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子将手边的便条纸拿了过来。“你是说土井崎元先生向你借过钱吗？”
“是的……”
“第一次的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
达夫先是说声对不起才回答：“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去年的十月还是十一月吧……”
借了三万元，很快就还了。
“那第二次呢？”
“二十万元。”
这一次却是有借没还。
“土井崎元先生有没有说明借钱的理由？”
“借三万元的时候，说是要治疗牙齿，要装假牙什么的。”
借二十万元的时候则没有说明，只是好像手头不方便，一时间凑不出急用的钱，很困扰的样子。
滋子在便条纸上写下“二月初二十万元用途？”并圈了起来。
“我不想跟诚子说，是因为她一旦知道了，就一定会说要帮岳父还钱，但我无法拿诚子的钱。”达夫说得斩钉截铁，“那个时候，又要办婚礼又要筹备诚子的嫁妆，我想岳父应该很辛苦，当时我认为大概是为了补贴生活费吧。”
达夫问都没问用途便答应了，还说那笔钱不是家用，而是自己的私房钱，什么时候还都不要紧。土井崎元低着头收下了钱。
“还有……”达夫显得有些吞吞吐吐，“我从很早以前就察觉岳父岳母可能经济情况很不好。不过倒也没有明确的事证，也许是我误会了也说不定。”
“可你就是有那种感觉？”
“是的。”达夫的回答丝毫不见犹疑，“我不是从小就看着有钱却也铜臭味十足的父母和一群亲戚长大的嘛，我这么说自己虽然有点奇怪，可是我对于跟金钱有关的事算是敏感的吧。一个人会不会理财我马上就看得出来，比方说有人明明很穷却喜欢装阔气，我一眼就能看穿，反过来亦然。”
“原来如此，那也算是一种看穿人的能力吧。”
“是吗？”达夫发出苦笑声。
“那你找到原因了吗？土井崎元先生是个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固然生活不是很富裕，但每个月有固定收入，而且诚子也长大成人了，家里又没有人生病住院，真要有缺钱的理由……”
“你是说赌博吗？”
“有可能他背着向子和诚子呀，不是吗？”
达夫断然否决说：“那是不可能的，岳父他最讨厌赌博了。他的确是很保守的人，和我下棋时，我有时开玩笑说，不如下点赌注吧，他会立刻变脸。他对赛马和自行车比赛都没有兴趣，也完全都不懂。当然也没有外遇的问题。”达夫很肯定地表示。
滋子用圆珠笔的尾端戳着脸颊，发出“呼呼呼”的笑声，但达夫没有理会。
“前畑小姐，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跟诚子说。”达夫语气很认真。
滋子答应绝对不会说出去。
“当时我认为岳父岳母是受到小茜之托，才到处筹钱的。”
滋子一直到将圆珠笔的尾端深深戳入脸颊才停下手。
“我以为是离家出走的女儿欠了一屁股债跑回家跟父母哭诉，身为父母的总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才会背着诚子帮助大女儿，因此需要钱。”
不赌博、不搞外遇、没有其他花钱的渠道，就当时土井崎家的状况，这的确是个很合理的假设，但是……
“你是说他们会定期地送钱给谁，以至于家庭支出会出现吃紧的状况吗？”
“不，我不敢说得那么具体，只是常常觉得他们的手头不是很宽裕。”
和父亲断绝来往的土井崎元收到一百万的遗产时，向子很高兴地拿存折给诚子看，并说“这些钱是要给你结婚用的”。仔细想想，这样的说法的确让人难以认同。家里有待嫁的女儿，父亲也有正当职业，又不必缴房屋贷款，应该能够存下一笔供女儿结婚用的钱才对，甚至可说应该这样比较合理吧？
“像这种事，就算没有特别谈起，不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吗？”达夫兴奋地说，“比方说看电视购物时，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不妨买来试试看，看到旅游节目介绍的旅馆不错会想去住，岳父他们却从来没有那样的反应，就好像日常生活中的一点小奢侈、无谓的浪费在他们夫妻身上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诚子花用的是自己的薪水，因而没有发觉吧。”
“本来她就认为自己的父母是不爱出门，物欲很淡泊的人嘛。”
“没错没错。”
或许这就是身处其间的人没有察觉，但外来的第三者很容易发现的“家庭习性”吧？
诚子之所以没有发觉，会不会是土井崎夫妇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诚子发现呢？这就好像手法不太高明的魔术师表演一样，坐在正面的观众看不出端倪，坐在两侧的观众早就看出究竟了。
“可是呢……”达夫压低了声音，“小茜死了，表示我根本就猜错了。”
说得也是，滋子沉稳地回应。“这种事也很常见嘛。毕竟每个家庭的家用支出都不一样呀。”
“你说得对。”
达夫再三请滋子保守秘密后，才挂了电话。滋子也一再答应，笑着挂上话筒。之后立刻发觉自己的表情变得僵硬了。
女儿的另一半、才刚新婚的女婿。若是生性爱乱花钱的人也就罢了，问题是对一向规矩谨慎的土井崎元而言，井上达夫应该是最难开口借钱的对象吧。假如他都能向达夫低头，不说明理由地要求金钱周转，就表示很有可能跟其他容易开口的对象拜托过。
这一点必须先行确认才行，至于刚刚脑海中闪现的黑暗假设，可以之后再来厘清。滋子拿起手提包离开座位——这种事光靠打电话是行不通的。
在车站前的派出所很快就问到土井崎元服务过的造纸公司仓库所在。也难怪警察会知道，这家公司仓库的规模远比自己茫然想象的要大得多，仓房里穿梭着好几辆升降车。
滋子被带到办公室的一角，对前来接待的总务科男性职员递上了诺亚出版的名片，自称是土井崎元的代理人，并很有技巧地说明目前正在帮忙土井崎元理清债权，对方似乎也不疑有他。
“我会跟人事部门再确认，不过土井崎先生的薪资应该是都已经结算清楚了。”
“是的，我知道。不过我负责的不是那一方面。由于土井崎元先生是以不寻常的方式突然离职的，调查是否有私人的借贷或是欠店家未还的款项才是我的工作。所以说……”滋子很慎重地说，“跟土井崎元先生比较亲近的同事之中，是否有人借过钱给他呢？我可以确认这一点吗？”
男职员的脸上浮现困惑的神情。“这么私人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可以麻烦稍等一下吗？”
大约等了三十分钟吧，一名五十来岁、身材魁梧的男性跟着刚才的职员走了过来，他穿着卡其色工作服，皮肤晒得黝黑。
“我是土井崎元的直属上司，我姓二宫。”对方递上了名片，简短打过招呼后，便坐在滋子对面的椅子上，同时询问，“阿元，他还好吧？”眉间挤出一道深深的皱纹。
“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他太太呢？”
“也很好。”
“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呢？”
“这个嘛……”滋子露出暧昧的笑容。
“唉，应该不方便透露吧，没办法，我就算问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对方叹了一口气。从他的言语和表情判断，滋子认为土井崎元的工作环境还算不错。
“他女儿还好吧？就是小的那个。听说她身体不好常生病，阿元常为她担心。发生这种事，该不会吓得病倒了吧？”
土井崎元跟公司的人说诚子体弱多病吗？
“他的小女儿已经接受这件事，正在努力振作撑过去。”
二宫缓缓地点了两次头。总务科的男职员对他使了个眼色后离席。
“那件事真是让我们难以置信呀。”
二宫低喃之后，目光四处游移，一看到旁边小桌上有个玻璃烟灰缸，便伸手拿过来放在身边，接着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香烟。
“其他地方都禁烟，不好意思。”
滋子点头说：“您请用。”
二宫深深吸了一口烟后立刻摁熄，这举动不禁让人感觉那是在进入沉重的话题之前吞服的镇定剂。
“究竟因为什么阿元会干下那种事，我们至今也还不明白。有很多人上门要求采访，我们都拒绝了，因为我们不能乱说话。”
“谢谢。”滋子又深深一鞠躬。
“那是我们所能表达的最大的心意了，可是也仅止于此，算是划清界限吧。可是……是前畑小姐吧？”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名片确认滋子的名字。
“是的。”
“你的名片原则上我收下了，请你跟阿元说，他跟我们借的钱，反正金额也不大，就不必在意了。现在他的生活有困难，我也不敢答应说他可以再来借钱，但至少以前的债就一笔勾销了。大家也都答应了，当初阿元离职时，我们大家都这么说好了。”
瞬间滋子的心头一震，不小心就显露出兴奋的神色。自己的推理正中红心！
“不管怎么说，他不是还有女儿的医药费要负担吗？他又不是拿钱去玩，他那个人很规矩老实的。我们并没有因为他借钱就跟他感情不好，请跟他说钱的事就忘了吧。”
滋子偷偷地调整好呼吸，说：“非常谢谢您的这一番话，可是土井崎先生真的很在意……”
“哦，真的没关系、没关系……”二宫挥舞着厚实的手掌。
“二宫先生应该也曾借钱给他吧？”
“无所谓啦。阿元每次都有借有还，剩下的金额真的没什么。”
看来土井崎借钱还不是一次两次，应该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且周而复始，而且是有借有还，才能一再开口。
“可是阿元还真是没变呀，”二宫头一次露出微笑，“居然特意请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过来。”
二宫注视着颇长的烟蒂说：“我和阿元有三十年以上的交情了，他第一次来跟我商量借钱时，我就说了，既然是为了女儿，我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千万不要去碰高利贷。”
滋子点点头问：“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土井崎先生并没有跟我说过。”
二宫想了一下回答：“大约是十年前吧。”
“也就是他女儿读高中的时候？”
“应该是吧，嗯。”
“是最敏感的年纪。”
“就是说嘛，如果随便跟业者借钱，万一出了差错，反而会害得女儿难过内疚。我就是看过那种实例，才会不厌其烦地要他答应我别去找地下钱庄。这些事你听他说过吗？”
“没有……太详细的就没有。”
“是吗？”二宫直视着滋子，“不过阿元照做了。他还说，我知道，万一催钱的通知单来了被女儿发现，那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即使金额不大，但经常跟身边的人借钱的事，绝对不能让诚子知道。比起其他事，土井崎元更害怕这件事曝光……滋子再度觉得一股凉意划过后背。
“我会将二宫先生和贵公司其他同仁的好意传达给土井崎元先生。”滋子站起来鞠个躬后继续说，“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出了许多事，土井崎先生自己也有些混乱，而且家里又被烧光了，以致他也搞不清楚还跟谁借了多少钱。如果您有印象的话，可否告诉我？”
二宫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除了公司里的人外，其他就一无所知。滋子道谢后离开。
滋子走在通往车站的路上，不禁浑身发抖，那是因为害怕还是兴奋，自己也搞不清楚。
土井崎元大约从十年前便开始不断借钱，有借有还，又借了再还。而且他还担心被诚子知道钱的用途。他借钱时并没有说真话，而是谎称诚子体弱多病需要医药费用。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年四月二十日的火灾发生为止。从去年起他除了跟公司的上司、同事借钱外，也跟井上达夫开了口。
此刻，滋子握有了这两项刚了解的事实，而在这之前她曾做过一个假设：土井崎茜被父母杀害埋藏在家里地板下的事被某人知道了。
结合之前的假设和现有的事实，导出了一项新的假设：土井崎元——不对，应该是土井崎夫妇是否付钱给了那个某人呢？那是封口费吗？还是被勒索了呢？
土井崎茜遇害是在十六年前，阿元开始借钱是从十年前起，这听起来很合理。很有可能需要支付封口费是在事件发生的六年后，也有可能起初的六年还能凭自己的收入、储蓄应付所需的金额。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假设应该不无可能。
滋子拿出手机致电高桥律师事务所，多田以小鸟般的声音回答说高桥律师出差去了。滋子表示这一两天要送报告书给高桥律师，无论如何请他一定要过目。
“是关于超能力的后续吗？”
“没错，不过不只是那个。这份资料很重要，麻烦务必转告一声。”
兴奋之余她也打电话给秋津。秋津也外出了。看来律师和刑警都很忙。
这么看来，要请秋津加入“蓝天会”的事应该跟他好好商量一下才行，总之今天得先着手写报告。明知道这算是先斩后奏，她还是打电话通知小惠自己将直接回家。
不料隔天早上事情有了重大变化。
滋子正准备出门时，手机响了，是“蓝天会”的荒井主任打来的。
听到对方报上名字的语气，滋子立刻察觉不妙，情况似乎不太对劲，荒井主任的话语中少了之前如丝绢般的柔滑感。
“关于下周……朗读会的采访……”
滋子在记事簿和客厅墙上的月历上都记下了这个约定。照理说，这一天应该能见到金川会长。
“真是不好意思，因为会长的行程有所改变，将不会出席朗读会活动，因此采访的事也要取消。”
“没关系的，”滋子不以为意地表示，“只要能约好下次采访，我这里随时可配合调整。”
荒井主任的口吻却变得更加僵硬了：“不，下一次是什么时间，我们也不敢说。”
“会拖到很久以后吗？当然我明白金川会长的工作很繁忙……”
“不，我不知道。总之有关会长的采访，就当做我们从来没说过吧。”
滋子认为荒井主任基本上是个好人，对于“蓝天会”的工作也充满了善意和自豪，而且她并没有什么对外交涉经验。因此滋子决定试着套她的话。“请问是我有哪里做错还是失礼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
荒井主任沉默了一下，似乎显得很困扰。
“还是说我的采访有可能会造成贵会的困扰，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电话那头传来对方的叹息。“前畑小姐，你说你是在教育杂志上撰写文章的记者吧？”
“是呀。”
“真的只是那样子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对那个领域不是很熟……目前也只是挂了这个头衔负责处理这些事务，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上班族而已，对于接受采访一事很不习惯，而且我平常不读推理小说或是犯罪小说，也不看周刊杂志，更完全不懂那些喜欢看有关社会事件、杀人案件报道的人的心理。所以我不知道……”她絮絮叨叨说了一堆借口后继续说，“听说前畑小姐十年前曾因报道过一个许多年轻女孩被绑架杀害的案件而声名大噪。”
啊！又来了。
“我和日前介绍给你认识的那位田无先生，当然对该案件有所听闻，只是没发觉和前畑小姐有那么深的关联，对你的名字也没什么印象……真是不好意思。”
“这一点并不重要呀。”
“因此我以为没有任何问题而答应接受采访，但由于采访会长必须先向公司公关室提出书面申请，结果里面有人知道前畑小姐的大名和工作，他们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报道犯罪案件的人要来采访本会，而且还要采访会长本人，指示我们再确认清楚采访的内容。”
滋子保持平稳的语气说：“我是文字工作者，的确九年前经手处理过那个案件，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从事的写作工作涉及的层面很多，并不是专门以写犯罪案件为主。这一次纯粹只是为采访‘蓝天会’活动而来的。”
“可是我们还是……”
“需要我去向贵公司的公关室说明吗？”
“不，那倒不用。”办公室主任赶紧说，“有关‘蓝天会’办公室的事，由我负责处理。”
从她的口吻判断，似乎被公关室教训得很惨吧。假如她现在又说服不了滋子，被滋子越级去交涉的话，她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既然这样，我再写一份更详细的计划书，条列询问金川会长的事项内容给你们，是否可以请贵会再次考虑呢？”
“不，那也不用……”
这位平常忙着照顾相当于孙子辈的小朋友的办公室主任，此刻就像被母亲质问“为什么忘了写功课”而拼命找借口的小女孩一样，滋子不禁有些同情对方。
“是公关室指示全面封杀我的采访吧？”
“你说得没错，真是不好意思。”
“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难道说只因写过那个残酷的连环绑架杀人案件的相关报道，由这名记者再写‘蓝天会’的报道就会损及贵会名誉吗？”
也许是说破了反而可以安心，荒井主任僵硬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个人觉得很遗憾，但是贵会的顾虑也不无道理。”
“你能理解吗？”她的语气更为开朗了起来，“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神经质，毕竟刊登报道的是教育杂志呀，不是吗？”
“是的，你说得没错。”滋子回答得很干脆，心想我死了之后，肯定立刻被打入地狱。
“可是公关室的态度很强硬。”
“那也是公关室的职责所在嘛。反倒是因为我的缘故，害得荒井主任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真是不好意思。”
“哎呀，我是无所谓，我也必须历经这许多事才能有所成长呀。”
她果然是个老实的好人。
“金川会长知道这件事吗？”
“是的，我跟他报告过。”
“那么金川会长也跟公关室的意见一样吗？”
对方没有立刻回答，似乎有些犹豫。
“还是说……请原谅我的僭越，金川会长本人大概也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荒川主任大概是因为又被说破了，更加显得安心。“是呀，我就实话实说吧，你说得没错。”
她还说，会长大骂，有那么多的采访要求，为什么要接受因报道这种可怕案件而出名的人的专访？唉，她真是个好人，滋子想知道的，她都全盘托出了。
“原来如此，我大致了解了。我自己也太过轻率，这次采访我决定放弃，让你这么费心，实在十分感谢。”
挂上电话后，滋子发出了一声长叹——“唉！”
原来前畑滋子的名字已经烙下那么深的印记了？还是说金川会长反应过度呢？遗憾的是，身为当事人的滋子无法判断。
滋子连忙赶到诺亚出版上班。小惠大概是昨晚熬夜加班吧，联络板上写着“下午到办公室”。野崎一个人正在读早报。时机正好。滋子在他附近的椅子上坐下。
听了整个经过的野崎也跟刚才的滋子一样长叹一声后说：“很有意思。”
“我的名字难道就那么犯忌讳吗？”
“对于那桩命案的关系人来说，现在应该还是吧。”
野崎说得很直接。滋子听了只有苦笑。
“好严厉呀。”
“可是对一般人而言，应该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想必金川会长本人和公关室的人原本只是想知道前畑滋子是谁，是怎样的文字工作者，于是先调查一下，上网搜索后自然就发现你跟九年前那起案件的关联，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他们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的。”
“那么因此就拒绝受访，该怎么说，不会太过神经质了吗？都已经是将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野崎眼珠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后，笑着对滋子说：“真要我说吗？你也太狡猾了吧。”
“为什么？”
“答案都写在你脸上了呀！‘蓝天会’态度这么敏感，就表示他们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一旦有专门追踪社会事件的记者接近他们就糟了，你想要这么解释吧？”
正是如此！
“这种想法太跳跃了吗，还是我想太多了？”滋子问。
“不知道。可能猜对了，也可能猜错。儿童福利团体本来就都很谨慎行事，毕竟形象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也就是说，野崎认为不能单凭这一件事就轻易作出判断。
“不如到别的地方找寻线索吧？”
“哪里？”
“网络上的电子布告栏系统，专门爆料丑闻、告发内幕消息的地方。”
“有那种地方吗？”
野崎笑了。“我都忘了，滋子不太有那方面的渠道，换作是我，早就先从那里着手调查了。‘蓝天会’假如有什么问题，很有可能会先在那里被揭露出来。”
的确，滋子从来没想过这事，她一直都认为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很低，她必须承认这一点。再加上很久没有从事调查工作了，一时间也没有想到这个方法。滋子认为假如“蓝天会”隐藏某些内幕真有其事的话，应该通过跟某个人的联系与接触，才能取得该会的内部信息。从这一点来看，滋子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做法已经落伍了。
“当然‘蓝天会’这个词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是否有具体的信息也很难说，真实与否也很难确认，但或许能从中找到线索吧。”
“只是……”野崎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盘起手臂说，“毕竟你在这方面的经验值顶多只有十分，不可能上去就能满载而归，即便是我也没有这种自信。因此，与其自己为一些空穴来风浪费时间，不如找专人帮忙浏览公布栏。你认不认识合适的人呢，比方说写作同好之列？”
“应该……有吧。”
心中有两个人选，另外也可以请其他人帮忙介绍。
“那就试试看吧。所谓的万事通，不单只是消息灵通，而且还很喜欢四处传播，所以去请教他们应该不会摆脸色给你的。”
结果野崎的这番建议很正确，几个小时后，滋子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了愿意搜寻网络情报的帮手，而且只要键入“金川有机材”和“蓝天会”这两个关键词就够了。
“‘蓝天会’这个团体本来就很独特，所以很好找。”对方说，“但是千万不能完全相信网上的信息，这是铁则。”
“我会牢记的。”
对方要求几天到一周的时间。
进行诺亚出版业务的同时，滋子也试图跟秋津联络过几次，却始终找不到人。她也寄了快递给高桥律师事务所，但大概还没到吧。
就在滋子准备下班时，刚好接到昭二的来电，说是要跟客户一起去喝酒。滋子觉得正好，她一个人在车站前的面店简单用过晚餐，回到家换好便服后，拿出了诚子带来的饼干盒。
物件已列好了清单，随手写有“方南町四点”的通讯簿里的电话号码也抄录下来了，其他就是一些火柴盒和一张名片。
谜样的人物——“加藤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加藤宣夫”。
土井崎夫妇付钱（或是被勒索）给得知土井崎茜被杀害的第三者。如果真有此事，滋子不知道是否该直接联络火柴盒、通讯簿里的电话号码和这个名叫加藤宣夫的人，她担心这里头可能有那个第三者。
萩谷敏子说过，这种饼干盒之类的容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大多用来暂时收放一些已经没有用处却舍不得丢掉的杂物，通常都是些放进去后就忘了其存在的东西。
滋子思考着：如果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了隐瞒而必须定期付钱给某人，我会将对方的联络信息藏在哪里呢？虽然很不愿意却不得不留着，那么便必须选定一个地方才行。
大家都会用的电话簿？绝对不可能。混在名片簿或通讯簿里？这么一来固然比较不显眼，但心理上还是会产生抗拒吧。像那种阴暗的一面——也就是“污秽”的部分，必然不希望和日常生活用品放在一起，这也算是人情之常吧，更何况那阴暗面并非全家人共有的秘密，自然更不愿意了。
所以我会选择“暂时寄放的地方——但最终会成为垃圾的容器”，可以如此猜测吗？
只是在那种情况下，一如诚子注意到的，为什么土井崎茜的全新校徽也会放在里面呢？
难道说土井崎茜的存在对土井崎夫妇而言也属于“污秽”的部分吗？
滋子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刚过晚上七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即使是首次致电，也不算失礼吧。
好，就像对二宫一样，采用相同手法吧，以确认土井崎元的债权问题为借口跟对方联络。如果这个叫加藤宣夫的人是勒索者，只要滋子假扮是毫不知情的第三者，应该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吧？何况，如果被猜中的话，对方也会假装什么都不知情吧。
拿起家里电话的话筒拨完号，响了很久的铃声没有人接，正准备挂断重拨时，电话那头传来男人的应答：“喂喂。”
“不好意思，请问是加藤先生府上吗？”
“是的，没错。”
“这么晚打来，不好意思。请问加藤宣夫先生在吗？”
男人回说“我就是”，声音有些含糊。
滋子报上名字说明来意，并表示有关加藤宣夫的名字和联络电话，是在受土井崎元委托时取得的通讯簿中发现的。自己则是根据通讯簿上的顺序一一打电话联络。
“哦……原来如此。”
那一声“哦”尾音拖了很长，然后加藤宣夫反问：“对不起，你是那种帮人家要债的人吗？”
“不，不是的。”滋子尽可能以温柔的口吻回答，“我是经土井崎先生委托处理土井崎茜案的律师介绍而接下这份工作的。”
谎言一个接着一个，但事到如今也别无他法了。
“你是说土井崎先生到处借钱，多到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吗？”
对方口齿不清，几乎很难听懂。滋子想起死去的公公也是如此，想必是装了假牙的缘故。从声音听起来，对方年纪应该比二宫大吧。
可是对方对土井崎元的关心依然透过话筒传递了过来。
“其实也不是那么糟糕的状况，只是因为火灾烧掉了一切，有一些部分弄不清楚了。”
加藤先生又“哦”了一声，这一次比较短促。
“我已经有十五年多没有跟土井崎先生见面了。我们之间有来往是很早以前的事，那本通讯簿应该很旧了吧？我想你去问土井崎先生本人，他应该也会这么说。”
“哎呀，是这样子吗？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啦，真是辛苦你了。”虽然语句含糊，但是对方的措辞十分客气，流露出一种温暖的感觉。
“不好意思，请问土井崎先生还好吗？”
“是的，他很好。”
“你说他借钱，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所认识的土井崎先生应该不是那种人。”
加藤先生和土井崎元已有十五年以上不曾见过，他会对土井崎元借钱的事感到惊讶，反过来说，至少可以证明土井崎元开始借贷的生活不用回溯到十五年前。由此推论，他借钱还是发生在土井崎茜死后。
“我不是很清楚个中的原因。”
“哦，说得也是。”对方没有继续追问。
“不好意思，请问加藤先生和土井崎元先生的交情很久远吗？”
对方听了好像也不以为忤，轻轻地笑了一下。“我们在公司算是前后期，后来我因为继承家业而辞掉工作，当初我们倒是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
滋子赶紧取出记事簿。“这么说来，土井崎先生的通讯簿上写着加藤先生的名字和加藤纸业总经理是……”
“说是总经理，不过是家小公司，还得跑到老东家探询有没有业务可接。那个时候凑巧遇到好久不见的土井崎先生，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呢？”
彼此都很怀念对方，加上以前就很谈得来，便开始偶尔约在居酒屋见面聊天。这样的来往持续了大约两年，所以重逢应该是在十七年前。
加藤是以前公司的前辈，有两年的交情，偶尔一起喝酒的朋友，但收到的名片却放进了饼干盒里。对土井崎元而言，加藤先生在他心中的定位究竟如何呢？
土井崎茜死亡的时间点正在那两年里。他们为什么会不再往来呢？跟土井崎茜的事有关吗？滋子很想多问出一些，正在考虑该如何撒网时，对方开口了。
“他的女儿，叫做小茜吧？有关她离家出走的事，当时我是听阿元亲口说的。”
连称呼也变了，看来两人的关系很亲密。
“他难得喝酒诉苦，问他原因，原来是发生了这种事。他还说他太太为此很烦恼，让他很担心，所以以后不太能下班再一起喝酒了。”
“于是你们就没有再一起喝酒了吗？”
“我很想安慰他鼓励他，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毕竟也不能当作事不关己呀。”
对方的语气显得很感慨，听起来似乎有什么内情。
“你是指他女儿离家出走的事吗？”
加藤先生沉吟了很久，显得有些难以启口。
“不，不是的，是因为我家排行老二的那个男孩子和阿元家的小茜是同年出生的。”
也许是滋子想得太多，感觉他好像瞬间有些慌张似的。
“总之我没有借钱给阿元过，请他安心吧。倒是我在居酒屋还让他请过客，那一次是阿元领了年终奖金，我这个当总经理的反而没有奖金可以领呀。”加藤先生笑说。
滋子装作若无其事继续问：“你听说过离家出走之前的小茜，因为正值青春期，行为好像有些偏差吗？”
“嗯……多少有一点吧，阿元家很辛苦，我们家也是呀。”
远远地似乎有人在喊他“爸爸”或是“爷爷”，于是加藤先生便趁机想挂电话。
“啊，没想到聊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请帮我跟阿元问好。听到他的消息，我也安心了许多。”
滋子道谢后挂断电话。在手边的记事簿上写下“有个和小茜同年的儿子”。
同样拥有青春期儿女的两位父亲，在居酒屋喝得微醺之时，不禁抱怨起近来孩子变得越来越不听话，滋子的眼前几乎可看见这样的光景。
说不定加藤先生的儿子当时也学坏了，或是对父亲表现出反抗的态度，总之就是有些状况吧，使得土井崎元对他感到分外亲切，甚至愿意改变几乎每天都准时回家的习惯，有段时期和他偶尔在外面喝酒小聚。然而这样的聚会也在土井崎元对小茜下手后结束……
这件事就查到这里吧。再来就是要策动高桥律师，拜托他帮忙安排见土井崎元，好直接问个明白。
滋子接着拨打那本通讯簿上的电话号码。上面并没有写名字，只有号码，而且还是好多年前用的七位号码，于是滋子在前面加了一个3试试看。
一共有六组电话号码，其中有三组出现“这个号码是空号”的应答，剩下的三组都是美容院。其中两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营业的店家，另外一家地址没变，却已经换了好几代老板，三家都在北千住。
滋子打电话给诚子，开门见山地问：“我是猜的，你母亲是否经常换美容院呢？”
诚子听了笑说：“哇，你怎么会知道？”
似乎只要价钱便宜，或是有刚翻修或新开的店，或是路上拿到优待券，向子就会一家换过一家去试试。
“她常常会注意夹在报里的广告传单。对了，有时候看到公交车和电车上的广告，她也会记下电话号码，然后找机会去试试看。”
说完后，诚子好像也想了起来。“是那个饼干盒里的通讯簿上的电话号码吗？”
“没错。有些号码打不通，不过也是你母亲的字迹，应该都是美容院的吧。”
诚子也表示赞同。“我母亲常会把那些免费拿到的便条纸、通讯簿之类的东西收进皮包里，这里写写那里用用的，有时随便乱放便忘了拿出，所以我想上面不可能写着什么重要的事吧……”
这么一来，就只剩下火柴盒了，大大小小混在一起，共有十个。
“前畑小姐，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拜访学校、耳鼻喉科医生和以前的邻居呢？”
诚子似乎显得冲劲十足。糟糕，现在哪有时间查那些地方，看来当初不小心煽动她真是失策了。尽管滋子很不愿意说谎骗她，但现在只能先争取点时间再说。
“真是对不起，可以再等一阵子吗？我现在得先将目前调查到的内容做一番整理，整理完后我会再跟你联络。”
“我什么时间都可以，达夫也想要一起去，可以吗？他说可以充当我们的司机。”
“不行，最好还是不要吧。达夫一起去的话，我怕有些人会介意而不愿开口。”
“哦，是吗……”诚子有些失望，“对不起，到头来我还是很依赖达夫。”
“如果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滋子挂上电话后，不禁担心起刚刚那句不负责任的反问是否对。今后诚子和达夫打算怎么办呢？他们彼此都还爱着对方，达夫放不下诚子，诚子也想依赖达夫。这种重修旧好的关系继续下去能有未来吗？如果两人决定再婚，恐怕达夫必然得跟家里脱离关系了。
我干吗担心那么多，未免也太多事了吧。
滋子重新调整好心情，将十个火柴盒排列在桌上，没有一个火柴盒有用过的迹象。盒装的有七个，三个是折叠式的，其中两个来自同一家录像带出租店，就在土井崎家附近，所以应该可以排除在外吧。而剩下的八个火柴盒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上面印的都是咖啡厅、冷饮店的店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有的还附有小型地图。
滋子站起来，拿出大张的东京市地图，用红笔一一圈出火柴盒上的地点。
没有一家店在北千住的车站附近，大多是在上野车站附近，那里有五家，超过了半数。新宿车站东口有一家、西口有一家，东京车站八重州地下街里有一家。
这八家店都位于大型公交总站旁。
滋子又打电话给诚子，先为老是去电打扰而道歉，然后问：“你父亲曾因公事出差过吗？”
从诚子的声音不难想见她脸上吃惊的表情。“出差？从来都没有过。”
诚子表示就她记忆所及，一次都没有。父亲的工作性质不需要出差，顶多是当天往返的研修。
“原来如此。那你母亲出去打工时，都是选择什么类型的工作呢？是否在咖啡厅、冷饮店工作过？”
诚子想都不用想一下便回答：“没有。她做过超市的收银员、洗衣店的柜台服务员。”
“今井洗衣店吗？”
“不是，”诚子笑了，“是跟胜男他们家打对台的连锁洗衣店，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很快就辞掉了。”
“她多半是找住家附近的工作吧，需要搭车上班吗？”
“不需要，”诚子回答得很干脆，“也不可能需要。因为她不想让家里空着没人，总是就近找工作，顶多需要搭公交车。”
滋子听了猛点头说：“那还有一个问题，你跟别人去咖啡厅的时候，常会拿火柴盒回家吗？或者说有段时期有收集火柴盒的习惯？”
诚子只是沉吟了一会儿，立刻反问：“这一次换成问那个饼干盒里的火柴盒吗？”
“没错。”
“不是我带回家的。我和达夫都不吸烟，不需要用火柴，我也从来没有收集火柴盒的习惯。”诚子的语气显露出些许不耐烦，“假如我有印象的话，一开始在检查饼干盒里的东西时，我就会说了，更何况那些火柴盒不是很旧了吗，应该是我懂得出入咖啡厅之前的东西吧。”
“话是没错，但我原则上还是得确认清楚。谢谢你，我今晚不会再打电话来了，晚安啰。”
滋子盘起手臂凝视着一字排开的火柴盒。
诚子说得没错，饼干盒里的东西多半很旧，应该是土井崎茜被杀当时和之前的东西吧。但是这些火柴盒却很有可能不同。
八个火柴盒上的电话号码都是八个数字。
就跟大家猜测的一样，大致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饼干盒算是土井崎家用来装些“可有可无的杂物”的东西。但是从某一时期起，它的用途变了，或者应该说是增加了新的用途，成了装火柴盒的容器。
那么这些火柴盒有什么含义呢？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下被带回家的呢？
土井崎元不用出差，那几家店也不是向子的工作地点，而且夫妻俩又很少外出，也不旅行。
土井崎夫妇会为了什么事到东京市内公交总站附近的咖啡厅呢？是为了跟谁碰面吗？带回火柴盒是因为下一次见面还有约在那里的可能性吗？
留下火柴盒就可以省下抄写在通讯簿上的工夫，火柴盒可以作为住址和电话的记录，而且也不会太显眼。到下一次需要用到之前，可以一直收放在这个旧饼干盒里，甚至忘了它的存在。
约他们夫妻在这些店碰面——恐怕他们夫妇是被叫出去的吧？对方到底是谁呢？
大概是勒索者吧？是跟他们夫妻要挟封口费的人吧？
每一次都约在不同地点碰面，说不定是轮流约在这几家店？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以同样目的被使用的咖啡厅火柴盒吧？说不定有些店不用火柴盒他们夫妻早已经记住了地点。
他们在那些地点现金交易。是固定在每月的几号吗？还是勒索者随时会跟他们夫妇要钱？
滋子皱起了眉头，一边抚着眉间一边思考。我的推测是否太跳跃，太过唐突了呢？只根据八个火柴盒，是否想象力发挥得太过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