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骆河生支书已在一个星期前就作了解释，到目前为止少说也有二三十遍，怎奈对方就是不信，不停地打电话，要与骆河生支书当面理论。
骆河生支书说现在没有时间，叫她找组长。
她说找了，组长说管不了，叫她找骆河生支书。
等于是白找。
六组组长方大海在组里做不了主，话语权被在县城居住的组民把持。之所以当组长，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六组90%以上的人在县城居住，留下他一个青壮年劳力。他吃苦耐劳远近闻名，找他帮工的人排成队。他不看人，也不挑事，无论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无论是苦活还是轻活，都是一个价，都是实打实地干满一天，让你感觉物有所值。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天必须结账，即使明天还在这户人家做事，也要当天结账。他说不是怕你跑了，就怕扯皮拉筋。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性格，从来没有人跟他赊账。
他在家里有干不完的活，赚不完的钱，所以懒得进城打工。不过，事多就没有多少心思放在组里的工作上。他的态度是，当不当组长无所谓。
汪会红认为，骆河生支书让她找组长是在躲她、搪塞她、敷衍她。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此时正跟队长和镇长在一起。
那好，就在工作队等骆河生支书。
双方说话算话。
我和骆河生支书回工作队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进门就看到汪会红。不只她一个人，还有她婆婆和儿子。
汪会红和她婆婆我都认识，孩子是第一次见面。
小孩见到我便跪在地下，搞得我莫名其妙。
由于她找的人是骆河生支书，暂时没有我的事。我上楼换衣服。身后传来他们火药味的对话声。
马上到了晚餐时间，我下楼吃饭。
厨师将饭菜端上桌。
我以为工作队吃饭，他们会回避。
却没有走的意思，还在唇枪舌剑。
什么事这么难扯？
老黄和老雷看到这个阵势，挟着菜上楼去吃。
我不能走，也不能吃。村里的事也是工作队的事，现在双方言语激烈，辩论正酣，不分胜负，我不能不管。
听了一阵，没有听出名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双方一下子扯东，一下子扯西；一下子扯那事，一下子扯这事，完全没有章法。
只能说他们嘴巴厉害，还有点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之势头。
这种状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骆河生支书虽说文化不高，讲话有些怯场，但是辩论绝对是一流水平，往往只需几分钟，就能击败对方。
这一次为何不分上下？
主要是对手——汪会红的婆婆能言善辩。
不对，还有一层意思，我想起来了，汪会红的婆婆长骆河生支书一辈，还有点亲，没有出五服，所以骆河生支书有顾虑，放不开手脚。
终于听懂了一句——汪会红的婆婆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她就让村委会给她养孙子，把孙子放在村委会。
骆河生支书说吓不了人，你前脚送来，我后脚送到福利院。
对方说那你就送吧。
骆河生支书说送就送，到时受指责的不是村委会，而是孩子的家长还有你这个当奶奶的人。
我看了一眼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着实让人心寒。孩子虽然只有10岁，不大明白大人之间的事理，但是开口闭口要把他送走，不知他内心有何感受。
我不能不说话，我请他们安静，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争着给我讲……
我打着手势制止。我说一个个来，汪会红的婆婆先讲，再汪会红本人讲，再骆河生支书讲。
起到作用，不再是热闹、无序、火药味十足的争吵场面，而像是回到严肃的会场。
中途，汪会红的婆婆几次都要插话，均被我制止。
都讲完了，意思我清楚了：贫困户汪会红要求村委会为他10岁儿子申报一套易地搬迁房屋，理由是她这个儿子是前夫所生，前夫去世多年，她又嫁人，等于这个儿子是孤儿，符合易地搬迁政策。骆河生支书的意思是，孩子不是孤儿，因为孩子有娘有后爸，并且这个后爸还是孩子的叔叔，是汪会红前夫的堂弟，等于还是一家人。汪会红的婆婆认为，骆河生支书不给孩子办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送礼。所以这次她准备了一个“大礼”，买来了草纸、红烛、一炷香、鞭炮，说要给骆河生支书烧纸、敬香、下跪、叩头，把骆河生支书当神对待。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当神，而是当鬼。
把活人当鬼，这个意思再清楚不过。
我瞟了一眼餐桌上堆放着的草纸、红烛、一炷香、鞭炮，明白了这些东西的用意。
本想指责几句，都不想跑题，更不愿意激化矛盾，就当着视而不见。我问，你们争论的焦点是孩子是不是孤儿对吗？
双方又开始争论起来，一方说是，一方说不是。
我再次打着手势制止。
按理讲，孩子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孩子应该是孤儿，这就是汪会红追着骆河生支书讨要说法的原因。但是，按照易地搬迁的政策，享受者必须是贫困户，并且没有享受过其他建房优惠政策。汪会红是贫困户，全家符合条件，但是她家在前年享受了危房改造政策，建了一幢新房，这次就不能享受。她有些心不甘，这次易地搬迁政策比危房改造政策好上几多倍，不能错过，于是想到以儿子是孤儿的名义，再申请要一套。
其实这个事与孤儿无关。
我先回避孤儿这个话题，先批评汪会红的婆婆，不该把孙子当外人看待，既然接纳了汪会红这个儿媳妇，就应该接纳她的一切，包括她前夫所生儿子。何况汪会红的前夫还是现任丈夫的堂哥，他们之间有着双层的关系。
汪会红的婆婆插话，不承认不接纳这个孙子。
我说接纳了就不该一口一声孤儿。
其实我知道，她对这个孙子还不错，平时在一起生活也很照顾，没有说过这个孙子是孤儿，现在打这个招牌就是为了要一套住房，也是为了这个孙子今后生活着想，没有坏心，只有好意。
却有点私心。
我说孩子只有10岁，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他的一切活动都受监护人保护；监护人有吃的他就有吃的，监护人有房住他就有房住；他的监护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母。
我所说的这些他们也许清楚，不然早就送孩子进福利院。不过，他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法律术语，而是房子问题。祖孙三代冲这套房子而来，不说清楚是不会善罢甘休。
我说，做父母的做长辈的为孩子的明天打算值得肯定，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做房也要等到他18岁之后，也就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由他自己做出决定。在此之前，父母有义务照顾他、呵护他，而不是拿孩子的不幸来寻求当前的利益。现在你嫌他是负担，等你们老了，孩子大了，需要他来赡养你们的时候，孩子如果像你们今天这个态度，那么你们又有何感想？现在你们养他天经地义，将来他养你们也是天经地义。孩子已经10岁了，记事、懂事、有自尊心，长辈的言行对他幼小心灵会产生很大影响，请你们不要再提他是孤儿，让他感受到家庭温暖比一套房子更重要。现在你对他好，将来他对你好，付出与回报对等……
我讲完了，他们沉默了。我知道，也许是18岁这个关键词在起作用。在此之前他们肯定听说过，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18周岁以上的公民才是成年人，才能享受公民待遇。
现在双方都知道为此纠结的“孤儿”一钱不值，口水战打了一个多星期等于白打，之前所说的过头话、所做的过头事除了伤人伤己再也没有纠结的价值，只能说是一场误会。
汪会红的婆婆连声说对不起，掴（吵）了我的耳朵。
我好生感动，原来他们婆媳如此通情达理。
八
晚饭后沿富水湖边散步已形成习惯。
途经二组时，有人喊我，是贫困户程进仁。他告诉我，二组出大事了。
我紧张起来，忙问什么大事。
他说今天上午来了两台车，下来一群拿长刀带短枪的家伙，将正在安置点施工的一伙民工逼停，说工程是他们承包的，其他人立即离开工地……双方差点打起来。
上午我在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事态比较严重，我立即去找二组组长程浩渺询问。
组长不在，我告诉他母亲，等程浩渺回家后让他到工作队找我。
接着我去找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程礼荣，问他是否清楚上午的情况。他说不大清楚。
我再打电话问骆河生支书，骆河生支书说知道一点，但不是十分清楚。
第二天上午，常务副主任程礼荣到工作队，他说问清楚了，是两家公司为二组易地搬迁安置点填土工程承包权发生冲突，双方都要承包，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放出狠话，下一步可能要发生械斗。
我问招标了没有。
程礼荣说还没有到这一步。
没有到这一步，怎么会有两家公司来抢工程？肯定有人许诺了他们。我问程礼荣是不是他许诺了什么。他说没有，是骆河生支书介绍了一家公司来承包。
我想此事不应该这么简单，可能另有隐情。
他走后，二组组长程浩渺来见我，说有点复杂，还不只两家公司，他也答应了一家，一共有三家公司来竞争。
我说形成竞争关系是好事，最后以中标的那家公司为准。
他说根本就没有想到招标。
我问有多大的工程。
他说30万左右。
我说30万必须招标。
他说有一家协议都签了，是骆河生支书介绍的那一家。
我问怎么签的。
他说骆河生支书、常务副主任程礼荣都在场，还找了几名民意代表，大家议了一下，认为可以，就签了。
我说谁给你们的权力。
他说签的不是承包合同，是意向性协议。
我问了协议内容。
听完后我说，与承包合同没有多大区别，实质是答应了人家。
既然签了一家，怎么出现第二家。
他说之前常务副主任程礼荣答应了一家。在这之前他也答应了一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个项目申请上报后没有下文，而老百姓又盼望工程早日开工，骆河生支书让常务副主任程礼荣专门负责跑这个项目。程礼荣没有办法就叫组里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找了一家公司，让人家带资承包。正在这个时候，村里接到通知，南山县全面启动易地搬迁工程，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经费有着落了，于是管的人又多起来。
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他说有。就在昨晚我去他家后，他意识到我知道了此事，再瞒是瞒不下去。之前他们统一了思想，不想让我知道，因为我会要求他们按程序、规矩办事。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那么我可能真的不知道。偏偏出了岔，还很棘手，还怕把事闹大，这才想到我，想给我汇报，但是又怕挨批评。既然现在工作队知道了，必须做好两全准备：一是如实汇报，二是想出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少挨批评。
他们商量的意见是：谁都不给，学窦家山，自己组里的事自己做。
我问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
他说有。他们组在外承包工程的小老板不少，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机械，无钱无机械的出力，一定能成功。
精神可嘉，但是与窦家山造林有所不同。他们是自己拿钱创业，这个项目是国家出资、财政拿钱，也就是说要走招标程序。我问他们怎么招标。
他一脸茫然，根本就没有想到招标。
没有招标意识在乡镇、村组是通病。来了项目，没有人想到招标，首先想到的是给谁做。工作队刚进村时，上五组通村公路项目，市领导刚走，镇领导就要求第二天开工。我提示开不了工，因为招标需要时间。这名镇领导说，不管这些，先开工后招标。
上行下效，所以才有这个局面。
不过，给自己人做最有说服力。因为三家公司个个都不是吃素的队伍，给谁做另外两家都有意见；或许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提出一个假设，假如三家公司都不同意这套方案怎么办？
他说他们有办法摆平，万一摆不平再请工作队出马。不过他自信能摆平，因为全组所有人都支持这个方案。
既然这样，那么就按他们的方案办，不过我还有三点意见要说：第一，做好三家公司的协调工作，不能发生群体械斗事件。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向工作队报告；第二，同意你们自己来承包，但是该走的程序不能省，特别是不能搞变相转包；第三，万一转包，必须走招标程序。
他说行。
我最担心火并的事没有发生，直到工程完工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正待我要表扬他们时，得到确切消息，他们花了2万元、两桌酒才把这三家公司摆平。
九
从村委会回来的路上，遇到四组五保户方礼河。他说正要找我，想办一个事。
我问什么事。
他说不愿当五保户。
怪，有人削尖脑袋想当五保户，他却不干。我问他跟村组干部讲了没有。
他说讲了，村组干部说管不了，叫他找工作队。
自从有了工作队后，村组干部也有了退路，能解决的事、不能解决的事都可以推给工作队。不过这一次不是推，而是懒得跟他解释。在他们眼中，他是神精病。好不容易给他争取到的五保户，他却不干，要是换上别人会感恩戴德一辈子。
当初定他当五保户时，村组干部承担了风险，因为他没有60岁，不能当五保户。
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当五保户。
他说他不够条件，因为五保户只有无儿无女的人才当，他有儿子，当五保户说出去不好听。
明白了，不是因为没有60岁，而是怕别人说他是孤老。
我知道他有儿子，叫方明春，今年28岁。可是他九岁时就被他老婆阮满珍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由于妻儿突然离去，他受不了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不能左右自己，四处流浪，幻想有一天能突然遇见妻儿。随着年龄增大，劳动能力下降，他不能养活自己。村组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提前两年为他申办五保户手续，这样他每个月就有450元生活费保障。
现在他提出不要，那么他靠什么生活。
他说他可以申报低保。
我叫低保户每个月只有几十元补贴，不够他日常开支。
他说可以。他还可以节约一点，还可以打点零工补贴一点。
我知道没有人请他打零工，因为他脑子不管用，三分钟热血过后就“罢工”，干着干着突然不知去向。我曾经跟几位大户老板说过，需要人帮忙时就请他帮工。他们都是三摆手，说宁可自己吃苦、加班加点，也不会请他。我也亲自跟他谈过，说要做事，不要到处闲逛，因为只有做事才有钱，只要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老婆才会回心转意。他答应得很好，说去做事，还要我跟他介绍工作，就是不拿出实际行动。
我以为他怕吃苦，但是看到他家一堆废砖、废钢筋就知道他是不怕吃苦之人。这些废料都是从山下捡回，是用蛇皮袋背上山，他不觉得累，走路快如飞。我问他捡这些废料干什么，他说想做一个厨房和厕所，加上政府给他做的两间正房，他就有两房一厨一厕。如果有那么一天儿子回来，儿子就有房子安身。
他儿子能回吗？
我问过骆河生支书和他的隔壁邻居，都说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他坚信儿子会回。
他经常问我，儿子会不会回来。
我只能说会。
我想帮他找回儿子，尽管这种可能性渺茫，但是我想试一下，因为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每期都有奇迹发生，说不定这个奇迹也会降临到他身上。于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的情况，他东拉西扯说不清楚，连儿子小时候的照片都提供不出，让人非常失望。
他又跟我谈起找儿子的事，这次是听人说，工作队已经帮他联系上他老婆。
我知道是有人拿他开心，因为他每天想着这件事，老是问人家这个问题，把人家问烦了，随便敷衍他一下。
不过他不觉得是敷衍，反而还能开心一天。
我说我们会尽力。
吃完中饭后，我带上薛猛、胡维两个才子上山，找他的邻居了解情况。
最清楚这件事的人是他的邻居兼姑姑方菊花和姑父陈志洪夫妇。两位老人都70多岁，记忆力也很好，谈起此事就像昨天发生的故事……
回家后，薛猛草拟一份《六旬残父近20年寻子路》的寻人启示，发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上。
失散经过是这样写的：
1997年10月，湖北省南山县大场镇长银滩村4组9岁幼童方明春（1988年3月出生），被其生母阮满珍（1964年10月出生）带离家乡，去向不明。期间，阮满珍曾给家中寄回一封信，要求与丈夫方礼河离婚。信封并未留下地址，仅在邮戳上显示湖北省黄冈地区。由于经济困难，加之方礼河以为妻子过一阵会回来，所以没有前去寻找。谁知道从此音讯全无。近20年间，方礼河逢年过节都去到拜望岳父阮战成，希望碰到妻儿。然而都是失望而归。如今方礼河年近6旬，儿子已28岁，人愈老愈发思子心切，以至于精神恍惚，脑子想出毛病，身体也越来越差，生活贫困。当地政府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为他申报贫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他就是不愿接受五保户，理由是他有儿子。2015年政府花了7000元给他建了一栋50平方米住房，他自己住一间另空一间，说要留给儿子回来居住。现在他非常渴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儿子一面，那怕是看到一眼，再听他叫一声爸，这样他就满足了。恳请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能为他圆梦。
寻亲公告发出后，收到许多热心人来信来电。由于他不能提供一点有用证据，寻亲之路很不顺畅。
有位作家在他寻亲贴子上留言：朴素的农民，残缺困苦的家庭，宁愿放弃国家的补贴，也要选择有尊严地活着。在他心中，老婆和孩子会回来的，他的日子会好起来的。祝愿农民大哥早日圆梦！
十
晨练回来，扭开水龙头不出水，经验告诉我，水管又被堵塞。
工作队用水与一组居民共一根管。长银滩村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家水管坏了谁家修；公共水管坏了，下游用水居民联合修；水池水管堵塞了，集体修。
这种现象已出现四次。第一次发生在冬天，水管被冻裂，下游是大泉口13户人家，可是只有2户在家，即工作队和陈敬珀老夫妇，维修费自然归工作队支付。以后3次都是水管堵塞，发生在6、7、8三个月，因雨水过多，泥沙俱下，水管口径小，一不小心就堵塞了。
这类情况自然归集体维修。
我正要下楼到卫生间热水器取水，一组组长程文彬甩开膀子进门，他说水管被泥沙堵塞，刚派人去疏通。由于水管老化，把管子弄破了，必须更换，否则无水可用。
此时正值8月大热天，不能无水。
按理讲，住在富水湖边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不缺水。
十年前可以这样讲，现在不敢讲，因为富水水库成了养殖场，沿湖岸边老百姓搞起了网箱养鱼。尽管这样，富水水质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但是不能直接饮用，必须经过过滤处理后才能使用。过滤需要建水池，送到各家各户需要购建水塔等设备，费用大、成本高，所以沿岸居民基本弃用湖水改用山水。
长银滩村山下3个组用的都是山泉水。
山泉水看似很清，烧开后才知道杂质很多，晴天有一成杂质，小雨天有两成杂质，大雨天有三成以上杂质，甚至堵塞水管。开始我们不知道，知道后用茶叶吸杂，再后来烧开后放上一两个小时，等杂质沉淀后小心倒出上面一层清水。
杂质多除了雨水作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落差大，2千米水沟形成了11个瀑布，山水几乎是垂直降落到富水水库。
就是这样的落差，也能把水管堵住，可见泥沙量之大。
我问需要换多少米水管。
程文彬组长说全部老化，都得换。
我知道他的用意，想趁此机会让工作队放点“血”，把问题彻底解决。
其实工作队早有安排，山下3个组“人饮工程”项目已报县、市水利局，现在处于等待实施阶段。我说没有必要全线更换，只换坏掉的部分，把水接上，有水饮用就行了。
程文彬说需要钱买管。意思是工作队出钱。
我满足他的要求。
正准备离开，他又转过身来，说天热人难请，请一个工得200块钱，前几次几千块钱都没有结，这次又要请人，不知人家愿不愿意来。
我问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说人工费加水管钱，恐怕得一两万元。
我知道他报水荒，但是我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只有等清单出来后再来算账。我说行，你把账记好，不要有水分就行了。
他把胸膛拍得叭叭响，说他不是这种人。
整个夏天他都没有穿衣服，每天是一条红短裤，一双拖鞋，一辆摩托车，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的大喉咙。如果是喝了酒喉咙会更大，并且不讲道理，加之长得五蛮三粗，眼睛又大，还蓄着络腮胡子，十足的李逵再现。
刚来时我不了解他，看到他在会场上蛮搅胡缠不讲理的表现，散会后我就建议骆河生支书免了他组长职务。骆河生支书替他圆场，说他不喝酒是个不错的干部，喝了酒就爱发酒疯，发起酒疯来天王老子都不认。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证实了骆河生支书所说。
不过，涉及本组及本人利益，他是锱铢必较。有一次他借着酒疯，在会桌上逼骆河生支书为他们组安装太阳能路灯。还有一次他向我讨要开办农庄补贴。
我曾在会上讲过，国家对贫困户开办农庄有补贴，标准是一万元。不是贫困户开办农庄的，吸纳贫困户到农庄打工也有补贴，每吸纳一个有2000元。于是他开了一个农庄，由于种种原因补贴没有到位，他便找到我，说我说了，只要开办农庄，工作队就奖一万元现金。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并提醒他是国家给予补贴，而不是工作队。
其实他知道，申领补贴的资料已报到县劳动就业局，正在走审批程序。由于涉及财政拿钱，审批程序比较复杂，拖了很长时间第一批补贴才下来，没有他，他很失望，于是又找我要补贴。我打电话问就业局局长怎么回事，原来是分两批进行，先审批贫困户开办的农庄，再审批吸纳贫困户就业的农庄，他属于第二批。
有他就高兴，静待好消息。
谁知道快要过年，补贴还没有下来，他以为没有了，便故伎重演，借着酒疯第三次向我讨要补贴。我当然不答应。
不答应就组织人堵路，威胁我就范。
我不为所动。
好在他头脑还清醒，只是说说而已。年后补贴下来，这才安静下来。
晚上来水了，我表扬他办事雷厉风行。他说不要表扬，多给点维修费就行了。他还拉着我去看他们组正在砌的石头墙。他说这面墙砌成后，通向祖坟山的路好走了，墙下的地基准备建一个群众娱乐服务中心，以后组里开群众大会也有个落脚地方。
我肯定了他的做法。
他说肯定就得支持，支持就得给一点费用。
我问多少钱。他说得七八万元。
我说工作队就那么一点钱，并且主要用于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上，这类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不过为了鼓励他们为群众办实事，工作队可以表示一点。
他说谢谢，明天就去工作队开票。
我说等工程完工后才能给钱。
他有几分失望。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两个工程下地，工作队给了一组一万块钱补贴。
作者“唐成”的其他小说
《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