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很厚，好吧？这一本是重量级的。
我不敢换房间，更不敢拎起打字机和薄薄一沓刚开始写的稿子跑回德里去。这跟带着小婴儿在刮暴风的时候硬要出门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待着没动，虽然始终保留随时逃走的权力（老烟枪不老是说等咳得厉害时再戒不迟吗？）。一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那个礼拜并非全然无事，但直到我在下一个礼拜五在大街上遇到麦克斯韦尔·德沃尔前——七月十七日吧，那天的日期——最重要的事，便是我一直在写这本小说。小说写完后，书名要叫做《我的童年伙伴》。我们可能都觉得失去的才是最美好的……或应该才是最美好的。我自己倒不确定。我只知道那个礼拜，我在现实世界里面多半都和安迪·德雷克、约翰·沙克尔福德一干人等厮混，外加一个藏在背景暗处的鬼影。雷蒙德·加拉蒂，约翰·沙克尔福德小时候的玩伴，这人有时会戴棒球帽。
那个礼拜，屋子里还是不时会有异状，但强度比较低，没有吓得人魂飞魄散的尖叫。有时本特的铃铛会响起来，有时冰箱门上的蔬果小磁铁又会排成圆圈……但圆圈中央没再出现过字，至少那个礼拜没有。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糖罐翻倒了，让我想起玛蒂面粉罐翻倒的事。但撒出来的糖上面没写字，只有乱画的一条线。
——像是想写但没写成。若是如此，我感同身受。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我到那位让人望而生畏的埃尔默·德金那边出席采证庭，是十号礼拜五的事。下一个礼拜二，我沿着大街朝沃林顿的垒球场走去，希望自己也能瞧上麦克斯韦尔·德沃尔一眼。等听到球场上的吆喝、欢呼和球打出去的声音时，已经约莫是下午六点了。一条小路旁有个粗犷的路标（花体的w，烙在一支栎木做的箭头上），顺着这条小路再走过一栋废弃的船屋、两栋棚屋、一栋半埋在乱爬的黑莓藤里的凉亭，最后终于走到了中外野后面的那一带。从地上散落的薯条纸袋、糖果纸和啤酒罐看来，应该有人也站在这个地点看过球。我不禁想起了乔和她那位神秘的男性友人，穿旧旧的褐色休闲外套的那一位，身材魁梧，伸手揽着乔的腰，把她从球场上带走，朝大街走去。那个礼拜，有两次，我差一点就要打电话给邦妮·艾蒙森，看是不是能查出那家伙是谁，找出他的名字，但两次我都临阵退却。你就别自寻烦恼了吧，两次我都跟自己说这一句，你就别自寻烦恼了吧，迈克。
那天傍晚，中外野后面的那块地成了我的专属看台。离本垒的距离也刚好，因为那个坐轮椅的老家伙通常就在本垒后面。他前几天居然骂我撒谎，我则反唇相讥，要他把我的电话号码收到不见天日的地方。
我还真是瞎操心了。德沃尔根本没来，可爱的罗杰特也没来。
我倒是看到了玛蒂坐在一垒后面随便乱搭的铁丝网后面。约翰·斯托罗坐在她身边，穿的是牛仔裤加马球衫，红色乱发关在一顶“大都会”的球帽里面。他们站着看球，不时闲聊，像老朋友似的，打过了两局才看到我——时间之长，我都羡慕起约翰来了，兼有一点吃醋。
后来有人打了一记高飞球朝中外野飞来；这里是由树林当围墙的。中外野手朝后退，但球飞得很高，一路飞向我，朝我的右手边过去。我想也没想，就朝那方向跑过去，抬高脚踩进矮树丛，生怕会碰到毒葛；这堆矮树丛就挡在中外野的草地和树林当中。我用伸出去的左手捞到那颗球，对着欢呼的观众露出微笑。中外野手用右手拍一拍他左手戴的手套掌心，为我鼓掌。打击手这时也已经优哉地跑过了四块垒包，知道自己打出了一记界外全垒打。
我把球扔回给中外野手，刚要转身回到原先站的糖果纸和啤酒罐的垃圾堆去时，回头看了一眼，就发现玛蒂和约翰看到了我。
我们人类说起来还真的只是“动物”大家族里的一支，若真有什么不同，也只是脑容量大一点，对我们自己在万事万物里有何重要地位，看得比别的动物要大很多就是了。证据呢？莫过于我们在别无他法的时候，一样可以用肢体来表达意思。玛蒂先把两只手叠在胸口，再把头往左一歪，眉毛上扬——偶像！偶像！我把两只手抬到肩膀的高度，掌心朝上一翻——呸！小姐啊，这不算什么！约翰低下他的头，伸出手指头搭在眉毛上面，好像那里痛——你这小子只是运气好罢了。
等这些意见交流完毕，我再朝挡球网指一下，耸耸肩发出问题。玛蒂和约翰两人同时响应。再过了一局，来了一个小不点，活像一个超大号雀斑朝我的方向倏地蹦了过来。他身上套的乔丹运动衫太大了，在他的小腿肚上晃来晃去，像穿了条裙子。
“那边的人给我五毛钱，要我跟你说，等一下打电话到他城堡岩的旅馆去找他。”他指着约翰跟我说，“他说你若说好，就给我五毛钱。”
“那就跟他说我会在九点半的时候打电话给他。”我回答他，“我身上没有硬币，一块钱可以吗？”
“可以啊，阔佬。”他一把把钱拿走，转身要走，马上就又转了回来，咧着嘴朝我笑，露出一嘴夹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中间的牙。衬着背景里的垒球选手，他那样子活像是诺曼·洛克威尔画笔下的经典人物。“那人还要我跟你说那个球接得很烂。”
“你跟他说大家也都这么说威利·梅斯。”
“威利什么？”
唉，小鬼头。唉，古风不再。“你跟他说就是啦，小子，他知道的。”
我又待在那里看了一局球赛，但那时球赛已经打昏了头，德沃尔又一直没来，我便循原路折返要回别墅。回程看到一个渔夫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也看到两个年轻人沿着大街闲逛，朝沃林顿走去，两人双手紧握。他们跟我说了一声“嗨”，我也“嗨”回去。我一路上只觉得孤单，但又没有什么不满。我相信这种感觉是很罕见的幸福。
有的人进家门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答录机。那年夏天，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却是去看厨房冰箱的门。伊呢米呢奇哩哔呢，跟波波鹿爱说的一样，有精灵要跟我们讲话。那天晚上没精灵来跟我说话，不过，那些蔬果小磁铁还是排出了一条曲线，像蛇，也有可能是s躺平了睡午觉。
再过一会儿，我打电话给约翰，问他德沃尔死到哪里去了。他的回答跟他先前给过的答案一样；先前答得还更经济，用的是手势。“这是打从他回这里来第一次没来看球，”他说，“玛蒂想找几个人问他是不是怎么了，大伙儿的答案很一致，好像没问题……至少大家没听说有问题。”
“你说她想找几个人问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有的人连话也不肯跟她说。依我父母那代人的说法，就是‘当她是个死人’。”小心啊，老弟，我没说出来，他们的时代离我也只有半步距离。“她以前的一个老朋友后来还是跟她聊了一下，但看一般人对她的那样子，他们像是联合起来排挤玛蒂·德沃尔。那个叫奥斯古德的，虽然是个狗屁推销员，但他当德沃尔的白手套倒是干得不错，还真让镇上其他人都对玛蒂避之唯恐不及。这里算是镇吗，迈克？我到现在还抓不准。”
“这里还只叫做tr，”我说得漫不经心，“一时也没办法说清楚。你真的觉得德沃尔已经花钱把每个人都收买了吗？这和华兹华斯歌颂的田园的真、善、美兜不起来，对不对？”
“他的确是在撒钱，而且还用那个奥斯古德——说不定富特曼也有份——在散布谣言。这镇上的人啊，清廉的程度是政客那一级的。”
“那些被收买的人？”
“是啊。哦，我看到了那个可能会帮德沃尔小娃娃逃家案当明星证人的人了。罗伊斯·梅里尔。他在储藏室那边，和他的几个同伙在一起。你有没有看到他？”
我说没看到。
“那老家伙铁定有一百三十岁，”约翰说，“手上拿的那根拐杖还有镶金的头，有大象屁眼那么大。”
“那是《波士顿邮报》的拐杖。这一带年纪最大的人才可以拿。”
“我想他是用正当手法拿到的。德沃尔的律师若要让他上证人席，我一定做了他。”约翰说的口气很兴奋，很笃定，听得我脊梁有一点发凉。
“我想也是。”我说，“玛蒂对于连老朋友也跟着排挤她有什么反应吗？”我想起她说过她最讨厌礼拜二晚上，不敢去想那天晚上球场上一定在打垒球，而她就是在礼拜二晚上的垒球比赛上遇见她丈夫的。
“她还好，”约翰说，“我想反正她对他们已经死了心，无能为力了。”我自己对这倒没那么有把握——我大致没忘记人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死心是很稀罕的事——但我什么也没说。“她硬就是挺了下去。很孤单，很害怕。我想她在心底先前搞不好已经做好准备了，想她总有一天会失去凯拉。但她现在应该已经重拾信心，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你。我们谈了一番你那运气好得不得了的一手球。”
嗯，大概算好运气吧。我脑中闪过乔的哥哥弗兰克有一次跟我说过，他从不觉得有好运气这种事，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和灵机一动的选择。接着我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画面：tr缠着纵横交错的无数条看不见的缆线，一条条隐形的纽带，强韧如钢索。
“约翰，我那天，就是采证庭那天，一直忘了问你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这么关心的这桩监护权官司……安排好开庭日期了吗？”
“是该问了。我已经到处打听过了，还有比索内特也是。除非德沃尔和他的人耍了很滑头的一招，比如到另一区去提起诉讼，我想日期应该还没定。”
“他们可以这样吗？我是说到别的地区去提请诉讼？”
“可能。但我们应该不会不知道。”
“这表示什么？”
“表示德沃尔正在放弃的边缘，”约翰马上接口，“目前我找不到别的解释。我明天一早就要回纽约去了，但会跟你保持联络。你这边有什么事，也要马上跟我说。”
我说一定，就上床去睡了。这次，没一个女人入我梦来，我反而觉得轻松。
礼拜三早上蛮晚的时候，我下楼要再倒一杯冰红茶喝，看到布伦达·梅泽夫已经在后门台阶那边竖起了晒衣架，正在晾我的衣服。她的做法一定是她的母亲大人教的：长裤和衬衫晾在外面那一层，内衣晾在里面那一层。这样晾衣服，任哪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也看不出来你的贴身衣物是什么样。
“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你就可以拿进屋里去了。”梅泽夫太太要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一句。她的眼神，晶亮里闪着打趣的光芒，一辈子在有钱人家“帮忙”的妇人都会有这么一种眼神。“可别忘了，别晾在外面一整夜——沾了露水的衣服要等下水重洗过才会觉得干爽。”
我用恭顺的口气跟她说，我一定会记得把衣服拿进屋里来，接着再问她觉得这屋子有没有问题。我觉得自己好像间谍在大使馆酒会里刺探消息。
“什么叫有没有问题？”她反问我，扬起一道蓬乱的浓眉。
“嗯，我会听到怪声音，有一两次了。晚上的时候。”
她哼了一声：“这屋子是长条形的嘛，对不对？分好几次盖起来的，所以会靠在一起，一边的厢房朝另一边厢房挤。你听到的就是这声音，八九不离十。”
“不是闹鬼啊？”我说得好像很失望。
“我自己是没见过的，”她的口气不痛不痒，好像会计师在报数字，“但我妈说过这里的鬼很多，她说这一整片湖都有鬼。像住在这里的米马克印第安人啊，他们在被温恩将军赶走前一直都住在这里；像那些打内战、死在战场的人啊——光是我们这地方出去的人就超过六百个，努南先生，但回来的不到一百五十个……尸体回来的也算。我妈说过，旧怨湖一带也有死在这里的黑人小孩的鬼魂，可怜的小鬼头。他是红顶小子他们的人，你知道吧？”
“哦，我不知道——我知道莎拉·蒂德韦尔和红顶小子的事，但不知道有这孩子。”我顿了一下，再问，“他是淹死的吗？”
“不是，他踩到捕兽夹，一直喊救命，卡在那里快一天才被人找到。他们救下了他的脚，但说起来还不如不救，弄得他染上败血症，最后还是死了。一九〇一年夏天的事吧，我记得。他们就是这样才走的，我猜——没办法留在这块伤心地了。但我妈以前老说那小家伙并没跟着走，她老是说他还在tr这里。”
我心里想，我若跟梅泽夫太太说那小家伙在我从德里回tr的第一天，很可能就已经等在这里欢迎我了，后来又来过几次，不知她会说什么。
“后来还有肯尼·奥斯特的爸爸，诺尔摩，”她说，“你知道那件事，对不对？哦，那件事真惨。”但她看起来挺兴奋的，不知是因为这件惨事她知之甚详，还是因为她有机会细说从前。
“我不知道，”我说，“但肯尼我认识。他有一条狼犬，小蓝莓。”
“对。他帮人做木工，也帮人看房子，跟他爹一样。这里有许多房子以前都是他爹在照看的，你知道吧。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完的时候，诺尔摩·奥斯特把肯尼的小弟淹死在后院里啦。那时他们还住在黄蜂路那一头，就在路的岔口那边，一条往船栈去、一条往码头去的那个岔口。但他不是把小家伙扔进水里，他是把孩子放在地上的水泵下面一直冲水，一直冲到孩子喝了满肚子水死掉。”
我站在那里瞪着她看，晾在我们身后的衣物在晒衣架上劈啪作响。我想起嘴里、鼻子、喉咙里灌满铁锈味的冷水的感觉，真的可以是湖水，也可以是井水，从这里地底的含水层里抽出来的地下水。我想起冰箱门上排出来的字：helpimdrown（救命啊，我要淹死了）。
“他让孩子躺在泵下面。那时他新买了一辆雪佛兰，他就开着新车到42巷去，还带了一把猎枪。”
“你是说肯尼·奥斯特他爹是在我屋子里自杀的，梅泽夫太太？”
她一摇头：“不是。他是在布里克家的湖边露台上自杀的。这个杀婴的浑蛋坐在他们家门廊的长吊椅上，拿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
“布里克家？我没——”
“你不可能听说过。从六十年代起，布里克家就没再来过这里了。他们是特拉华那边的人，很高尚的人家。你把那里想成跟沃什伯恩家一样也差不多。但沃什伯恩他们现在也走了，屋子空着没人管。那个天字第一号大笨蛋奥斯古德隔三差五会带人来看一下，但依他订的那价钱，是绝对卖不出去的。你就看我说得对不对。”
沃什伯恩家我认得，以前还跟他们打过一两次桥牌。是挺好的人没错，但也不太像梅泽夫太太用她乡下人的奇怪势利眼看得那么“高尚”。他们的屋子可能从我的别墅沿大街往北走个八分之一英里就到了。过了他们的房子再往北，就没什么好看的了——那些往湖面去的山坡还要更陡，树林子也乱蓬蓬长的都是次生林和黑莓灌木丛，一大堆、一大堆地纠结在一起。大街到了北端，就连到了旧怨湖最北边的光环湾，但过了42巷朝高速公路弯过去的那地方，大街除了夏天让人散步采野莓、秋天让人沿路打猎之外，就别无大用了。
诺尔摩，我心里想，亏他取了这样的名字，居然把自己出生没多久的儿子给淹死在后院的水泵下面。
“他留下字条什么的吗？有解释吗？”
“没！但你一定会听到别人都说他的鬼魂也留在湖边没走。小镇最容易闹鬼了，但我自己没办法说对、错，还是可能。我不是容易见鬼的那种人。至于你住的这地方，努南先生，我只知道屋子里真的很潮，不管我怎么通风都没用。我想是木头的关系吧。木头房子盖在湖边不太好，水汽会渗到木头里去。”
她讲话时，手提袋一直放在脚上那双锐步运动鞋中间。讲到这里，她弯下腰，拿起了手提袋。乡下妇人的手提袋，黑色的，谈不上款式（提带上的金色扣眼除外），讲的是实用。里面要装一堆厨房器具其实是可以的，就看她要不要了。
“哎呀，我不是不想跟你聊，但我不能老站在这里跟你瞎扯一整天。我还要再去一户人家，今天才能收工。夏天的收获季在我们这地方就是这样，你也知道。好啦，千万别忘了天黑前把衣服收进去啊，努南先生，沾上露水弄潮了就不好了。”
“我会记得的。”我是真的记得。只是，等我出去收衣服时——身上只穿了一条泳裤，在我写作的蒸笼里烤得满身大汗（我一定要把空调修好，一定要修好）——却发现梅泽夫太太晾的衣服排序换了位。牛仔裤和衬衫现在挂在晒衣架里面的那一层，而内衣和袜子，在梅泽夫太太开着她的老福特从车道离开的时候，原是好好地藏在里面的，现在却跑到外面来了。好像我那看不见的不速之客——我那看不见的不速之客里的一个——在跟我说：哈——哈——哈！
第二天，我到图书馆去了一趟；替我的借书证办续约是待办事项里的第一件。林迪·布里格斯亲自收下四块钱，把我的名字输入计算机。她先是跟我说她听到乔的死讯有多难过，然后，同比尔跟我说时一样，口气变得好像带着一点责备，好像害她失礼，害她拖了这么久才有办法跟我致哀，全应该怪我。我想也是吧。
“林迪，你们有没有地方志这类的书？”等我们把有关我太太该尽的礼数都尽完了后，我问她。
“我们有两部呢。”她说完，就隔着办公桌朝我靠过来。这是一位个头很小的妇人，穿了一件大花的无袖连身裙，一头蓬松的灰发顶在头上像个绒毛球，晶亮的眼睛在老花近视两用眼镜后面飘来飘去。她靠过来用神秘兮兮的口气跟我说：“两部都不怎么好。”
“哪一本稍微好一点？”我反问她时也学她用神秘兮兮的口气。
“可能还是爱德华·奥斯廷写的吧。他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每年夏天都到我们这里来避暑，退休后就定居下来了。一九六五还是一九六六年的时候，他写了《旧怨湖纪事》。自己出钱出版，因为找不到商业出版社愿意帮他出书，连这一区的小出版社也不肯。”她叹了一口气，“镇上的人是会买，但加起来也没多少本，对不对？”
“我想也是。”我说。
“他那人写作的功夫不怎么样，拍照的功夫也不怎么样——他拍的那些小小的黑白快照，看得我眼睛都痛。不过，他倒是记下了一些挺好的故事。像米马克印第安人被赶跑的事、温恩将军的表演马、一八八〇年代的龙卷风、一九三〇年代的几场大火……”
“他写过莎拉和红顶小子的事吗？”
她点点头，微微一笑：“终于想知道你住的地方的历史了，是吧？听你问，真高兴。他是找到了一张他们的老照片，就收在书里。他认为那张照片是一九〇〇年在弗赖堡展览会上拍的。爱德华以前还常说若听得到他们那群人录的唱片，要他花大钱也愿意。”
“我也是，但他们没录过唱片。”这时，希腊诗人乔治·塞弗里斯写过的一首俳句忽然掠过我的心头：这是我们故友的声音/还是留声机？“奥斯廷先生后来怎样了？我不记得有这个人。”
“他在你和乔买下你们湖边别墅的前一两年就死了，”她说，“癌症。”
“你说地方志有两本是吧？”
“另一本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城堡郡暨城堡岩的历史》。替城堡郡开埠百年纪念写的，味如嚼蜡。爱德华·奥斯廷的书虽然写得也不好，但不至于太枯燥，这是该给他的肯定。这两本你在那边都找得到。”她手一指，指向一个书架，上面挂着标示牌，写着“缅因州史料”，“这些是不可以外借的。”但她的眼睛马上一亮，“你若看了喜欢，也可以喂硬币给我们的复印机，我们会很感谢的。”
玛蒂那时正坐在远处的角落里，身边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头上反戴着一顶棒球帽；她正在教他怎么用微缩资料阅读机。她抬头看我一眼，笑了一下，张嘴用唇语跟我说接得好。我想是指那天我在沃林顿接的那一球吧。我微微耸了个肩作为回应，就朝“缅因州史料”的架子走过去。她说得没错——管它是不是运气好，那一球还真的是接得好。
“你在找什么？”
我正在专心地读那两本地方志，玛蒂的声音吓得我差点跳了起来。我转头看她，不由露出了微笑。我有两个发现：一是她那一天身上有怡人的淡香；二是林迪·布里格斯在大柜台那边正看着我们，先前挂在脸上的那抹热忱欢迎的笑已经不见。
“在查我住的那地方以前的资料，”我说，“过去的事。我被女管家说得很有兴趣。”接着我再压低声音，“老师在看我们，别回头。”
玛蒂的表情变得有一点惊慌——嗯，我想是有一点担心吧。后来，我也知道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她马上压低一点声音，但至少还传得到大柜台那边，问我是不是要帮我把书归架。我把两本书都交给了她，她拿起那两本书时，再用低得像坏人传密语的声音说：“上礼拜五陪你出庭的律师替约翰找了一个私家侦探。他说他好像找到了很有用的东西，跟那个诉讼监护人有关的东西。”
我跟她一起走向“缅因州史料”的架子，一边希望不会给她惹麻烦，一边问她知不知道那很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她摇摇头，回我一抹图书馆员的职业化微笑，我就顺势离开了。
我开车回别墅时，试着回想刚才读过的东西，但想起来的不多。奥斯廷那人写作手法很烂，拍照技术很烂，虽然讲的事都挺有趣的，但感觉很单薄。他是提过莎拉和红顶小子没错，但把他们说成是“迪克西兰八人爵士乐队”，这连我都知道讲错了。红顶小子是有可能演奏过迪克西兰爵士乐，但他们还是以蓝调（礼拜五和礼拜六）和福音（礼拜天早上）音乐为主。在tr的活动史略中，奥斯廷写了两页的红顶小子，但是光这两页，就看得出来他根本没看过其他有关莎拉歌曲的报道。
他倒是证实了确实有一个小孩因为误踏捕兽夹而死于败血症，跟布伦达·梅泽夫说的差不多……但怎么不会差不多？说不定奥斯廷就是从梅泽夫太太的父亲或祖父那里听来的呢。他也说那孩子是桑尼·蒂德韦尔唯一的孩子；这个弹吉他的桑尼，真名叫雷金纳德。蒂德韦尔那帮人可能是从新奥尔良的红灯区——就是新奥尔良传说娼寮、夜总会林立的那几条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叫做“轶闻村”——朝北流浪到这一带来的。
莎拉和红顶小子的事，在城堡郡的正式郡史里面就没看到了。至于肯尼·奥斯特淹死的小弟弟，则是两本书里都没看到。玛蒂跑来跟我讲话时，我突然有了个奇怪的念头：桑尼·蒂德韦尔和莎拉·蒂德韦尔两人说不定是夫妻，那个小男孩（奥斯廷没说他的名字）则是他们的儿子。我找到了林迪说的那张照片，仔细看了一下。照片里至少有十二个黑人，站得直直的，像是在牛展里。背景里有一具老派的重力式摩天轮。很可能就是在弗赖堡展览会里拍的，虽然照片很老，褪色褪得很严重，但还是有一股简单、纯粹的动人力量，奥斯廷所有的照片加起来都比不上的力量。你在西部或经济大萧条时代的黑帮人物照片里，才看得到这种怪诞的真实感——严肃的脸孔架在紧紧的领带和领口上面，眼睛虽然压在老古董的帽檐下面，但精神未失。
莎拉站在前排的正中央，身上穿的是一条黑色连身裙，还挂着她的吉他。在这张照片里面，她脸上并没有笑，眼睛里却有一丝笑意。我觉得她那双眼睛很像有些画作里的人像，不管你走到哪里，他们的眼神始终都紧跟着你转。我端详着这张照片，想起了她在我梦里像是带着怨气的声音：你要知道什么呢，甜心？我想知道她的事，知道他们那帮人的事——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不唱歌、跳舞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开？又去了哪里？
她的两只手在照片里都拍得相当清楚，一只搭在吉他的弦上，一只搭在指板上面。她在一九〇〇年十月的一场礼拜五市集上，就在这指板上面按出了g和弦。她的手指修长，艺术家的手，没有戴戒指。当然，这不一定代表她和桑尼·蒂德韦尔没有婚姻关系，就算他们两个真的没有婚约，那个卡在捕兽夹里的小男孩也可能是他们畸恋所生的孩子。那一抹魅影幽魂般的笑意也出现在桑尼·蒂德韦尔的眼睛里，他们两人长得也真的很像。这时，我心头又闪过一个念头：他们两个搞不好是兄妹，而不是夫妻。
我在回程的路上，脑子里一直转着这类问题，也想起缠着这地方的那些看不到但感觉得到的缆线……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林迪·布里格斯——她对我笑的样子，还有，后来她看着手下那位只有高中文凭的养眼年轻馆员，脸上没一丝笑。这表情让我很担心。
等我回到了别墅，满腹的心思就只放在我正在写的故事和里面的角色上了——那里的一袋袋白骨正逐步添上血肉。
迈克·努南，麦克斯韦尔·德沃尔和罗杰特·惠特莫尔，三人在礼拜五晚上演出了一场惨不忍睹的小小闹剧。但在那之前，还有两件事值得我写上一笔。
第一件事是礼拜四晚上，约翰·斯托罗打电话来。我正坐在电视机前面，眼前是棒球赛的无声转播（大部分电视遥控器都会有“静音”键，算得上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发明），但心里想的是莎拉·蒂德韦尔、桑尼·蒂德韦尔，还有桑尼·蒂德韦尔的小男孩。我想到了轶闻村，这名字只要是爬格子的人就没有不喜欢的。但在我心里深处，我想的是我的妻子，我带着身孕死去的亡妻。
“喂？”我对着话筒说。
“迈克，有消息跟你说。”约翰说。他听起来兴奋得像要掀开屋顶了，“罗密欧·比索内特这名字怪是怪，但他替我找的私家侦探可一点也不怪。私家侦探名叫乔治·肯尼迪，跟那个演员一样。他很行，手脚又快，他真该到纽约来工作。”
“若这是你想得出来的最大的恭维，那你还真是该少待在纽约一点。”
他继续往下说，好像没听到我这一句：“肯尼迪的正职是在保安公司里当差，其他的事全都算兼职。真可惜，我说真的。他可以说是光靠电话就弄到了这些呢，不可思议。”
“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钱啊，兄弟。”又是那种让我有一点讨厌但又放心的口气，“埃尔默·德金从五月起办成了下述事项：付清车贷，付清房贷，兰奇利湖区的度假小屋，还清先前拖欠孩子的赡养费，他要扛九十年的赡养费——”
“哪有人要扛九十年的孩子赡养费！”我回他一句，但只是脱口而出、随便说说罢了……事实上，我自己也愈来愈兴奋，“不可能，得了吧你。”
“那就看你是不是连生了七个啊。”约翰说完，爆出一连串笑声，轰天价响。
刹时，我心里浮现出那张志得意满、圆滚滚的脸，像丘比特之弓的嘴，还有看起来像涂了指甲油、有一点娘的手指甲。“不会吧。”我说。
“会啊。”约翰说的时候，还止不住笑，听起来根本就像有神经病——躁郁症的躁那一边，郁不见了，“真的啊！年龄从十……四岁到三……岁！他那一根还真是好……好……忙啊！好有……威……力啊！”依旧笑得停不下来，搞得我跟他一起爆笑如雷，像被他传染一样。“肯尼迪会把他的全……家福……传……真给我！”我们两个完全失控，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一起大笑。我心里浮现约翰·斯托罗一个人坐在他纽约公园大道的办公室里面，高声狂笑，跟疯子一样，吓死帮他打扫的保洁员！
“这还不是重点。”等他终于可以再把句子讲完整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应该知道重点在哪里，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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