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叫玛丽亚·路易丝·艾克道夫，三十岁，她住在克罗伊茨堡的阿达尔勃特街，从伦纳德住的那幢公寓乘车过去，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她在位于施潘道区的一间很小的英国陆军车辆工场里当打字员兼任翻译。她的一个名叫奥托的前夫每年出其不意地来找她两三次，向她索取钱财，有时候则来敲她的脑袋。她住的那套公寓有两个房间，一个用帷帘隔开的小小的厨房。而且你得爬上五层阴暗的木楼梯才能到达那儿。经过每一层楼梯平台的时候，你都会听见那些房门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屋子里没有热水供应，到了冬天，水龙头里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珠子，不能哗哗地流淌，以防水管冻裂。她是从她的祖母那儿学的英语。第一次大战前后，她的祖母曾是瑞士的一所英国女子学校里的德语教师。玛丽亚一家在一九三七年从迪塞尔道夫搬到了柏林。那时她才十二岁，她的父亲在一间制造重型汽车变速箱的公司里担任一个地区业务代表。现在她的父母住在俄国占领区里的潘考夫，她的父亲则是铁路上的收票员。这些日子她的母亲也找到了一个差使，在一间工厂里包装灯泡。他们至今还为了她在二十岁那年不听他们的劝告而结的那次婚感到十分气愤。他们当时为此而作的那些最坏的预言，如今不幸都成了事实。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悻悻不乐，并不因此而感到满意。
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独自住在单间卧室的公寓里，而且居然仍能够过得很惬意的，实在罕见。柏林的住房很紧张。住在她这一层楼和下面一层楼里的邻居们因此都对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再下面几层里的邻居对她的情况不很了解，对她也就至少很有礼貌。她在工场里的那些比她年轻的妇女里面有几个好朋友。她遇见伦纳德的那天晚上，她和她的朋友简妮·施奈德在一起。简妮一直在和一个法国陆军中士跳舞。玛丽亚也是一个自行车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里的那个年已五十的出纳毫无希望地爱上了她。前年四月里，有人从她公寓的地下室里偷走了她的自行车。她的雄心壮志是：她要把英语学得地地道道，以便在外交机构里当个翻译。
当伦纳德鼓起劲来移动了一下他的凳子，把葛拉斯和罗瑟尔两个从他的视线里赶了出去，并且为玛丽亚要了一客皮姆斯和柠檬汽水，自己又要了杯啤酒，然后他在和她谈话里面了解到了上述情况中的一部分。其余则是他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好不容易才逐渐积累起来的。
去了蕾西舞厅以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在八点三十分就来到了阿尔特格里尼克的门口。他从鲁道村走了最后一英里路，早到了半个小时。他又累又渴，还有点醉，觉得很不舒服。这天早晨，他在床头的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张从一只香烟纸盒上撕下来的纸片。玛丽亚在纸片上写下了她的地址。现在这张纸片就在他的口袋里。他在地铁里把它拿出来看了好几次。她从简妮的朋友——那个法国中士那里借了一支笔，又用简妮的背作桌子，靠在她身上把它写了下来，而葛拉斯和罗瑟尔则在车里等着。伦纳德手里拿着那张雷达站的通行证。卫兵把它接了过去，使劲盯着他的脸看了看。
当伦纳德来到了他现在把它看作自己的房间的那个地方。他发现房门敞开着，有三个人在里面收拾他们的工具。从他们脸上的神态看来，他们显然整整一夜都在这里干活。装着安派克斯录音机的那些盒子都堆在房间的中央。所有的墙壁上都有用螺钉拴牢的架子，深得足以在架子上放一台尚未开箱的录音机。一座图书馆里常用的那种梯子供人用来爬上去够到架子上较高的那些搁板。天花板上已开了一个圆洞，好让通风的管道从洞里穿过。一个金属制的格栅刚被他们旋紧了螺丝固定下来。从天花板上面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台抽风机的扇翼旋转的声音。当伦纳德往旁边跨了一步让一个装配工人把一座梯子搬走的时候，他发现搁板桌上有装着电线插头和新仪器的十来只箱子。他在检查它们的时候，葛拉斯在他的旁边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把插在一个绿色的帆布刀鞘里的猎刀。他的胡子在灯光下面闪闪发亮。
他直截了当地说道，“用这个把它们打开。每次十个。把他们放在架子上，然后把硬纸板盒子搬到后面去烧为灰烬。不管你在做些什么事，你别拿着它从屋子的正面走过。东德的民警会注视着你的。别让风把任何东西吹走。你也许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可是真有那么个天才，他竟然会在这些盒子上印上了号码。你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都要把门锁上。这是你的钥匙，也是你的责任。你在这里签个字。”
有个工人回来了。他在屋子里寻找着。“昨夜很不错。多谢了。”伦纳德希望葛拉斯会向他问起玛丽亚，会对他承认他的胜利。可是那美国人却已经转过背去看那些架子了。“把它们放到架子上去以后，就得用防尘布盖在上面。我会去拿一些来。”那装配工人正趴在地上瞪视着地板。葛拉斯用他的粗革皮鞋的鞋尖指着一个小锥。
“那地方可真不错，”伦纳德不肯罢休。“我今天还觉得有点头晕。”
那工人捡起了那件工具，走了出去。等他走后，葛拉斯踢了一脚，把门砰的关上。从他的胡须翘得老高的样子看来，伦纳德知道自己这下可免不了会挨他一顿责怪。
“你听我说，你以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开箱啦，烧纸盒啦，什么的。你以为这是杂工干的活。其实，你错了。每一件事情——这个项目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你有什么理由要让一个工人知道你和我昨晚出去喝酒了？你仔细想想，伦纳德。一个高级的联络员怎么会和一个英国邮政局来的技术助理一起出去？这个工人是个士兵。他也许会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家酒吧里厮混。他们也许会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桩无所谓的小事而随便谈谈。也许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点奇怪。坐在他们旁边的，也许是个头脑机灵的德国小子，他已经学会了他该怎样竖起了耳朵听着。整个柏林有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他听了就立即会赶到布拉格咖啡馆——或者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把这个信息卖掉。值五十马克——如果他运气好，说不定会加倍。我们就在他们的脚底下挖地道——我们是在他们的地区里活动。如果他们知道了的话，他们就会开枪杀人。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葛拉斯挨近了一些。伦纳德觉得很不舒服——不但由于这个人离他这么近的缘故，还因为这场表演也太过分了一点。而且作为它的唯一观众，伦纳德格外感到压力。他又一次为难——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装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来。他闻得到葛拉斯呼出来的气息里含有速溶咖啡的气味。
“我要你有一个崭新的心理状态来对待这件事情。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停下来预先考虑一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伦纳德，这是一场战争。而你则是这场战争里的一个士兵。”
葛拉斯走了以后，伦纳德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了门，朝着走廊的两头张望了一下，这才急急忙忙地去到饮水池那边。那水经过冰冻处理，喝上去有点金属的味道。他一连喝了好几分钟。当他重新回到房里来的时候，葛拉斯已在里面。他摇了摇头，把伦纳德留在房里的那把钥匙举在手里。他把它紧紧地压在这英国人的手心里，又把他的手指都合拢起来攥紧了它，然后他一言不发就走了出去。伦纳德虽然宿酒未消，但也因此羞红了脸。为了想要使自己心里变得好过一些，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取出了那姑娘给他的地址。他把身子靠在那些箱子上，慢慢地读那个地址：阿达尔勃特街八十四号五楼后屋第一间。他用手抚摸着那个箱子的表面。硬纸盒几乎和皮肤一样苍白。他的那颗心成了不停跳动着的棘轮，它每次怦然一跳，他的心情就卷绕得更紧、更厉害了。凭他这样的心情，怎么能够把这些箱子都拆开？他把脸颊贴在纸盒上。玛丽亚，他需要宣泄心里的东西，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让他的心思变得清晰起来。可是葛拉斯也许会重新出乎意料地回到这里来。这念头也同样使他难以忍受。那荒唐，那羞辱，那些和安全措施相关的种种方面——究竟哪个更加害人，他可也说不上来。
他呻吟了一声，就收起了地址，伸出手去拿那一摞箱子里的最上面那一只，把它搬到地板上。他把猎刀从刀鞘里拔出来，刺了进去。那硬纸板像皮肉一样，一下就给捅破了。他感觉到而且也听到了刀尖刺破了什么脆而易碎的东西。他感到心慌意乱。他割掉了箱盖，取出满把满把的木屑和一张张压紧了的瓦楞纸板。等他把裹在录音机外面的包布拆开，就看见放录音带卷轴的地方有一条划破了的刻痕，有一个旋钮裂成了两半。他好不容易把纸箱的其余部分都拆开，把那台机子捧了出来，装上一个插头，搬到梯子那里，爬上去把它放在最高的那层搁板上。他把那个裂开了的旋钮放在衣袋里。他可以填张表格去申请另外配一只。
伦纳德为了脱掉夹克衫才停了一会，接着他就动手开第二只箱子。一小时以后，架子上又有了三台录音机。那封条很容易拆开，盖子也不难拆掉。可是那些箱子角却经过一层层的硬纸板和u字钉加固，所以刀子不太容易对付。他决定干完了第一批的十只箱子以后才休息一会。直到中饭时间，他才把第一批的录音机放到搁板上，于是房门附近堆起了五英尺高的一大摞压平了的硬纸板盒，旁边则是一大堆刨花，一直堆到电灯开关那儿。
除了一张桌子上坐着几个黑人隧道中士以外，食堂里空无一人。他们都没有注意他。他又要了牛排、炸薯条和柠檬汽水。那些中士在低声喃喃地说着话，咯咯地笑着。伦纳德竭力想听清他们在讲些什么。他听见他们有好几次提到了“竖井”这个词语，因此就断定他们毫不谨慎，竟然会轻率地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刚吃完，葛拉斯就进来了，问他工作进展得如何。伦纳德讲了他的进度，然后下了个结论：“它要花掉比你所设想的更长的时间。”
葛拉斯说，“听上去你干得不错。你在上午干十件，下午干十件，晚上干十件。一天三十件。五天就可以干完。问题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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