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瑟尔伸出手去安慰他。“鲍勃，你别激动。”
葛拉斯在微笑。“不要紧，我还不至于不知检点。”
伦纳德朝周围看看。他在暗淡的灯光里看见人们在他们的酒杯面前低着头。酒吧的服务员和那个侍者都站在卖酒的柜台那儿，掉转了头望着别处。两个乐师正在演奏一支节奏轻快的进行曲。这是他在那天晚上得到的最后一个清晰的印象。到了第二天，他就忘了他究竟怎样离开涅瓦旅馆的。
他们一定是从那些桌子之间绕出来，登上那部小得让乘客掉不转身的电梯，再从那个身穿褐色制服的人旁边走过。甲壳虫旁边是一间合作商店的黑黝黝的橱窗，里面是沙丁鱼罐头叠成的一座塔，上方有一幅斯大林的画像，周围绕着绉纸，还有用白色的巨大的字母排列出来的标题——葛拉斯和罗瑟尔一致地把它译作“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友谊是和平和自由的保障”。
然后他们来到了占领区交界的界线旁边，葛拉斯让引擎熄了火。在他们的证件让人检查的时候，有人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到车厢里来。黑暗深处，不时传来装有铁尖的靴子在来回走动的声音。接着他们驶过一块牌子，上面用四种语言写着：“你们正离开柏林的民主地区”，驶向同样用这四种语言写着字的另外一块牌子：“你们现在正进入英国地区”。
“现在我们是在维滕堡广场，”罗瑟尔在前排的座位上说道。
他们驶过坐在一支巨大的蜡烛下面的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那支蜡烛的顶端真的点燃了火。
罗瑟尔想要恢复他的导游介绍。“她是在为尚未回国的人募捐，为成千上万仍被俄国人扣留着的德国军人。……”
葛拉斯说，“十年了！忘了它吧。他们现在不会回来了。”
他们遇到的下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巨大而吵闹的场地上，和几十张别的桌子放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还有舞台上的一个乐队正在演奏被改编得像爵士音乐的《在那边》这个曲子。演奏的声音响得几乎把那些喧闹的说话声都淹没了。菜单上附有一张印着德语和英语两种文字写就的通告——印得很差劲，字迹歪歪扭扭，跳上跳下的。“欢迎您到创造出技术上的奇迹的舞厅里来。这儿是娱乐场所中的娱乐之王。数以十万计的机遇可以向您保证……”伦纳德记不起来，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德语里的“保证”这个字眼。“可以保证你会享受到现代化的、由两百五十台桌面电话组成的桌子电话系统的功能。还有气动管道传送邮件的服务，每天晚上把成千上万封信件或者小礼物从一个顾客的桌子送到另外一个顾客的桌子上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件独特而且有趣的事情。著名的蕾西舞厅的水珠表演美丽无比。一分钟里面会有八千升水从九千个水柱喷嘴里喷射出来。为了表演这些正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灯光效果，就须使用彩灯十万之多。”
葛拉斯抚捋着胡子，笑逐颜开。他说了些什么，可是还得大声嚷嚷着重复了一遍，才让人听得明白。“这儿要好些！”
可是这儿太喧闹，没法让人展开一场关于西区的优越性的讨论。彩色的水柱在乐队前面喷射出来，忽升忽降，忽左忽右，闪烁不定。伦纳德尽力不去看它。他们很谨慎，只喝啤酒。侍者刚走开，就出现了一个提着一篮花的女孩。罗瑟尔买了一朵玫瑰，把它献给了伦纳德，而伦纳德就扭断了花梗把它插在他的耳朵后面。在旁边的那个桌子上，气压管道里嘎嘎作响地落出了什么东西。两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夹克衫的德国人凑近去检查，管道里传过来的那只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一个穿着饰有圆形的小金属片拼缀而成的美人鱼衣装的女人在亲吻乐队的领班。四处传来了色鬼为了调情而发出来的口哨和喝彩。乐队演奏了起来，有人把一个话筒递给了那个女人。她摘下了眼镜，带着很重的外国口音开始唱起了《实在太热》。那些德国人看上去都很失望。他们朝着大约五十英尺以外的一张桌子望着，那儿有两个咯咯地笑个不停的姑娘瘫倒在彼此的怀里。她们两个后面就是那个挤满了人的舞池。那个女人又唱了《日日夜夜》、《什么都行》、《只是其中的一桩事儿》，最后她唱了《奥蒂斯小姐后悔了》。然后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喝彩，跺着脚叫道，“再来一个！”
乐队稍事休息。伦纳德又替大家买了一杯啤酒。罗瑟尔仔细看了看四周，说他喝得太多，所以没法挑选姑娘了。他们谈论了科尔·波特，各自说出了他们所喜爱的歌曲。罗瑟尔说他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就在波特一九三七年遇到车祸以后被人送去抢救的那所医院里工作。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有人叫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别和新闻记者说话。这个话题引起了一场关于保密问题的讨论。罗瑟尔说，世界上保密的事情太多了。他在笑着。他对葛拉斯的工作一定略有所知。
葛拉斯兴致勃勃地说起话来，显得很认真。他仰起了头，沿着他的那把胡子的方向瞪眼瞧着罗瑟尔。“你知道我在大学里要数哪门功课最好？生物学。我们学了进化论。我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现在他的视线把伦纳德也包括在里面了。“它帮助我选择了我的职业。几千年以来——不，几百万年以来——我们一直有着这些巨大的头脑——就是所谓‘新的大脑皮层’，对不对？可是我们那时相互并不说话，活得像猪一样。什么都没有。没有语言，没有文化——全都没有。然后，突然，‘呼’地一下子，它在这儿了，它突然变成我们非有不可的东西了。而且我们没法子让自己倒过来走回头路。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会突然发生的？”
罗瑟尔耸了耸肩。“是上帝的那只神奇的手起了作用？”
“去你的‘上帝的手’。我来对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整天在外面干着同样的事情。我们一伙一伙地在一起生活。所以没有必要使用语言。如果有一头豹子来了，没有必要说什么‘喂，老兄，从那儿跑下来的是个什么玩意？一头豹子！’因为这伙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它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在跳上跳下，大声尖叫，想要把它吓跑。可是，当有个人独自为了什么事走开一会，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在这时看见了一头豹子的话，他这就发现了一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他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具备了一件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他有了一个秘密。这也就是他的个人素质的开端，他的个人意识的开端。如果他想要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并且跑到他的伙伴那儿去警告他们，这时他就需要创造一种语言。这就是文化的开始。或者，他也许保持着自己的秘密，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希望那头豹子会把一直使他的日子很不好过的那个头儿干掉。这样的话，他的这种自私的想法就成了一个秘密的计划，也就成了更加明显的个性化，和更加明显的自我意识。”
这时乐队开始演奏一首又快又响的曲子。葛拉斯无奈，只好大声喊叫着把他的结论说出口来。“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全靠了我们懂得保持秘密。”罗瑟尔听了就举起酒杯来，向他的这个理论致敬。
一个侍者误会了他的这个手势的含义，立即走到他的身边来。他就又要了一轮啤酒。当那个美人鱼全身闪闪烁烁地来到了乐队的面前，喝彩声随之而雷动的时候，他们的桌子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嘎嘎声，接着就有一个罐筒从管道里滚落了下来，停在那儿不动了。他们都望着它，可是没有人动弹。
接着葛拉斯把它捡了起来，旋开了顶上的盖子。他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了的纸，把它摊开了放在桌子上。“哦，上帝，”他喊道。“伦纳德，这是给你的一封信。”
伦纳德心情慌乱之中，差点以为它也许是从他母亲那儿捎来的——他正在等从伦敦来的一封信。他想，它迟到了。而且，他没有对家里的人说过他会到这儿来。
他们三个都在这封信的上方倾侧着身子，他们的脑袋却把光线挡住了。罗瑟尔大声读起来，“给头发里插着花的那个年轻人。我那漂亮的小伙，我一直从我的桌子这儿望着你。如果你能够过来邀请我跳舞，我会觉得很高兴的。可是，如果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转过头来朝着我的方向微笑一下，我就会感到非常幸福。你的，第八十九桌。”
那两个美国人站起身来朝四周望着，寻找那张桌子。伦纳德一个人拿着那张纸片依然坐着。他把那些德国字重新读了一遍。这封信几乎并不使他感到惊奇。现在它就在他的面前，它更加意味着这是一件他应该认得出什么来的事情，意味着他应该接受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他一定得承认，在某些方面来说，他其实一直都已经知道它会发生了。
他被拉起身来。他们把他转过身去，让他面对着舞厅的另一边。“你瞧，她在那边。”越过许多人的脑袋，穿过衬托着舞台的灯光里的那片浓重的、袅袅升起的香烟的烟雾，他看见了一个独自坐着的女人。葛拉斯和罗瑟尔演哑剧似的正在为了设法改善伦纳德的形象而忙乱：拂拍掉他夹克衫上的灰尘，拉正他的领带，把那朵花儿在他的耳朵背后搁得更加稳当一些。“去吧！好伙计！”然后他们把他推了出去——像是从一座码头上推出了一条小船似的。
他正朝着她晃晃悠悠地移动，而她也在望着他逐渐过来。她把她的胳臂肘搁在桌上，一只手掌托住了下巴。那美人鱼在唱歌，“除了你和我，不要和任何人坐在苹果树下。”他想他的生活从此将会发生变化——事实证明，他猜得很对。当他还离开她十英尺的时候，她微笑了。他到了那里的时候，那首歌刚唱完。他站在那儿，微微摇晃。他的手按在一张椅子背上，等待喝彩的声音静止。当它终于静了下来，玛丽亚·艾克道夫以美妙而甜蜜的外国口音说道，“我们要去跳舞吗？”伦纳德用他的手指轻轻地按了按他的胃部，表示了他的歉意。那里面有三种完全不同的饮料正在作怪。
他说道，“说真的，我坐下来，你不会在意吧？”他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两个立刻就相互握紧了手。过了好几分钟，他才说得出别的话来。
自四十年代末起，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越演越烈，而柏林成为冷战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九四八年，苏联对西柏林进行封锁，不准物资从水陆两路进入西柏林。由美国为首的英法等三国就用空运的方式，把西柏林军民所需的各种物资用飞机从三个所谓“空中走廊”运抵该地。一九四九年五月封锁失败而告解除，同年九月空运也即停止。
见第三章注释1。
以气压为动力，通过管道传送各种物品的自动系统。
科尔·波特（1891—1964），美国作曲家兼歌词作家。
作者“伊恩·麦克尤恩”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