弃了那个愚蠢的问题，转而问医生，226究竟有多糟糕。
布雷迪医生倚在座椅上，手指交叉放在他骨瘦如柴的胸膛上。“实话告诉你，”他说，“这个数字根本就不糟。”他抬起一根手指，“我是说，如果考虑到你的饮食的话。”
“我知道我体重超标太多了，”希夫基茨谦卑地说，“我一直打算改善这个问题。”事实上，他压根无此打算。
“再说实话，”布雷迪医生接着说，“你的体重也不是太糟。同样，还是考虑到你的饮食。现在，希望你仔细听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只对病人们说一次。准确说，是男性病人。至于女性病人，如果没人打断，她们能就体重问题把我的耳朵磨穿。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希夫基茨也想手指交叉放在前胸，又发现自己不会采取这个姿势。他发现——更合适的说法是，他再次发现——自己的胸肌很不错。据他所知，比大多数快四十的男人们都强。于是，他放弃了将手指放在前胸的打算，老老实实把两手叠放在腿上。医生的说教开始得越早，结束得就越早。
“你身高六英尺，三十八岁，”布雷迪医生说，“标准体重应该是一百九十磅左右，胆固醇也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数。若是放在从前，比如七十年代，胆固醇两百四也不会有人当回事儿，但话说回来，七十年代你还可以在医院的候诊室抽烟呢。”他摇摇头，“然而，高胆固醇和心脏病之间的联系太明显了。两百四的胆固醇指数自然就不再被接受。”
“你属于那种新陈代谢能力不错的幸运儿。注意，不是多么棒，但若说还不错？是的。你一周吃几次麦当劳或温迪，理查德？两次？”
“大概一次吧。”希夫基茨说。其实他平均一周要吃四到六次快餐。还没把周末偶尔去次阿尔比算在内。
布雷迪医生抬起一只手，像是在说随你的便……希夫基茨突然想到，这不正是汉堡王的营销口号吗？
“不管怎样，从数字上能看出你的饮食口味。体检那天，你的体重是两百二十三磅……同样与你的胆固醇指标非常接近，这可不是巧合。”
他微笑着看希夫基茨皱了一下眉，但起码这不是个毫无同情心的微笑。
“你的成年生活是这样的，”布雷迪说，“你还像十几岁时那样吃，目前，你的身体——要感谢你那虽不出众但还算不错的新陈代谢能力——还能够跟得上。现在，把新陈代谢过程想象成一个工作团队是有帮助的。想象一下身穿斜纹棉布裤和马丁靴的工人们。”
是对你有帮助吧，希夫基茨想，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同时，他的眼睛又被吸引到那个红色的数字上，226。
“他们的工作是抓住你扔下去的东西并处理它们。他们把某些东西送到各个生产部门，烧掉剩下的。如果你送下去的东西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你就会发胖。你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只不过速度相对较慢。但很快，假如你不做改变，就会看到这个速度越来越快。有两个原因。一是你身体的生产器官所需要的燃料比过去少。二是新陈代谢的那帮伙计——身穿斜纹棉布裤、胳膊上有刺青的工人——已经不年轻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能干，轮到分开要送走的和要烧掉的东西时，速度不如从前。有时候，他们还会犯浑。”
“犯浑？”希夫基茨不理解。
布雷迪医生仍然手指交叉放在他狭窄的胸膛上——希夫基茨断定，那是个肺结核病患者的胸膛，显然没有任何胸肌——点了点他同样狭窄的头颅。希夫基茨觉得那几乎和黄鼠狼的头一模一样，尖嘴猴腮，眼神犀利。“是的，没错。他们会说，‘他难道就不会慢点吗？’，还有‘他以为我们是谁？神奇漫画里的超级英雄吗？’，要么，‘上帝，他从来就不休息吗？’其中一个——装病的家伙，每个组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很可能会说，‘他妈的，他才不会关心我们的死活呢，人家是老板，不是吗？’”
“早晚，他们会像所有被迫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没有周末更没有假期的工人一样，来个消极怠工：混日子，不好好干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干脆就不来了，然后就会有第二个——如果你活得足够长的话——他们中的一个不来了，因为他躺在家里，死于中风或心脏病。”
“棒极了。或许您可以把这个理论介绍给更多人。去巡回讲座，甚至上奥普拉的节目。”
布雷迪医生放下手，向前探身。他不带笑容地看着希夫基茨：“你必须做选择，我的工作就是让你清楚这一点，仅此而已。要么你改变生活习惯，否则十年后再来我这里时，你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体重或许超过三百磅，2型糖尿病、静脉曲张、胃溃疡，还有和你体重相当的胆固醇指数。现在，你还有可能不用突击节食、腹部整形就能把体重减下来，也不用担心心脏负荷。以后，减肥就会变得困难。过了四十岁，会变得越来越难。四十岁以后，理查德，脂肪会黏在你的屁股上，就像婴儿的屎黏在卧室的墙上一样。”
“很妙的比喻。”希夫基茨笑了起来。他忍不住。
布雷迪没有跟着他一起笑，但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意。他又倚到椅子上：“你的前景可一点都不妙。医生们不会过多讨论这个话题，就像警察们不会过多谈论他们在车祸现场的水沟中发现的断头，或是圣诞树把房子点燃后的第二天在壁橱里找到的烧焦的孩子。但事实上，关于肥胖，我们所知甚多，有脂肪堆积、浑身都是褶子的女人，洗澡的时候连自己的臀部都够不到，还有走到哪里都臭气熏人的男人，因为他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能好好擦身。”
希夫基茨皱皱眉头，一脸不屑。
“我不是说你会那样，理查德——大多数人都不会，似乎他们体内有限制器——但老话说得好，用叉勺也能自掘坟墓。记住这句话。”
“我会的。”
“很好。说教到此结束。你也可以称它为布道。管它呢。我不会告诉你，去吧，别再犯罪。我要说的是，你看着办。”
尽管过去十二年来，他在收入报税表“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自由艺术家”，但希夫基茨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有想象力的男人。而且，自打从德保罗大学毕业以后，他从未为自己画过一幅画（连素描都没有）。他给书设计封面，画过一些电影海报、很多杂志插图、偶尔的商品目录封皮。他还做过一次唱片专辑封面——为他的偶像口水骨乐队，但他说不会再做第二个了，因为除非用放大镜，否则你绝对看不清成品上的细节。这就是他做过的最接近有所谓“艺术气质”的工作了。
要是被问起得意之作是什么，他必定一脸茫然。若是问得紧点儿，他可能会说是为宝洁多丽衣物柔顺剂做的广告画，画上是位跑过草地的年轻金发女郎。但就连那个回答也是谎言，纯粹是为了敷衍。事实上，他不是那种拥有——或需要——得意之作的艺术家。他已经很久没有拿起过画笔，除了按照广告商的详尽指示或临摹照片之外——那个为终于摆脱静电而欢欣鼓舞的金发女郎就是从照片上来的。
可是，就像灵感曾经击中我们中的精英——毕加索们、梵高们、达利们——一样，它终究会击中剩下的人，哪怕一生中只有那么一两次。希夫基茨搭乘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回家——自从大学以来，他就没有开过车——坐在座位上，他发现自己一路上不由自主地盯着过往的工人看：工地上头戴安全帽、脚步沉重的建筑工，有的提着桶，有的肩膀上扛着建筑板材；检修孔中一半身体在内、一半身体在外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电工，周围围着黄色的防护带，上面写着“施工中”；还有三个在百货大楼橱窗前搭建脚手架的工人，旁边站着第四个在打手机。
一点一点地，他意识到脑海里酝酿出了一幅画，一幅要求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画。当回到位于索霍区既当住宅又当工作室的公寓时，他大踏步地走过天窗下杂物散落一地的凌乱小窝，甚至都没有弯腰把邮件捡起来。事实上，他随手就把脱下的夹克衫扔在了上面。
他停顿的时间仅限于瞅了瞅角落里几块空白的帆布画板，随即就否定了它们。他转而选择了一张白色的厚光面纸和一支炭笔。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电话铃响了两次。两次他都交给了答录机。
他停停顿顿地画着这幅画，但工作的时候比停顿的时候多，特别是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意识到这幅画有多棒——接下来的十天里，在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时间，他把画从白纸挪到了四英尺长、三英尺高的画布上。这是十年来他用过最大的画布。
画上有四个男人——都是身穿牛仔裤、府绸夹克，脚蹬大皮靴的工人——站在乡间小路的一侧，路刚刚从茂密的树林中露了个头（他以泼洒、快速、饱满的笔触，用深绿的阴影和灰色的条状涂抹来表现树林）。其中两个工人手拿铁铲，另一个双手各拎一只水桶，第四个正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露出前额，充分表露出一日工作即将结束时的疲乏和终于意识到工作永远没有尽头的无奈；事实上，每一天结束时要做的工作都比一天开始时还要多。第四个人戴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帽舌上方印着“利皮德”，看上去是工头。他正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马上回家，宝贝儿，不想出去，今天不想，太累了，明天想早点开工。那几个小子怨声载道，不过我把他们搞定了。希夫基茨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可他就是知道。就像他知道提水桶的人叫弗雷迪，这些人坐着来上工的卡车就是他的。卡车停在画面外的右方，可以看到车顶的部分阴影。其中一个拿铲子的工人，卡洛斯，背部劳损，正在接受脊椎推拿治疗。
画面的左边出去，是工人们正在干的活，但从画面上却看不出来，只能看出他们有多累。希夫基茨一贯是个注重细节的人（用灰绿色块描绘树林的画法完全不是他的风格），他把工人们的疲倦通过他们脸上的每一根线条、甚至衣领上的汗渍画了出来。
他们的上方，天空是古怪的肉红色。
他当然知道这幅画表现了什么，也完全明白天空为何是肉红色的。画中的人们就是上次诊疗结束时医生提到的工作队。在那片肉红色天空之外的真实世界里，这些工人的雇主希夫基茨，刚刚吃完睡前点心——剩下的一块蛋糕，或小心收藏的一个kk甜甜圈——并把脑袋搁到了枕头上。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从脸上就能看得出，这些利皮德公司的工人们今天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宁肯跷起脚来看一小会儿电视，或许还会在电视前睡着，然后几个小时后醒过来。那时候正常的电视节目已经结束了，轮到罗恩·波佩尔登场，向演播室里的粉丝们展示他的最新发明。他们用遥控器关掉电视，拖着脚向床边走，一路扔掉衣服，都懒得回头看上一眼。
所有这些都在图画里，尽管它们并不真的在画布上。这幅画并未让希夫基茨为之着迷；可是，虽然它没有变成他的生命，却让他意识到这是他生命中全新的且向善的东西。他不知道这幅画完成后要拿它怎么办，也并不真的操心。目前而言，他只是享受着每天早上起床后，边把大狗平角裤的一截从他的屁股沟里拽出来，边眯着一只眼睛打量那幅画。他想，也许等画完成后，就要给它起个名字了。现在，他已经否定了几个：《放工时分》《小伙子们喊结束》《伯科威茨喊结束》。伯科威茨是他们的老板和工头，就是拿着摩托罗拉手机、头戴利皮德帽子的那个人。那些名字都不合适，不过没关系。等他想到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那时候，他的脑袋里自然会叮铃一声响。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着急。他甚至都不确定这幅画本身有多大意义。作画的过程中，他掉了十五磅肉，或许这才是意义所在。
也可能不是。
2.健身车
忘了是在哪里——可能是在萨拉达茶包绳子末端的小标签上——希夫基茨看到：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最有效的锻炼就是从桌边走开。对于这句话的正确性，希夫基茨毫不怀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相信减肥并不是他的目标；成名也不是，尽管这两者都可能是额外收获。他不停地想起布雷迪医生所说的新陈代谢工作队，那些拼了老命干活却从他这里得不到丝毫帮助的倒霉蛋儿。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来画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不想起他们也难。
他想象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工头叫伯科威茨，梦想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卡车——一辆道奇公羊——车主弗雷迪，喜欢幻想自己是顶级木匠。背不好的是卡洛斯。还有好偷懒的韦兰。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让他不得心脏病或中风。他们要把从古怪的红色天空中源源不断落下来的垃圾清走，防止它们堵住通往树林的道路。
开始作画的一周后（也是他终于认为可以完工的一周前），希夫基茨去了二十九街的“健美男孩”俱乐部。在考虑过跑步机和爬阶器——这东西倒是挺有趣，可惜太贵了——之后，他买了一辆健身车，并额外支付了四十美元送货费和安装费。
“坚持每天锻炼，半年后你的胆固醇指标会降低三十点，”t恤上写着“健美男孩”的肌肉男对他说，“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希夫基茨所住建筑的地下室阴暗凌乱、布局不明，住户们的杂物堆满写着门牌号的小隔间，还有烧锅炉的声音轰轰作响。然而地下室深处有个凹进去的角落还奇迹般地空着，就好像一直在等待他。希夫基茨让送货员把健身车放在那里的水泥地上，对着一面空墙。
“你会带台电视下来吗？”其中一个送货员问。
“我还没想好，”希夫基茨说，其实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那幅画完成之前，他每天在健身车上骑十五分钟。他也知道这点时间很可能不够（尽管肯定聊胜于无），但也知道这是他现阶段能忍受的上限。并不是因为累，十五分钟还不至于让他体力不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枯燥。轮子转动的呼呼声和锅炉平稳的吼叫声交杂在一起，短时间内就能让他头皮发麻。对于自己在做的事情，他的认识过于清醒，那就是盯着自己的影子被头顶的两盏光杆灯泡在墙上投下重影，傻乎乎地在地下室里骑着一辆原地不动、哪儿都去不了的车。他还知道，等楼上的画完成后，他就可以着手画这里的一幅，事情就会有所好转。
还是同样的一幅画，但他这次要快得多，因为没必要把伯科威茨、卡洛斯、弗雷迪和懒汉韦兰放进去。他们已经收工回家，因此这幅画在墙上的画里，只有那条乡间小路。路以强行透视法画成，因而当他骑在车上时，它似乎从他身边渐行渐远，直至没入那片灰绿的树林中。骑车马上就变得没那么枯燥了。然而，两三天之后，他意识到这还不够，因为每天的骑车对他来说还只是单纯的体力活动。红色的天空也需要加上，但那很简单，是不动脑筋的工作。他想在路的远端两边各加一些细节，再在地上加一些散落的杂物，可是那些东西仍然很简单（虽然也很有趣）。真正的问题与画本身无关，两幅画都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缺乏目标，为锻炼而锻炼总让他觉得没意思。它或许能让人瘦身健体，可它在进行过程中仍旧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只是存在主义的。那样的活动永远都是为了下一个事物，比如为了某家杂志美编部门的漂亮女士在派对上搭讪你，问你是不是瘦了。这远远不构成为动力。他还没有那么虚荣（或者说那么饥渴），可以为了这样的远景来忍受漫长乏味的过程。他迟早会厌烦，然后倒退回到kk甜甜圈的幸福时光。不，他必须决定这条路在哪里，又通往何方，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是在那个地方骑车。真是个令人激动的主意。或许有点傻——甚至有点疯——但对希夫基茨来说，心里的兴奋却是最真实的。何况又没必要告诉别人他在干什么，对不对？绝对不用。甚至还可以买一本兰德—麦克纳利出版社的公路地图册，每天标注骑行进度。
他并不是个天性爱自省的人，但当他胳膊底下夹着新地图册从巴诺书店出来时，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激励了他。偏高的胆固醇指标？对此他表示怀疑。布雷迪医生关于四十岁后减肥更难的严肃警告？可能有点关系，但也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已经准备好改变了？似乎更有道理。
特露迪死于恶性程度极高的血液癌症，希夫基茨在医院里陪她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天。他还记得，她最后的呼吸是多么沉重，吸入空气时，她那悲伤而衰弱的胸膛用力地向上挺起，仿佛知道那是最后一口气，是几十年生命的终结。他记得她吐出那口气，“倏”的一声之后，她的胸膛就静止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这四年来就生活在那样的呼吸停顿中。只是现在，风又吹了起来，扬起了他的帆。
然而，还有别的更像真正答案的原因：由布雷迪医生召集和希夫基茨命名的工作队。队里有伯科威茨、韦兰、卡洛斯和弗雷迪。布雷迪医生并不在乎他们；对他来说，新陈代谢工作队不过是个比喻，目的不过是要让希夫基茨多关注自己身体内部的健康情况。这个比喻同妈妈们告诉小婴孩“小人儿们”正在修复他们擦伤的膝盖别无二致。
可希夫基茨关注的……
我关注的根本不是我自己，他想，一边掏出楼门钥匙。从一开始就不是。我关心的是那些被永无止境的清洁工作困住的人。还有那条路。他们为什么要拼命让路保持干净？那条路通向哪里？
他决定让那条路通往赫基默，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小镇。他在公路地图册上发现纽约州北部有条未标记的蓝色细线，从首府奥尔巴尼南边的波基普西一路蜿蜒至他的目的地，距离大概是两百，或三百英里。他把这条路的起始位置在更详尽的纽约州地区图上用图钉标注，把图挂在墙上，挨着他那幅匆忙完成的……叫它什么呢？壁画不合适，姑且叫做投影图吧。
当天他跨上健身车，想象身后就是波基普西镇，而不是2-g的电视、3-f的衣箱和4-a用油布遮盖的脏自行车。眼前延伸的那条乡间公路，在兰德—麦克纳利先生那里只是条弯弯曲曲的蓝色细线，在更详细的地区图上却有了名字，叫老莱茵贝克路。他把健身车上的里程计归零，眼睛死死盯住从水泥地与墙面相接处开始铺开的灰尘，想：这真的是一条通往健康的路。把这个念头储存在脑子里的某个地方，你就不用一直想，特露迪死后你身上的一些螺丝也松动了。
他的心已经开始比平常跳得快些了（可他还没有开始骑车呢），他猜想这是大多数人在踏上旅途、期待遇到新面孔甚至新历险时的心情。健身车的控制面板上方有一个饮料槽，他在里面放了一罐红牛，据说这种饮料能迅速补充能量。在运动短裤上方，他穿了一件有口袋的旧牛津布衬衫，口袋里装了两片燕麦提子饼干。燕麦和提子据说都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说到胆固醇，利皮德公司的人们已经放工了。噢，楼上的画里——那幅毫无用处和市场、完全不像他所作的画——他们还在工作。可是在这里，他们已经挤进弗雷迪的道奇，开往，开往……
“开往波基普西，”他说，“他们一边收听wpdh，一边从纸袋里掏出啤酒喝。今天他们……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小伙子们？”
挖了几条排水沟，一个声音小声说，山洪快把普利斯维尔附近的一条路冲坏了。挖好后我们今天提早下班。
好。很好。这样他就不用下车绕过被水冲垮的路面了。
理查德·希夫基茨凝神盯着墙面，开始踩踏板。
3.去往赫基默的路上
那是二〇〇二年的秋天，距离双子大楼在金融区的街道上坍塌已经过去了一年，纽约市带着稍许偏执多疑恢复了正常的状态……不过大家也知道，在纽约，稍许偏执多疑也是正常的。
理查德·希夫基茨从来没有感觉像现在这样清醒和快乐过。他的生活规律地划分为四部分。早上的时间用来做任何能为他的房子和肚子买单的工作，而他接到的活似乎比以前更多了。所有的报纸都在念叨经济不景气，可对自由商业艺术家理查德·希夫基茨来说，经济形势挺不错的。
他中午仍然在隔壁街区的杜根餐厅用餐，但经常吃的东西由过去油腻的双层汉堡变成了沙拉。下午，他会为自己作画：刚开始是为地下室墙面上那幅投影图增添更多细节。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的那幅画已经用一条旧床单蒙好放到一边了，对于那幅画，他没什么可补充的。现在，他想让地下室里的那幅没有工人、只有通往赫基默的那条路的画更好地满足他的需要。没有理由再让工人们待在画里。这些日子以来，他难道不是在自力更生吗？而且还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十月底，他又去找布雷迪医生检查了一次，这次的胆固醇指标变成了黑色：179。布雷迪不只对他充满敬意，简直就是嫉妒了。
“比我的还要好，”他说，“看来你是真的上心了。”
“我想是的。”希夫基茨点头同意。
“肚子上的赘肉也几乎全不见了。一直在健身吗？”
“能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希夫基茨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展开。到目前为止，他的健身已经变得有些古怪了。起码以部分人的观点来看是古怪的。
“好吧，”布雷迪说，“有了好身材，就要展示出来。这是我的建议。”
希夫基茨对此付诸一笑，没放在心上。
晚上——希夫基茨常规一天的第四部分——他要么看电视要么读书，饮料由过去的啤酒换成了番茄汁或v-8牌果汁。他觉得既疲劳又充实，上床睡觉的时间也提前了一小时，增加睡眠很适合他。
他生活的核心是第三部分，下午四点到六点。这两个小时是他在健身车上，由波基普西向赫基默进发的时间。在地区图上，细细的蓝线变成了老莱茵贝克路、喀斯喀特瀑布路和伍兹路；有一阵，在佩尼斯顿北边，则是邓普路。他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十五分钟都像天荒地老般那么久。现在，他却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在两个小时之后停下。最后，他只好弄了个闹钟，定到六点。闹钟刺耳的铃声足够……
足够把他叫醒。
希夫基茨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在地下室的健身车上睡着，同时还保持着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但他不喜欢另一个解释，就是他在通往赫基默的路上发疯了。或者更正常的说法，他在自己位于索霍区的公寓里疯了，出现了幻觉。
某晚胡乱调台的时候，他偶尔看到了a&e频道做的一期关于催眠的节目。接受采访的人是位自称“土星乔”的催眠师。他说，每个人每一天都在自我催眠。早上我们借此进入工作状态；阅读小说或观看电影时依靠它产生“代入感”；夜晚，我们用它来帮助睡眠。土星乔最爱最后这个例子，并用了很大篇幅讲了“成功睡眠者”每晚的例行惯例：检查门锁窗插，要么倒一杯水，要么念几句祈祷词或是冥想一会儿。他将这些类比为催眠师在催眠对象面前的手法和念词——比如从十倒数到零，或是一再向对象灌输他或她“越来越困”的印象。这个节目对于希夫基茨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让他判断出自己在健身车上的两小时定是处于轻中度催眠状态。
因为，在墙上的投影图前骑车不到三周后，他不再是在地下室的凹处度过两小时了。在第三周结束前，他是真的骑行在通往赫基默的路上了。
他会心满意足地蹬着车穿过树林间满是尘土的小路，闻着松树的清香，听着乌鸦的叫声和偶尔碾过落叶时，叶片碎裂的嚓嚓声。这辆健身车化身为十二岁时他在新罕布什尔曼彻斯特郊区拥有的那辆三变速的蓝翎。虽然不是他在十七岁拿到驾照前的唯一一辆车，却是毫无争议的最好的一辆。塑料的饮料槽变成了行李篮上手工焊接的虽笨拙却实用的金属圈，里面放的东西也由红牛变成了一罐立顿绿茶。不加糖的。
去往赫基默的路上，总是十月末日落前一小时的样子。尽管他每次都骑两个小时（闹钟和健身车上的里程表都可以证明），太阳却从来不曾改变过方位；当他在小路上骑行，额前的头发被自行车带出的风吹动时，太阳总是在土路上投下同样的狭长阴影，并在同样角度的天空透过枝叶向他眨眼。
有时，当他骑行所在的那条路与别的路相接时，会看到树上钉着路牌。一块牌子写着喀斯喀特路。另一块写着距赫基默120英里，上面布满了陈旧的弹孔。这些牌子总是与墙上地区图的信息吻合。他决定了，一到赫基默，就直接扎进加拿大的荒野丛林中，连停下来买个什么纪念品也不要。路就在赫基默结束了，不过没关系，他已经买了一本《加拿大东部地区图》，可以用蓝色的铅笔在图上画上自己要走的路，用很多曲线。曲线意味着更长的路。
如果愿意，他可以一直骑到北极圈去。
一天傍晚，从恍惚中被闹钟惊醒后，他歪着头，若有所思地盯着墙上的投影图打量了半天。换做是别人，可能看不出什么来；在这样的近距离前，强迫透视法失去了作用，林地在未经训练的眼睛面前瓦解为杂糅的色块——曾经的路面现在只是一团淡棕色，地面上浅浅一层落叶变成了深一些的棕色，掺着一抹抹蓝灰色斑纹的绿色是地上的苔藓，最左方明亮的黄白色圆圈是将落的太阳，危险地靠近锅炉房的门。然而，在希夫基茨眼里，这些色彩仍旧完美地表现了画面。画面已经牢牢地在他脑中扎根，一直没有改变。当然，除非是他在骑车；可即使是那时，他也意识到潜在的稳定性。稳定很好。稳定性至关重要，像是某种试金石，让他确信这不过是一场复杂的脑力游戏，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像拔掉电源插头般随时从潜意识里抽离。
他把一盒颜料拿到地下室以方便随时补色。现在，他不假思索地在路上涂了几笔掺了黑色的棕色颜料，比落叶的颜色深。他退后一步，看着画面上的新变化，点点头。只是很小的改变，但十分贴切。
第二天，骑着蓝翎穿过树林时（他现在离赫基默不到六十英里，离加拿大边境也不过八十英里），他在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头高大的公鹿站在路中央，黑丝绒般的眼睛吃惊地望着他。公鹿摇摇白色的短尾巴，拉了一坨屎，扭头又跑进树林里了。希夫基茨看到它的尾巴再次一晃，公鹿便不见了踪影。他继续往前骑，不想让鹿屎标记他的踪迹，便小心避开。
傍晚，关上闹钟后，他从牛仔裤后袋里掏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同时往前靠近墙上的画。他手撑着臀部，挑剔地看着画，然后以他二十年来类似工作锻炼出的自信和速度把鹿粪从画面上抹掉，原地画了一个生锈的啤酒罐，显然是某个来猎野禽或火鸡的上纽约州猎人扔下的。
“你把这个落下了，伯科威茨，”晚上喝啤酒而不是v-8牌果汁时，他自言自语，“明天我自己来收拾，但不要再有第二次。”
可是，当他第二天来到地下室时，根本没有必要涂掉画上的啤酒罐，因为罐子已经不见了。一时间，恐惧像钝器般搅动着他的腹部——他做了什么？半夜里梦游下楼来，拿起了松节油和画笔？但他立刻把这个念头抛到脑后，登上了健身车。健身车很快就变成了蓝翎，空气中又充满了森林的芳香，风再次将他前额的头发吹向脑后。是从那一天开始事情开始变化的吗？从他觉察到自己可能不是独自骑行的那一天？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从啤酒罐消失的那天起，他开始做很可怕的梦，并画了卡洛斯的车库。
4.手持猎枪的男人
自打十四岁时被三四个香艳的春梦领进成年世界后，他还没做过这么生动的梦。这也是他做过最恐怖的梦，其他的梦远不能跟它相比。恐怖之处在于如红线般贯穿其中的不祥之感，哪怕那个梦境让他觉得古怪而又不真实：他知道自己在做梦，可就是无法逃脱。他感觉自己被某种可怕的薄纱裹住了，明明床就在身下，他却无法清醒过来，恢复为那个穿着大狗短睡裤，大汗淋漓、浑身颤抖的理查德·希夫基茨。
他看到了一个枕头和一部底座裂缝的米色电话机。接着是挂满照片的走廊，他知道照片是那人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再过去是厨房，微波炉的面板上闪烁着4：16。富美家的料理台上放着一碗香蕉（这碗东西让他又想吃又害怕热量太高）。然后是一条顶部有遮盖的通道，名叫佩佩的狗下巴搁在前爪上躺在那里。他经过时，佩佩没有抬头，只是把眼睛上翻瞪着他，露出新月形布满血丝的吓人眼白。在梦里，希夫基茨就是从那时开始哭的，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置身车库中，鼻子嗅到了机油和干草的味道。除草机仿佛某个乡下神明般站在角落，虎钳夹在工作台上，又旧又黑，上面沾着碎木屑，旁边是橱柜。女孩们的旱冰鞋堆在地上，鞋带像香草冰淇淋般雪白。工具整齐地挂在墙面的钩子上，大多数是园艺工具，看来喜欢在他的院子里干活的大块头是
（卡洛斯。我叫卡洛斯。）
女孩们绝对够不到的架子最顶端，放着一把点四一〇猎枪，荒置多年，几乎被遗忘，还有一盒黑黢黢的子弹，侧面的温彻斯特字样几乎无法辨识，只不过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就是知道上面的内容。希夫基茨在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钻进了将要自杀的卡洛斯的头脑。他拼命挣扎，试图阻止卡洛斯或从这里逃脱，却两者都无法做到，即使他感觉到床就在旁边，就在从头至脚包裹他的薄纱两侧。
他站到了虎钳旁边，点四一〇夹在钳爪里，子弹盒放在旁边的工作台上，还有一把钢锯。他用钢锯锯掉猎枪的枪管，因为那样会让他要做的事情更容易完成。然后，他打开盒子，里面有两打圆鼓鼓的绿色子弹，下面是铜底。卡洛斯装好子弹合上枪机时，发出的是“锵”而不是“叮”。枪放进嘴里的感觉油腻而满是尘土，舌头感觉油腻，脸颊内侧和牙齿沾满灰尘。而且，他的背很疼，疼得要命，“他妈的混账”。十几岁时，他在波镇和迪肯家的男孩们一起满街乱窜，在废弃的建筑上写下这句骂人话。他的背就是这么疼！可是，他失业了，医疗福利也没有了。吉米·伯科威茨无法支付手下的福利，卡洛斯·马丁内斯也就无法负担能缓解他背部疼痛的按摩，还有他的房子——啊，见鬼，他们过去曾玩笑地说过这事儿，可他知道自己没有在开玩笑，见鬼的他们真的要失去房子了。还有不到五年就还清贷款了，可他们还是保不住房子，先生，都是该死的希夫基茨的错，好死不死养成什么清路的习惯。手指下的扳机形似新月，就像那条狗凝视的双目中可怕得无法言传的眼白。
希夫基茨从梦中惊醒，不住抽泣、浑身发抖，腿在床上，头却垂到床下，头发耷拉着，几乎挨到了地板。他手脚并用爬出卧室、穿过大房间，来到天光下的画板旁。爬了一半时他才发现自己能走了。
画板上是一条空荡荡的路，地下室凹处的墙上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他想都不想就把那幅画扔到一边，重新铺上一张长宽各两英尺的厚光面纸。他随手抓过离手边最近的能留下痕迹的工具（恰好是一支三菱签字笔）画了起来，一连画了几个小时。不知什么时候（他隐约记得有这么个时候）他尿急，待察觉时，热热的尿液已经顺着腿流下来了。直到这幅画完成，他才止住眼泪。而幸亏如此，他才能退后几步，好好打量自己画了什么。
画面上是十月午后卡洛斯家的车库。名叫佩佩的狗竖着耳朵，似乎是被枪声吸引。卡洛斯不在画面中，但希夫基茨知道尸体的准确方位，就在左边，边缘夹着虎钳的工作台边。要是他的妻子在家，一定也听到了枪声；如果她不在家——或许是外出购物，更有可能是去工作了——那么等她回家发现尸体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画面下方有几个字：手持猎枪的男人。他不记得自己写过，但那确实是他的笔迹，对那幅画来说也是个合适的名字。画面里没有人，也没有枪，但就该叫那个名字。
希夫基茨走到沙发旁，坐了下来，双手托住脑袋。签字笔过细，用起来也不顺手，使得他的右手由于长时间的抓握而疼痛万分。他试着告诉自己，不过是做了个噩梦而已，那幅画正是噩梦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卡洛斯，也没有利皮德公司，两者都是他听了布雷迪医生的无心比喻而想象出来的。
可是，梦境慢慢消失了，那些影像——底座裂缝的米色电话、微波炉、香蕉碗、狗的眼睛——却仍旧清晰，甚至更加清晰。
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对自己说。那就是要和那辆该死的健身车说拜拜。刚刚的举动已经像疯子一样了。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很快他就会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寄给别人，不是寄给女朋友（他没有女朋友），而是寄给布雷迪医生，那个应该为此悲剧负有责任的人。
“跟健身车说拜拜，”他说，仍然手托着脑袋，“也许可以到‘健美男孩’去办张会员卡，但该死的健身车我是不玩儿了。”
只不过，他并没有去“健美男孩”办卡。一个星期没有真正锻炼之后——他倒是散了回步，但散步完全是两回事—人行道上太过拥挤，使他无比怀念赫基默路上的宁静——他再也无法忍受。最近接的活儿是仿诺曼·洛克威尔风格为富瑞托玉米片画广告，期限已过还未完成，经纪人和广告公司负责富瑞托项目的员工都打电话来催过他。这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发生过的。
更糟的是，他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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