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清晨，笼罩在雾霾之中。一辆黑色迈巴赫轿车从西郊京原路出发，驶过五棵松、公主坟，直抵东长安街。

开车的司机西装革履，戴着白手套。坐在后座上的杜林祥与张贵明，同时大口吸着烟。缭绕的烟雾，令车内的豪华装饰都有些模糊不清。

这辆价值近千万的迈巴赫，便是张贵明在北京的座驾。除了这辆豪车，张贵明还在京原路附近购置了一家高级会所，并投入巨资装修，将其打造成自己在北京的行宫。

如今的杜林祥，当然不会对区区一辆迈巴赫有多少艳羡。上市成功后，他也为企业购置了几台豪车。当初决定买什么牌子的汽车时，迈巴赫便是备选之一。不过，见多识广的庄智奇与喝过洋墨水的儿子杜庭宇，都反对买迈巴赫。

杜庭宇当时说，迈巴赫在国外销售很差，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全世界除了中国的富豪，几乎没人中意迈巴赫。

杜庭宇还点出了迈巴赫的三大硬伤。第一，它外形太像奔驰s级了，活脱脱一辆大号s级，显得缺乏个性。其二，没有深厚的品牌内蕴。宝马收购了劳斯莱斯，大众收购了宾利，在豪车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奔驰看着眼红才复活了迈巴赫品牌。但迈巴赫毕竟在20世纪40年代就停产了，六十多年后重出江湖，缺乏品牌号召力。第三，定价太离谱，已经超过了劳斯莱斯幻影和宾利雅致。

“国外媒体都报道了，迈巴赫最终难逃停产的命运。”杜庭宇说道。

庄智奇的总结更加精辟：“迈巴赫与悍马，都是在国外卖不动，却被中国暴发户视为宝贝的东西。”

因为庄智奇与杜庭宇的劝诫，杜林祥最终没有选择迈巴赫。甚至面对整日开着一辆悍马的五弟杜林阳，杜林祥还时常嘲笑几句。后来认识了张贵明，杜林祥对庄智奇的话更加深信不疑。这个张贵明，最喜欢的车不就是悍马与迈巴赫吗？

除了座驾，杜林祥对于张贵明那家会所的风格也看不上眼。在北京这样一座古都，非鼓捣出一个欧式装修的会所干嘛？更要命的是，张贵明将自己收藏茅台的爱好也带入会所。国酒茅台摆在罗马柱与水晶灯之间，怎么看怎么刺眼。

杜林祥甚至想起了谷伟民在东交民巷的四合院。都是肩负驻京办职能的富豪行宫，谷伟民的四合院古朴庄重，里面的明清家具，从越南进口的红木，从福建运来的假山，件件堪称精品，不知比张贵明的会所，好出多少倍。

杜林祥所不知道的是，张贵明对于纬通集团驻京办的装修风格，同样没什么好感。纬通集团成功上市后，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建起自己的驻京办。可张贵明认为，纬通的驻京办，更像政府机关的驻京办。驻京办里餐厅的包间，全部以河州的街道命名，还有会客室里的红地毯、巨幅国画、白色单人布艺沙发，通通官味十足。

当然，彼此看不起的杜林祥与张贵明，在去对方的驻京办赴宴时，嘴里都不忘恭维几句。此刻坐在迈巴赫车里，两人更是谈笑风生，亲密无间。

迈巴赫轿车在东长安街的一栋大楼前停下。杜林祥与张贵明一前一后走进大楼，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迎候在大厅，与两人握手后，将他们引上电梯。在电梯里，杜林祥问道：“吕市长的办公室还在二十多层，没有挪地方？”

中年人一脸微笑，十分得体地回答：“目前还没搬。至于搬不搬，何时搬，领导说了算。”

步出电梯，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行人走进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以及这栋大楼的主人——吕有顺正坐在皮椅上，低头批阅着文件。

杜林祥满脸堆笑地伸出双手：“吕市长，你好！”

吕有顺起身相迎。与杜林祥握手后，又主动把手伸向张贵明：“这位就是张总吧？”

“是的。”张贵明也笑起来，“吕总，久仰大名！”怎么称呼吕有顺，张贵明曾思量过。跟着杜林祥叫“吕市长”，似乎交情不够，干脆就叫吕有顺如今的职务吧。

吕有顺保持了担任河州市长时的习惯，在办公室里就穿一双千层底布鞋。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四五个人同时坐进来，就会显得满当当。这样的办公室，连好多县委书记的都不如，同杜林祥、张贵明极尽豪奢的办公室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如果不事先做一番了解，外人很难相信，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吕有顺，会是一个千亿级央企的掌门人。

尽管办公室的装修简朴，但吕有顺座椅的左侧，却摆放着一个矮桌。桌上四部电话整齐地排列着，尤其其中两部红色电话机，无声地显示着主人的身份。

杜林祥与张贵明，都是与官场交集颇多的人物，他们见识过各级领导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也听过许多有关红机的传说，但对于红机的准确定义，在很长时间里却并不清楚。有些说法讲中国只有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大型国企一把手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装配红机，红机在中国的数量仅有几百部。也有人说，许多正厅级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就装配有红机。

其他问题，杜林祥还能请教庄智奇，有关红机的问题，连庄智奇也一问三不知。还是一次在京郊垂钓时，杜林祥询问了吕有顺，才从对方口里获知了准确答案。

据吕有顺说，真正的红机，确如外界传言那样，在中国仅有几百部。除了国家领导人以外，只有正部级官员以及部队正军级以上干部、大型央企一把手才有资格装配。红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机身没有拨号盘，也没有加密按键——它既不需要拨号，所有通信也都是加密的。在使用这部电话时，只需操起电话说出要找的人，接线员就会帮你把电话转接过去。红机内部还有防止窃听的保护器。任何原电路被异物介入或者外壳损毁，电话都会自动报警。

听了吕有顺的话，杜林祥依旧迷惑：当初在河州当市长时，吕有顺的办公桌上也有红色电话，甚至自己老家文康的市委书记，办公桌上也有红色电话。按说这些级别的官员，都是没有资格在办公室里装红机的呀！

吕有顺接着解释，许多厅级干部的办公室里，也装配有红色电话机。这些电话机，既和普通电话不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机。这些红色电话机准确的称呼是党政专网电话，是一定级别的党政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每部电话都有一个四位数的号码，只能与其他同样只有四位号码的电话相连，整个系统经过加密。

杜林祥终于明白了，吕有顺在河州办公室的红色电话机，以及那些市委书记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并不是真正的红机，它们只是党政专网电话。党政专网电话与红机的区别也显而易见，前者有拨号盘，后者没有拨号盘。

因此，吕有顺担任河州市长时，办公桌上只有一部红色电话机，就是有拨号盘的党政专网电话。来到北京出任央企一把手后，吕有顺的办公桌上就有了两部红色电话机，一部是党政专网电话，另一部则是没有拨号盘、只可由接线员直通高层的真正红机子。

当初经由吕有顺引见，杜林祥认识了省委书记贺之军的大秘、担任洪西省委副秘书长的陈枫。与陈枫喝酒时，杜林祥便听到一些大领导如何使用电话的趣闻。

据说贺之军对于保密工作十分重视。他要与下面的市委书记通话，一般会让秘书给对方打手机，并要求对方在最短时间内用党政专网电话回过来。

陈枫还说，有一次自己给下面的市委书记打电话，说贺之军要了解一起山体滑坡的处理情况，并让对方用市委办公室里的红色电话机，给贺之军的办公室打电话。碰巧市委书记正在县里调研，实在不能赶回市委。经过贺之军的同意，双方才用手机进行了通话。

落座后，秘书立即为客人沏好明前龙井，然后便知趣地退了出去。张贵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便轻轻放下：“祝贺吕总啊。俺也是前几天才听老杜说，吕总高升了。今天冒昧来拜访你，也是想顺便沾沾喜气。”

“张总客气了。”面对恭贺自己升官的话语，吕有顺竭力表现出淡定的神情，但眉宇间却有掩藏不住的喜悦。

吕有顺升官的事，时间就在半个月前。从河州回北京时，吕有顺只是企业的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他头上，还有一个董事长。为此，吕有顺还自嘲过，从河州到央企，天生就是二把手的命。

半个月前，企业董事长作为救火队长，被空降到另一家大型央企担任一把手。身为二把手的吕有顺趁势扶正。中组部领导找吕有顺谈话时说，事出紧急，还没有来得及为企业物色一位合适的总经理，所以总经理的位置，暂时也由他兼着。同时担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吕有顺终于享受到大权独揽的滋味。

吕有顺跷起二郎腿：“我对张总，其实也早有耳闻。早在林祥跟我提到你之前，就听过你的大名。你的大根能源集团，近年来在中国矿业市场，是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

张贵明在吕有顺面前，始终是恭敬有加的模样：“过奖了。俺的那点生意，同吕总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吕有顺淡淡一笑：“客气话都不要说了。林祥告诉我，张总手里有座规模很大的矿山，正打算出手？”

“没错。”张贵明点头说，“如果能与吕总的企业合作，真是十分荣幸。”

吕有顺目光犀利：“你之前是和宋红军合作的，双方还签了协议，甚至他们公司还打过好几次款。对吧？”

“是的。”张贵明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红军可惜了。”办公室里沉寂了几秒，吕有顺才开口说道，“我与他虽然没什么深交，但开会时经常坐在一起。他出了这种事，大伙心里都不好受。”

吕有顺接着说：“今天当着张总，我就实话实说，对于开拓矿业市场，我有些兴趣。但是收购价格，肯定会比宋红军的出价低很多。”

张贵明有些着急：“吕总，当初和宋红军谈的价格其实已经很低了，你要再杀价，俺就不知道亏到哪里去了。”

“宋红军的报价，不会低吧。”吕有顺脸上似笑非笑，“价格真是那么低的话，他干嘛闲得没事给自己脑袋一枪？他的继任者，为什么一上来就中止合同？”

吕有顺继续说：“大家都是生意人，讲究在商言商。作为买家，我自然希望价格低一点。此外，我还是个国企负责人，必须讲政治。这桩矿山交易，宋红军怎么和你谈的，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但他毕竟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如果还按原价接盘，外界会怎么看？恐怕生意没做，告状信就寄到中纪委了。”

张贵明一时语塞，还是杜林祥出来解围：“关于价格的事，我同老张说过，只要砍价不是太狠，大家总还可以商量。”

“是这样吗？”吕有顺直视着张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