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上缓缓点头。
“要将日高千秋的遗体搬上滑梯，需要很大的力气。这一点他的条件符合，而且他也有车，是小型私家车。”
双座的红色小汽车，就像玩具一样。
案发前后的大川公园附近、送回古川鞠子手表时的古川家附近、广场饭店周遭、发现日高千秋遗体前后的儿童公园附近，对这四个地区可疑车辆的调查目前仍在继续。报告中还没有出现类似的红色小汽车。红色汽车并不多见，应该很容易给目击者留下印象。
“这一点固然有所保留，但我还是认为这家伙的嫌疑最大。”
有传闻说最近十一号要结婚。
“调查时发现，是打工时认识的女朋友，比他年长。对方想要结婚，所以调查了他的情况。”
好像是请了侦探社。
“调查员到过他家附近了解情况。邻居都不知道他有前科，只说他是个规矩的好青年。但侦探社还是以独特的渠道查出了他的过去。结果女方吓跑了，还把情况泄露给打工的地方。于是很不幸，他不欲人知的过去传开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四月中旬。”鸟居说时，眼珠还转动了一下，“古川鞠子失踪是在六月初吧？”
“嗯。六月七日。”
“过去发生的事，所有因女性而起的纠纷都将成为动机。女友跑了、他被人甩了或厌弃，这次也是一样。于是，他讨厌女人的毛病再度复发，导致犯下这些案子，不是吗？”
“那个比他年长的女友呢？”
“换了工作，离开他了。我已经查到她的住址，打算去找她，应该可以知道得更详细吧。还有一点，他打工的便利店是连锁店，总公司在新宿。面试和一开始的培训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新宿哪里？”
“西新宿的中央大楼，就在广场饭店隔壁。”
武上双手抱在胸前说：“有没有派人看着？”
“二十四小时守着。”
“什么时候在调查会议上说明呢？”
“还不知道，警部说要再多搜集一些证据。确认不在场证明是件难事。”
“我知道。我也会随时准备好资料。对了，还有一点……”
“什么？”
“十一号现在怎么生活？继在打工吗？”
“嗯，没有因为前科败露被解雇，也没有辞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听他同事说，他说过去的事是被冤枉的。”
“他没有出远门或生病在家躺着吗？”
“没有。”
鸟居走后，武上杵在桌边思考。他认为十一号是嫌疑人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他的确很符合武上描述的嫌疑人条件，但如果他真的是嫌疑人，这一阵子的沉默又该如何解释？难道只是他一时兴起？
神崎警部在调查有犯罪前科嫌疑人的名单时，态度相当谨慎。尤其是锁定六号和十一号以来，调查进度也不在调查会议上作全面报告。他很不希望记者将信息泄露出去。
神崎警部刚到警局工作时，曾在三亿日元相关案件中误抓过人。这件事在他心里烙下很深的阴影。这种错误不但对被误抓的“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调查机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他最能感同身受。同时神崎也对喜欢附和的日本媒体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像他这种怎么挖都挖不出新闻的警察，在记者之间算是出名了。加上担任特调总部长的调查一科科长竹本也是备受媒体批评的人物，两人意见统一，使得这宗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案件在调查过程中信息极少曝光。
当然，媒体方面强烈不满。对于调查总部经过半个月还是毫无线索，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报道就是一例。武上搜集了这些报道，并录下相关电视节目。因为总部人手不够，而且也不是分内的工作，录像的事主要由武上的妻子代劳。除了电视新闻外，白天播出的社会新闻节目，妻子显然要比他清楚得多。
案件正热门的时候，武上根本没空看录像；事后再看，也几乎找不到什么新发现。但是他妻子十分清楚他凡事都要记录的个性，还是继续认真地录下相关节目。
这天中午过后，武上的妻子送来了换洗衣物。武上正在开会，无法出来和妻子见面。后来打开袋子一看，除了内衣裤和衬衫之外还有一盘录像带。上面贴着妻子手写的便条，说是某新闻节目制作了使用变声器打骚扰电话的专题，可能会有参考价值。
由于特调总部保持沉默，媒体只能运用自己的方法，以不同观点切入报道。武上会在晚上休息前，利用会议室的电视和放映机播放录像。筱崎跟他一起看。武上的妻子在便条上注明，这是个包含广告约二十分钟的专题。武上两手空空便开始观看，筱崎则立刻打开记事本，写下节目中受理的案件。武上甚是高兴。
专题先说明变声器的机械构造、流通渠道、价格和使用方法等信息，然后介绍了去年一年在首都范围内发生的电话骚扰案件总数和其中使用变声器的次数。结果数字竟比想象要少。
节目主持人表示：“或许是打骚扰电话的人，在心理上更偏好用自己的声音。”筱崎也将这句话记了下来。
广告之后的节目中说明使用变声器并不能改变人的声纹。说得没错，变声器只能“改变你耳朵听到的声音”，却不能改变声纹。这对调查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目前还没开发出利用变声器改变声纹的技术。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武上他们追查的嫌疑人，为了不留下自己的声音成为证据，才使用了变声器。他最初的电话打给电视台，除非是笨蛋，否则任何人都会跟他一样有所顾虑。只是他到底知不知道声纹是无法改变的呢？如果不知道，看过这一报道，说不定会开始紧张。
专题的最后一段，是采访曾经被变声电话骚扰过的人。共有两位，都是女性。脸部打了马赛克，说话的声音也经过处理。一位是住在埼玉县的家庭主妇，另一位则是东京市内的年轻女职员，自己独住。前者一天会接到一百五十多通恶作剧电话，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后者接到的电话则涉及私生活，她怀疑是公司同事搞的鬼，最后不得不把工作辞了。两个案例都曾请警方出马，但都无功而返。
访问的后半段，家庭主妇声泪俱下地控诉恶作剧电话对她造成的伤害，还说出另一件惊人的事。她居住的新兴小区人际关系很狭隘。她被恶作剧电话骚扰的消息传出后，居然有人放出风声怀疑她本身也有问题。
“有人怀疑我有婚外情，所以被人打电话骚扰；也有人说会不会是我丈夫搞外遇；更过分的是有人说可能是我在卖淫或是玩电话交友，所以电话号码被外人知道了。这些都是空穴来风，可是我又无法一一反驳，真是气死我了。”
专题结束后，武上关了放映机，并问筱崎：“大川公园一带过去有没有发生过使用变声器的电话骚扰案件？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
筱崎立刻答道：“这方面的报告还没有看到过。”
“应该作这方面的调查才是。”
“就算有这种案例，为什么过去的讯问中没有人提过呢？”
“受害者不好意思说出口吧。一不小心说出有过这种电话，担心会被造谣或被人说长道短，徒增麻烦。刚才那位太太说的话，你应该也听见了吧？就是会发生那种情况啊。”
筱崎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说：“我先去调查辖区内的恶作剧电话报案或投诉记录。”
因为这时已经将焦点锁定在六号和十一号上，武上对于变声骚扰电话的调查不是很热衷，只是觉得不妨试试。
没想到第三天，即二十七日，竟有了几个戏剧性变化。
一个是十一号嫌疑人今年六月七日的不在场证明找到了举证。六月七日是古川鞠子失踪当天。
要确认在便利店打工的十一号之不在场证明，一如鸟居所说，的确相当困难。日高千秋失踪当天，十一号早上在家，此后出门工作到六点，接着便外出，行踪不明。这也是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因素之一。他交代不清六月七日前后的行踪，只知道他从六日到九日四天请假，但人在哪里做什么却不知道。
在不断追问之下，答案从他高中同学口中说出。原来这四天，十一号和朋友参加了自我启发的培训班。
十一号的朋友也跟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工作经验。一心梦想能自己创业，参加过许多训练经营者的自我启发培训班。他和十一号从高中以来就陆续有来往，也知道十一号有犯罪前科，心生同情。为了帮助十一号重新融入社会，过去曾几度邀请他一起参加培训班，好不容易在六月七日那天实现了。
这项证词立刻被证实。询问过举办自我启发培训班的单位后，果然发现了十一号和朋友出席的记录。这个培训班性质特殊，四天当中参加者一律不准外出，除非有紧急情况，来自外部的联系也被隔断。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某家公司专用会场，参加者由专车自车站接送，不能自行开车。调查当地出租车公司的出车记录，这四天内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车站或东京、从馆山车站到东京或会场的使用情况。询问其他学员，也都作证这四天十一号和朋友完全共同作息，不可能擅自外出，甚至回东京。
十一号涉案的可能性一下子变小了，鸟居十分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假如说十一号有同伙，诱拐古川鞠子是其同伙所为，就事件性质来看未免太牵强。至于六号，嫌疑本就不大，所以调查可说是又回到白纸一张。
然而就在这时，十三号田川一义上场了。
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警察提出了一份报告。大川公园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在对公园周边可疑车辆的排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人向同一家租车公司租了三次车。那是一个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上班族，租车时间分别是九月四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十一日正是案发前一天。每次租的车都不同，但都停在公园附近。业余摄影师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找到此人询问时，他说三辆车都是帮朋友租的，他朋友叫田川一义。
“他有过前科。”那个上班族提到。田川一义在两年前，即二十三岁时在供职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架设针孔摄像机，将拍摄的照片匿名寄给被拍的女子，因此吃了官司。那个上班族就是他当年的同事。
“行为固然很可恶，但工作也辞了，他也有所悔悟。我觉得他受了惩罚，怪可怜的。我们不是很熟，只是偶尔会一起喝喝酒罢了。”
他还提到田川因为有前科，患上了一种害怕面对人的恐惧症。
“他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都用轻蔑的目光看他。他心里也知道这是一种妄想症，可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想法。田川有一阵子不敢一个人出去买东西。他也很想想办法救救自己。”
田川的前科和拍照有关，他从小就喜爱摄影，经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去旅行。
“不敢在人前出现，不就连就业也有困难吗？当初虽然犯了罪，可是把他的爱好也拿走，恐怕更不好，这是他母亲的意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没有问题，拍些山呀海的就没关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治疗。”
摄影旅行必须有车才方便，既可以载东西，也可以在里面休息。可是田川没有车。
“所以我去帮他安排租车事宜。本来不应该这么做，但反正人家也不会查，而且他又缴了费用，又有什么关系？”
九月三次租车，他都爽快地答应了。听说田川是去有明的野鸟林拍照。但为什么汽车却在大川公园附近徘徊呢？
几乎与这份报告同时出炉的，是此前武上提议的骚扰电话调查结果。使用变声器的恶作剧电话，去年一年在墨东警局辖区内发生了三起。其中一起的受害者是田川一义所在公营小区内的年轻主妇。
这一起没有报案，而是在讯问中得知的。受害者接过两次电话，都是对方单方面说出猥亵的言词，并未涉及受害者的私生活。大川公园事件发生后，嫌疑人打电话到电视台时，那位家庭主妇心想世上就是有人会做同样的事，但并没有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田川一义和这名女子是同一栋楼的住户。暂且不管另外两起骚扰电话事件，调查总部对此十分感兴趣，于是开始对田川一义进行彻底调查。
时间进入十月。
武上整理了田川一义的个人档案。他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他从十岁起就跟母亲一起生活。五十岁的母亲在人形町的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家里没有其他收入。田川从当地一所技校毕业后，换了好几份工作，二十三岁那年因犯罪从办公设备租赁公司辞职，其实才工作不到半年。
根据保护司的说法，田川害怕见人应该不是骗人的。他不断对保护司说，别人都很看不起他，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他也很努力重新生活，保护司相信他跟这次事件没有关系。
嫌疑人依然保持沉默。下一次他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说话？下一步的行动将会如何？他会不会是田川一义？
日本根据法务大臣的委任，为帮助罪犯改过自新和预防犯罪而从事保护观察工作的民间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