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管不管？管，难度太大了，首先要得罪屠龙飞，更别说他哥哥，现任省委副书记了，当然还有庄为民，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可是难以估量啊。就算抛开这些，难度也相当大，最起码，要对申明君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要推翻六年前专家们已经做出的鉴定结论，这可不是件容易事。目前，我国精神鉴定的情况非常混乱而且弊病丛生，一方面，精神鉴定本身就有相当难度，它不像别的病，通过医生的诊断或者仪器的检验，可以明确地发现病灶所在，确认患者到底有没有病，是什么病。另一方面，精神病医生也是人，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也不是个顶个的能保证职业良心，所以，在权势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被收买而做出有违良知的鉴定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中，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只是还没有像申明君这样残忍的杀人犯，在这么明显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结论。我研究过外国这方面的情况，像在美国、英国等主流发达国家，他们也允许任何有资质的精神医生进行鉴定，但是，行为人、受害人双方都可以聘请自己的人鉴定，而且，双方鉴定的医生都要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进行辩论，最后由陪审团作出裁定。哪像我们，专家做出鉴定就没事了，即便当事人一方不服，再找到更高层的精神专家做出相反的鉴定，原来鉴定的专家也不负任何责任，没有人也没有法律规定去追究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有恃无恐。

说远了，还是回到申明君这起案件吧。目前看，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殊的难处，那就是，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即便我们找到更权威的、没有被他们收买的精神专家重新鉴定，可是，怎么能鉴定出，六年前申明君杀人是否有精神病呢？

何况，如果要管的话，我必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除了屠氏兄弟，甚至庄为民、贾氏兄弟都要捣乱，肯定会占用我大量精力和时间，那样，就会影响侦办贾氏兄弟的犯罪和其他工作。

当然，我可以不接，推出去，理由有很多，甚至很充分，譬如，时过境迁，已经很难查清当年的真相了。干扰太多，县公安局难以顶住压力，让她们向上级公安政法机关反映等等。可是这样做，无疑是把她们推向绝望。那个精神病母亲呆滞的眼神在我眼前晃动，难道，我还要把她的另一个女儿、为姐姐伸冤的妹妹也逼成这个样子吗？对她们来说，我已经成了最后的希望，我怎能忍心辜负她们？再说，如果我真的把她们推出去，恐怕一直到死，我的良心也没有一刻安宁的时候……

不行，我要管。

怎么管？

不打无准备之仗，管之前，我先做了必要的调查，申明君当年是在本省做的精神鉴定，所以，我绕开他们，暗中联系了上海的一位权威精神鉴定专家，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了交流，我把大致案情向他做了介绍，然后问他的看法。权威听了气愤地说，根据我说的这个情况，他可以断言里边有问题，还说，现在在精神鉴定领域里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所谓的专家良心都让狗吃了。他说，为一个人做出精神异常的鉴定结论，既需要专家本身有丰富的经验，还需要必要的程序，像申明君这种情况，就需要结合他作案的过程进行分析，像他这种作案前精心设计，作案后又逃避打击的情况，怎么会是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呢？对，还要对其进行社会调查，一是查他有没有精神病史，二是查他的家庭，也就是父母和近亲属中有没有精神病，这些对于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有精神病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权威还说，如果想对这个人重新进行鉴定，他愿意亲自参加。

权威的这些话使我有了点信心。又找来周波，了解当年是否对申明君做过调查。周波说他当年没有参与这个案子，不过他看过案卷，好像是调查过，似乎有人证实，申明君上中学的时候曾经犯过精神病，他的原籍乡亲还证实，他死去的爷爷有精神病史。

从程序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不过这种假谁都可以造，我决定对这个调查再进行一次反调查，如果能查明这个调查有问题，那么就打开了突破口。可是，怎么调查呢？只要我们一行动，就会打草惊蛇。我思考后，让燕子秘密地找出当年的案卷副卷，很快发现，证实申明君上中学时犯精神病的是他当年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证明他爷爷有精神病史的是他父母的两个老邻居。

必须对这几个证人进行调查，可是，由于担心打草惊蛇，我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就在这时，上访人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回是袁雪一个人来的，问我是不是看了她们的信，有什么想法，我指出了症结所在。想不到她说了一个让我惊喜的情况，原来，她所以时隔六年之后重新为姐姐的事上访，还有另一个动因，那就是，当年的一个证人也就是申明君父母的老乡之一找过她，说当年公安机关对她进行调查之前，申明君的父母先找了她，让她证明申明君死去的爷爷得过精神病，而实际上，申明君的爷爷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

我听了大为振奋，既然这个证人现在是这种态度，那么，获得真实的证据应该不是难事。于是我又请袁雪私下再调查一下别的证人，如果也能证明事前申明君家人找过他们，那么，此案就有昭雪的可能。袁雪答应后立刻离开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当事人自己进行调查，即使申明君受到了惊动，也不会怀疑到公安机关介入了。

打定主意后，我又来到县委，向汉英汇报了一下。因为申明君不是一般人物，牵扯到屠龙飞甚至屠副省长，必须让他知道。汉英听了以后先是愤怒，又马上冷静下来，进而表示了担心，担心得罪到屠龙飞，更担心得罪了屠副书记，也担心分散我对贾氏兄弟的关注，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压力和干扰。不过最后他说，既然是这种情况，不管真的说不过去，不过，你应该争取上级公安机关的支持。我听了深以为然，给省厅刑侦总队的施总打了电话，他听了以后先是很愤怒，可听到是屠副书记的亲属，马上吸了口冷气，说他支持我重新调查此案，不过难度太大了，一定要注意保密，要讲究策略，万一有什么问题，他尽量给我帮助，这给我很大的鼓舞。

袁雪又来了，她说，她已经暗中调查了申明君另外的几个中学同学，他们都证明，他们从没发现过申明君精神异常，也不知道他因精神病请过假，还表示需要的时候可以站出来证明。这就间接证明当年那个老师和同学的证明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采取行动了，问她是否知道申明君现在的住址和情况，袁雪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这我也打听到了，他在一个叫做新海的城市办了一个制衣厂……”

我猛地一震：“你说什么？新海？”

袁雪说是，申明君就在新海，他办的工厂叫志新制衣厂。

他妈的，怎么会这样？

新海就是我家呀……不，是我家所在的那个海滨城市啊，原来这个杀人犯躲在那儿发财？是巧合，还是缘分，还是冥冥中预示着什么……

这个巧合坚定了我的决心：这事我必须管，而且要一管到底。我问袁雪还掌握什么情况。她说，她还对申明君当年的情人进行过调查，申明君杀害袁春，就是因为跟这个情人勾搭成奸，可是，这个情人已经跟申明君走了。

我开始行动。

因为事情牵扯到屠龙飞，所以在出发前我做了周密部署，一是为了预防万一，多带了几个人；二是高度保密，出发前，我先派周波带几个弟兄以办别的案件名义，去了新海附近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再带几个人，也以办别的案件的名义前往，和周波会合，然后再奔新海。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甚至对参与行动的刑警们也没有说明，只告诉他们，具体情况到地方后再告诉他们。

出发前，我在犹豫一番后，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先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她抱怨说都不怎么样，儿子成天成夜地忙，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意思是心情不怎么爽快。我就向她透露说，我最近要外出开会，路过新海，能不能跟她见一面。她说见一面有啥意思？我肯定是办案，忙得要死，案子一办完就走了，还是把她一个人扔下。我一听没门儿，只好叹息一声放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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