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超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朗声说，校场坝的人春节前买了很多竹子，我以为他们是想要搬迁了，在老屋过最后一个春节，要好好的玩一玩龙，嘘一嘘花呢，没想到这伙狗东西买竹筒是为了制造狗屎炮弹。
狗屎弹成了一个热烈的话题，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好像狗屎弹就是临时常委会的主要议题似的。苟政达端端正正地坐着，默默地抽烟，脸上浮现出谦和的笑容，让人感觉他这会儿是在认真倾听班子成员的意见，一派从谏入流的样子。谁能想到他这会儿所接受的诤诤谏言，竟然全是一堆关于狗屎的话题？
与屠晋平的傲慢比较起来，苟政达谦谦君子式的笑容易于被人接受得多，特别容易被老同志接受，但实际的情况是，苟政达的见识比屠晋平低得多，对事物的是非判断也不在一个层次上，也难于判断别人的意见是对还是错，因而只管一味的排斥，最终按照自己想象的意见来办，在实际工作中显得专断得多。
人们常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这话用来形容屠晋平似乎是恰当的，初始时勤奋工作，慢慢到了县委书记，但其后自甘堕落，最后沦为罪人。这句话用来说明苟政达，则十分的不恰当，苟政达是一个没有多少思想的人，一惯以严谨、甚至带一丝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成为县委代书记，据说最近有可能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另一句话又可以用来说明苟政达，态度决定出路。苟政达对待工作、对待生活一丝不苟，确实能够打动、甚至迷惑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甚至韩江林也曾经佩服他的这种脚踏实际、一丝不苟的作风。但是，当到了县委书记，这种机械的作风与有思想又相差得太远。思想和态度，应当是两类有着明显差别的精神状态，哪一种更能决定人生的出路呢？可见，决定人生命运的思想或者态度，对于具体的人来说，是各不相同的。
陈世文和王茂林进入会场后，关于狗屎的话题嘎然而止。苟政达双手整理了一下桌上的笔记本，坐端正了身子，说，由于今晚出现在特殊情况，我们召开一个临时常委会，我初步思考了一下，主要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身份不明分子骚扰校场坝村的事件，我们先听取公安局的同志汇报情况，然后研究处理措施，另一个议题是关于加快拆迁项目进度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复杂，事关我们白云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希望我们今晚的常委会开出成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来。
如果说韩江林在心里上有些瞧不起苟政达，但对苟政达这番话仍然不得不佩服。听到枪击案件发生时，他一度陷入惊恐的状态，甚至处于某种混乱中，但仍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说话思路十分清晰。这正是长期受到机关工作熏陶的结果，清晰的思路和端正的作风也是苟政达这类从最底层起身干部的看家本领。乡镇一般干部的情绪是张扬的，缺乏缜密的逻辑思维，工作方法简单粗放，像苟政达这种人很容易在其中脱颖而出。并为上级领导欣赏，因此调到上级领导身边工作而得到不断升迁。他们处理事务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机关公文的形式，很容易抓住事物的要点，得出一个缜密而稳妥的方案。但是，他们缺乏直接面对困难的能力，一旦与具体的矛盾面对面，精神大厦就像由泡沫构成的高楼，稍有风吹雨打就稀里哗啦。这也是苟政达面对校场坝事件前惧后踞的主要原因。
从他对校场坝事件的说法来看，他有机关中人见风驶舵的能力，只要是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他能够很快采纳，吸收，变成他的东西。他一向厌恶在常委会议室说粗话，却能够对狗屎的话题从谏入流。刚开始他对于校场坝事件的描述是采取了陈世文的说法：枪击事件。刚才，当韩江林用了轻松的语气，把枪击事件描述成骚扰事件时，事件的性质为之一变，他马上就采用了韩江林的说法。一方面等于采纳了韩江林的意见，两位主要领导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他的话又等于以书记和班长的名义，为今晚的恶性事件定了性。使得一桩本来十分恶劣的事件被轻描淡写成骚扰事件。性质变了，县领导和公安局为之承受的压力也就相对减轻，甚至没有了压力。如果是枪击事件，此事有可能惊动省里甚至公安部，如果定性为骚扰事件，在利益多元化的复杂形式下，哪一个县，哪一个地区没有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呢？这种异常的骚扰事件，只要县里妥善处置，完全可以在内部进行消化。这就等于掌握了事件的处置权。
也许苟政达内心里并不会完全赞同韩江林的说法，但他不断吸收他人成果的做法，至少在形式上让他能够不断学习他人的长处，吸纳他人的优点，等于在前进的路上垫下了铺路石、搭上了台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算得上是真正的官场寄生虫。就像有人说巴顿、朱可夫这类人生来就是为战争而活，苟政达这类人生来就会投机取巧，为官场而活。除了钻营官场的本事，他们毫无技术和体力，放到社会上就如同鱼儿掉进了马车坑里，真正的白痴一个。韩江林曾经自诩为官场生物，与苟政达相比，算得上关公庙前舞大刀，小巫见大巫。
苟政达说完了开场白，为今晚的讨论定了性。然后朝公安局两位领导的方向点了点头，表示他们可以开始汇报。
陈世文和王茂林在路上已经交换了意见，准备如实陈述今晚发生的枪击案件情况。苟政达的定性让两人感觉准备不足，一时间慌了手脚，面面相觑。陈世文初来乍到，还是以韬光养晦为要，暗示王茂林汇报。王茂林清了清嗓子准备汇报。
苟政达不客气地说，世文同志是主要领导，由主要领导汇报。这话明显有不给王茂林面子的意思。王茂林跟屠晋平跟得紧，在外人看来属于屠晋平的人，他不会给政敌的势力以任何机会。先前有人对韩江林说，苟政达心胸狭窄，气量小。由此观知，此话似是确评。
陈世文把公安得到发生骚扰事件的信息，公安应急分队及时出动的情况，以及现场的调查情况作了简单的汇报。
苟政达听得很认真，待陈世文汇报完，他问了一句，对于发生扰骚事件的原因，你们调查结果怎么样？
详细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好。苟政达说，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依我看，有可能是街头混混发生了矛盾，有意到校场坝寻找麻烦。
苟政达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与事实相去太远，引起郑建民主席的不满，说，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地发生，苟书记说得对，但是，我认为今晚的骚扰事件不是那么简单，结合近一段时间校场坝村遭遇的骚扰来看，我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回避矛盾不是办法，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抓住事件的实质和关键。
好好好，苟政达连声说了三个好。如果认为苟政达说好是赞同郑建民的意见，那就错了，苟政达连声说好，是用一种赞同的方式以退为进，阻止郑建民进一步说下去，事实上等于否定郑建民的说法。在开会的时候，最庸俗的领导者也知道要牢牢地控制会议的主导权，在文山会海盛行时代，掌握了会议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也就等于掌握了行政权。
苟政达问陈世文，你们还没有掌握是开发商所为的证据吧？
陈世文点了点头。
苟政达说，事件的定性是要有证据的，在常委会这种严肃的会议上，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捕风捉影的话，不允许经不起推敲的假定和推测，这既关系到我们的政治素质，也关系到我们掌握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郑建民碰了一个很大的软钉子，脸一阵红一阵白。苟政达这番话明眼人都知道有三层意思，一是明显的护卫着他介绍来的开发商，保护开发商，实则等于保护自己的面子，二层意思是否定了郑建民在常委会上发言的权利。他反复说这是常委会，郑建民只具有列席会议的资格，别的常委还没有发言，还轮不到郑建民发言。否定郑建民的发言资格，等于否定了郑建民的话，也等于给了其它列席会议人员一个下马威。三层意思是对会议进行了引导，苟政达明确表态今晚的会只能就事论事，任何与事实无关的假定和推测都不允许。
会议是需要引导的，领导者的水平决定会议的质量和水平，引导的导向决定会议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高层次的会议本来是为解决问题而开，结果却因为领导者一时的糊涂，使会议的方向发生巨大的变化，成为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会议，完全背离了会议初衷。可是，开会大抵仍然是为了解决问题，许多达官贵人，自以为经过了社会的风风雨雨，掌握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一定的主见和是非判断能力，可是，在会议主持人强势的吆喝下，理智渐渐被恶魔吞噬，放弃了理性最后的阵地，最后向荒唐、愚昧、野蛮的强权投降，历史从而一次又一次被改写。
苟政达这么一说，谁还敢轻易发言？随后发言的常委们，大多围绕着已经发生的事实陈述一下看法，提出几条并不高明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供参考。
常委们发过言后，苟政达对韩江林说，江林，你是唯一到过现场的人，请你发表一下看法吧。
韩江林想了一下，不能就事情说得太深，说得太深，恐怕会让苟政达多心；又不能说得太浅，会让别人觉得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影响他的威信。他干脆绕过今晚的事件，说，问题摆在那里，是和尚头上的癞疮，不治肯定不行，一个村子拆了一半多，还有一半不愿拆迁，成了钉子户，拖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引出别的麻烦，我看问题的关键还是利益问题，要尽快成立一个工作组，把村民代表和开发商叫在一起，让双方的利益诉求尽快地搭成了一致。
好，江林说得好，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今晚开会的主要目的，不然我们浪费时间坐在这里干嘛？苟政达说，他这话是真心实意地赞同韩江林的意见。打击了一个，就得拉拢一个，如果打击一片，让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政治家不管拉拢人或者打击人，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政治势力，这是终极目的。
苟政达说，江林同志说的其实已经涉及到了我们今晚会议的第二个议题，那么第一个议题就江林同志全权负责处理。
在最后指示时，他有意停顿了一下，放慢了语速，说，一是要加强对今晚骚扰事件的调查工作，弄清事实真相，还群众一个明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不允许白云出现任何不安定因素，要让群众有安全感，二是要加强搬迁工作力度，大部分群众都已经搬离，还有少部分人不愿意搬，为什么？我们要进村入户，问清楚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让群众理解我们的工作，愉快地搬离，做到群众满意，开发商满意，我们满意。
第二个问题是东街的拆迁问题，今晚的骚扰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东街的拆迁不能再拖了。
苟政达停了下来，朝着刘诚问，方案准备好了吗？
刘诚站起来走出门，一会儿拿着方案回来。苟政达命令道，发给大家讨论一下。
韩江林拿到方案，原来是针对东街拆迁工作的处理方案，一项是把两名干部调下乡。理由是他们负责做说服工作的两名亲戚不仅没有拆迁，还到市里上访；一项是对四名工作不力的干部停职检查的决定，其中有一位副科级干部，三名股级干部。
韩江林一向不赞成这种株连的法则。株连制度是封建时代的遗产，现代人强调个体的精神独立，把做工作的干部与他亲戚不愿意搬迁联系起，实行株连政策，无论在精神上和制度上，都是一种倒退。
苟政达征询大家的意见时，大家都说没有意见。抽调干部进东街时已经议论这个话题，当时韩江林选择了沉默，此时尽管心里否定这种株连的做法，但不好就这事再说什么。
方案获得通过以后，苟政达进行了下一个小议题，问杨国超说，杨主任，你是老东街，请你发表一下高见，怎么完成东街的拆迁扫尾工作，离答应开发商清出土地的时限要求已经晚了两个月，不能再拖了，从政府资金的回笼来说，我们也拖不起了。
杨国超苦笑一下，说，我是以党性来接受这项任务的，负责东街拆迁，把我的老亲戚都得罪完了，以前我可以在东街喝一年的酒都出不来，现在呢，我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夹着尾巴做不成人了。
大家都大笑起来。苟政达也笑着说，还真难为了你杨老者。
工作倒不是很难，为难我的是政策，你说这政策朝令夕改的，怎么执行？本来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通理的只是少部分群众，如果能够保持政策的一惯性，少数群众的工作是做得通的，我就说补偿的问题，去年的补偿是一个政策，结果许多人搬迁了，今年的补偿提高了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听从党委政府的话，提前搬迁的群众补偿得少，而不听从党委政府的话，拖着不搬迁的人，如果现在搬迁，获得的补偿比提前搬迁的群众多三分之一，听话的人吃大亏，大家说说，今后谁还会听话？这就是当前东街工作做不下来的原因。
杨国超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党委政府要求群众服从，但不听话不服从的，反而会得到了好处。
苟政达说，今年是今年的政策，我们当然不能拿今年的政策给去年搬迁的人补偿。
这等于告诉不愿意搬迁的人，当钉子户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坚定了他们与政府对抗下去的意志和决心。
那得做工作，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还不搬？
已经搬迁的人就找上我的门来，说我欺骗了他们，我还做得成人吗？
苟政达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说，这事真的还得你继续高风亮节，出面做通群众的工作。
轮到大家发言时，大家对这一个悖论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招法，只能发表了一些建议性的意见。
夜深了，常委会都困倦了，昏昏欲睡的样子，苟政达及时刹车，说，大家下去要发挥部门的作用，开会认真贯彻落实今晚会议的精神，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向县委报告。
又是强调开会落实。韩江林心里叽咕一句。在机关作风整顿时，自上而下强调贯彻精神不走样，落实政策不走形。达到这种要求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精神贯彻精神，以文件落实文件，从形式上保证了上级精神不走样不变形，这是符合一元化绝对领导的。但是，每一个乡镇每一个部门的实际情况不同，每一个时段的复杂情况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方式方法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以贯之的执行方式，等于把执行者向机械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道上引。
韩江林回到家里，洗漱完毕正待上床，听到手机有信息提示，他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一行清晰的字：你，没有什么事吧。
眼睛盯着这行字看了好久，一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杨卉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居然还在默默地关心和牵挂着他。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人把他放在心上，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话，大概只有这个青梅竹马的妹妹了。可是自己对杨卉呢？刚才面对着她的一腔怨气，马上就害怕了，担心是一个负担，将会给他造成为不必要的麻烦。与杨卉的无私相比，自己是何等的自私啊。
韩江林按上几个数字，手忽然停住了，慢慢地在床上躺下来，把手机紧贴着自己的脸，好像冷凉的手机里有一团火，温暖着孤独的内心。他知道，在这个清凉的早春之夜，他可以做一个好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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