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拉博里的日子终于到了。比我想象中的早了许多，而且，结局也比我想象中的残酷许多……梅村彩子——一直以来，这才是我登记在日本户籍上的本名。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婚姻，可现在丈夫保罗·戈拉兹德去世了，彩子·戈拉兹德这个名字已毫无意义。
上午十点，教堂后方的墓园鸦雀无声。
墓园中央有一排气派的墓碑威压四方，这正是戈拉兹德家的墓地。许多坟墓前都供奉着孱弱的时令花卉，可唯独这里，仿佛有一片拒绝所有生命的单调小宇宙。
在戈拉兹德家的墓地中，有一块墓碑格外的美丽醒目。那是十七年前死于意外车祸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保罗前妻的墓碑。几天前，丈夫保罗·戈拉兹德也被一同葬在了这里。
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儿了。
我把带来的花束轻轻地放在了石头上。这是母亲生前最爱的深红色玫瑰——我跪在地上，表示默哀。被火化成白灰、以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的名义沉睡在这里的女性，正是我寻找已久的母亲，尼科尔。梅村·尼科尔，这曾经是她的名字。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日本正值战争色彩浓厚的昭和十四年。尼科尔的外交官父亲去国外赴任，她便随父母一同来到日本，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名日本青年，两人坠入爱河。对方是专攻法国文学的t大学助教梅村洋平，也就是我的父亲。
梅村家是书香门第，也是资产家，与尼科尔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当时的跨国婚姻仍被世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局势也很紧张。双方的父母自然会反对这门亲事了。
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两人不顾一切地闪婚了，因为尼科尔怀孕了。在法国留过学的洋平当年二十八岁，但尼科尔还是个十九岁的如花少女。
父亲充满了男人味，有一头黑色直发和一双坚定的黑色杏眼，而母亲脸颊消瘦、嘴唇单薄，腼腆的微笑有点儿虚幻缥缈。看到双亲的新婚照片，就知道我确实是这两人的孩子。
我这个女儿出生后，母亲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多久呢？在我的记忆里，她闷闷不乐的时候似乎更多。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国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愈发严峻。平时吃的面包、奶酪想都别想，连大米、肉类、鸡蛋等普通食材也变得难以入手。
法国早早败给了德国纳粹，于一九四〇年建立了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算是轴心国，但拥有外交官特权的父母早已回国。日本成天叫嚷“英美鬼子”，可大半国民其实连英语和法语都分不清，年轻的法国女性在这里难以生存。
即便如此，有父亲在旁边的时候也差不到哪儿去。一九四四年，征兵令还是来了。可靠的丈夫一旦出征，母亲在异国他乡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战火越演越烈，我和母亲转移到了父亲的老家信州，寄居在亲戚家的独间里。虽说是独间，却跟杂物间没什么两样。做饭、洗澡、上厕所时，都得去借用主屋。尽管不用担心挨饿和空袭，心里却忐忑极了。
战争结束后，母亲与父亲再次团聚，可她彻底成了个面黄肌瘦、患有轻度神经质的沉默女人。她能努力熬过战后的艰苦生活，全因为对年幼的女儿和丈夫的忍耐与奉献。
母亲对我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我们母女俩紧紧依偎在欧式床（这在当时的日本家庭很罕见）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她教我学法语，不停地跟我说法国的事情，以此来勉强维持精神上的平衡。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夏天，收到了母亲再也不会回到日本的消息，那是她婚后第一次回娘家。见到面目全非的女儿，惊愕的父母或许动用了强权吧。一九五〇年，我满九岁了。
当时，父亲是t大学的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正式离婚前，两人间似乎发生过不少争执，而那时候日本人也不容易出国。父母渐渐地不再见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婚姻生活。
我了解到父亲有个日本情人，也是在那之后不久。对方是父亲任教大学的事务员，和父亲公然在外过夜。他们离婚后，我和父亲的母亲，也就是奶奶住在一起。那名女性虽然没来过家中，但我又一次被父亲背叛了。
照顾神经质的外国妻子令父亲筋疲力尽，他渴望有个人听他用日语抱怨、治愈疲惫的身心，而这也没什么好责备的。我勉强体验了一把异国的婚姻生活，能够理解父母的感受。
母亲抛弃了丈夫和日本，却没有抛弃女儿。分别之后，我们一直靠书信联系。她每天会寄来自己的近况，我能学会法语读写几乎拜此所赐。
你要照顾好爸爸呀。
她的信总是以这句话结尾。
尽管婚姻生活破裂了，但对母亲来说，父亲始终是她理想中的男性吧。
今天我在事务所遇到了一个男人，跟年轻时的爸爸一模一样。
母亲给我寄来这样的信件，是在一九五一年的二月底。
我还记得，“跟爸爸一模一样的男人”这句话令我莫名地感到不安。
十五年后，第一次见到保罗·戈拉兹德时，我瞬间想起了母亲的话。容貌标致冷峻，沉稳的语气能使人感受到他的知性与素质，绅士的举止则证明了他良好的教养——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梅村洋平所具备的。
感觉有好事即将发生。法国北部的拉博里村里，好像有座跟中世纪城堡一样的老房子，今天，我竟然收到了城堡主人的邀请。那个人似乎喜欢我！之后会给你寄照片的，敬请期待。
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五。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告诉我母亲的情况了。
三个多月后，也就是六月，父亲收到了母亲父母的消息：尼科尔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但就算知道了这件事儿，父亲也无能为力。
我决定什么都不告诉父亲。从知道他有情人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堵看不见的玻璃墙。即使告诉他，也指望不了有什么进展，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揪出那个男人，把母亲找出来。
等到很久以后，我才长大成人，在现实中离母亲的失踪之谜越来越近。
*
杜邦夫人死后，我与教堂进行了沟通，让她以戈拉兹德家一员的身份下葬。
即便不是正式的家人，她也最有资格沉睡在戈拉兹德家的墓地里。而我的建议竟意外获得了赞同。尽管我是罪犯的妻子，可连掘墓人都待我十分亲切。哪怕遭到村民的憎恨、埋怨，戈拉兹德家也依然是村子的中心。我再次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
杜邦夫人的脸总让我想起日本的能面——幸好，我没有看到临终时她那张毫无表情、充满怨念的脸。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我终生难忘。早上我独自从巴黎回到戈拉兹德宅，在螺旋楼梯的空洞里，我看到的不是平常那个面色苍白、穿着朴素黑衣的她。螺旋的中央，刚好在地上层的高度，杜邦夫人变成了无力的木偶人，全身被纯白的亚麻布裹得严严实实。
白色的亚麻布我不可能看错。那是我们结婚时，保罗在巴黎百货店定制的枕套。戈拉兹德宅的特大号专用枕套，长一百五十厘米，宽六十厘米，为两侧均有开口的筒状枕套。只要从头部套进去，就不用捆绑手脚了。
高档的亚麻制品如水丝滑，又强韧如钢。枕套仿佛为杜邦夫人的三围量身打造一般，紧紧裹住了脂肪层丰厚的肉块，毫无动弹的余地。
衰老的躯体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了一整夜，应该没力气大喊大叫了。白色物体似乎知道有人进屋，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呻吟。确实是杜邦夫人的声音——可笑的是，她拼死的呼喊只能让我确定那团白色物体真的是杜邦夫人。
这团可怜的东西被放在临时做成的亚麻吊床上，在螺旋的空洞里摇摇晃晃。
枕套上端——杜邦夫人的头部有一根登山绳笔直地向上伸去。绳子被挂在天花板的铁钩上，长度经过了精心的测量，应该在她脖子上捆得牢牢的。
一切都跟商量好的一样。
前一天晚上十点，我准时从巴黎酒店打电话给戈拉兹德宅。
“喂？”
我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我是让-路易。”
听筒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我这边一切顺利。保罗住院了。”
“我也顺利完成了工作。”
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着。
晚上十点准时打电话，这也是我们事先决定好的。
即使有什么阻碍了计划的执行，被杜邦夫人接了电话，我也无须慌张。到时候，只要淡定地告诉她保罗住院的消息就行。而且，也不用担心警察事后调查戈拉兹德宅的通话记录，因为通话记录看不出接电话的人是谁，反而证明前一天的晚上十点，杜邦夫人还活着。让-路易如是主张。
顺利“收工”的让-路易在挂断电话后锁好了大门，悄悄离开了戈拉兹德宅。此刻，他大概在远离拉博里的地方，身边有一群目击证人吧。
*
首先，把定制的特大号床单对折，四角对整齐。
接着，把两对角一对一对地绑在螺旋楼梯的扶手上，稍微隔开点儿距离。为防止绳结松开，把两个角在立柱和扶手的交叉处牢牢打结。
螺旋楼梯空洞的直径约一米，而床单的长宽将近三米，必然会弯垂成袋子状。把人搬到床单上后，临时的亚麻吊床就算大功告成，虽然会有点儿倾斜吧。
最后只要找个时间，按下死刑的开关即可。怎么样？不觉得实际上非常简单吗？
*
让-路易的话语在我脑海里苏醒。
没错，我只要按下最后的开关就行了。此前的准备，都由让-路易一手包办。
*
三月九日，星期六晚上九点。我会找个借口，去戈拉兹德宅见杜邦夫人。
你们俩在巴黎，女佣们也回家了，没有任何人干扰。如果我过来，她一定会跟平时一样打扮得干净整洁。盘发加浓妆，再穿上黑色的工作服。和早上起床没什么区别。
我们先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趁杜邦夫人去厨房泡茶的时候，迅速绕到她身后。此时，我手上正拿着亚麻枕套。没错，就是绣有保罗先生首字母“p”的定制品。
枕套长一百五十厘米，宽六十厘米，很适合用来包住杜邦夫人的身体。话虽如此，一口气罩下去还是长了些，我会事先折短一半。把双层枕套从头上罩下去，她的上半身便会瞬间失去自由。
对手因突然的袭击而手忙脚乱，趁她反击前，我再抓住双层枕套的外围部分，用力往下拉。这下从头部到膝盖，几乎全身都被筒状布套给裹住了，她的下半身也会失去自由。
如此一来，无论是把杜邦夫人的身体搬上螺旋楼梯，还是用绳子缠住她的脖子，抑或是把她放在亚麻吊床上，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身材娇小的您做不了这些……
我会让杜邦夫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一晚，就是可怜了点儿。期间，她吃的晚餐会被消化掉，胃内变得空空如也。失禁了也没什么，毕竟上吊的人都免不了失禁。
如此，她将迎来三月十日星期日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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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易的说明简单明了。而此时此刻，它化为不可动摇的现实呈现在了眼前。我的身体颤抖不止。
然而，现在没空犹豫了。时间会分出胜负。
我从包里拿出剪刀。
剪断扶手上的绳结后，吊床瞬间崩塌，杜邦夫人的身体失去了支撑。裹住全身的枕套上方，有两处被粗绳绑在了楼梯的扶手上。她的身体会穿过圆筒状的枕套，垂直坠入下方的地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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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您右手使用剪刀时，左手得牢牢抓住床单的打结部分，如此便能防止绳结掉进地下室。
确定杜邦夫人的身体悬挂在空中后，就把床单收起来，再把另一处绳结也摘掉。当然，别忘了回收用完的枕套。
剪刀放进厨房的抽屉里，床单和枕套放进洗衣房的篮子里就行了。要洗的东西装在洗衣篮里很正常。何况，警察也不可能搜查那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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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想起了让-路易的指示。
但是此刻，最后给我力量的并非他的话语。
法国北部的拉博里村里，好像有座跟中世纪城堡一样的老房子，今天，我竟然收到了城堡主人的邀请。
这封信都快被我读烂了，一字一句早已刻在心底。此时，母亲的声音在头脑深处响起，她在向我诉说。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在戈拉兹德宅遇害的，但有一处细节令我发现这是个严重的误会。那便是前妻安东尼娅·戈拉兹德随身携带的珍珠十字架项链。纤细柔软的珍珠一直完好无损，理由只有一个：在那场车祸中身亡的女性并不是安东尼娅，而是我的母亲尼科尔。
母亲没有被邀请到戈拉兹德宅。一位和父亲很像的俊男邀她去英国兜风，她只是高兴得忘乎所以了而已。对方杀死她用来当妻子的替身，并伪装成一起车祸。然而，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因此被选中的……
之后会给你寄照片的，敬请期待。
母亲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妈妈！
我用力握住了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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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堂墓园回到戈拉兹德宅后，发现大门口停着一辆陌生的白色小车。
车上的人似乎看到了我。我从包里掏出钥匙时，驾驶座的门打开了，一名胖乎乎的中年女性从里面探出头来。
是吉吉。
“让-路易告诉我，您今天要离开拉博里了。”
那样的事件过去才没多久，她脸上却挂着无忧无虑的温柔微笑。
三月的法国北部依然寒冷。吉吉穿着和眼睛颜色一样的浅绿大衣，与前阵子在芃休的“乐卡克”见面时相比，看起来年轻了不少。
“这里冷。咱们进去吧。”
我打开了大门，可下车后的吉吉只是愣愣地凝视着门前的广场。
“我最后一次来这儿，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当时法国刚刚解放，这一片是座庭院，那边有个亭子。”
这里如今变成了停车场，以前是花坛吗？
吉吉又杵了一会儿，但进屋之后，她立马睁大了眼睛环顾四周，一脸稀奇的样子，似乎是第一次进来。
“要一起喝咖啡吗？”
我领着她走进厨房。
案件发生后，女佣们就没有来上班了。只有让-路易露面，忙着料理剩余的业务。我不想见到任何人。有让-路易买来的午餐肉、奶酪、面包、水果就够了。
“我来泡吧，太太您坐下。”
吉吉拦住了我，熟练地泡起了咖啡。
宽敞的厨房里，充满了现泡咖啡的醇香和吉吉散发的活力。我们刚在佣人专用的餐桌旁坐下，吉吉就打开了自己带来的硬纸盒，里面塞满了色彩鲜艳的小蛋糕。
“谢谢。看起来很好吃呢。”
这段时间都没吃过蛋糕，我不禁发出了愉快的声音。
“这是卢克做的。除了做菜，他也擅长做甜品。本来是想让您带到火车上吃的。”
吉吉露出了有点儿得意的微笑。
“你们以后打算和让-路易一起经营酒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