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家和娘家天天逼她，更促成她快点跑。她决心去找他，但是要十分秘密，绝不能让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

在那个世界，一个女子单独出门，是很艰难的。但是她父亲教她读《木兰词》，知道木兰当了十二年兵，同伴都不知道她是女的。她也没有什么巧，随时随地注意就是了。自己是大脚，也会官话，跑吉安，不过四五天，看来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她借去姑母家为名，在姑母家住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买了双云头鞋，一件竹布长袍，一件马褂，一顶青色帽和零星化装用具回到家里，又偷了父亲编发辫用的旧青锁线。夜晚，趁着家里的人睡了，偷偷点上灯，对镜化装，果然象个小童生。不过在家化装好后逃走有许多困难：第一，白天很难穿男装离家；第二，易引起巡察、更夫的怀疑。可是，不在家改装，等出门后再改装就更困难了。她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在家里先化装，内穿男装，外罩女装，这样白天就可以公开离家了。一天晚饭后，她对母亲说到姑母那里去取两本书。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快天明，她穿上男装，外面套女袍女裤。云头鞋、青锁线则藏在龙须草提包里，外面再盖条手巾。天明以后，家人都起了床，她就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出门不久，她想脱去外面的女装，因没有机会，只好继续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学堂，学堂旁边有个厕所。她进了厕所，脱掉女罩衣，把辫子的红头绳扯掉，换了青锁线，然后换上云头鞋，赶快跑出来。从此，就以男子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了。正午，有去吉安的船，就搭船去了。

在船上，不方便的事，是大小便。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只有等船靠岸的时候偷偷进公共厕所。还有一件事是说话，女人声音尖，她就尽量少说，要说就故意放粗喉咙。

第七天，走到吉安北面四十里一个镇子，找到了木匠家里，她一见到木匠，就叫他的名字，木匠本来和她很熟，见到她变了装，一时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们在家庭长辈同意下结成夫妇。为了掩人耳目，小俩口到禾新去做木工、做裁缝。他们靠两只手，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到了民国十六年，成立农民协会，他们都成了积极分子。一九三○年红军打开吉安，他们又送唯一的儿子参了军。

快到祠堂门口，里面有人叫道：“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看了看，并不认识，一面进门，一面回答说：“是，同志。”

“鄱湖婆婆，你又给红军送东西来了？”

“是呀，司令呢？”

“在里面，你跟我来。”

老太太和小孩进去了，快到场院边，看见郭楚松站在场院中间，正在和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谈话。

郭楚松一见她，忙先打招呼：“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哟，郭司令，你可瘦了。”

“从家里来的？”

“是呀。”

“呵！”郭楚松眼睛一睁，“走了十八里。”

“不要紧，我还走得。”

老太太说着把手上的鞋袜放在地上，又叫小女孩把母鸡放下，说：

“我送些东西给你们。”

郭楚松慌忙摆手，“不！不！你老人家留着自己吃，给自己补养补养身体！”

“唉，自己人还见外。鞋袜是我自己做的，鸡也是自己喂的嘛！”

郭楚松问：“见到陈廉了没有？”

“没呢。”

“我去把他叫来。”

“别急，别急，我还有急事哩。”鄱湖婆婆说着，解开衣襟，掏出几张小纸来，递给郭楚松。

郭楚松打开一看，忙问：“鄱湖婆婆，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材料是有用的吗？如果有用，那就不算白走一趟。”原来是份禾新城的敌人兵力布防的详细材料。

“用处太大了。”郭楚松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队伍刚回来，很需要禾新城敌人的情况，是怎么弄到的？”

鄱湖婆婆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你自己去的？”

“是呀！”

“那多危险呀！”

老太太仍然笑着，说：“五天前，县军事部部长到我们乡公所，要乡公所派人进城去探听城内敌人的情况。可是，禾新城的敌人，封锁很严，男子不准来往，除了小女孩和老太太，准进不准出。中午过了，还没挑出人来。我知道以后，就到乡政府，对他们说：‘我去。’”

“他们都说：‘你去是好，就是城里认识你的人太多。’

“我说：‘认识的人大都是好人，就是坏人，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快六十岁的老太婆是来搞情报的。’

“他们就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我把我的老行头——剪刀、尺、熨斗、针、线——拿出来，朝城里去。离城两里，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哨所，我故意把行头露出来，哨兵瞄了一下，问也没问一句就放行。到城门口又一道哨，哨兵问我从哪里来，进城干什么，我从从容容回答，他们就让我进城。我一直到十字街，进了一间杂货店。老板娘和我还合得来，但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发愣了，问我来做什么，我说：‘到城里来找点零活做。’

“她将信将疑。我又给她解释一下，她虽然没有怀疑我什么，但多少有点不满，认为在这兵荒马乱年头，随便出门，是不合时宜的。可是，她愿意我在她那里暂住。

“这间杂货店，铺面还宽敞，后面有几间较好的民房，我进去不到半点钟，就知道这里住的是十五师八十六团团部。团长和参谋副官住我后面，传令兵勤务兵也有住铺子的，也有住在后面的。我看到他们有的衣服破了，就帮他们缝缝补补。他们不给钱我不讨，给钱我也要。在做工的时候，他们常常来看，有时等着要，我就倚老卖老，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问他们出来多少年月，有父母的问他们有兄弟没有，有老婆女儿的，问他们有人养没有；寄过钱回去没有。官长来了，他们就不讲，我也不讲，这样搞了两天，就同他们混熟了。我认识几个字，常常从他们拿的信件上看到他们部队的番号、住址，也听到他们讲部队的情况，有时候还专门问他们些什么，他们也告诉我。这样一来，只两三天，就把十五师的各团番号，团长以上当官的姓名，一个连有多少人，多少枪，士兵的情绪，伙食，甚至于某些军官太太的私生活都知道了。我一知道就死死记着，晚上睡觉，也念叨一遍两遍，我虽然认字，但不用纸写，就是抓住我我也可以辩驳和抵赖。回来的前一天，我到禾新西门门口一家小饭店，这是县军事部长在我走之前秘密约定的联系地点。拿了三张写满针头大字的纸，还有一张地图要我带回来。我就拉开鞋面，把纸和地图放在鞋底夹缝里，再加块粗布，再把鞋面绱起来。第二天中午，我就向老板娘告别了。可是，没有军队和反动派政府的条子，是出不了城门的。我从哪里去找呢？我跟一个交上了朋友的传令兵说，要回家看看，请他带我出去。他开始不答应，经我说些好话，就同意了。昨天上午，他托团部的两个采买带我，他俩正要出东门外去买东西。哨兵只准采买出去，要我留下来，两个采买很和气向哨兵请求说：‘老太太要出去走走人家。’

“‘没有放行条，不能出去。’

“‘是老太太……’

“‘那是上面的命令。’

“‘命令当然是命令，不过一个老太太什么要紧——她懂得什么。同时我们到村里去采买，她同我们一块讲句话也方便点。’

“哨兵同意了，不过要检查一下，我把剪刀、尺、熨斗给他们看，身上就是一件旧衣，他们搜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这样我就随着采买出了哨所。里多路后，采买停在村子里找东西，他们不管我了。我和他们打个招呼走了。我想到情况紧急，一步也不敢停，直到昨天半下午才回到村里。我没有回家，直到乡政府，我把几天来得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乡长，他叫文书记下来，我又把鞋面割开，取出文件，乡长立即让我送到这里来。”

“啊！太谢谢你老人家了！”郭楚松激动地说，“不是你老人家亲自去，难得到这样难得的情报啊！”

“算不了什么，今后如果用得着我，尽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