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常常自相矛盾，一旦你不再竭力回忆它们，一旦你对它们不理不睬，它们便会常常不请自来。卡曼就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去竭力回忆事故发生的经过。我说有些事情还是忘了为好。
或许吧，可那也不重要。卡曼就是这么说的。
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以前也是建筑业响当当的角色。那是在明尼苏达州，我曾经有过的生活。在我曾经有过的生活中，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美国孩子发奋成功的典型，历尽千辛万苦才一步步出人头地。对我而言，一切都如我所愿。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市繁荣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行情不顺时，我从来不勉为其难。不过，我凭直觉办事，大多数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到我五十岁时，我和帕姆拥有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四千万美元左右。我们仍然相亲相爱。虽然我有时也会看一眼别的女人，但我从来没有花心。在我们那黄金岁月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女儿进了布朗大学，另一个女儿参加海外交流项目，在国外教书。就在出事前，我和妻子正计划去那里看望她。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遭遇了横祸，情况就是这样。我当时正开着我的皮卡车。我右边的颅骨碎了，肋骨断了，右髋骨粉碎性骨折。虽说我的右眼保住了百分之六十的视力（天晴的时候要高一些），我却失去了整个右臂。
大家都以为我保不住这条命，但我硬是活了下来。大家都以为我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一个深度昏迷的废物，可这也没有发生。我苏醒过来时脑子里一片混乱，不过最糟糕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而等这一切过去时，我妻子也已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她已经重新嫁人，对方是开保龄球馆的。我的大女儿喜欢那家伙，小女儿觉得他是个喜欢自慰的家伙。我妻子说她会来看我的。
也许会，也许不会。卡曼是这么说的。
我刚才说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那是因为我起初记不得谁是谁，想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浑身痛得这么厉害。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种疼痛到了什么程度，有多厉害。我只知道那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不过这种说法似乎学究味太浓，就像《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的一幅高山的照片。只可惜当时我没有学究味，当时的感觉更像在爬山。
或许最难受的是头痛。总也停不下来。我的额头里面总是像午夜时分世界上最大的钟表店，里面时钟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由于我的右眼毁了，我总是隔着一层血红的薄膜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总是想不起名字和名称。我记得有一天帕姆在我的病房里——我当时还在住院，还没有进疗养所——她就站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谁，可让我生气的是明明角落里就有可以坐在上面的那玩意儿而她却站着。
“把那朋友拉过来，”我说，“坐到那朋友上。”
“你在说什么，埃德加？”她问。
“那个朋友，那个伙计！”我嚷了起来，“把那该死的伙计拉过来，你这没用的婊子！”我的头痛得简直要我的命。她开始流泪。我最恨她流泪。她凭什么要哭，又不是她被困在床上，只能隔着一层红色的雾霭去看周围的一切。又不是她像猴子一样被困在笼子里。我突然想起来了。“把那好朋友搬过来，看在上帝分上，坐下来！”这是我那完全乱了套、完全毁了的脑子能想起来的最接近“椅子”的说法。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医院里有两名年纪较大的护士，我叫她们自慰一号和自慰二号，就像她们是某一本黄色苏斯博士故事书里的人物一样。还有一个志愿给护士做助手的小姑娘，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个名字含有一丝淫秽色彩，至少我觉得是的。稍稍有了点力气后，我就开始揍人。我刺伤了帕姆两次，第一次成功了，只可惜扎向她的是一把塑料餐刀。她的前臂还是缝了几针，而我那天则被绑在了床上。
对于我的前半辈子，有一件事我记得最清楚。有天下午天特别热，我在那费用昂贵的疗养院康复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空调坏了，我被困在床上，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肥皂剧，我的脑子里有一千只铃铛在响，疼痛像拨火棒一样炙烤着我的右半身，右臂断了的地方在发痒，失去的右手指仿佛仍在抽搐。床边的吗啡注射器发出空洞的嘣的一声，表明你一时半刻别想再得到吗啡。一个护士闯进了我的红色视野里，一个生灵进来观看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她问：“你夫人来看你了，你可以见她吗？”我说：“除非她带了把枪来干掉我。”
你以为那种疼痛不会消失，可它却真的消失了。他们把我送回了家，我视线中的红色薄膜渐渐消退，这时卡曼来了。卡曼是心理学家，专门从事催眠疗法。他教了我几招，让我学会控制断臂处幽灵般的疼痛和瘙痒。他还给我带来了瑞芭。
“这并不是大家认可的控制怒火的心理疗法。”卡曼博士说，不过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骗我，目的是让瑞芭显得更加可爱。他要我给她起一个可恨的名字，于是我用一位姨妈的名字来叫她。我小时候每次没有把蔬菜吃完时，这位姨妈都会掐我的手指。可是，得到她还没有两天，我就忘记了她的名字。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而每一个男孩的名字都让我变得更加狂躁：兰德尔、罗素、鲁道尔夫，甚至还有该死的凤凰河。
帕姆端着我的午餐走了进来，我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克制，不让自己发作。不过，就算我一时忘记了那个让我发泄怒火的毛茸茸的金发娃娃的名字，我也没有忘记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运用它。
“帕姆，”我说，“请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让我控制住自己。我能做到。”
“你肯定——”
“是的，你他妈的只管从这里滚出去，再往脸上扑点粉。我能做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可我只能那么说——我能做到。我想不起来那该死的布娃娃的名字，却能记得我能做到。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疗养院这部分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算我知道我在那场瓢泼大雨中毁了，真的毁了，彻底地毁了，我还是不停地说着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我说，于是她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手中仍然端着盘子，杯子和碟子相碰时发出咔嗒的响声。
她出去后，我将那布娃娃举到我的面前，使劲盯着它那双愚蠢的蓝眼睛，将拇指塞进了它那愚蠢的瘪肚子里。“你叫什么，你这脸蛋像蝙蝠的婊子？”我冲着它吼道。我绝对没有料到帕姆正和值白班的护士一起通过厨房的对讲机偷听。不过，即使对讲机没有坏，她们站在门外也能听到我的吼声。我那天的声音特别大。
我使劲摇晃着布娃娃，它的脑袋前后晃荡着，愚蠢的头发在空中飞舞，那双蓝色的卡通眼睛似乎在说：“噢哦，你这讨厌的男人！”
“你叫什么名字，婊子？你叫什么名字，臭婊子？你叫什么名字，你这廉价的塑料废物？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杀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杀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抠出你的眼睛，挖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我的脑子突然短路了，这种情况四年后的现在仍然会发生，只是远不像当初那么频繁。我在那一刻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皮卡车上，身旁放着我的苹果笔记本，旧不锈钢午餐盒就放在副驾驶座前的脚坑中，书写夹板靠在上面发出嗒嗒嗒的响声。我相信我不是美国仍然工作的百万富翁中唯一一个带午餐盒的，我估计至少会有几十个。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女人几近狂热的喊声“是红的！”只有三个字，但三个字已经足够了。这是一首歌，描写一个穷女人将自己的漂亮女儿当做妓女驱赶了出去，歌名叫《幻想》，演唱者是瑞芭·麦克英泰尔。
我将布娃娃搂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永远不会再忘记了。”虽然我后来还是忘记过，但我再也没有生过气。没有。我像搂着一位小情人那样将她搂在怀里，闭上眼睛，想象着在事故中变成一堆废铁的皮卡车。我想象着不锈钢的午餐盒与书写板上的铁夹子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响声，想象着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福音传道者般的狂热：“是红的！”
卡曼博士说这是一个突破。我妻子似乎根本不像卡曼博士那么乐观，她亲吻我脸颊时完全是在例行公事。大约两个月后，她告诉我她想离婚。
这时，要么是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要么是我的脑子在处理这种事时已经进行了至关重要的调整。我虽然还会经历头痛，但次数少多了，而且很少像原来那么厉害。尽管我每天仍然急不可待地等着他们五点钟给我注射维柯丁，八点钟注射奥施康定——如果不注射这两样东西，我几乎无法拄着那副加拿大产的鲜红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我那重新修复的髋骨正开始愈合。
“康复女王”卡迪·格林每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来家里。每次开始她的特殊治疗之前，她会给我多打一针维柯丁，但每次以屈腿训练结束康复锻炼时，我的叫喊声会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们的地下娱乐室被改成了治疗室，里面有个热水浴缸，而且设计得可以让我自己进出。经过两个月的理疗后——差不多是那场意外事故发生六个月后——我晚上开始进浴缸去泡一会儿。卡迪说每天到地下室去锻炼一两个小时可以释放内啡肽，我可以睡得更香。我不懂内啡肽是什么，但我的睡眠确实有所改进。
有天晚上，正当我在地下室锻炼时，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下楼来告诉我，她要和我离婚。
我正做着仰卧起坐，立刻停了下来望着她。我坐在一块小地毯上，她站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谨慎地与我保持着距离。我本可以问她是否当真，可地下室里安装的荧光灯非常亮，我不必再开口问她。再说了，我也觉得女人在自己的丈夫死里逃生六个月后是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我本可以问她为什么，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我可以看到她手臂上那块白色的小伤疤，那还是我住院时用塑料餐刀扎伤的，而那还只是众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我想起自己不久前曾要她滚出去，往脸上扑点粉。我想要她再考虑考虑，但我心头的无名之火再次油然而生。在那些日子里，卡曼博士所说的不恰当的怒火常常突然出现，而我当时的感受似乎也的确并不那么恰当。
我当时正好脱了上衣，右臂还剩下大约十厘米，耷拉在肩膀下。我将剩下的这截胳膊挥向她——胳膊上只剩下一部分肌肉，我能做到的只是将它抖了抖。“这就是我，”我说，“在向你表示我对你的鄙视。如果那就是你的感受，立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滚出去，你这抛家弃夫的瓢子。”
泪珠已经开始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但她还想挤出一丝笑容。“婊子，埃德加，”她说，“你是想说婊子。”
“我就是那意思。”我说，继续做起了仰卧起坐。失去一条胳膊后，做仰卧起坐真是极大的折磨，我的身体总是想朝断臂方向倾倒、旋转。“我要告诉你的是，换作是我，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会继续与你同甘共苦，陪伴你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
“这是不一样的，”她说，任由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这是不一样的，你也知道。如果我发火，我不可能把你掰成两半。”
“我现在只有一条胳膊，要想把你掰成两半也不容易。”我说，加快了仰卧起坐的频率。
“你用刀扎了我。”仿佛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
“那只是把塑料餐刀，我当时脑子都快疯了。‘埃德加用一把塑料刀捅了我，再见了，这残酷的世界。’你大概到死都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你差一点把我掐死。”她的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我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望着她。“我差一点掐死你？我从来没有掐过你！”
“我知道你不记得了，可那是真的。”
“闭嘴，”我说，“你是想离婚，那就离好了。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流鳄鱼。你给我滚。”
她走到楼梯顶上后关上了门，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她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其实想说“鳄鱼的眼泪”，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流鳄鱼眼泪。
哦，算了。反正也差不多，足以引发一场大战。卡曼是这么说的。结果从家里搬出去的却是我。
除了从前的帕梅拉·古斯塔夫松之外，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过其他性伴侣。不过，我的确有一位会计，而且我也很信任他。我带着几样所需的东西离开了我们位于蒙多塔高地的家，搬到了我们在三十多公里外法伦湖畔的小别墅里，而帮我搬家的正是这位会计汤姆·赖利。汤姆离过两次婚，为我目前的处境感到万分担忧。“你现在这种状况不能不要那房子，”他说，“除非法官把你赶出去。这就像在加时赛中放弃自己的得分优势一样。”
“康复女皇”卡迪·格林虽然只离过一次婚，但在这一点上却和汤姆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认为我搬出去住真是疯了。她穿着紧身连衣裤，交叉着腿，坐在别墅临湖一边的游廊上，握着我的脚，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什么，仅仅因为你在连自己名字都差一点想不起来的时候用一把塑料刀捅了她一下？发生意外创伤后情绪反常或者短时间失去记忆是常有的事。看在上帝分上，你有三块硬膜下虚肿！”
“你能肯定不是血肿吗？”我问她。
“见鬼，”她说，“只要找一个好律师，你就可以让她为做出这种没骨气的事付出代价。”几缕头发从她那盖世太保式的马尾辫上耷拉了下来，她将头发从额头上捋开。“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埃德加，你给我好好听着，这一切根本不是你的错。”
“她说我想掐死她。”
“如果真是那样，被一个只剩下一条胳膊的病人掐住脖子肯定是不舒服。好了，埃德加，让她付出代价。我相信我这是在管闲事，但我不在乎。她真不该这样做。让她付出代价。”
我搬到法伦湖畔后不久，两个女儿一起来看我——都成大姑娘了。她们带来了一个野餐食品篮，我们坐在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游廊上，一面望着湖水一面吃着三明治。劳动节已过，大多数游艇都已收了起来，等待着来年。篮子里还有一瓶葡萄酒，但我只喝了一点点。除了止痛药外，另一样让我受不了的便是酒精，只要一杯酒就能把我放倒。两个女儿——两个成年女人——分着喝完了那瓶酒，然后变得随意起来。自从我与那辆大吊车发生那场不幸的争执并且后果恶劣以来，这是梅琳达第二次从法国回来。她问我是不是所有五十多岁的成年人都有这种令人不快的退化阶段，还问我她将来是否也会这样。她妹妹伊瑟靠着我，开始流泪，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从前那样，为什么我们——指她母亲和我——不能像从前那样。
梅琳达的怨气和伊瑟的眼泪虽说无法令我开心，但至少是真诚的。和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看着她们长大成人，我当然知道她们的这些反应是真实的。我熟悉她们的反应，就像我熟悉伊瑟下巴上的那颗痣，熟悉梅琳达两眼之间那条隐约可见的垂直皱纹一样——那条皱纹将来会加深，变成她母亲脸上那样的皱纹。
梅琳达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不知道。这话也没有说错。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那么做，那也绝对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可不愿意让这两个孩子在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时背负着父亲自杀所带给她们的负疚感；我也不愿意让那个女人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因为她毕竟曾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共同分享过奶昔，两个人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欢笑着，听着组合音响传出的塑料洋子乐队的曲子。
等到她们彻底发泄完——按照卡曼的说法，等到她们完全彻底地交流了感情之后——一切慢慢平静了下来，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下午过得还真是很愉快。伊瑟在抽屉里找到一本旧相册，我们便一起看那些照片，一起回忆从前的岁月。我记得我们还开心地笑了一两次，不过我对另一半生活的记忆并非完全可靠。卡曼说只要一提起从前的事，我们都会做一些手脚。
或许是，或许不是。
说到卡曼，下一位造访法伦别墅的恰好是他。那大概是三天后的事，也许是六天后。就像车祸发生后那几个月里我的其他记忆一样，我的时间感乱成了一锅粥。我没有请他来，我有帮助我康复的女虐待狂，根本用不着他。
虽说他肯定不到四十岁，赞德·卡曼走路的时候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即便坐下来也是一直气喘吁吁。他那双眼睛透过厚瓶底似的眼镜窥视着周围的世界，肚子大得像一个巨型梨子。他个子很高，长相具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典型特点，脸上那仿佛雕刻出来的五官大得让人觉得不真实。那双时刻睁得老大的眼珠，那只像船艏一样高耸在外的鼻子，还有那双图腾似的嘴唇，都让人惊叹不已。卡曼穿着从男士服装店买来的西装，那副尊容简直像个微不足道的小神。他也像五十岁前必然会突发致命心脏病或中风的最佳人选。
我问他是否来点咖啡或者来瓶可乐，他谢绝了，说他马上就走，然后又像要反驳自己的话一样将公文包放在了沙发旁。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沙发立刻深深地陷了下去（而且一直在往下陷，我不由得开始为沙发的弹簧感到担心）。他望着我，轻轻喘着气。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问他。
“哦，卡迪说你打算了结自己，”他说，那若无其事的口吻仿佛在说卡迪说你打算搞一个露天招待会，还会请大家吃刚出锅的甜甜圈。“此话当真？”
我张开嘴，然后又闭上。我十岁那年，在奥克莱尔一家杂货店里从转盘书架上拿了一本漫画书，将它塞进牛仔裤里，再把t恤衫拉出来遮住那里。就在我自以为很聪明，慢慢向店门口走去时，一个营业员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用另一只手撩起我的t恤衫，露出我藏在那里的宝贝漫画书。“这本书怎么到了那里？”她问我。在此后的四十年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让我哑口无言、回答不上来的一个简单问题。
最后——早过了任何答案会让人相信的时间——我说：“这太荒唐了。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没有？”
“没有。你真的不来一瓶可乐？”
“谢谢，我不要。”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可乐。我将瓶子塞在那条断胳膊和前胸之间——可以做到，但很痛，我不知道大家在电影中都看到过什么情节，但是断了的肋骨会痛很久——然后用左手拧开了瓶盖。我本来就是左撇子。我慢慢回过神来，正像卡曼所说的“缓兵之计”。
“我很惊讶，你居然会把她的话当真，”我回到客厅后说，“卡迪是个很不错的理疗师，但绝对不是精神分析家。”我停了停，然后坐了下来。“说实在的，你也不是，至少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你不是。”
卡曼将一只手窝在耳朵后——他那耳朵大得像书桌的抽屉。“我是不是听到……有老鼠磨牙的声音？还真是的！”
“你在说什么？”
“这是中世纪一个人的辩解站不住脚时发出的那种迷人的声音。”他想冲我挤眉弄眼来表达他的讥讽，可他那张脸实在是太大了，结果他的讥讽充其量只是滑稽可笑。不过，我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说到卡迪·格林，你的评价没错。她知道什么呢？她只知道帮助别人康复，截瘫病人，四肢瘫痪病人，像你这种车祸造成的截肢病人，以及从脑部创伤中恢复过来的病人——比方说你。整整十五年了，卡迪·格林一直干着这项工作，有机会目睹上千名肢残病人沉湎于对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回忆中，因此她怎么可能看出自杀前的抑郁迹象呢？”
我坐到沙发对面那张高低不平的安乐椅上，身子向左倾侧，竭力照顾我那破碎的髋骨。然后，我默默地怒视着他。这就是麻烦所在。无论我把自杀过程设计得多么巧妙，还是会有麻烦，而卡迪·格林更是大麻烦。
他向前探过身子……不过就他那腰围，最多也就是向前凑了十厘米。“你得等待。”他说。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
他点点头：“你感到很意外。我就是那意思。我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天主教徒，所以在自杀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开明。不过我相信人总得有责任感，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一点：如果你现在自杀……或者六个月后自杀……你妻子和女儿都会知道的。就算你安排得再巧妙，她们还是会知道的。”
“我不——”
“为你承保的那家公司——我相信你的保险额一定是笔大数字——他们也会知道的。他们可能无法证明……可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调查。不管你认为你的孩子对人们的议论准备得多充分，流言飞语还是会严重伤害她们。”
梅琳达倒是全副武装，可伊瑟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最终会证明一切的。”他那宽阔的肩膀耸了耸，“我不敢妄加猜测那意味着多少遗产税，但我知道那会将你终身积累的财富抹掉很大一块。”
我根本没有考虑钱的问题。我在想着保险公司雇来的一群调查人员围着我设下的圈套不停地嗅着，试图推翻理赔的结论。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卡曼坐在那里望着我，那双黑色的大手放在木头门挡似的膝盖上，脸上带着那种“这种事我见得多了”的微笑，只是他的脸太大，即使是微笑也不一般。他等我笑完后才问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是在告诉我，我太有钱，舍不得结果自己的生命。”我说。
“我是在告诉你不要那么急。我对你的病情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正是这种直觉驱使我把那个布娃娃送给了你，还让你给它取一个名字……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我一时忘记了，但随即想了起来，是红的！我把自己给那个供我泄怒用的金发娃娃取的名字告诉了他。
他点点头：“不错。正是这种直觉驱使我把瑞芭送给了你。我对你病情的直觉是，时间会慢慢抚慰你。时间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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