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台湾方面很担心因“假护照事件”被“冷冻”中的邓丽君回到大陆，于是开始积极为邓丽君先前的“假护照风波”平反。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和“新闻局长”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得知大陆有意邀邓丽君演唱时，高层立即派他与邓丽君联系，邓丽君也立刻允诺，并回请了宋楚瑜夫妇，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陈万水即共赴餐宴。但台湾当局还是不放心，又通过邓家仍在军中服务的邓长富，直接与邓家家长邓枢取得联系，这才放心了。
1980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场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
9月，邓丽君在台湾当局的邀请之下，结束了收获丰富的留美生涯，整装返台，再度成为台湾媒体的焦点人物。
台湾当局有意利用邓丽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大陆的热潮来进行政治宣传，因此，邓丽君回到台湾后积极参加劳军以及社会福利等各种义演活动。邓丽君首先到金门义演，金门是位于福建省厦门湾口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岛，台湾当局曾经在离大陆咫尺的金门上空多次将邓丽君等人气歌星的录音带空飘至大陆。邓丽君生前也曾经多次到金门慰劳三军。这次她在岛上与三军将士合唱《何日君再来》，并用面对大陆的大型扩音器对民众喊道：“各位大陆同胞：我是邓丽君，我知道大家在听我的歌，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请跟我一起唱！”10月间，邓丽君又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盛大义演，门票收入则数捐作自强爱国基金。
在高规格待遇之余，“假护照案件”在台湾仍未结案，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邓丽君的护照事件涉及伪造文书的嫌疑，而且在台湾市民董尚和提出告发后，这个事件已由台北地检处侦办。案件在侦查时，邓丽君均未到案，从而让此案拖了两年多。
一连串义演活动结束后，1981年初，台湾“新闻局”特别颁发“爱国艺人”奖给邓丽君；不久又邀请她与台湾广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季准共同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6月则再安排她到金门及高雄两地举办《何日君再来》等义演晚会。
邓丽君在第一次主持金钟奖时，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变开刀失败，她只能坐在轮椅上演唱，已很难再现“动感歌后”的仙姿，也只能坐着轮椅上台领奖。见此情景，邓丽君止不住泪水，频频以手拭泪。在邓丽君的心目中，战胜病痛的李珮箐永远像她在《高高的仙人掌》中所唱的那样，“我愿我也像那仙人树，不怕逆境，不怕吃苦，也要永远坚定又牢固”，“顶天立地，日日暮暮，能把一切难关都克服”。
种种集荣耀于一身之时，又积极为“假护照事件”“平反”，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台湾极欲拉住邓丽君的意图十分明显。离家年余，首度返台，邓丽君心潮起伏，她在回台日记里，以简短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
“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属于台北的那股特有气氛迎面而来，回头看着也提着行李的妈妈，一脸愉悦，看来似乎年轻了些。冬暖下的台北，正张开双手欢迎我。随身的几箱衣服真是麻烦透了，这几年在国外演唱，什么苦都吃了，但是出入境得带着大批行李仍是令人头疼的老问题。箱子里有一袋日本五角苹果，那是爸爸最喜欢的。妈妈陪我经年累月在外头演唱，留他一个人在家，每次想到他，妈妈和我都牵肠挂肚的。好不容易找到假期，回台北看看家人，替电视台录节目，三天后我又得收拾行囊，到马来西亚登台。要保持知名度，人非得付出相当代价，即使是付出青春。（第一天）”
“晚间全家人都聚在这家气派的餐厅里，爸妈坐在一块儿，感觉上我们又壮大了些，不再是飘落国外的艺人。爸爸笑声不断，话题连连；哥哥和弟弟追问我在日本的生活。一家人这样融洽的相聚是多年来少有的。（第二天）”
“今天好愉快，见了好多老朋友，一家人走在路上都有许多人品头论足的。有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从小听我唱歌；台北的男孩越来越时髦了，高跟鞋、中分发、皮夹克，好像越来越向日本年轻人看齐。
欧阳菲菲在日本找到心爱对象，许多人猜我也可能嫁个日本男孩，但我始终觉得日本男孩外在漂亮，但谈吐肤浅，不过婚姻的确是很微妙，我也不敢说。（第三天）”
“回到‘台视’老摄影棚感慨很深，想到十年前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这里唱歌，‘台视’像我的老家，当时脑中只希望台湾的观众能接受我，但长大了之后野心更大，想学更多更好的歌唱表演，想要离开温暖的窝尝尝外头风雨的滋味，想要征服更多掌声。在日本的四年我确实长大了……我深知要做一位令人回味的歌手，不能只具有一张美
丽的脸。回‘台视’，从上到下对我的热情，让我想到群星会时代的小女孩。‘华视’曾给我极好的条件，但在和‘台视’合约未满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变动的，我深信影剧圈里应该是有道义的。(第四天）”
1981年12月，台湾当局的检察官林天麟根据台湾“航警局”提供的资料，认为邓丽筠的犯行“堪予认定”，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且邓丽君在美求学期间，仍多次返台演唱，只是“偶触法网”，情有可原，因此依职权予以“不起诉处分”。台湾当局的最后判决是：“本来应依刑法二百十二条的规定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三百元以下罚金，不过由于是在中华民国以外的地区犯罪，故念其初犯，依刑法第七条规定，决定不起诉。”听到意料之外的这种判决，据说邓丽君流下了眼泪。这对于出身军人家庭、从小接受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教育以及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在国民党政府文化策略的培育之下开始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的邓丽君来说，台湾当局的举措具有极大的力量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获得台湾当局的平反后，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终于宣告落幕。
1981年在台湾的十大歌星评选活动中，歌迷有权评选的只有郭金发、陈淑桦等八位，因为另外两个名额早已预留给了邓丽君和刘文正。邓丽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同样，邓丽君和刘文正是最早影响大陆的两位台湾歌手。在1981年的时候，台湾当局也把刘文正置于和邓丽君一样的境地，但由于邓丽君在国际间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后来刘文正主演的电影《星期六约会》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邓丽君的录音带则无法播出，偶有例外的是电影主题曲或插曲，曾经在电影频道中播放的一部电影《爱情躲避球》的插曲恰好是邓丽君的歌曲，这才给了大陆歌迷一个久旱逢春的机会。
在1981年之前的邓丽君也许还仅仅是一个普通歌手，可是，重返台湾后的邓丽君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台海两岸铁幕纷争的政治旋涡之中。台湾方面利用邓丽君在大陆及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开始打起“邓丽君牌”，邓丽君被作为对大陆的一种“统战”工具隆重推出。当大陆的一些媒体披露有关方面邀请邓丽君回大陆演唱的消息时，海峡那边的邓丽君却被一次次劳军演出所包围。在那些明显带有政治倾向的演出中，当主持人问到她关于大陆的邀请时，邓丽君只得十分无奈地表示：“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
邓丽君虽然在两岸的紧张关系中为一方摇旗呐喊，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概念，她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的发源地就是“中国”，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众多歌迷支持她的事业也给了她无比大的勇气，促使她树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因此，在台湾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邓丽君常常将“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句话挂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