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物呢？你的人物都是从什么人身上得到的灵感？”
“所有的人，一位朋友，一位家庭主妇，一位银行的柜台员工。但是请注意，不是这些人本身激发你的灵感，而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事的方法会让你联想到你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会做的事情。那些说他们不用从任何人身上获得灵感的作家都是在骗人，但他们那么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样能让他们少很多麻烦。”
“这是什么意思？”
“作家们的特权，马库斯，就是你可以通过你写的书来和你周边的人算清总账。只是不要把他们的姓名说出来就好了。永远不要提他们的名字，要不然就会招来官司和麻烦。这是我给你的第几条建议了？”
“23。”
“那好，这就是第23条建议。马库斯，你永远都只能写虚构的故事，其他方式只会给你带来烦恼。”
2008年6月22日，星期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卫·凯尔甘牧师。那天是新英格兰地区独有的夏日阴霾天，海浪卷起的大雾很厚，停在树梢和房顶上久久不愿离去。凯尔甘家住在特雷斯大道245号，一个美丽的社区里。似乎从他们来到欧若拉的那天起，房子就没有变过。墙的颜色还是一样，周围被灌木丛环绕着。旁边新栽下的蔷薇花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房前的樱花树在十年前枯萎后又换上了一棵同种的新树。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从屋子里传出了巨大的音乐声。我敲了几次门，但是都没有回应。最后，一位路过的人对我说：“如果你要找的是凯尔甘牧师，那就别在这儿瞎忙活了，他应该在车库里。”于是我就去敲了车库的门，音乐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在敲了很长时间之后，门终于开了，我看到，在我面前站了一位小老头，看起来很弱小，头发和皮肤都发灰了，身上穿着在车库里工作时的套衫，眼睛上还戴着防护眼镜。这就是85岁的大卫·凯尔甘。
“有什么事吗？”在大到不能忍受的音乐声中，他大声问道。
我似乎只有把手放在嘴巴两旁做成喇叭的样子才能让他听到我在说什么。
“我叫马库斯·戈德曼。你应该不认识我，但是我现在正在调查诺拉的死因。”
“你是警察吗？”
“不，我是作家。你能把音乐关了，或者把音量调低一些吗？”
“不行，我从来不会关掉音乐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客厅说话。”
他带我进了车库，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手工作坊，中间放了一辆收藏版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角落里，一台接着音响的老式电唱机放着典型的爵士乐。
我本以为自己的来访会遭到冷遇，我想，凯尔甘牧师最近在饱受记者们的“围攻”之后，肯定会希望能有一点自己的清静空间。但是他让我感到很热情。我虽然来过欧若拉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显然也不知道我和哈里之间的关系，我也就没有向他提起。他为我俩冲了两杯冰茶，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到了客厅里。他没有取下脸上戴的防护眼镜，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再回到他的摩托车旁边，而那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也一直在空气中回响。我试着想象出33年前这个男人的模样，那时，他还是圣雅各教堂里活力四射的牧师。
“你为什么来这里，戈德曼先生？”在带着好奇的眼神审视了我一番之后，他这么问我，“是为了写书吗？”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牧师。我想知道在诺拉身上发生的事情。”
“请不要叫我牧师，我已经不是了。”
“我为你女儿的事情感到十分难过，先生。”
他露出了很温暖的笑容。
“谢谢，你是第一个表示慰问的人，戈德曼先生。最近两个星期，整个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我的女儿。所有的人都跑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个人来这里问问我的近况。除了记者，唯一会敲我门的人就是那些来抱怨噪声的人。在哀悼中的父亲总有点听音乐的权利吧，不是吗？”
“当然，先生。”
“你在写一本书？”
“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写作了。能写出好书，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的出版商让我写一本关于这桩案件的书。他说这能重振我的事业，你会反对我写一本有关诺拉的书吗？”
他耸了耸肩。
“不会，如果这能帮助家长，让大家更加谨慎的话。你知道吗？我女儿失踪的那天，她就在她的房间里，而我就在车库里，开着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她房间的窗子是开着的，她就是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没看好我的女儿。为家长们写一本书吧，戈德曼先生。父母们都想看好他们的孩子。”
“当时你在车库里干什么，当天？”
“我在修那辆摩托车，就是你看到的哈雷。”
“是辆不错的车。”
“谢谢，是当年我在蒙特贝利一家修车行里淘到的。当时修车的人说这个机器对他已经没有用了，于是他象征性地收了我五美元。这就是我女儿失踪的时候我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就是在修那辆不能再用的摩托车。”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是的，我的妻子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他站起身来，给我拿出了一本相册。他给我看了诺拉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他的妻子——路易莎。他们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他在完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和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令我感到很惊讶。我相信，他其实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再回忆一下他女儿的事情。他跟我说，他们是1969年的秋天从亚拉巴马州的杰克逊市来到这里的，那里的教区虽然在扩张，但是来自大海的召唤似乎更有吸引力。当时，欧若拉教区在寻找一个新的牧师，他就这样去了。来新罕布什尔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诺拉抚养长大。那个时候，国内乱作一团：除了各种政治纠纷，还有种族之间的分离以及越南战争。特别是1967年在圣康坦发生的种族骚乱以及在纽瓦克和底特律黑人街区发生的动乱，让他们决定开始寻找一个远离一切纷争的避世之所。那一年，当他的小汽车拖着沉重的旅行挂车来到蒙特贝利满是睡莲的大池塘边上的时候，他正准备冲下斜坡开往欧若拉，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个美丽而又安静的小城。那一瞬间，大卫·凯尔甘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惊喜万分。然而，又有谁能想到，六年后，他的女儿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呢？
“我曾经路过你的教堂。”我说道，“现在已经变成麦当劳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快要变成麦当劳了，戈德曼先生。”
“那个教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年以来，这里一直风平浪静。但在诺拉失踪后，一切都改变了。好吧，或许只有一件事情改变了：那就是我不再相信上帝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孩子们是不会失踪的。从此，我开始为所欲为，但是没人敢赶我走。渐渐地，这个教区就重新分崩离析了。15年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欧若拉教区和蒙特贝利教区合并。他们把教堂的房子也卖了，现在，教徒们每个星期日都去蒙特贝利。在诺拉失踪之后，我虽然是六年后才正式辞退职务的，但是在这期间，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了。教会还是一直给我发放年金，而且他们几乎没要什么钱就把这幢房子转让给我了。”
大卫·凯尔甘然后给我讲述了那些年在欧若拉幸福无忧的日子。他说，这是他一生最美的时光。他还记得那些夏日的夜晚，他准许诺拉在挑棚下一整个晚上“挑灯夜读”的场景，他多么希望那些夏夜永远都不会结束。他还跟我说起他的女儿会把在“克拉克之家”每星期六挣到的钱攒下来，然后她想用这笔钱去加利福尼亚追寻她的明星梦。而他每次去“克拉克之家”的时候也会很骄傲，因为他总会听到客人们还有奎因夫人对她都是那么满意。在她失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会问自己，她是不是去了加利福尼亚。
“为什么要走呢？”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她想要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反问道。
“那哈里·戈贝尔呢？你很了解他吗？”
“没有，了解一点点吧。我遇到过他几次。”
“一点点？”我有些惊讶，“但是你们在同一个城市里住了30多年。”
“并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戈德曼先生。而且你也知道，我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那件事是真的吗？哈里·戈贝尔和诺拉？他真的为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意味着什么，戈德曼先生？”
“实话实说，我觉得你的女儿爱着哈里，哈里也爱着她。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人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而不能相爱的故事。”
“我知道。”他大声道，“我知道，这么说，那个戈贝尔只是用所谓‘社会阶层差异造成的隔阂’代替了‘变态情感遇到的阻碍’，这样他的故事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然后他就能卖几百万册？他把和我的女儿——我的小诺拉之间发生的淫乱故事写成了书，所有的美国人都读过，并且竟然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对它拍手叫好！”
凯尔甘牧师失去了平静，他吐出最后几个字时带着的怒气，简直让我不敢相信是从这样一位外表孱弱的人的嘴里面迸出来的。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绕着圈踱起了步子，好像怒气还是难以平复。而巨大的音乐声也一直在空气中回荡。
我对他说：“哈里·戈贝尔没有杀害诺拉。”
“你怎能如此确定？”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到确信无疑，凯尔甘先生。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的存在才会如此复杂。”
他撇了撇嘴：“你想知道什么事情，戈德曼先生？你来这里应该是想要问我一些问题吧？”
“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女儿失踪的那一天，你没有听到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
“一些邻居说，当时听到了一些叫声。”
“叫声？没有任何叫声。当时在这幢房子里面，我没有听到什么叫声。怎么会在别的地方反而听到了呢？那天，我整个下午都在车库里。七点钟过后，我开始准备晚餐，于是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让她来帮帮我，但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一开始还在想她可能是去散步了，虽然她并不会经常这么做。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由于很着急，就到街区里转了一圈。我在人行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撞见了一群邻居。他们都说，在河溪路边发现了一位浑身是血的年轻姑娘，到处都是警车，整个地区都被封锁了。我马上跑到最近的一个邻居家，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那个姑娘可能是诺拉……她的房间就在一楼，戈德曼先生。30多年来，我一直问自己，我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我也经常对自己说，假如我还有其他孩子的话，我会让他们睡在阁楼里。但是，我没有其他孩子了。”
“在你女儿失踪的那个夏天，你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没有，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另外一个我经常问自己但同样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不过，他还是依稀记得那年夏天，当诺拉的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忧愁。他当时还以为这是她进入青春期的原因。我接着请求去看一下他女儿的房间。他就好像博物馆里的向导一样一路紧跟着我，并嘱咐我说：“千万别碰任何东西。”自从她失踪以来，他就没有动过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一张床，放着洋娃娃的架子，一个小书架，一张上面胡乱放着各种笔的书桌，一把长铁尺和一些泛黄的纸页。这些都是信纸，就是那种她给哈里写信用的纸。
“这些纸都是她在蒙特贝利的一家文具店里买的。”他看到我对房间很感兴趣，就又解释道，“她很喜欢这些东西，总是把它拿在手边，写一些她想记下的东西，或是用来给别人留个信。这些纸跟她形影不离，她总是会在家里预存好几摞备用。”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放了一台雷明顿打字机。
“这是她的吗？”我问道。
“是我的，但是她也会用。在她失踪的那个夏天，她经常拿过去用，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打出来，她还经常把打印机带出去。我跟她说可以开车带她去，但她从来不要我这样做。她喜欢抱着打印机，自己走路出去。”
“那么，这个房间的现状跟她失踪时候的样子没有什么区别吧？”
“所有的东西都没动过。这个空空的房间就是我当年来找她的时候看到的样子。窗子大大地开着，微风轻轻地卷起窗帘。”
“你觉得，那天晚上是有人闯进了她的房间，然后将她掳了出去？”
“我不能这么对你说，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这里完全没有打斗的痕迹。”
“警察发现她带着一个皮包，那个上面刻着她名字的包。”
“是的，他们还让我去辨认过。那个包是我送给她的15岁生日礼物。有一天，我们一起到蒙特贝利去，她就是在那里看到的这个包。我还记得那家店，就在主干道上。第二天，我就回去把它买了下来。我还在一家皮具店请人把她的名字刻在了上面。”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
“那么，如果这是她的包，是她把它带走的。而如果是她把它带走的，那就应该是她自己去了什么地方，不是吗？凯尔甘先生，我知道这只是一种联想，但是，你不觉得诺拉是自己逃走的吗？”
“戈德曼先生，我真的已经弄不清楚了。30年前，警察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几天前又重新问了一次。但是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少。衣服、钱。你看，她的存钱罐还放在架子上，还是满满当当的。（他拿起了架子最上层放着的一个饼干盒对我说）看，里面还有120美元！120美元，如果她要离家出走的话，为什么还把钱留在这里？警察还说，她的包里还放着那本该死的书，是这样吗？”
“是的。”
一个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为什么诺拉逃走的时候，钱和衣服都没带？为什么她只带了那份底稿？
车库里，音乐碟上的最后一首曲子也播完了，诺拉的父亲急忙又过去从头开始播放。我也不想再继续打扰他了，于是在和他道别之后就离开了，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拍了一张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照片。
回到鹅弯以后，我去沙滩上练拳击。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待了没多久，我就碰到了从屋子那边走过来的加洛伍德警长。因为耳朵上戴着耳机，所以直到他拍我肩膀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你看起来状态不错。”他看了看我赤裸的上身对我说，然后将他满是汗的手往裤子上擦了擦。
“我在努力保持身体状态。”
我从口袋里拿出录音机，摁下了停止播放键。
“迷你卡带机？”他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你知不知道苹果公司已经在全世界展开了一场革命，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硬盘上存下数不清的音乐，而这种东西就叫ipod。”
“我不听音乐，警长。”
“那你在做运动的时候都听些什么？”
“这不重要。快告诉我，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要知道，今天可是星期天啊。”
“我接到了道恩警长的电话，他跟我说了星期五晚上发生的火灾。他很焦急，说老实话，我很理解他。我也不希望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你是想对我说，你在担心我的生命安全？”
“完全不是。我只是不想让局势恶化。我们很清楚，青少年被谋杀的案件总能在人群中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我可以向你保证，每当电视上谈及这个死去的小姑娘的时候，毫无疑问都会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想去把戈贝尔干掉。”
“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次针对的人是我。”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收到了匿名信这件事？”
“因为，那天是你把我赶出办公室的。”
“你说得没错。”
“你要喝啤酒吗，警长？”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同意了。我们一起回到鹅弯的家中，我找了两瓶酒，和他一块儿在露台上喝了起来。我对他讲述了前一天晚上，从格兰德沙滩回来的时候，我是怎么遇到那个纵火者的。
“要描述他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说，“那个人蒙着脸，我只看到一个侧影。然后，我就收到了那张写着同样内容的字条：快回你的家，戈德曼。这已经是第三回了。”
“道恩警长跟我说过。有谁知道你在调查这个案件？”
“所有人。我的意思是，整个白天我都在问别人问题，这可能是任何人。你是怎么想的，你觉不觉得是有人不想让我知道更多的情况？”
“是一个不想让你知道关于诺拉真相的人。你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的调查？怎么，你现在开始感兴趣了？”
“可以这么讲吧。不得不说，自从有人威胁你让你闭嘴的时候开始，你的可信赖程度飞速提升了。”
“我和凯尔甘先生谈过，他是一个老实人，还带我看了诺拉的房间，我猜你也已经看过了吧……”
“是的。”
“如果这是一次离家出走的话，你怎么解释她为何什么都没带走？衣服和钱都没带。”
“因为这不是一次离家出走。”加洛伍德对我说。
“那是什么呢？如果这是一次绑架，又为什么没有打斗的痕迹？为什么她要把那个装着底稿的包带走？”
“假如她认识谋杀她的人，那就能解释这一切了。也许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关系；也许，他经常到她的窗前来，那天也不例外，他可能让她跟着他；也许就只是为了出门散散步。”
“你指的就是哈里吧。”
“是的。”
“然后呢，她就带着底稿跳到窗子外面去了？”
“是谁告诉你她当时带了那份底稿的？谁又告诉你她曾经拿过那份底稿？这只是戈贝尔的托词，是他在底稿和诺拉的尸体一起被发现后，为了摆脱嫌疑而做出的解释。”
在那一瞬间，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我了解到的关于哈里和诺拉之间的事情，他们曾经约好一起在“海滨汽车旅馆”见面，然后一起私奔。但是，当时我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生怕会给哈里带来什么不利。我只是问了问加洛伍德：
“那你的设想是什么呢？”
“戈贝尔杀害了那位小姑娘，然后把底稿和她葬在了一起。也许是出于悔恨。这是一本关于他们爱情的书，他们的爱杀死了她。”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在底稿上写着几个字。”
“几个字？写着什么？”
“我不能对你说，这是机密。”
“哦，别跟我胡说八道了，警长！你已经跟我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但或许还远远不够：你不能总是在情况对你有利的时候，才把你自己藏在要保守调查秘密的幌子后面。”
他叹了口气，还是屈服了。
“上面写着：永别了，亲爱的诺拉。”
我突然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亲爱的诺拉”，这不就是诺拉在洛克兰的时候让哈里这么叫她的吗？我努力保持着冷静。
“这几个字，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问道。
“我们将拿去做一个笔迹检测，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我完全被警方的这个发现打乱了阵脚。“亲爱的诺拉”这几个字和哈里所说的一模一样，我还录了音。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在晚上九点的钟声敲响之后，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显然，她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那场火灾的报道。
“天哪！马可，你是要为这个该死的罪犯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吗？”
“冷静点，妈妈，冷静。”
“这里的人都在谈论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都不是些什么好话。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大家都琢磨着，你为什么还会和这个哈里搅在一起？”
“没有哈里，就根本不可能有伟大的戈德曼，妈妈。”
“你说得对，如果没有这个家伙，你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戈德曼。自从你在大学里遇到这个家伙以后，你就变了。你可是‘神奇小子’，马可。你还记得吗？就连超市那位矮小的收银员郎夫人到现在都还问我：‘神奇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妈妈……从来就没有什么‘神奇小子’。”
“从来就没有‘神奇小子’？从来就没有‘神奇小子’？（她呼唤着我的父亲）尼尔森，快点来这里，快点！马可说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神奇小子’。（我听到我的父亲在后面支支吾吾地嘀咕着什么）你听到了吗？你的爸爸也和我说的一样，你在高中的时候，可是‘神奇小子’啊！我昨天遇到了你原来的校长。他说，他对你有很美好的回忆……我想他都要哭了，他说的时候是那么心潮澎湃。然后他对我说：‘嘿，戈德曼夫人，我都不能想象你的儿子现在遇到了多大的麻烦。’你看到了吧，这多么让人伤心啊！就连你以前的校长都问了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呢？为什么你宁愿去救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都不愿意去找一个女人呢？你已经30岁了，但你居然还没有结婚！你想让我们到死都看不到你的婚礼吗？”
“你才52岁，妈妈，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
“不准狡辩！谁教你狡辩的？这也是你从这个天杀的戈贝尔那里学来的吧。你为什么不想想怎么给我们带回家一个好姑娘呢？嗯？嗯？你回答不上来了吧？”
“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遇上我喜欢的人，妈妈。我要写书，还要参加巡回签售，然后是下一本书……”
“都是借口，就这么简单！你的下一本书？这次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呢？关于变态性故事的书？我已经不了解你了，马可……我的马可小宝贝，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哈里了？他把你变成同性恋了吧？”
“没有，完全没有！”
我听到她对我的父亲讲：“他说不是，这就意味着是。”然后她悄悄地问我：
“你不是得了什么病吧？就算你得病了，你的妈妈还是一样爱你。”
“什么？什么病？”
“就是那种对女人过敏的病。”
“你是要问我是不是同性恋吗？不是！就算我是，也不是什么病。我喜欢一堆女人，妈妈。”
“一堆女人？什么意思，一堆女人？你应该喜欢的是一个女人，然后和她结婚，可以吗？你是想对我说，你不会忠诚于一个女人吗？你是一个性爱狂吗，马可？你想不想去看看心理医生，让人给你做些心理治疗呢？”
最后，我气愤地挂了电话。我感到很孤独，于是一个人来到了哈里的书房里，把录音机打开，他的声音传了出来。我需要一些新的线索，一个可以改变整个调查进程的确凿证据，我需要某种启示来帮我完成这个令人头晕的拼图，可是，现在我只能找到哈里、底稿和去世的小姑娘这三个碎片。就在我思考分析的时候，我的体内突然涌起了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奇怪感觉：我想写作，我想把我现在经历的，把我现在所想的写下来。很快，各种想法就开始在我的大脑中翻腾。现在，我已经不再是想要写作，而是需要写作了。这种感觉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到来了，就像一座突然苏醒的火山，正准备进入喷发的状态。我飞快地拿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在考虑了一会儿怎么开头之后，我写下了我下一本书的头几行字：
2008年的春天，在我成为美国文学界新宠差不多一年后，发生了一件我想深埋于记忆深处的事情：我发现我的大学老师哈里·戈贝尔，这位在全国备受尊重的作家，在他34岁的时候和一位15岁的少女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关系。故事发生在1975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