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长银滩村报到时，4名村干部在村委会迎接，当时我以为长银滩村就是4名村干部，后来才知道，还有一名不拿工资的支委。

我问骆河生支书为何多了他一个。

骆河生支书说村干部也有职数，一般是3至5人，大村5个，小村3个。长银滩村属于小村，应该配3个。由于计划生育是国策，所以增加了一个计生专干，这样就是4人。村两委选举结束后，出现5名村干部，必须有1人不能拿工资。

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支委兼常务副主任、村委兼文书、村委兼计生专职干事，这些人都是实职，要干事，必须拿工资，只有一名支委没有实职，所以就没有发工资。

我说这名支委虽然没有工资，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村干部，村里的活动还得邀请他参加。

骆河生支书说有时请了，有时没有请。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参加，理由是开会就不能做事，他没有工资，不做事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饭吃，所以就不来开会。他还说，参加可以，得发误工费。标准按南山县农村建筑市场大工计算，一天200元。

村干部每月工资就是450元，请他开几次会就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能不请就不请。

真不请他也有意见，他说上级精神他要知道。

要求合理，但是请他成本太大。想去想来，两套锣鼓一起打。由于他兼任一组组长，之后多开村组干部或党员大会，少开村干部会议，这样等于为村里节约了一笔费用。

我问骆河生支书，工作队来长银滩后群众知不知道。

骆河生支书说知道，但是不清楚来意。

我说有必要开一个村组干部、党员座谈会，我把我们工作队来长银滩干什么给大家讲清楚，顺便征求大家对工作队、对村两委、对村级经济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骆河生支书说行，马上布置。

会议地址就在村委会会议室。

说是会议室，分明是一间废弃了的教室，黑板、讲台、桌椅样样齐全，并且按学生上课的样子原封不动地摆放，连墙上的标语和张贴画都没有动。既然是会议室，就不能是教室的样子。我说把讲台撤走，座位也不要像学生上课那样摆放，摆成四方形，大家围坐一圈，便于交流。

骆河生支书问四方形怎么摆。

我拖了几张桌子，摆出一只角的样子，其他三只角照葫芦画瓢。

骆河生支书马上明白怎么摆放，不过没有主席台领导坐什么地方。我说坐台下。

骆河生支书对没有主席台还不习惯。

我说不是什么会议都设主席台，调研、征求意见、需要大家发言的会议都可以不设主席台。

骆河生支书说明白，马上安排人布置会场。

二

通知九点钟开会。

我八点半从工作队住所出发，到达会场时八点四十分。

会议室只有几个老同志坐在里面聊天。骆河生支书说所有人都通知到了，多数人还在路上。

我问有多少人开会。

程至裕文书说大概20人。

20人？这么少。长银滩村有32名党员，10名村组干部，减去2名重复计算的党员村干部，理应有40人参加会议。

我说不是只来一半，还有人呢？

程至裕文书说只有这么多。他掐着指头算给我听：村组干部10人，常年在家的党员八九人，其余党员或在外打工或跟子女住在城里，估计能赶回来开会的也就是五六个人，这样加起来也就是二十来人。

账算得很清楚，的确只有这么多。

到了九点，我说开会。

骆河生支书说不慌，人还没有到齐，建议我到隔壁农家书屋去看书。

不是农家书屋，其实是村委会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村规民约以及各类领导小组构建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乡政府有的机构，村委会也有。

我没有心情浏览，随便瞟了一眼。倒是长银滩村地图吸引了我。正在寻找长银滩村地图，没有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

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甚至上了百度、谷歌地图搜索，找到的都是没有边际的地图，现在有了这张地图，可以以此为蓝本，描绘出一张长银滩村精准扶贫作战图，挂在工作队住所墙上。

然而我看不懂。

本来很简单，上面就是六块位置六种颜色，一个组一块位置一种颜色，标注组名和地名。

看不懂是因为与我所掌握到的方位不对，到底是我情况不熟，还是地图有误。我叫来骆河生支书、程至裕文书，问这张地图是谁制作的。

程至裕文书说是根据镇政府的地图进行加工的，就是把长银滩村那一块剜下来，就变成了长银滩村地图。

聪明，但是抄都没抄对，上面的地名抄错了。

骆河生支书、程至裕文书异口同声地说没错。怎么会错呢？是从镇政府地图上复制下来的，要错就是镇政府弄错了。

我拿着扫帚把子，指着大泉口位置，然后沿着循环公路进口往前推移，第一站应该是下天井，第二站应该是苦桑岭，第三站应该是黄泥立，第四站回到大泉口。

经我指点，程至裕文书说真的搞错了，把黄泥立搞成了下天井，把下天井搞成了黄泥立。

骆河生支书表扬我，说队长有眼光，这张图挂了五六年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有错。

我说不是眼光问题，而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

骆河生支书说怪只能怪太相信领导。

我说镇政府搞错了情有可原，你们熟视无睹不行。因为你们是长银滩人，一眼就知道对和错，而你们却居然五六年没有发现问题。

他俩笑起来。

到了九点半钟，我说人应该到得差不多了，开会吧。

骆河生支书说再等一等，还没有到齐，县城居住的人还在车上。

只能看书。

所谓农家书屋，就是两个铁皮柜装上一百多本图书。估计都是上面统一配送的，门类多、品种杂，一样有几本，翻了几页就不想看。但是人还没有到齐，不能不看，不然拿什么打发时间。

到了十点钟，人还没有到齐。我说不等了，开会。

三

会议由骆河生支书主持。

人还是没有到齐，陆续有人进场。

骆河生支书把我们三位工作队员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村组干部和参会党员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

至此，参会人员基本到齐，我数了一下，有21人。

这是我来长银滩村召开的第一次村组干部、党员大会，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每个人我都跟他点头打招呼。

一个圈下来，给我的印象是三点：一是老同志居多；二是没有人记笔记；三是纪律松散。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开会，而是在菜市场买菜：有的人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有的人叼着烟、跷着腿，有的人交头接耳开小会，有的人大声接电话。

骆河生支书讲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请我讲话。

原计划讲四点，现在增加一点，就是会场纪律。

第一次见面应该讲客气话，但是现场的气氛让我无法客气下来。我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在粮食部门收购粮食与农民打过许多年交道，进城后在两个地方农村住过队，一路走来接触了许多农民及农村干部，但是还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像你们这样吊儿郎当，通知9点钟开会，十点钟人还到不齐。到了之后，一个个当“厅长（听长）”，只带耳朵不带手，没有人记笔记。一般党员不记笔记也就算了，但是村组干部不能不记笔记，特别是组长，你们还有传达会议的任务，回到组里还要向全体组民传达会议精神，你不记笔记回去怎么传达？你以为你脑子好使，都记得下来，告诉你不是这回事，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要求，今后开会必须记笔记。

见我这样说，骆河生支书马上让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程礼荣到隔壁办公室拿来了笔记本和笔，每人发了一套。

我接着说，大家都是村组干部、党员，在老百姓面前要树个好形象，然而你们看看自己，有的同志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叼着烟、跷着腿、大声接电话，哪像是在开会？干部要有干部的样子，除了好形象，还要好言行，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干部、你是党员，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长银滩的老百姓就有福气。

我边讲边观察，有效果：身子坐端正了，烟头丢了，手机也调到了静音，会场鸦雀无声。

接下来我讲正题：一、扶贫工作队为什么要来长银滩？二、工作队的任务是什么；三、工作队与两委是什么关系；四、近期要做的工作。

我讲完了，请大家围绕我这四点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开始没有人讲话。我点将，请几位年龄大的同志先讲。

话闸拉开后，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提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

最后我做了梳理，除了4名村干部没有讲之外，17个同志讲了56条意见或建议，涉及4大类17个方面的问题。我说4大类17个方面的问题样样重要，工作队将会同村两委拉出一个清单，逐步落实到位。

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散会后，骆河生支书说我讲得好，说我敢批评人、敢得罪人。

我说不得罪人就得罪事业。

骆河生支书说今天开会的人给了面子，要是往日，可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骆河生支书说“三个一”，即一顿牌（斗地主），一包烟，一餐酒。无论是几点钟开会，先要过足牌瘾。如果是上午开会，那么就打到11点钟；如果是下午开会，那么就打到5点钟，留出一个小时开会。上会议桌后，一个人得有一包烟。还不能发早了，怕有的人拿到烟后提前退会。会议结束后就得吃饭，吃饭就得喝酒，不喝一个三分醉不下桌……今天是工作队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会议，没有出现“三个一”，等于是给工作队面子了。

闻所未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也有开会吃饭、喝酒这种现象，但是有次数、有回数，要么是偶尔，要么是特殊情况，譬如误了吃饭时间、有人请客等，不会像长银滩这样逢会必烟必酒必牌。

我问谁立的坏规矩。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人立，是自发形成。

小地方鬼大，长银滩村是贫困村，经得起几吃几喝？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办法，如果没有“三个一”，那么他们就不来开会。

不是求他们开会？

骆河生支书说正是。

我说这种行为绝不能纵容……他不来开会好办，让他不当这个组长。

骆河生支书说组长是选出来的，支部不能说不让他当就不当。再说一般人还当不了组长，能当组长的人不一般，如果家族在组里没有势力，一是选不上，二是即使选上了也没有威信，指挥不动。组长还非他当不可。

我说农村宗族势力不可忽视，但是邪不压正，只要村两委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何势力都做不大，就是势力大也大不过党委、政府。

骆河生支书说是，以后开会不会再有“三个一”。

四

县人社局为长银滩村配备了几名保洁人员，但是脏乱差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问骆河生支书怎么看不到扫地的人，骆河生支书说人解决了，工具、配套设施还没有解决。

工作队买回了9台翻斗车，建了28个垃圾池。可是，还是不见扫地的人。

我问骆河生支书是哪些“老红军”在扫地。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老红军”，是组长的爱人。

等于是长银滩村的“老红军”。

我说什么人不好请，请组长的爱人扫地，难怪乎看不到扫地的人。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办法，村干部每个月还有450元工资，组长一年只有120元电话费，叫他们怎么安心工作？村里的工作还得依靠组长，要人家做事就得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过去钱不钱，肚子圆；现在又不准吃喝，一点好处都没有，凭什么给你做事。现在好了，让他们的爱人当保洁员，每个月工资650元，比村干部工资还高，心理平衡了，不再提这要求那要求为难村委会，与村两委保持一致。

我说你们调动积极性没有错，但是650元是给保洁员的工资，而不是给你们发福利。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发福利。

我说拿了钱不做事就是发福利。

骆河生支书说马上给他们提个醒，不扫地就不发工资。

也许是这句话管用，以后早晚看到有人扫地。

4组组长程恭理爱人去世多年，他自己当保洁员。他对我说，4组个别人心肠坏，知道保洁员每个月有650元工资后，有点心理不平衡，故意将烂菜烂叶撒在路上。有的人看到垃圾池没有垃圾，怕他这个保洁员没有事做，挑上几担土倒进去。

我说老百姓计较你是好事，说明在乎你，只要你任劳任怨，我想以后不会为难你。

他说是的，就装着不知道。

正说着，村计生专干程至富找到我，说有事报告。

组长想回避，程至富喊住他一起听。

原来是他侄儿当贫困户的事。工作队精准识别完成后，将贫困户名单进行张榜公布，欢迎大家举报监督。不少人找到工作队，说某某不符合条件，不该当贫困户。来了12伙人，都是点名道姓并说出原因，集中反映在7个人身上，其中就有程至富的侄儿，说他一个人养一个人，家中没有负担，在外打工一个月几千元收入，家中两层楼快建好了，这样人不配当贫困户，一定是他叔叔搞的鬼。

程至富说群众反映有道理，但是也有出入，新房子是程至富的财产，对外声称是侄儿所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侄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谈了几个女朋友均因家中无房告吹。今年春节侄儿可能又要带女朋友回家过年，为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以侄儿的名义做一栋房子。程至富之所以这么为侄儿操心，是因为侄儿是孤儿，4岁时父亲不知去向，5岁时母亲改嫁，他和2岁的妹妹是奶奶和程至富养大。前几年妹妹出嫁，奶奶也有80多岁，虽然他在外打工也有一点收入，但是这个家庭还是叔叔程至富在撑着。如果程至富不管他，就没有人管。评他当贫困户也是组里的意思，程至富没有施加任何影响，这点组长可以证明。

程恭理组长说是回事。长银滩村定贫困户是2013年定的，一次定5年，当时的标准很低，家家户户都可以当贫困户。除了四名村干部不是贫困户外，其他人家要么是2014年的贫困户，要么是2015年贫困户，要么2016年贫困户，反正家家户户都可以当一年贫困户。这样做都没有意见。之前相安无事，今年出了问题是因为来了工作队，有了一些扶持优惠政策，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差别比较大。过去当贫困户什么好处都没有，就是过年时发两袋米，第二年就脱贫了。现在当贫困户不一样，又是给钱，又是慰问，又是帮扶，又是贷款，所以大家眼红，就来告状。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没有运气，谁叫你不是2015年之后的贫困户。

组长的话让我想到，除了贫困户评定搞平均分配以外，低保户评定也是这种现状。我在入户调查时发现，低保户人数与户数几乎相等，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同一个家庭，有人享受低保待遇，有人达到温饱水平。

程至富请求把他侄儿踢出贫困户队伍。

我感谢他支持。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觉悟，想当贫困户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在外打工人员，平时不回来这时回来了。自从贫困户名单张榜公布后，找工作队的人明显增加，有两类人：一种是来举报的，一种是来请求当贫困户的。来者都不知道贫困户划分标准，都是运用比较法说事，与身边的人比较。举报者拿贫困户与更贫困家庭比较；想当贫困户者拿自家条件相当的贫困户比较，总能比出一定的道理。

一组组长程文彬找到我，说他们组还有3户应该当贫困户。我问这3户比现有的17户贫困户是不是还要穷，他说不是，与排名最后的几户差不多。我说不比现有的17户贫困户还穷，说明你们评对了，得表扬你。现在你要增加3户也有理由，但是也许还有3户要跟这3户比又差不多，又得增加进来，如此反复，全组、甚至全村家家户户都可以当贫困户，那么还有没有贫困户？对那些真正的贫困户这样做是否公平。

他无话可说，走了。

工作队坚持一个原则：用事实说话。

公示期过后，工作队、村干部开会讨论，决定将4户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拿下来。同时还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春节临近，这4户人家还去不去慰问。

我的意见还是去，因为贫困户的确定权不在工作队和村委会，而是在县这一级扶贫机构。在县扶贫机构没有批准之前，这4户人家仍然享受贫困户待遇。

然而，我们决定拿下的4户贫困户拿不下来。骆河生支书向我报告，说县扶贫办不同意调整，理由是现有贫困户名单已上报市、省、国家扶贫办，网上信息上报平台已经锁死，不能修改。

我只能摇头，工作队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进行的识别，最后换来的却是这个结果。

五

春节临近，市扶贫指挥部要求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到贫困家中走访慰问。

骆河生支书找到我，说村组干部对慰问方式有意见，过去慰问物资都是由村组干部分发，现在工作队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发到贫困户手中，这样做是对村组干部不放心。继而问我，是不是怀疑村组干部贪污慰问物资。

这种意见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两个月前，三家帮扶单位干部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带了一些慰问品和现金。贫困户收到东西后很高兴，便宣传出去，让那些非贫困户羡慕、嫉妒、恨，纷纷找到村组干部，质问为什么他们没有。村组干部也是一样没有，也是一样有意见，有人找到我，说以后这类的事交由他们村组干部来处理，工作队就不用那么辛苦。我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意见惊人一致：平均分。我说不能平均分，给贫困户的物资就只能给贫困户。虽然钱和物资不多，但是对于贫困户来说也许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长银滩村历来都是搞平均主义，上面来了慰问物资、捐款等，从不发给指定对象，都是见者有份。习惯成自然，谁都觉得平均分最合理。

工作队不这样做他们就感到不适应。

我对骆河生支书说，不怀疑你们贪污，就怕你们拿去撒胡椒面，做人情。

骆河生支书说，少数人有大多数人没有会有意见。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拿少数服从多数来评判，有意见很正常，我就是要让他们有意见，没有意见他们以为这笔钱该得，拿得心安理得；有了意见之后，他们就知道这笔钱不该得，就知道是给特定对象的，是给贫困户的，就知道不该得的莫伸手。

骆河生支书说，给几户特困户大家没有意见，给所有贫困户大家就有意见，因为大多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差别不大。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我说差别不大也有差别，贫困户是你们评出来的，你们就得承认并尊重这个事实，而不能变相否认。

骆河生支书见我态度坚决，以后不再主张。

我知道不主张并不等于没有意见，多年形成的习惯不是一下子说了就了，必须在实际行动中加以约束和改进，不给其有任何幻想的机会。

以后只要是慰问活动，无论慰问对象人多人少，我都要求上门到家，不准搞代表式慰问，不准把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村组干部代行慰问。如遇上慰问对象不在家，必须现场与慰问对象打通电话，告诉慰问品名称和数量以及慰问金金额，在征得慰问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委托村组干部代发。

除了慰问，发放扶贫项目奖励资金也是一样对待，不允许村组干部代办，只对贫困户个人开单。

几个回合下来，还是习惯成自然，再也没有人主张平均分配。

六

长银滩村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结束后，方明白说他修路的账还没有结，想请我跟骆河生支书打声招呼。我跟骆河生支书说过，不结的原因不是村委会，而是移民局没有来验收。

方明白所说的路，就是颜飒爽副市长拍板所修的五组通村公路，是工作队来长银滩后第一个项目。正因为是工作队第一个项目，镇、村领导很重视，打算一个月内完成任务。

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工作队刚来，账上没有一分钱，上项目起码要有一点启动资金。骆河生支书说我不懂南山行情，政府项目一分钱没有也有人来招标，何况这个项目还是工作队要上，钱由县移民局出，不怕结不了账。

果然竞争很激烈，4组方明白联合家乡几个人投标中标。

方明白曾当过村主任，还代行过一年多支书，现任骆河生支书是在他任期内入党，他在村里有一定的资历和影响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在，所以工程进展顺利，不出一个月完成任务。颜飒爽副市长看了这条路后，还表扬村委会办事雷厉风行，没有想到结账如此艰难。

方明白原本想结完账过年，我也觉得要求合理，毕竟他们是自己全部带资，毕竟他们几个都是农民，虽然现在在县城打工，但是手头不会有多少余钱。我让骆河生支书向移民局反映，并且亲自跟移民局局长打了招呼。

第一步就是要验收，只有验收合格后才能结账。

可是，迟迟不见验收的人下来。

我不知道为何迟迟不能验收，有人告诉我，说县移民局难缠，公家找他办事是能推则推，不是这理由就是那理由不能验收；如果是老板找他，吃一点、喝一点、送一点，办事效率高得出奇，二三天内搞定。

我有点半信半疑，毕竟方明白当过村里一把手，应该知道其中的套路，如果真是这样，他会操作得很顺利。

过完年后，方明白又来找我，他说他怀疑不能结账是村干部在搞鬼。

我要他拿出证据。

他说这个工程村干部许给某某，是他横插一杆断了这位村干部的财路，所以才出现今天这种难结账的局面。

他拿不出来证据，只能是怀疑。

怀疑无效。

我让他自己去县移民局问问，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好对症下药。

他去问了，说是村里没有在验收申请表上盖章。

骆河生支书说早就盖了。

一个说没盖，一个说盖了，我的办法就是重新填表盖章。

他走后，骆河生支书说移民局说了，等雨季过后再来验收。因为现在看不出公路质量好坏，只有经过雨季冲刷后才知道。

也就是说要到七月。

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按照合同执行。

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的话，方明白违约在先。合同第七条规定，乙方应支付青苗补偿费3.6万元，村协调费2万元，勘测费3万元，原路补偿费3万元。开工之前支付村委会，否则合同自行终止。

方明白不仅在开工之前没有支付这几笔费用，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支付这些费用，等于这个合同作废。

方明白解释没有支付的原因是收费不合理。

我说不合理当初就不应该签字。

而合同对甲方也就是村委会基本没有约束条款，特别是结账时间上，村委会几乎不承担责任。合同第十条规定，工程完工后经移民局会同有关单位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工程款的90%，余下10%作为质量保证金暂不支付，待一年后工程无质量问题再行支付。

这样的合同，村委会怎么会主动提出验收结账？

尽管这样，工作队不能不管，毕竟路已经通车，下一步还要硬化。一期工程不结账，二期硬化要受阻。我和骆河生支书到移民局，请求他们迅速派人来验收。此时正是移民局换将时刻，局长提拔当副县长，新局长刚下通知还没有到位。找到两位副局长，说明来意。

郭副局长说下个星期四他亲自来长银滩。

真的说话算话，星期四我在长银滩见了他一面。

可是回去后仍然没有消息。方明白又来找我，说他去了移民局几次，又是这理由那理由，他说等不起了，借的钱要还，债主讨债不离门。

这一次我不找移民局，直接找县领导。

我打电话给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胡金云，说明事由，请他督办。

他说行。接着给我说对不起，让我操心了。

以后方明白再也没有找我，估计事情办妥。

五组通村公路开始硬化。

七

进入6月，是梅雨季节，雨大风大雨勤，工作队门前公路被山洪冲走一边，洪水漫过溢洪道从路面进入富水水库。

我在南山精准扶贫微信群上发了一条消息，告诉来往大慈公路车辆改道行使。

雨越下越大，骆河生支书和大场镇镇长程刚毅约我一起上山，说隔壁村有户人家昨夜房子倒了，好在人已撤出，不然就是安全事故。长银滩村山上三个组还有几处危房，昨天做了工作，还发了遣送费，听说还没有撤出，请我一起去做工作。

程刚毅镇长的车就停在破损公路前面，我们蹚水过去。

沿途骆河生支书不停接到电话，是六组贫困户汪会红打来的，不停地追问一个问题，即她儿子为什么不符合易地搬迁建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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