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磁铁一般，“事件”总是会聚起许多人。除了事件中央的受害者和施害者，还有周边所有的人——各自的家属、朋友、邻居、同学、同事，还有目击者、证人、出入事件现场的收款人、送报员、餐馆送外卖的人员——这再次让人惊讶，一个事件可以牵扯到这么多人。
不用说，这些人并非都处于和事件等距的位置上，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他们多半处于以事件为中心呈辐射状放射出去的直线尽头，彼此多半素昧平生。通常，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占有极大分量的人，要到最后关头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他处于距离事件现场最远的地方。
在千住北美好新城西栋二〇二五号发生的一家四口被杀命案中，简易旅馆片仓屋里的人正是符合上述后者情况的典型例子，例如侦办过程中警方不曾公开指称他涉嫌、反而更让社会大众认为他是“凶手”的人——石田直澄，以及牵扯其中的片仓一家。
片仓一家五口的姓名，整整齐齐地写在门牌上。户主片仓义文，四十二岁，是片仓屋的老板。太太幸惠四十岁，帮忙管账。夫妇俩有两个孩子。女儿信子上初中一年级，今年四月刚满十三岁。儿子春树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
家里的第五个人是义文的母亲多惠子，六十八岁。为了她的名字该写在门牌上的哪个位置，家里还起了一些争执。是该对这位前任老板夫人表示敬意，把她的名字写在现任老板义文之前呢，还是现在已不管事的她让一步，让自己的名字写在孙子春树的后面？
片仓家所处街道的街坊邻居关系极为紧密，像他们这种五代居于此地的家庭之间，更是如此。多惠子的丈夫去世后，户主的位置名义上让给了儿子，但她在心理上还是有权威的婆婆，和被认定进门后老受婆婆虐待的媳妇之间屡有争执。婆媳各有街坊邻居声援，让事情更加棘手。
表面看来，问题不过是门牌上的排名次序，老太太让一步就行了。可是在当事人之间，这问题很严重。最重要的是，要挂门牌的房子是由多惠子的丈夫——义文的父亲片仓岩——在东京奥运会（一九六四年）时盖的老房子改建的新屋。
片仓屋旅馆的规模并不大，位于新大桥路附近的巷道里，是在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土地上建起的非常普通的两层楼房，灰泥外墙上排列着毛玻璃窗户。左右两邻以前也是简易旅馆，因为种种问题现在已经歇业。
穿过片仓屋所在的巷道，是一条单行道，片仓家自己的住宅就在路旁。这里的占地面积较大，约一百平方米，并立着两栋一模一样的两层楼房：一栋自住，另一栋出租。从容积率来看，这无疑是违章建筑，但这一带家家户户都是这样，也没人在意。
和幸惠结婚以来，改建老宅一直是义文的夙愿。他打算同时拆掉两栋楼房，改建成一栋三四层的新房子，再把多余的楼层分租出去。
这个计划在昭和六十三年终于有了实现的动静。那时盛况空前，可说是寸土寸金，不动产中介公司频频走访片仓家和片仓屋，询问要不要卖地。
义文不想卖地，他认为卖掉土地等于放弃家业。信子和春树将来要怎么样，那是他们的自由，至少在他这一代，如果不办简易旅馆，也无法经营别的生意。何况情形大好，客人也暴增，片仓屋生意兴隆。
义文判断当下贷款容易，可以一圆他多年来的梦想。就在这时，租住隔壁的房客搬家，房子刚好空下来。代办租赁契约的当地不动产中介公司也认为对义文来说机不可失——如果盖一栋四层楼建筑，可以出租其中两层，房租收入是之前的两倍，他在自己这一代就可以偿清贷款。而且片仓家可以向当地的信用合作社以土地做抵押贷到款项。义文的家人当然都非常赞成这个计划。
片仓家就这样改建一新。平成元年九月新居落成。
门牌问题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不只是家中成员“排名”的问题，也是背负着片仓屋背后历史的斗争，因此它不能以“纠纷”或“争执”轻轻带过，理该用“问题”来称呼。
义文和幸惠对老屋在自己手上被改建成豪华的新楼房，感到万分自豪。但是多惠子认为儿子和媳妇能这样趾高气扬，也是因为她和丈夫紧守祖上的产业再传给他们，他们应该感激才是，哪能耀武扬威？所以她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门牌的最前面。
幸惠和多惠子过去也争权不断，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能耐。可是这次的争斗中增加了过去没有的不确定因素，那就是义文。他以往都极力回避她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幸惠常为此向街坊埋怨：她丈夫在他母亲面前根本不敢抬头。不过这次在她们婆媳因门牌问题展开激烈的争执前，义文就主动积极地逼退母亲。幸惠认为这是义文对母亲积压多年的不满的一次爆发。
家人也曾经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另外做一个写上多惠子全名的门牌，但是义文不同意。他认为母亲已经不管事了，现在的户主是自己。多惠子对他这个激烈的主张是惊讶大于畏惧，最后还是让步了。片仓家的新门牌上，多惠子的名字排在最后。
平成元年也正是千住北美好新城动工兴建的时候，和后来发生的命案相较，门牌排名的事情简直微不足道。可是片仓家牵扯进荒川一家四口被杀命案的这条线，既长且远得惊人。
平成八年六月二日，片仓家最先知道荒川命案的是片仓义文，当时他在看早晨八点播出的周日新闻。
片仓屋是简易旅馆，并不供应餐点，义文夫妇因此应付得来，没雇人手。他们并不住在旅馆里，每晚十点打烊后，就带着手提保险箱一起回自家住宅，早上五点再来上班，星期天也不例外。
投宿片仓屋的客人星期天多半也要上工，旅馆必须照顾他们的方便。有的房客是做地铁工程的，夜晚上工，清晨才收工回来睡觉，旅馆也必须大清早就开门让他们进来。
夫妇俩虽说是通勤，但上班距离也只是从巷口到巷尾。他们会事先告知客人，柜台装有对讲机，有紧急事情就按铃呼叫他们。到目前为止，如此经营还没出过问题。只有一点，旅馆不提供卫浴用品。这是几次的教训使然——也着实发生过太多次了，一些居心不良的客人擅自把旅馆用品带出去卖。
六月二日早上，义文通过圆形拨频装置的老式电视机收看的节目。他习惯每天完成打扫、客人都上工之后，喝杯速溶咖啡，抽根香烟，平日这时正是nhk播放电视小说的时间。
星期天没有电视小说，因此他调到民营电视台。八点十分左右他打开电视，就看到荒川区命案的新闻，画面中是超高层大楼的宏伟外观。到了早上，总算风息雨停。天空中的云朵飞快飘移，阳光似乎就要探出头来。高楼衬着云层斑斓的天空耸立的景象，吸引了茫然看着电视的义文。
泡好咖啡的幸惠也来了。她通常是在家里把早餐张罗好、完成打扫、洗好衣服才来旅馆。义文告诉她荒川那边发生了大命案，她也惊讶得一起看电视新闻。
那时新闻只说还没查出遇害者的身份，并没有详细报道四个遇害者并非大楼的原本住户。几天后新闻报道的内容完全改变，但是在那个星期天上午，多人被杀案的新闻虽然耸人听闻，却也仅此而已。
夫妻俩闲话家常，说社会这么乱，他们自己也得小心。于是，他们又谈起保险公司半年前上门推销的保险。幸惠很有兴趣，但是义文觉得物非所值。四人遇害这个数字在他们家只是新闻而已，没有引起相应的涟漪。
这天早上，片仓家的孩子好梦正酣，当然没看电视。
片仓信子起床时已经十点了。片仓家这栋四层建筑的一、二楼用来自住，信子的房间在二楼东边，春树的在她的对面。信子换好衣服要下楼时，看到弟弟的房门半开着，里面传出电视的声音。本来父母不同意小孩的房间里摆放电视机，但是祖母多惠子拗不过孙子春树的死乞白赖，只好买给他们。因此信子在自己的房间看电视时，总觉得对母亲有点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