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布雷兹努力平静下来，欠了欠身子，和颜悦色地问：“对了，还有其他问题吗？我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

最后，他祝愿迟瑞成一切顺利，客客气气地送走了他，清楚这位情报员已经不能不下决心：如果那个叫钟勇的仍然不罢手，一定要找麻烦的话，他一定会请黑社会的。

布雷兹坐到电脑后面，准备向情报局发出《接触报告》。情报局规定，每次与情报员见面，情报官必须写出一份《接触报告》：写明会面在何时何地举行，讨论了什么问题，获得了什么信息，有没有给钱，发现了什么安全方面以及对方心理状态和私人问题等。收到报告，情报局的报告分析员再决定这报告是否值得提交驻外工作站主管。

布雷兹点着一支香烟，大大地吸了一口，思考起来。

自从招募迟瑞成后，这些天他满脑子都想着这事。他眯着眼睛思索起来：中国的这些贪官情报员如此物美价廉。要在其他国家，情报局工作站还需要抽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当地红灯区或妓院进行“定点监视”，好抓住一些官员拈花惹草的证据，从而转化为招募的突破点。可对于这些中国官员而言，根本不用如此费时费力，只要出示他们秘密存款账单的复印件，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就会俯首帖耳成为我们最忠实的人。

想到这里，他不禁怨艾地想：其实，自己早该越级呈交《烈火计划》，最好能够到达总统手中。总统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常说：每天早晨我第一件工作就是阅读情报报告。我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是以我收到的情报为基础。不管我国的技术多么先进，我们还得依赖情报官告诉我们——敌人在想什么。在秘密行动方面，我们永远需要有才华的、进取心强烈的特工，他们能从间谍卫星提供的分散零星的信息中梳理出清晰的画面。

布雷兹豁然开朗了，不再想这份《接触报告》了，却构思起准备越级呈报总统的信件来，情报局朋友们有办法将这封信送上去的。信要写得入情入理，还要附上《烈火计划》，争取总统亲自批准实施。

他拧亮了那盏嫩绿色的台灯，红色的牛皮桌面反射着灯光，客厅里蒙上黄色的光晕。他在信笺上迅速勾画起陈述要点。

首先，像迟瑞成这样的中国情报员的出现，主要在于这些中共官员失去了信仰、指导思想和道德及价值取向，一切以金钱为转移。他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就是为自己和家族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不光成功造成了目前中国的两极分化，还利用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培育起了以自己的亲情血缘为联系的大大小小的私人财团。所以，只要能够抓住这方面的证据，这些官员就必然成为我们的第五纵队，最终通过他们的手，彻底摧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起一个能够代表这极少数人利益和要求的、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新型政权。前苏联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苏共被喻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其次，由于反映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的举报信件，会由于种种原因被置之不理，或者是查无实据，自然导致中国人民更大的不信任和不满，这必然加速《烈火计划》的推进速度。

至于出现的少数死硬共党分子，北京站必须给予第五纵队以有力的支持，给死硬共党分子以摧毁性的打击。

……

写到“死硬共党分子”时，他又想到那个叫“钟勇”的纪委书记。他和东京站监听了田处长与迟瑞成的通话，之后，他立即叫北京站电传来有关钟勇的材料，尽管只有两页纸，却记录了钟勇的主要细节：钟勇的“父亲”是个指导员，在美国飞机轰炸越南中丧生。多年后，这位指导员的妻妹生下钟勇，便过继给守寡的姐姐，钟勇便顺理成章地在这“烈士”家庭中长大。

布雷兹想：其实，钟勇应该成为北京站认真研究的一个案例。如果通过情报员们的努力，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钟勇们不再履行应尽的职责，腐败必然日甚一日，中国人民必然丧失能为他们提供精神动力的主人翁感，自然感到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的，“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传统必然重现，“东亚病夫”的历史必然重演。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便这时中国的gdp已经达到鸦片战争前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程度，我们也丝毫不用担心，因为它依旧如当年，不过是一头任我们西方宰割的肥猪而已。

想到这里，布雷兹自豪极了。他不由又想到新发展的迟瑞成，想到他归国后一定会按自己教给的办法一步一步去做的：首先，坚决打击钟勇这个死硬分子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一向鼓舞他奋斗、奉献的精神支柱消失；其次，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的话，迟瑞成他们也就不能不干“湿活”了。

想到迟瑞成不得不想办法干“湿活”时的那张苦瓜脸，布雷兹又兴奋起来，不觉想起苏联崩溃前流行过的一个笑话：“有一天，马克思来到苏联电视台，要求讲话。编导说：‘您老人家讲得够多了，书出了几十本，印了无数，不用再讲了。’马克思答：‘我就讲一句。’编导想：‘马克思这么大的面子，一句都不让讲，未免太不近情理。’于是问：‘您老人家想讲一句什么话呢？’马克思说：‘我想讲：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吧！’”

布雷兹忍不住独自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