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不过有可能是一场阴谋的征兆。最后两次‘寂灭’都被中断。登船的坡道在当天早上被炸毁，就在献祭的牺牲品——或许牺牲品这个词不够恰当，咱们姑且说是献祭的殉道者吧——到达前的半小时。”
罗林斯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不过，‘殉道者’这个词也许是多余的。那咱们就说在潜在的自杀者们按预定时间到达之前。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苦恼。这些恐怖主义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时间掐得很好。推迟三十分钟，这些老人们就会比计划要死得更为壮观。有过电话警告——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可是已经太迟，除了让人群远离事发地点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说：“只是令人不安的不便。大约一个月前，我去看过一次‘寂灭’。登船用的坡道很快就能修建好的，我本来应该能想到的。我认为这种犯罪性的破坏行为只能使‘寂灭’延迟一天多。”
“正如你所说，法隆先生，是很小的不便。不过不是说没有一点影响。最近已经有太多小麻烦。接着就有了宣传页。其中有些直指旅居者的待遇问题。最后一批旅居者，年纪在六十岁或生了病的，将被强制性遣返。码头上情景很悲惨。我并不是说小麻烦的泛滥和宣传页的发放之间有联系，但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在旅居者中发放政治性材料是违法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破坏性的宣传单已经在露宿营里流传开来。其他的单页都是挨家挨户递送的，主要的不满指向旅居者的待遇、流放岛的状况、强制精子检测，以及这些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化过程中的缺陷。最近的一个宣传页将所有这些不满意之处汇总起来，列出一份要求清单。你没准见过这种单子？”
他伸手去拿黑色的皮公文包，把它放在大腿上，解开锁扣。他的所作所为很像是一位慈祥的随意到访者，对来访的目的并不是特别有数。我有点希望他只是装着在纸张中间徒劳地乱翻翻，并非是想要找到那张单页。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
他把宣传页递给我，说：“先生，你以前见过这个吗？”
我扫了一眼说：“是的，我见过。几个星期之前从我的门下塞进来一份。”否认没有意义。几乎可以确定国家安全警察知道宣传页已经在圣约翰街分发开来，那么我的房子怎么会例外呢？重读之后，我把宣传页还给罗林斯。
“你知道其他收到这个的人吗？”
“就我所知，没有。不过我想象得出这种宣传页散发的范围肯定很大。我没有兴趣去过问。”
罗林斯仔细看着，好像没有见过似的，然后说：“‘五条鱼’。有创意但不是太聪明。我想着我们在找的是有五个人的小组织。五个朋友，五个家庭成员，五个工友，五个共谋者。没准他们是从英国议会得到的启发。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数字，先生，你不这样认为吗？在任何决议中都可以确保做到少数服从多数。”我没有接话。他接下去说：“‘五条鱼’。我想着他们每人都有一个代号，或许与名字有关，这样方便每个人记住。不过，a可能有点难。我一下子还想不出有什么鱼的名字以a开头。或许没有一种鱼的首字母是a。我认为他们可能用b代表‘bream（太阳鱼）’。c并不难，可能是‘cod（鳕鱼）’或‘codling（幼鳕）’。d代表‘dogfish（狗鲨）’。e所代表的可能有些困难。或许我猜错了。我估计，如果不能为每一个成员都找到相对应的鱼的话，他们不会称呼自己为‘五条鱼’。先生，你怎么看？我是说，作为一个推理过程来看。”
我说：“很有创意。当面看到国家安全警察的思维过程非常有趣。很少有公民能享有这种机会，至少真正自由的公民是看不到的。”
这话我或许还是不说为好。罗林斯继续看着宣传页，过了一会儿说：“一只鱼。画得相当好。我认为不是专业搞艺术的人，而是有设计天赋的人画的。鱼是一种基督教标志。我想知道，这有可能是一个基督徒组织吗？”他抬起头看着我，“你承认说你有一份这种宣传页，先生，可是你对此没有做任何事？你不认为你有责任进行汇报吗？”
“我用处理所有无关紧要不请自来邮件的方式来处理这份宣传页。”说完，我觉得是时候发起进攻了，于是说，“请原谅我，检察长，可是我不明白到底什么让议会不安。任何社会都有不满意的人。这个组织炸掉几个不堪一击的临时坡道，还散发了一些欠缺考虑的对政府的批评，除此之外，并没有做什么明显有害的事情。”
“先生，有的人会认为宣传页具有煽动性。”
“你可以随便说。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夸大成一个巨大的阴谋。几个对社会不满意的人通过玩这种比高尔夫危险得多的游戏而自娱自乐，肯定不会因此而调动国家安全警察的兵力。到底什么让议会不安？如果有一群不满者的话，他们肯定很年轻，至多是中年人。可是，他们的时光会溜走，我们所有人的时光都会溜走。你忘记那些数字了吗？英国议会可谓经常性地提醒我们。1996年人口是五千八百万，今年已经减少至三千六百万，而其中20%的人已经超过七十岁。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种族，检察长。伴随着成熟和老年，所有的热情终将退去，即便是阴谋所带来的诱人快感也一样。没有谁能真正反对英国总督。自从他掌权以来从来没有过。”
“先生，确保没人反对是我们的事情。”
“你们当然会做你们认为有必要的事情。但是我只会认真对待那些我认为本质上很严重的事情，即反对总督的权威，或许这种人就在议会内部。”
这些话有一定的风险，甚至很危险。我看到我已经让罗林斯不安起来。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罗林斯很自然地停了一会儿，并非有意为之，然后说：“如果有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这事情就不再归我管，先生。将会有高一层机构共同处理。”
我站起身，说：“英国总督是我的表哥和朋友。小的时候他对我很好，那个时候的善意是尤其珍贵的。我不再是他议会的顾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再也不是他的表弟和朋友。如果我有阴谋反抗的证据的话，我会告诉他。检察长，我不会告诉你，我也不会和国家安全警察局联系。我会告诉那个最关心的人，英国总督。”
这当然带有表演性质，而且我们都懂的。我把他们送出去的时候没有握手或说话，并非因为我和他成了敌人。罗林斯不会让自己耽于个人憎恶，他更愿意去感受对所见过、盘问过的受害者的同情、喜爱和遗憾。我觉得自己很理解他这种人：他们是专制政权中微不足道的小官僚，很享受权力精打细算给予他们的奖赏，他们需要行走在人为的恐惧气氛中，需要知道在他们进入一个房间之前恐惧已经先期到达，而且会在他们走后如气味一样不肯散去。但是他们既没有虐待倾向也没有最终凶残起来的勇气。但是他们需要有所行动。站得远一点，看着山上的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不足够的，就像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不足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