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离开，这时忽然一股凉风吹来，带着一声叹息，拂过我的两边脸颊。在这么热的房间里，这风来得很是奇怪。风的抚摸不包括身体，只有脸。那感觉怪透了，像有两只手很快但很轻地拍了一下我的两颊和额头。与此同时，我耳朵里也听到了叹息……但也不太像叹息，倒更像窸窣的低语拂过我的耳际，像有人压低了嗓子要传达消息。
我赶快转身，以为会看到窗帘在动……但窗帘挂得好好的，纹丝不动。
“乔？”我大声叫道。听到自己叫出她的名字，我全身一阵猛烈的寒战，连夹在腋下的口述录音机也差一点掉下来。“乔，是你吗？”
什么也没有。没有鬼影伸手轻拍我的脸，没有窗帘飘动……若真有风吹过，窗帘一定会动。四下静悄悄的，只有一个高个子男人满脸都是汗，腋下夹着口述录音机，站在空空的房间门口……但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觉得我在“莎拉笑”不是孤单一人。
那又怎样？我问自己一声，就算真是这样，那又何妨？鬼又伤不了人。
这是我那时的想法。
等我午餐过后再到乔的工作室时（她装了空调的工作室），对布伦达·梅泽夫的感觉就好多了——她终究不算太过分。乔二楼的小房间里有几样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东西——她编的第一张阿富汗毛毯的镶框作品，那条绿色的拼接地毯，她那张缅因州向日葵的镶框海报——全都改放到这里来了。其他我还记得的东西也都在这里。看来，梅泽夫太太好像有话要跟我说——我没办法抚平你的痛苦或减少你的悲伤，我也没办法防止你回这里来可能导致伤口再受重创，但我可以把所有可能让你心碎的东西都集中在一处地方。这样，你就不至于在不小心或没准备的情况下碰到这些东西。我能做的也只是这样。
这里就没有空空的墙了；这里的墙满载我妻子的灵魂和创造力。这里有她编织的作品（有的很正经，很多就怪里怪气的），她做的蜡染布，从她自己说是“幼儿拼贴”的剩布料做出来的破布娃娃，用黄、黑、橘等颜色的长条丝布做出来的一幅沙漠抽象画，她的花卉摄影作品，甚至她的书架最上头还放了一个没做完的东西：“莎拉笑”的小像，是用牙签和棒棒糖棍子做的。
工作室一角放着她的织布机和一个木头柜子，上面有个牌子：“乔的编织用品！非请莫入！”就挂在柜子的圆把手上面。另一个角落放着她的五弦琴。她原本想学，后来放弃，说弹起来手指头太痛。再一个角落放的是一支爱斯基摩皮艇的划桨和一双滑轮溜冰鞋，脚尖的地方都磨损了，鞋带头有小绒球作装饰。
而我最留意也看得最久的东西，就放在房间正中央的一张老活盖书桌上面。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这里度过不少美好的夏季、秋日，还有冬寒的周末。那时候，这张书桌上面一定乱摆着各色的线轴、一球球的棉纱、素描，可能还有一本谈西班牙内战或美国名犬的书。约翰娜有的时候真会气死人，至少会气死我，因为不管她做什么都看不出来规矩或秩序。但她也真能教人敬畏有加，有的时候甚至让人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儿。她那脑子跑野马跑得之凶啊，不同凡响！她的书桌就反映了这一点。
但现在那些都不见了。可以认为是梅泽夫太太把书桌上乱堆的东西一股脑儿全收到别的地方去了，又把这东西弄到桌面上来。但我觉得不可能。她何必呢？没道理嘛。
那东西罩着灰色的塑料套。我伸手去摸，才差一两英寸就摸到时，又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做过的一场梦。
（把那给我那是我的集尘网）
那场梦忽然闪过我的脑际，跟那阵古怪的微风拂过我的脸颊一样，但马上就又消失了。我把塑料套掀开，下面是我那台绿色的旧ibm打字机。我有好多年没见过它了，甚至都没想到过它。我靠过去，还没看到心里就有数。它装的版球是“信使”——我以前最喜欢的字体。
老天爷！那台老打字机为什么会放在这里？
约翰娜画画（虽然画得不太好），摄影（这倒很出色），有时她拍的照片还卖得出去，她也做编织，钩针织，自己纺纱染色，她的吉他技巧可以弹八到十组基本和弦。当然，她还会写，主修文学的人大部分都能写，要不然怎么叫主修文学？但她文学创作的天分让人惊艳吗？不。她大学时写过诗，玩过一阵子之后就放弃了艺术创作的这支派别，因为她写得太烂。迈克，你就负责你、我两人份的文学创作好了，她有一次跟我说，这方面就全看你的了；至于我呢，什么都玩玩就好。拿她写的诗和她织的布、拍的照片、编织的作品来比，我看这倒是明智之举。
但我的老ibm打字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为什么呢？
“写信，”我说，“她在地下室或哪里找到的，弄上来写信用。”
只是，乔不是这样的人。她的信多半都会拿给我看，往往还会要我在最后加几句后记，还用一句老话“鞋匠的孩子反而没鞋好穿”（“若不是贝尔，作家的朋友还绝对没办法和他联络”，乔也爱加上这一句）来打消我的负疚感。打从婚后，我从没见我妻子打过一封她个人的信。别的不讲，我看她根本就觉得这是无聊的虚礼。她会打字，只要慢慢地，有条不紊地，就能打得出找不出一丁点儿错的商务书信，但这种时候，她一定是用我的台式电脑或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来处理这些琐事。
“你这是要干什么，宝贝儿？”我问一句，然后开始翻她书桌的抽屉。
看来布伦达·梅泽夫想过要整理这些抽屉，只是败给了乔的老性子。乍看像是整理过了（例如线轴是依颜色分类排好的），但没几下子就宣告投降，随乔这堆东西自己乱去。我在乔的这些抽屉里，找到了千百种乔的形迹，每一种都挟着意想不到的回忆，刺痛我的心，但就是找不到任何用我的旧ibm打的文件，有没有“信使”版球都一样。连一张小纸头也没有。
等找完了，我靠在椅子上（应该说是她的椅子），看着她书桌上那张相框里的照片发呆。我不记得以前看过这张照片。十之八九是乔自己冲洗，然后自己手工上色，才会是这样子（原版的照片可能是从地方上哪户人家的阁楼里翻出来的）。完工后的效果看起来很像通缉要犯被泰德·特纳加上了颜色。
我拿起照片，用大拇指轻轻摩挲相框的玻璃，不禁莞尔。莎拉·蒂德韦尔，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蓝调喊手”，她人生最后的停靠地，大家知道的就是这里，tr-90。她和她那一帮人——有些是朋友，大部分都有亲戚关系——离开tr后，转进城堡岩住了一阵子……然后就不知所踪，像夏日清晨地平线上的云层或雾霭般消失无踪。
她在照片里，脸上只带着浅浅的笑。她眼睛半闭，一边的肩膀上面看得到有吉他的绳子挂在那里——不是背带，而是绳子。背景里看得出来有一个黑人男子，头上歪戴着一顶德贝帽（关于音乐家有件事要讲一下：音乐家都知道怎么戴帽子才帅！），站在看起来像是洗衣盆贝司的乐器旁边。
乔把莎拉的肤色染成牛奶咖啡的颜色，可能是从她别的照片看来的吧（这一带有她几张传世的照片，大部分拍的都是莎拉头朝后仰，长发直垂到腰际，正发出她最出名的奔放笑声）。那些照片肯定没一张是彩色的，因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没有彩色照片。莎拉·蒂德韦尔也从来没在她的老照片上留过任何记号。我记得迪基·布鲁克斯，就是“全能修车厂”的老板，有一次跟我说，他父亲生前说他在城堡郡的市集射飞镖时，赢过一只泰迪熊，就把泰迪熊送给了莎拉·蒂德韦尔。迪基说，莎拉的回报是颊上的一吻。依迪基的说法，他老爸从没忘记这一吻，说这是他一辈子最棒的吻……不过，我看他这话不太可能会当着他太太的面说。
而她在这张照片里，只是笑。莎拉·蒂德韦尔，人称“莎拉笑”，从没录过唱片，但她的歌还是流传了下来。其中一首，《宝贝陪我走》，和“史密斯飞船”的《这边走》听起来很像。这位女士在现在要叫做“非裔美国人”才行。一九八四年，约翰娜和我因为刚买下这栋木屋而开始对她有兴趣时，普遍的用语还是“黑人”。再往前推到她生前的那年代，她就很可能被叫做“黑女人”或“黑仔”，搞不好还被叫做“黑白混血”呢。当然，还有“黑鬼”。一定有很多人会放肆地用最后一种用语。所以，你说她会在城堡郡一半人的面前，给迪基·布鲁克斯的老爸——一个白人——一吻，我会信吗？不信，我才不信。不过，谁能打包票呢？没人能打包票。过去的事，就是这点会整得人七荤八素。
“这啥也不是，不过就是谷仓舞曲，甜心。”我轻轻哼了一句，把照片放回书桌。“这啥也不是，不过就是转圈圈。”
我刚拿起打字机的塑料套子，便又转念，决定还是不要套回去。我的目光飘回了莎拉的照片，看着她半闭着眼睛站在那里，拿来当吉他背带的那根绳子挂在一侧的肩头。她的脸庞和笑靥怎么看都让我觉得眼熟。这时，我突然想到，奇怪，她那样子居然很像罗伯特·约翰逊。出自他手笔的原始装饰乐句，后来在“齐柏林飞船”和“摇滚鸟园”录过的每一首歌的和弦里几乎都找得到影子。这位罗伯特·约翰逊，传说走到十字路口把灵魂卖给了撒旦，换得七年狂飙、醇酒、流莺乱来一通的糜烂人生，当然也换到了廉价酒店点唱机里的不朽。罗伯特·约翰逊啊，据说后来因为女人被人下毒害死。
那天近傍晚时，我出门到杂货店去，在冷冻柜里看到一条卖相很不错的比目鱼，看来可以当我的晚餐，我便加买一瓶白葡萄酒来配鱼。就在我排队等着要到收银台结账时，一个老人家颤巍巍的声音从我背后传了过来：“看来你昨天交上了新朋友，啊？”他那扬基口音很重，差一点要让我觉得他是故意讲成这样来搞笑……口音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在他那吆喝叫卖似的腔调——道地的缅因人讲话都像拍卖官在喊价。
我转过身去，看到这个怪老头正是前一天站在修车厂停车坪和迪基·布鲁克斯一起全程见证我和凯拉、玛蒂、吉普车邂逅的人。他手上还是拿着那根镶金头的拐杖。现在我知道了，五十年代有一阵子，《波士顿邮报》捐了一批镶金头拐杖给新英格兰每一州的每一郡，送给郡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后就由前一代的老不死传给下一代的老不死。最好笑的是，《波士顿邮报》多年前自己就先两脚一伸走了。
“真要说起来是两个。”我回了一句，同时拼命在脑子里挖掘他的名字，但就是挖不出来。不过我记得，乔还在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他这号人物，老是霸在迪基车厂等候室里那张肥厚绵软的椅子里不走，一下讲天气再讲政治，再一下还是讲天气再讲政治，随身边的锤子乒乒乱敲、空压机轧轧乱叫都无所谓。他是那里的常驻访客，所以68号公路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准有他这千里眼杵在那里虎视眈眈。
“我听人说啊，玛蒂·德沃尔还真是个可人儿呢。”他对我说——听“银”，德“花”，“柯”人儿——把一只眼睛皱褶肥厚的眼睑往下盖了一下。猥亵的眼神我这辈子见得多了，但还从没见过有从拄着金头拐杖的老头儿眼睛上这么厚的一块皮上来的。我一时很想一拳把他蜡黄的鹰钩鼻打下来。他那鼻子从脸上飞出去时，准会像枯死的树枝被膝头喀嚓一声压断。
“哦，你听到的事情很多吧，老乡？”我问他。
“是啊！”他说，嘴唇咧开一条缝，挤出笑来。他嘴唇的颜色黑得像猪肝，牙龈都是白点，上排还留着几颗黄板牙，下排也有两颗。“还有她那小东西——很机灵，对吧！”
“机灵得像只溜房檐的猫。”我附和一声。
他又朝我眨一下眼睛，有点惊讶这样的老话居然也会从我这种“黄口小儿”的嘴里说出来。紧接着，他脸上挤出来的笑更深了。“但她没看好她，”他说，“小娃娃从家里跑出来了，这你知道吧。”
这时，我发现——虽然有一点迟，但总比没发现要好——至少有五六个人朝我们这边看过来，听我们在说什么。“我的感觉好像不是这样，”我说的时候故意把声音抬高一点，“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咧着嘴，挤出来的笑像是在说，嗯，是啊，小子，买一送一呵。
我离开杂货店时，心里很替玛蒂·德沃尔担心。依眼下的情形来看，想管她闲事的人还真多。
我回到家后，把买的酒拿进厨房——这酒可以先冰一下，等我把烧烤架拿到露台上放好。我才伸手要开冰箱，就僵在那里不动了。原本那冰箱门上乱贴了起码四五十个小磁铁——蔬菜花样的、水果花样的、塑料字母的、塑料数字的，还有一堆“加州葡萄干”——只是，现在这些小磁铁不是原先乱摆的模样，而是在冰箱门上排成了一个圆圈。有人来过这里！有人进来过，然后……
把冰箱门上的小磁铁排成这样？果真如此的话，就有小偷需要好好矫正一下心理问题了。我伸手朝一个小磁铁摸了一下，想碰又不敢碰，只用指尖稍微点一下。我突然又急怒攻心，伸手把冰箱门上的磁铁全都弄乱，很用力，一两个磁铁因此掉到了地板上。我没去捡。
当晚，我在上床前，把那台口述录音机放在大角鹿头标本本特下面的桌子上，开关转到“口述”。我又拿了一卷以前录歌用的卡式录音带放进录音机里，把定时器转到零，然后爬上床去，很快入睡。一晚都没做梦，也没惊醒。一连睡了八小时。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上那天色正是游客来缅因州最大的理由——空气温暖又清爽，湖对面的群山好像都放大了一些。华盛顿山，新英格兰最高的山，就飘浮在极远的天边。
我先煮咖啡，然后吹着口哨走回起居室。过去这几天的胡思乱想，今天早上再看，显得很愚蠢。突然，我忘了吹口哨：口述录音机的定时器在我上床时是归零的，现在跑到了十二。
我先倒带，手指头停在“播放”键上，一时颇为犹疑。心里暗骂自己一声别傻了（乔的声音）后，我按下按键。
“哦，迈克。”一声悄声的轻唤——可以说是耳语——从录音带上传了出来。我倏地伸出一只手，用手腕抵在嘴上，免得自己失声尖叫。我在乔二楼的小房间时，微风拂过我的脸所带的那声叹息，就是这一声——只是，现在那声音的速度比较慢，所以我听得清楚它在说什么。“哦，迈克。”那声音又再唤道。接着是轻轻的一声喀啦，录音机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我回北厢的卧室入睡后，声音又来了，在起居室里轻唤：“哦，迈克。”
然后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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