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天特意穿了一件花格衬衫，搭配鸡心领羊绒背心，还翻出许久没穿过的羊毛西装裤和皮鞋。他一定要让对方看到他精神抖擞，稳如磐石。这是他的师父金盏教他的。金盏在接受内部调查之前就叫他陪自己去洗澡，理发净面，换上干净笔挺的衣服，然后去见调查组。
他觉得金盏特别有派。
金盏告诉他，男人有多大的胸怀和胆魄就是看他落难的时候能守住多少尊严。他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诗，他早就忘记了这首诗是谁写的，在他的记忆中，这两首诗似乎和大刀王五关联在一起。而金盏在他心中就是另一个大刀王五。
他站在空旷安静的走廊里，忽然有些害怕。他并不害怕谈话，说起业务那些调查员做他徒弟都不够格，他害怕的是自己会影响别人。他看到姜力在权力的夹缝中忍辱负重，就为了给远在英国留学的女儿说得出口的老爹；他看到张大超兢兢业业出现在所有案发现场，就为了分到一套房，摘掉“倒插门”的标签。他们都没错，唯一有错的是他自己。
也许他真的不应该僭越规则，逞英雄好汉。如果当时发现排污管道的风险就果断取消行动，或者继续让无人机跟着自己拍摄，就不会造成现在这种有理也说不清的被动局面，而且沦为郭博英出风头的替罪羊。
“所以你现在还认为，当时的情况下把无人机派去监控排污管道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调查组组长傅强问道。
傅强是市局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郭博英成立的，是刑侦口的业务指导单位。郭博英组织了几次培训，但效果甚微。一线干警认为讲师就会纸上谈兵，完全是闭门造车；讲师认为一线干警技能过时还自以为是，双方对立情绪严重。
第一次培训的时候，傅强杀一儆百，就拿李正天开刀，把他叫起来回答一个考验洞察力的问题：午夜纽约黑人区发生杀人案，警察发现四个嫌疑人，分别是凶悍的黑人小伙子、一脸茫然的白人妇女、穿着雨衣、表情惊慌的小女孩和沉着的黑手党神父。
这是一道专门为了打压回答者而设计的陷阱题，无论李正天选择什么，都会有一个反驳理由等着他。然后傅强就会用早已训练无数次的幽默话术带动其他人一起嘲笑他。在群体活动中找到一个傻瓜并嘲笑他，这是让所有人放松心情并归顺权威的最好武器。
李正天识破了陷阱，他指出每个嫌疑人不可能是凶手的理由，而这些都是傅强的台词。傅强有些恼羞成怒，于是问他到底选择谁。李正天回答如果非要选择的话就选那个警察，因为这个警察竟然要证明无辜市民是凶手，而不是去寻找真凶，不是蠢就是坏，或者又蠢又坏。
他这番话影射了傅强不好好研究本职工作，却热衷于这些无聊的伎俩，赢得了满堂喝彩。傅强在一班干警面前丢了面子，从此对李正天十分记恨，时常刁难他，最后考核只给了他一个及格分。
这次郭博英安排他们冤家聚首，李正天知道这家伙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所以他不打算再委曲求全，反正也没用。他也不管傅强的问话里有没有陷阱，强硬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取消行动。”傅强立刻反驳。
“取消？这是抓住包皮匠唯一的机会。我不想让包皮匠跑掉，哪怕有1%的可能。”李正天继续不卑不亢地回答。
“所以换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傅强盯着李正天好久，终于缓慢地说道，“也不知道跳楼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他是包皮匠！”李正天的声音大了起来。
“你怎么证明？”
“什么叫我怎么证明？是证据证明他是包皮匠。”李正天反问道，“那你告诉我，就算当时无人机跟着我把全过程都拍下来了，就能证明什么了？”
“至少能证明你的描述都是真实的，他开枪拒捕，跑到楼顶，然后自己跳了下去。”傅强把重音放在了“自己”上。
“噢。”李正天恍然大悟，反问道：“你在暗示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傅强靠在椅背上说道，“除非有坚强的证据能把这个可能性排除掉。”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抓活的不好吗？”李正天盯着傅强的颧骨，他在想从哪个角度揍上去不会弄破拳头。
“抓活的当然好。”傅强也毫不示弱地盯着李正天，“除非那个人根本不是包皮匠。”
李正天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傅强竟然会用这么大的恶意揣测他，他下意识地问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能结案，能交差。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凶手，但是又不想承认自己的无能。所以你找了个替死鬼。合情合理。否则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在行动前调走无人机，制造出你和死者独处将近十分钟的真空时间。”傅强一边说一边甩出一个档案袋，“这是你上次指挥的抓捕枪贩子的行动，还有印象吧。这次的环境远比抓捕包皮匠那次复杂，可是你对现场布控做得非常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指挥。所以我知道你不是不会，既然不是不会，就只能是不想。”
李正天当然不能告诉他，原本张大超准备了六架无人机，但是临出发前才发现其中三架没充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