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克纳米坚持要和伦纳德在凯宾斯基咖啡店见面，而且他坚持要坐在它的户外部的座位里。这时才早晨十点，别的顾客全都坐在店堂里。依然是阳光明媚而十分寒冷的天气。每当一朵巨大的层积云飘来，一时遮住了阳光，周围就会突然笼罩在一片严寒之中。
伦纳德这些天一直很怕冷，他似乎老在颤抖。那天早晨葛拉斯打电话来以后，他醒来时双手就在颤抖不已。还不只是一般的颤抖而已，它是一种痉挛性的摇动。他花了好几分钟才扣上了衬衫扣子。他认为这是由于提了那两个盒子而引起的一种会使肌肉痉挛的后遗症。当他在两天没有进餐以后，第一天到位于总理广场的那间快餐店里吃饭的时候，他竟然把香肠掉落到了人行道上。不知什么人养的一条狗把它饱餐了一顿，连洒在香肠上的芥末也都吞了下去。
在凯宾斯基的店堂外面，他虽然坐在阳光下，可是还得穿着外套，咬紧牙关，以防牙齿格格地颤抖。他连咖啡杯也不敢端，所以他要了杯啤酒，而啤酒又是冰冷彻骨。麦克纳米在一件薄羊毛衬衫外面只穿了件花呢上装，可是他看上去神态自若，毫无畏冷怕寒的样子。当他的咖啡送来了以后，他装满了烟斗，点着了它。伦纳德坐在他的下风处，那股烟味和与之俱来的别的什么玩意使他不禁为之恶心。他就假装解手，想趁机换个座位。他回来时候就换了个座位，去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面，也就是阴暗的那一面。他把外衣裹紧在身上，双手放在屁股下面。麦克纳米把还没动过的啤酒递给他。眼镜玻璃上结起了水珠，两条水柱子淌下来，形成了一对扭来扭去，并不匀称的平行线。
“怎么回事？”麦克纳米说道。
伦纳德觉得被他坐在屁股下面的那双手在颤抖。他说道，“因为我没法从美国人那里拿到什么，我就自己动脑筋，想出了一两个点子，我就开始在空闲的时候摆弄起来。我真的认为我能够想出法子来把明码电文的回音从密码电文里分解出来。为了安全的缘故，我都在家里干。可是我拼装出来的东西没有用。我后来发现我的想法已经过时了。我就把它拿回去，打算在我的办公室把它拆掉——我的那些元件都是放在那儿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检查得这么仔细。昨天值班的正好是两个新手，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偏偏葛拉斯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放在盒子里的那些东西。因为它们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如果你接到了那个电话而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希望的话，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麦克纳米用烟斗咬嘴轻轻地扣击着他的那些树桩似的黄牙。“那个电话使我起劲了一两个钟头。我还以为你在什么地方拿到了纳尔逊搞出来的那套玩意的一个副本。可是你别着急——我想，道里斯山那儿也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现在人家既然已经信了他说的话，伦纳德就急于脱身。他要让自己身上暖和一些，而且他还得看看午报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可是麦克纳米还要待在这儿想想。他又要了杯咖啡还有一客黏黏的馅饼。“我爱想想我们占的那些便宜。我们知道这事不能延续，而且我们窃听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就够让伦敦和华盛顿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把他们搞到的东西全都译出来。”
伦纳德伸出手去拿他的啤酒，可是他又怕手发抖，就把它收了回来。
“从我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来说，另外一件好事就是我们和美国人一起办成了一个重大的项目。自从出现了勃基斯和麦克林这两个叛国贼以后，他们一直对我们很不放心。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了。”
伦纳德终于道了歉站了起来。麦克纳米依然坐着，他对着太阳眯细了眼睛，望着伦纳德，一面在烟斗里重新加满了烟丝。“看上去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知道你正被召回到国内去，运输部门会和你联系的。”
他们握了握手。伦纳德装作握得特别起劲，以此来掩饰他的手的痉挛。麦克纳米似乎并未注意。他对伦纳德说的最后两句话是：“尽管如此，你干得不错。我在交给道里斯山的报告里替你说了些好话。”
伦纳德说道，“先生，谢谢你。”他说完就急忙跑到选帝侯堤道去买了几种报纸。
他乘地铁去戈特布斯门的路上，在车厢里浏览了一下报上的报道。两天过去了，东德的报纸上依然长篇累牍，登满了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每日镜报》和《柏林新闻》都登载了两大张版面的照片。其中一张显示了那些放大器和下面藏着那两个盒子的那只书桌的一角台面。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窃听间里的那部电话依然畅通，新闻记者打进去的电话没有得到回音。那里的灯光和通风装置也都仍在运转，报上还详细描述了有人从隧道里的舍讷费尔德大街下面那一段，一直走到美国占领区边界下面堆着沙袋的那段隧道时得到的感受。文章里说道，从沙袋那儿再往美国占领区望去，“只见一片黑暗，只有点燃了的两支香烟在远处发出了微弱的一点点亮光。可是那两个正在对这儿瞭望的人对我们的招呼不理不睬，毫无反应。也许他们的良心使他们很不好过吧。”伦纳德在另外一些地方读到，“整个柏林都被某些美国军官的阴谋活动惹得怒不可遏。只有当这些阴谋分子停止他们的挑衅行为，柏林才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有一条头号标题是：“电线里出现了奇怪的干扰”。这篇报道说，苏联的情报部门发现，在发出正常的电讯时，经常出现一些干扰的声音，于是下令挖掘，对若干地段的电缆进行检查。这篇文章却没有提到，他们为什么恰好选中了舍讷费尔德大街。当士兵们挖到了窃听间那儿的时候，“有迹象表明，那些间谍仓皇逃窜，弃他们的设备于不顾。”那些荧光灯管上面印有“奥斯兰姆，英国”等字样，“显然这是存心不良，意在嫁祸他人。可是那些螺丝刀和活络扳手上面都刻有‘美国制造’这几个大字，戳穿了这个巨大的假象，暴露出真凶的面目。”在这一页上的底部，印有一行黑体字：“驻柏林美军的一个发言人在昨晚被询及此事时声称，‘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把那些报道全都浏览过了。关于那两个盒子的新闻却未见报道。这使伦纳德感到纳闷，使他因焦虑不安而疲乏不堪，也许他们故意把它作为以后另行报道的一个主题，以便获取更大的新闻效应，也未可知，他们早就在暗中进行侦察了。如果他未曾在电话里对葛拉斯说了那句傻话，俄国人若说在两个盒子里发现了一具被人肢解了的尸体，问题就不难解决：断然予以否认。而如今，假如东德当局悄悄地把这件事情交给西柏林的刑事警察去办，他们只要一问美国人，就会查到伦纳德的头上来。
即使美国人不肯和他们合作，西柏林的警方也很快就会查到，那具尸体是奥托。也许那具尸体上到处都可以发现足以成为法庭证据的材料，证明他生前是个酒鬼。不久人家就会发现，他已很久没有在他住的地方出现，没有去领取社会救济金，没有去他常去的那间小酒馆——在那儿，经常有下了班的警察买酒给他喝。一旦发现了什么无名的尸体，警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查阅失踪的人的名单。在奥托、玛丽亚和伦纳德之间的关系又多又复杂：解除了婚姻关系，住房纠纷，正式的婚约。可是即使伦纳德那次成功了，把那两个盒子存放在动物园火车站里的行李存放处，结果也会和现在一样。他们现在在想些什么呢？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把它想出个结果来。他们会来盘问他和玛丽亚。可是他们俩说的话会相互对得上。那个寓所已经仔仔细细地擦洗干净。也许会引起一些怀疑，可是不会有证据。
而且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杀死了奥托？可那是自卫。奥托私闯民宅，他进行人身攻击。没有把他的死亡报告警察？可是报告了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是出于自卫，所以这也可以理解。把尸体肢解？可是它已经死了，不管如何处理，又有什么不同？隐藏了尸体？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步骤。欺骗了葛拉斯、卫兵、值日官和麦克纳米？可是，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牵涉进这件与他们无关的、不愉快的事情里面去。出卖了那条隧道？这是由于以前发生了一件件事情，出于万般无奈。除此以外，葛拉斯、麦克纳米，以及所有别的任何一个人，都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在所难免，迟早总会发生。它总不见得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已经使它运转了将近一年了。
他是无辜的。他对此清楚得很。那么，他的手为什么一直颤抖个不停呢？是不是他怕被人抓住了受到惩罚？可是他希望他们来，还希望来得快些。他不要继续老是想这些同样的念头，他要对官方的人士谈谈，让他们把他说的话记下来，打印成文，让他签名画押。他要把经过的事实依次一一如实招供，而且要让专人把真实的情况整理成文，使他们能够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使他们从而明了，尽管从这件事情的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恶魔，他也不是一个闲来无事，专爱把无辜的公民剁切成块来解闷或者取乐的狂人，而他之所以把他的那个受害者放在两个盒子里，提着它们在柏林到处转悠，也不是为了他精神失常的缘故。他一再为他的那些想象中的证人和检察官叙述经过的情况。如果他们都是真理的维护者，他们就都会和他具有同感——纵然法律和传统观念会迫使他们对他进行惩罚。他一再复述他的遭遇——他所做的一切，仅此而已。在他清醒着的每一时刻，他都在进行解释，加以修饰，予以澄清，却并不意识到，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意识到，就在十分钟以前，他已经把这一切全都演练过了。“是的，先生们，起诉书里提到的罪状，我都供认不讳。我杀了人，我肢解了他的尸体，我说了谎也出卖了机密。可是你们一旦明了真实的情况，那些迫使我采取这些步骤的环境，你们就会明白，我和你们并无不同之处。你们也就会明白，我不是一个邪恶之徒。而且你们也会明白，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认为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他在这些自我辩护的发言里所用的言语，变得越来越高雅。他不假思索地滔滔雄辩，引用了不少取自他已经忘了的影片里的法庭诉讼的场面。有时候，他想象自己在警察局的一个空无一物的小房间里，面对着六七个正在深思熟虑的高级警官发表他的长篇大论。在另外的一些时候，他则在法院的证人席上对着鸦雀无声的法庭提供他的证词。
在戈特布斯门车站外面，他把报纸塞进了一只垃圾箱，就朝阿达尔勃特街走去。玛丽亚怎么办呢？她是他的供词里的一个部分。他设想出了一个律师，一个具有权威性见解的人士。他辩才无碍，说出来的话语能够让这对年轻的男女心存希望和爱情的火花。他们背叛了各自祖国的令人不快的历史，正打算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俩的身上，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没有战争、充满希望的欧洲。现在这是葛拉斯在发言。而现在又是麦克纳米在法庭上作证——在安全条例允许的范围以内——为伦纳德对自由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作证。他提到了伦纳德如何单枪匹马、利用业余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想要创造出有利于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的某些设备。
伦纳德走得更快了一些。有时候——每次长达几分钟之久——他的神志清醒了一会。这也就是他的那些一再重复和盘旋着的幻想使他感到恶心的时候。这时他明白，关于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真实的情况犹待别人来发现。有的只是让那些还有许多别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干的官员们草草地定案。他们只要能够量罪定刑，就何乐而不为，按照规定的程序办完了公事，就可以转过去办下一桩案子。伦纳德刚产生这个念头——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复——他就又想起了一个令他感到安慰的实情，因为它不是他那幻想的产物，它完全是一件真情实事：奥托曾经一把抓住了玛丽亚的气管。尽管我讨厌暴力，可是我不能不和他斗。我知道，我非得阻止他行凶不可。
他在穿过八十四号里的那个天井，这是他在事发后第一次回来。他开始上楼。他的手又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连把栏杆握住也都不很容易。到了第五层楼的平台上，他就停住了。事实上，他还不想去见玛丽亚。因为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对她说才好。他不能对她说那两个盒子已经太平无事地让他处理掉了。他又不能对她说他已经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把隧道的事情告诉了她。可是他毕竟对俄国人讲过了。既然如此，他当然就可以对任何人讲。他想到了他早已想到的那个念头：他没有权利作出任何决定，所以他只好保持沉默。可是他又总得对她说点什么。那么他只好说他把它们留在车站里了。他想把栏杆抓得更紧些，可是他也没有心情假装或者说谎。他继续上楼。
他自己有钥匙。可是他仍然敲了敲门，又等着她来开。他闻到里面有烟味。他正要再敲，门却开了，葛拉斯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扶着伦纳德的胳膊肘，把他领回到楼梯口。
他急匆匆地低声说道，“在你进去以前，我们得先知道，他们究竟是偶然发现我们的隧道的，还是我们自己在安全保卫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各处调查，其中包括并非美国籍的妻子和女朋友。别为了这个生气，这是例行公事。”
他们走了进去。玛丽亚迎上前来，他们俩冷冷地接了吻。他的右膝在发抖。他在离他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桌子上，离他的胳膊肘不远，一只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葛拉斯说，“伦纳德，你看上去很累。”
他说的话回答了他们两个人心里的疑问。“我在没日没夜地干。”然后他只对葛拉斯一个人说，“为麦克纳米干活。”
葛拉斯从椅子背上取下了他的上衣把它穿上。
玛丽亚说，“我送你到门口。”
葛拉斯边走边对伦纳德行了个滑稽的军礼。伦纳德听见他在门口对玛丽亚说着话。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问道，“你病了吗？”
他把双手紧紧地握住，放在膝头上，不让它们颤抖。“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你有吗？”
她点点头。她的眼眶下面有黑影，她的皮肤和头发看上去发亮。他并不感到自己被她所吸引。他因此松了口气。
她说，“我想会没事的。”
她那女性的自信使他恼火。他说，“哦，是的。那两个盒子在动物园火车站的行李寄存箱里。”
她在对他仔细看着。他不敢对她正视。她想说话，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
他说，“葛拉斯来干什么？”
“就像上一次那样，可是问得比上次更详细。问了我许多我认识的人的情况，问我在前两个星期里去了哪些地方。”
现在他在对她望着。“你没有对他说起别的？”
“没有，”她说，可是她说这话时掉转头去望着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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