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只是偶然，少年失踪的悬案也得到了解决。杜邦夫人的上吊尸体和被水泥填埋的失踪案受害人——过去的黑历史，似乎想拿这条大新闻给自己当挡箭牌。因此，保罗之死也是众人喜闻乐见的事情。
案件发生的几天后，大量棺材被悄悄从戈拉兹德宅搬了出来，被安葬在教堂墓园的角落里。
除了肃清事件的牺牲者，其中还有保罗的前妻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然而，不会有墓碑去记录他们的名字。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躲避责任和爱隐瞒的毛病早已渗入共同体，不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内改过来。他们仍按照以前的方式秘密处理事情。
先不说二十四年前的肃清事件，现在有一个在伦敦被火化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还有一个被水泥埋在戈拉兹德宅地下室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两具遗体的谜题完全没有解开。
关于在地下室发现的棺材，墓碑上记载的死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好巧不巧，跟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的死亡日期一模一样。一九五一年正好跟一九六八年一样，一月一日都是从星期一开始的，但和闰年一九六八年不同，这一年的三月二日不是星期六，而是星期五。
另一方面，教堂的戈拉兹德家墓碑显示：安东尼娅·戈拉兹德死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星期六。伦敦的车祸发生在周末的自驾旅行中，所以这个时间没有问题。
同一个人，不可能存在两具死亡日期相差一天的遗体，但不管怎样，都无法改变受害人、施害人均已死亡的事实。所幸的是，世人都在关注横跨十七年的少年绑架杀人案。因此，咱们就无须让事情变得复杂化，这样也没什么好处。保罗·戈拉兹德引发的少年绑架杀人案，震撼程度可谓空前绝后。现在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案件全发生于保罗·戈拉兹德留在拉博里的短暂时间内。然而，大家一直忽略了这个事实，不仅是因为戈拉兹德家在拉博里的威望，其实也是因为发生在十七年前的两起案件，被当成了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犯下的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终焉的一九四五年，保罗·戈拉兹德才十九岁，正在巴黎大学求学。后来，祖父埃德蒙·戈拉兹德、母亲露易丝·戈拉兹德于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相继过世，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他才回到拉博里。当时保罗二十五岁，刚和第一任妻子安东尼娅结婚不久。
与战前不同，地主无法光靠收租来维持生活了。保罗·戈拉兹德也决定在村公所上班，但这里毕竟是个小村子，哪有正好合适的工作。戈拉兹德的当家不可能在窗口为村民办理琐粹的手续。实际上，他的工作好像是陪村长马蒂厄先生聊天。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保罗·戈拉兹德在伦敦郊外发生车祸，同乘的妻子安东尼娅当场身亡。此外，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的溺水事故发生在车祸的前一天，三月二日。而被水泥埋在戈拉兹德地下室的另一位安东尼娅，死亡日期也是这一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巧合意义非凡。
但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保罗在这场车祸中脊髓严重受伤，后遗症是生殖功能障碍。当然，没人泄露过这条私人信息，可我们不难想象本人所受的打击。保罗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巴黎的精神病院度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
他能穿过这条漫长的隧道，可以归功于为他治疗的心理医生彩子。彩子是位美丽的心理医生，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法国人，现年二十七岁。而把她介绍给保罗的，是保罗的朋友兼律师萨姆森·菲利普。看来他介绍对了。
当走投无路的病人遇上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而且是年轻的女心理医生时，病情就会迅速地好转——人即使失去了生殖功能，也不会失去爱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老年人和其他大众都用行动验证了这一真理，而保罗的复活更是重新证实了这个想当然的事实。
深深信赖着彩子的保罗，随后娶她为妻，再次回到了拉博里。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此时，保罗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他收获了年轻聪明的伴侣，还重新回到了村公所，可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份安稳的幸福，又一次把魔爪伸向了年轻的少年。
检查过被水泥填埋的四名少年后，证实棺材里的遗体确实是墓碑上标注的本人，而且，所有人都是被勒死的。犯罪细节并不清楚，受害人身上没有任何损伤算是唯一的救赎。
在犯人死亡的情况下，警方已然没有了继续搜查的意义。这让领导们再舒心不过了。受害人的遗体由各自的家属进行埋葬，再从保罗·戈拉兹德的遗产中拨点儿应得的补偿费给他们，这样就能把事情给压下去了。
剩下的课题，就是如何为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平反了，他不仅被污蔑为少年绑架杀人犯，还有可能遭遇了谋杀，只是被伪装成了事故而已。马蒂厄村长似乎在暗中商讨此事的对策。他们计划把他住在美国的姐姐杰奎琳·皮尔斯邀请到拉博里，与村民重叙旧谊，以作为对她的道歉和补偿。
警察局的观点等于是全村人的意见。由保罗·戈拉兹德引发的一连串杀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留下了诸多的疑团。
*
另一方面，黛芬·杜邦的上吊案本是一切事情的导火索，搜查工作却始终一筹莫展。
越搜查，反而越混乱。案件的最大问题是：假如这是他杀，根本就没有可疑的犯人。
从解剖结果来看，死亡时间估计在三月十日的上午七点至八点间。正是彩子·戈拉兹德回家发现尸体的不久前。胃内空空如也，体内没有检测到酒精和毒药，别说施暴，手脚连捆绑的痕迹也没有。受害人进行了梳妆打扮，由此看来，案件应该发生在当天正常起床后，吃早餐以前。
受害人的身体和衣服上都没有打斗的痕迹，犯人很可能是她熟悉的人。房子里没有东西失窃，且如果犯人是盗贼，即使被受害人看到了脸，也只要当场解决就可以了，何必大费周章把人吊在天花板上。再者，外人也不知道阁楼里有没有绳子。
彩子说自己回家时，大门确实上了锁。前一天晚上，她就打电话告诉杜邦夫人自己早上回来，所以很纳闷怎么锁上了。但是也不必特意按铃叫管家过来，她便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
戈拉兹德宅还有一扇与后院相通的便门，可警察已确认这扇门也是锁着的。如果彩子不是犯人，就意味着犯人是在行凶以后，把门锁好了再离开的戈拉兹德宅。
那么，犯人哪儿来的门钥匙呢？受害人的衣服口袋里，仍装着她随身携带的钥匙串。备用钥匙当然也有，但是在书房的抽屉里原封未动。如此一来，犯人肯定原本就有门钥匙。警察做出这样的判断也合情合理。
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其实是死胡同的入口。因为符合条件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每一个都不可能是犯人。
首先是当家保罗·戈拉兹德，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星期六），他和妻子彩子一同待在巴黎。而且，九号的晚上到十号的早晨，他还因为急病住进了当地的医院。当然，期间有多名医生、护士在照顾他，片刻都不可能溜出病房。这样还怎么讨论他的动机。他绝不可能犯下此次案件。
其次是第一目击者彩子·戈拉兹德，先抛开她的动机，从物理角度来讲，她不可能犯下这起案件。毕竟她身材娇小，身高一米五五，体重四十二公斤，难以把身高一米七二、七十多公斤的受害人吊在螺旋楼梯的空洞里。不，她光是把绳子挂上天花板的铁钩，就已经很困难了。
不仅如此，从时间上看，也很难说彩子是犯人。案发当天，她乘坐早班车从巴黎出发，于七点四十七分抵达拉博里站，且车站人员和多名乘客也有目击到她。丈夫紧急住院，她只是回来拿钱和换洗的衣服而已，身上就带了一只手提包，看起来表情僵硬。
最后看到她的人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娘，店铺位置离戈拉兹德宅较近。据说两人有正面打招呼，时间是七点五十五分。就算快步赶往戈拉兹德宅，也需要七八分钟，因此彩子称自己八点后到家的证言没有可疑之处。
彩子于八点零八分打电话报警，警察在十一分钟后赶到，也就是八点十九分。不管彩子怎么努力，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受害人吊在螺旋空洞里。
那么，最后一个有门钥匙的人——让-路易·莱斯库尔呢？
让-路易现年四十六岁。和受害人一样，很早以前就在戈拉兹德家服务。他被前当家埃德蒙·戈拉兹德相中，深受其信赖，即使到了保罗这代，在当家缺席的十七年间，家中的事务管理也都交给了他。虽然想不到有什么动机，但他确实具备犯罪的身体条件，自然受到了警察的关注。
毕竟让-路易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九五，而且，平日的体力劳动还让他练出了一身肌肉。抱着受害人的身体，把她推出螺旋楼梯的扶手应当是小菜一碟。
然而，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到这把年纪仍然未婚独居，案发当天，天还没亮他就带着三个同伴去河边钓鱼了。戈拉兹德夫妇提前定好了巴黎之行，若非如此，忠心耿耿的佣人似乎也无法尽情放松了。据说让-路易早就制定了此次计划。
钓友于早上四点半在让-路易家集合，吃完早餐，众人开始准备三明治便当和咖啡。五点驾车离开拉博里，在下午三点返程前一直是集体行动。在犯罪时间上午七点到八点间，他确实跟其他同伴在当地一起钓鱼，不在场证明没有问题。
这下进死胡同了。
可疑的犯人一个都没有，搜查根本无从入手。随着时间流逝，搜查官对他杀产生的怀疑也会逐渐消散。仔细一想，虽然黛芬·杜邦被揶揄为戈拉兹德宅的女王，可她终归是个管家。真的有人会去杀害这样一个老女人吗？
警察的观点逐渐偏向自杀，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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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言，自杀即犯下重罪，黛芬·杜邦不可能违背教堂的教诲。退一万步讲，就算她要自杀，也有许多更稳妥的方法——随着他杀论陷入僵局，这些常识性的质疑也逐渐消失了。
天主教徒也有杀人犯，自杀同理。况且自杀的方法也不分什么稳不稳妥。她个子高，加把劲儿就能够到天花板的铁钩，也能把绳子挂在铁钩上，还能在缠好脖子后翻越楼梯的扶手——这实行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呀！没有挣扎的痕迹，手和脖子上也没有杀人案中常见的防卫性擦伤，这些都是自杀的有力证明。
而彩子·戈拉兹德的描述，更加坐实了自杀论。
根据她的供述，丈夫保罗似乎是个极端的秘密主义者。考虑到他所做过的事，倒也能够理解，但没想到的是，他从未向妻子彩子坦白过戈拉兹德家的隐情。包括管家黛芬·杜邦是保罗的亲生母亲，也是彩子从道恩医生那儿听说的。米歇尔·道恩是戈拉兹德家的主治医生，现年五十二岁。就如道恩承认的那样，保罗似乎从没把杜邦夫人当作过母亲。
离开巴黎的前一天——三月八日晚上，彩子听到了丈夫与杜邦夫人的奇妙对话。当时她半夜突然醒来，下楼找热饮喝，却听见厨房里传来了说话声。彩子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其中一人明显是杜邦夫人的声音，她在恳求对方收手。而另一人的声音很是模糊。
但在这个时间点，除了自己，家里只有丈夫保罗和杜邦夫人了。即使平常装作互不相识，他们也是亲生母子，肯定也有想说知心话的时候。在避人耳目的深夜厨房里，两人正在进行亲子交流吧。彩子悄悄折回了卧室，可事后回忆起来，杜邦夫人或许想在最后关头劝儿子改过自新吧？
结果，彩子·戈拉兹德的这段证言成了决定性的证据。黛芬·杜邦肯定知道有新的尸体被接连搬进了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室里。不，她本来就是戈拉兹德宅的主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此想来，便能理解她为何故意选那种方法自杀了。
为了不让儿子的罪孽继续加深，母亲只得献出自己的性命。要慰藉牺牲者的灵魂，她只有让自己的身体悬挂在地下室上方，才能保证警察会进入地下室。可以说，黛芬·杜邦的儿子确实明白了她的意图吧。
起初，拉博里村满是对杀人犯的愤怒和对当局不作为的斥责，可随着事件的降温，伤感与感慨却逐渐扩散开来。女王之死令戈拉兹德家的历史落下了帷幕。
戈拉兹德家的财产今后会流向何处？这是人们关心的下一个问题。实际上，与彩子再婚后不久，保罗·戈拉兹德就把正式遗书交给了律师萨姆森·菲利普。根据遗书，现金、存款、所有的动产都留给妻子彩子，并赋予她戈拉兹德宅的终身居住权。此外，手下的田地全部无偿分给佃农们。而彩子逝后，就用水泥填埋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室，然后拆除整座建筑。结尾他写道，希望把空地开发成公园，由村子来管理。
从中我们可隐约窥见这位千古罪人的复杂原貌：他对罪行的隐瞒与赎罪，以及对一无所知的新婚妻子的爱意。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黑发黑眼睛的美丽遗孀放弃了一切继承权。彩子说没有继续留在村里的理由了。她似乎心意已决，等张罗完丈夫与婆婆的葬礼，就永远地离开拉博里。
这位继承了东方血统的年轻少夫人一出现，村里就悄悄流传着“她是为钱而来”的声音——谣言似乎出自邮政局局长戈达尔夫妇和食品店老板德尔博斯夫妇。而彩子用行动证明，爱说三道四的小人都是口说无凭。
三月中旬的一天，保罗·戈拉兹德的葬礼在拉博里教堂悄然举行。
参加弥撒时，这位戴黑面纱、穿黑丧服的遗孀神情凝重，始终毅然地昂着头。其他出席的村民只有主治医生道恩、常年侍奉戈拉兹德家的让-路易·莱斯库尔。村长马蒂厄夫妇并未到场。
莱斯库尔像钢板一样面无表情。旁边的道恩则一反常态，表情严肃地瞪视着天空，他把戴了多年的名牌无框眼镜换成了最新流行的银框眼镜。值得关注的是，保罗的朋友兼律师萨姆森·菲利普专程从巴黎赶来，对遗孀频频表示出关心。
微弱的阳光穿过云层，唯独教堂的钟声响彻四方。
村民日夜仰望的那座黑暗石馆，离拆除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而这，便是拉博里村的昔日霸者——戈拉兹德家的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