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领导理论上是人民公仆，但事实上他们相当于国外的政治家，有刘备曹操吕不韦这样的老一辈政治家垫底，他们几乎个个懂得卧薪藏胆和韬光养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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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上路的出现，虽然帮程万里逃过一劫，但石化集团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自身并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赢利模式，企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核心竞争力，而且银行的贷款并没有解除，利息还在增加，所以，程万里相当于判了一个“死缓”，日子并不好过。
相对于程万里来说，劳天容的日子好过多了。能源集团主业突出，赢利模式清晰，核心竞争力是天生的，电力行业目前还属垄断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产品不愁销路，劳天容的企业似乎永远不会发生财务危机。
自从劳天容把许嘉厚从东部电力的老总的位置“调整”到集团公司工会之后，起到了敲山震虎和杀鸡震猴的双重作用，其他各个二级公司老总对劳天容服服帖帖，惟命是从，不仅政令畅通，而且变着法子向劳天容朝贡。看着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老爷们在自己面前诚惶诚恐的样子，劳天容很快就找到了当年武则天的感觉。
但是，人没有满足的时候，对于劳天容这样事业心强的人来说，更是永远不会满足。以前，劳天容这种永不满足的性格被用在了工作上，表现为不把特区的用电问题解决誓不罢休上，表现在宁可不当副市长也要把能源集团搞好的勇气与决心上。今天，当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后，她的永不满足性格并没有得到改变，而只是稍稍发生了一点转移，转移到了“个人价值”上。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她对侯峻峰的态度上。
自从她知道儿子郑小彤在能达公司百分之三十的分成是什么概念之后，劳天容对侯峻峰的每笔生意十万块的孝敬大为不满，这不单是钱的问题，还关系到自己的价值和威严的问题。于是，劳天容干脆“负关照”，打招呼暂时不要侯峻峰的货。最后，当然是侯峻峰负荆请罪，将一笔生意的孝敬额提高到三十万。当侯峻峰将“水果箱”的价值从十万块钱提高到三十万块钱之后，劳天容就感觉自己的价值和威严就得到“回归”，才逐步恢复他的“最惠客户待遇”。
但是，劳天容没有想到，侯峻峰其实是极不情愿的。因为侯峻峰跟安小元不一样，安小元有郑小彤这位“公子”矗在那里，向能源集团供货，她不需要再打点其他任何人，加上现在煤炭市场已经从卖方是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进货的“打点”节省了，甚至，还有许多供货商反过来讨好她。当初，安小元主要是仰仗她在大同的关系来做煤炭生意，而今天，安小元主要是仰仗跟特区能源集团老总劳天容的特殊关系来做燃料生意，所以，除了郑小彤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成之外，安小元几乎再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打点。但是，侯峻峰不行，侯峻峰如果不打点其他人，那么他的煤炭就会“质量有问题”，即便没有质量问题，即便货已验收，但什么时候能结到款就很难说了，而如果不能及时回款，那么下一单生意怎么做？所以，侯峻峰除了孝敬劳天容之外，还必须打点各路小鬼，这样，他实际赚取的利润就少多了。这些话他是无法向劳天容解释的，如果他向劳天容解释，说谁谁谁也打点了多少，那么劳天容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侯俊峰是不是也对别人说“孝敬”她劳天容了，马上就可能停止与他的合作。再说，说了又怎么样？这是风气，这是行规，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即使说了之后劳天容把某个人炒掉了，换上另外一个人，谁敢保证这个人能比前任廉政？谁还敢跟侯峻峰打交道？如果不打交道，那么就公事公办，而一旦公事公办，比不办还难办。所以，他给劳天容每个水果箱三十万，看起来比安小元给郑小彤的少，但他的总支出其实比安小元大。侯俊峰因此就发现，劳天容变了。
不错，劳天容确实变了，变精了。凡是集团公司往外花钱的地方，一切权力归她自己，就跟土地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样。很快，她的钱就多的不知道该怎么用了。正在这时候，云南红塔集团的储时建出事了。
按说储时建出事与劳天容并没有直接关系，劳天容与储时建非亲非故，一个在云南，一个在特区，远隔千山万水，俩人甚至都不认识，但是，这件事情对劳天容还是有影响的，而且影响蛮大。因为云南和特区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他们都是在共和国的土地上，都遵从同一部法律，所以储时建的问题对劳天容有参照作用。论功劳，储时建并不比劳天容小，储时建也几乎是白手起家，把一个原来只有几十万资产的国营小厂，建成一个用有几百亿资产的全国知名企业，并且创立了价值连城的“红塔”品牌，但是，就因为个人私分了几百万，前功尽弃，由人民的功臣一下子成为人民的罪人。既然储时建能够这样，那么劳天容为什么不会这样？如此，储时建案件就对劳天容发生了影响，至少对劳天容的心理产生了影响。
正在这个时候，市里面居然哪壶不开提哪壶，还专门组织局以上领导集体学习讨论储时建事件。
劳天容、程万里还有樊泰章当然都是局以上领导，自从樊泰章当上副市长之后，他们仨由于各忙各的工作，很少在一起相聚，今天在这个场合以这样的方式相聚，真不知道是不是预示着什么。
讨论会上，大家当然是对储时建事件表示震惊，对储时建本人表示惋惜，甚至有人开始表决心，表示要引以为戒，加强学习，防微杜渐等等，但是，也有一个人唱反调，这个人就是程万里。
“屁，”程万里说，“现在我们的分配制度就是有问题。如果储时建当初不是为国家做事，而是自己做，现在虽然不一定也能创造一个红塔集团，但是创造几百万应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如今倒好，为国家创造了几百亿没有奖励，私分了几百万倒成了阶下囚，我都替他不服。”
现在果然民主了，程万里的这段话，要是放在“文革”期间，没准就能打成反革命，但是放在现在，已经没有“反革命”这个概念了，人们也不会随便扣帽子，更不会打棍子，不但不会随便扣帽子和随便打棍子，而且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觉得程万里很直率，很痛快，敢讲真话，多少还有点佩服他，甚至有人当场就附和，说程万里讲的对，我们现行的很多东西是不合理，比如同样是一个大型企业的老总，在民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年薪可以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在我们国营老总，工资跟一个普通工程师差不多，长此以往，即便不腐败，早晚也会被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挖走，到那时候，国营企业不是明显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说实话，这些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企业的竞争最终还是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而企业老总就是企业的第一人才，如果好的老总都被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挖走了，国营企业还怎么能搞得好？关于这点，不仅别人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是劳天容和樊泰章也有同感。
虽然有同感，但是樊泰章不能表示支持，因为樊泰章现在不仅是副市长了，而且还进入了常委，既然是市委常委，那么他就不能有自己的声音，而只能重复市委书记的声音，特区市委书记向来都是官升一级的台阶，不可能支持程万里的观点，所以，樊泰章自然也不会支持，这就是中国官场最重要的明规则——“保持一致”。所以，樊泰章不但不支持程万里，而且还要明确地表示反对。
“话也不能这么讲，”樊泰章说，“假如就按你说的，国营企业的老总也像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那样实行年薪制，并且年薪的标准参照同类外资企业执行，比如劳天容吧，也等于是白手起家，跟储时建差不多，我们如果采用年薪制，给她年薪一百万可以不可以？”
“可以，”程万里说，“我举双手赞成。”
其他人也跟着说可以，甚至还有人鼓掌表示通过，反正就是说着玩玩，空头支票谁都愿意开。
“好，”樊泰章说，“就按你说的，给劳天容开一百万年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开两百万？”
程万里不说话了，嘿嘿嘿地笑。
“可以，我举三个手赞成。”不知哪个老总说。说完之后，马上又是一阵笑，并且又有几个人鼓掌，仿佛又是鼓掌通过。
“好，谢谢你们给我年薪两百万。”樊泰章说，“那么，市长市委书记该多少？省长省委书记该多少？国务院总理该多少？总书记该多少？国家主席该多少？是不是该开一千万？开一个亿？但是，如果总书记开一个亿，那老百姓开多少？我们的总书记还是老百姓的公仆吗？我们的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吗？”
樊泰章这样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严肃了。因为，在座的既然是国企老总，那么也肯定都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委书记，起码是各单位的党委副书记，既然樊泰章把问题提高到党性原则上，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上，大家就不得不严肃。
还是樊泰章首先打破沉闷。他见大家都严肃了，觉得与上面提倡的“和谐”不符，于是又带头笑了。既然领导带头笑了，那么其他人就不能不笑，这也是“保持一致”，于是，大家突然又争着笑，有些善于讨好卖乖的人还笑的非常夸张，终于，大家的笑声汇成了语言，这个语言说：还是樊市长有水平，既没有丧失原则，又没有伤害同志，用开玩笑的方法把同志们的牢骚当作玩笑本身来化解了。
劳天容虽然一直没有说话，但是她心里想，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储时建傻，干吗要私下分钱呢？不要说是国家的钱，就是私人老板的钱，分钱也是犯法的呀。如果像我，从来不占公家一点便宜，每一笔来源都不犯法，就是犯法了，也没证据。比如侯峻峰的钱，到时候只要我死活不承认，等于没拿，拿了也白拿。比如郑小彤在能达公司的百分之三十分成，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我本人最多就是管教不严，最多就是失察，犯错误，但不犯法。再比如二级公司给我的那些钱，是按照职务分发的奖金，最坏的结果就是退回去，还能怎么样？
这么想着，劳天容就同情起储时建，同情他可能文化不高，见识少，连直线和曲线都分不清。很多事情，如果按直线走，就是犯法，但是如果按曲线走，就没事。劳天容自己就按曲线走，现在就没事。
42
因为液化气的事情，安小元不得不与程万里打交道。
程万里认识安小元，并且他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好像知道劳天容的儿子郑小彤在安小元的特区能达公司当副总，所以对安小元格外客气。但正因为这种“格外客气”，他并没有向安小元提供液化气，而是为她指了一条明路。
程万里告诉安小元，要想买液化气，不必找他，可以直接去惠州进货。他甚至介绍安小元认识惠州淡水石化的老总。
为打消顾虑，避免误解，程万里还向安小元透露，因为体制和进货渠道的原因，惠州的淡水石化公司液化气价格比深圳低。
安小元获悉这一信息后，马上就进行核实，果真如此。她非常感激程万里。虽然生意没做成，还是专门回头感谢程万里，郑重其事地请程万里吃饭。本来，程万里作为国企大老板，不是谁想请吃饭就能请动的，但安小元例外，因为安小元是老熟人，和劳天容关系非常不简单，还据说与樊泰章的关系也不一般，所以，这个面子他得给。再说，生意已经不做了，此次饭局不带商业目的，程万里没有理由不去。于是，程万里推掉其他应酬，专门赴安小元的宴。
席间，安小元少不了说些恭维话，说难怪程总口碑这么好，原来待人这么真诚，还说虽然生意没有做成，但自己从程总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等等。
因为不带商业目的，所以这顿饭吃的比较轻松，程万里对安小元的恭维也能听得进，于是，头脑有些发热，一激动，继续彰显自己的耿直，说：“别说惠州比特区便宜，就是价格一样，你也应该从惠州进，而不要从我这里进。”
“哦，为什么？”安小元问。
程万里被美女不耻下问，有些得意，说：“不懂了吧？”
“不懂。”安小元说。
“政治。”程万里说。
“政治？”安小元问。
“政治。”程万里说。
安小元更加不懂了。进液化气，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你们到底年轻啊，”程万里倚老卖老地说，“在中国，做什么不是政治？”
安小元彻底糊涂了，难道做生意也是政治？
她不敢问了，只能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当成问号，瞪在那里，等待程万里解惑。
“你忘了？”程万里说，“能源集团和石化集团都是国企。”
安小元点点头，表示知道。她当然知道都是国企。可是，和国企做生意就一定和政治扯上关系吗？
程万里见安小元不开窍，继续说，谁都知道，你进液化气的目的是卖给能源集团。
安小元再次点头，表示是的，能达公司进液化气的目的却是卖给能源集团。
程万里说：“能源集团是投资管理公司下属的国营企业，石化集团也是特区投资管理公司下属的国有企业，你从我这里买液化气，一转手，再卖给能源集团，合适吗？”
是啊，安小元想，我在同是特区投资管理公司下属的两家国企之间充当中介，赚取价差，这也太明显了吧？
安小元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不懂政治。
安小元再次起身，真心地向程万里敬酒，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不过，一个让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问题是，在安小元赴惠州联系液化气的过程中，居然意外地碰到了“小香港”。
还好，这次他们相遇，安小元完全占据了上风。
她们是在淡水石化老总的办公室里偶然相遇的。安小元去淡水石化，是签订长期进货合同，“小香港”去那里，是推销她的液化气储存设备。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卖家是大爷，在市场经济时代，买家是大爷，所以，淡水石化的老总对安小元的态度明显好过对“小香港”。这点，连“小香港”自己都看出来了，“小香港”不得不主动巴结安小元，在淡水石化老总面前张扬她们是同学，还装着之前根本没有隔阂并且关系一直良好的样子。
安小元对“小香港”的态度是不冷不热。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渐渐忘却了对“小香港”的怨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有点感谢“小香港”，要不是因为“小香港”，安小元还不会来特区，不会成就今天的一番事业。今天，站在惠州的淡水石化公司老总的面前，自己不是明显比“小香港”高一等吗？只有胜利者，才更容易更宽容对方。所以，安小元基本上原谅了“小香港”，或者说，不跟她计较了。只是她有点好奇，很想问问“小香港”最后与黄大卫是什么结果。不过，她终于没有开口。因为，她现在有自己的事业和爱情，等待她处理的事情很多，大可不必在已经过去的旧账上消耗精力。
43
如果不是裴教授主动攀亲，劳天容说不定就把儿子郑小彤该结婚成家的事忘记了。
这一天又是校友活动，每次校友活动，裴教授跟劳天容都是男女主角。这一天男主角对女主角说：我们结成亲家吧。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事实上裴教授也只能说玩笑话，即便他本意不是开玩笑，也只能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考虑已久的话。这样，他才进退自如。
既然是玩笑话，那么劳天容也就没有把它当真，至少当时没有把它当真。劳天容笑呵呵地回答：好啊，我们就赶在校庆的时候给他们举行婚礼。但是，到了晚上，劳天容回来之后发觉儿子还没有回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再一算，一眨眼儿子来特区都五六年了，本来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现在快三十了，即便不结婚，那么至少也该有个女朋友吧？怎么一直都没有见他带女朋友回来过？联想到他分成三百多万都没放个屁，没准等抱了孙子也不啃一声。劳天容相信，根据他老子的性格，有可能。
这么想着。劳天容洗完澡之后就没有睡觉，也没有上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打算等着儿子回来好好问一下。如果真的还没有女朋友，那么还真要关心一下。如果有女朋友了，不管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总该带回来给妈妈看看。
劳天容这样坐了一会儿，神使鬼差地往北京的家打了一个电话。她知道，郑品浩从秘鲁回来了，现在应该在北京，而且就在家里。
电话响了几下，没人接。劳天容觉得奇怪，这么晚了他跑到哪里去了？正疑惑着，那边接了。
还好，是郑品浩，不是女人。
“喂，出什么事了？”郑品浩问。问的非常紧张。
“没出什么事情。”劳天容说。
“没出什么事情你半夜三更打电话干什么？”郑品浩又问。
劳天容听了觉得别扭，这哪像是夫妻，夫妻之间打电话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吗？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劳天容说，“就是小彤……”
“小彤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郑品浩仿佛认定肯定是出什么事情了。
劳天容更加别扭，甚至觉得不吉利，但是当领导的跟当学者的就是不一样，主要是脾气不一样，就如台湾学者南怀瑾所说的，有能力但是脾气不好的人，只能当学者，不能当领导，只有能力强并且脾气也好的人，才能当领导。劳天容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即便原来脾气不好，现在也肯定变好了，这叫做环境造就人，或者叫位置早就人，所以，这时候她仍然没有发火。不但没有发火，而且还迅速在自己心里做了调整，告戒自己跟郑品浩这样的书呆子说话，不能像跟部下说话，不能绕弯子，甚至不能做铺垫，而必须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免得费劲。
“我想跟你说一下儿子找对象的事情。”劳天容说。
“小彤？找对象？找什么对象？”郑品浩问。
劳天容不想说了，准确地说是后悔了，后悔给郑品浩打电话，后悔跟他谈这件事情。但是已经打了，话也已经说了，总不能现在就把电话挂了吧？
“算了，没事。”劳天容说。
“没事你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我好不容易睡着。”
“对不起。没事了，你睡觉吧。”
说完，劳天容轻轻地把电话挂了，生怕让郑品浩误解她发火了，其实她确实也没有发火，主要是没火了，摊上这么一个学究型老公，有火也变成没火了。既然没火了，当然也就不会发火。
放下电话之后，劳天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直到把肺里面的气体全部排完了，才开始吸气，而且同样是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等呼吸正常之后，抬头看看电视机上边的小闹钟，发现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个时间，在特区可能是夜生活开始的时候，但是在北京，尤其是在社科院那个高深大院，是夜深人静，难怪郑品浩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小彤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劳天容想了想，决定打他的手机。并且在打的时候，才意识到刚才确实是打错了，或许她本来就是想着给小彤打电话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打到北京的家里了，打给郑品浩了。是不是下意识地认为郑小彤是他们共同的儿子，既然是考虑郑小彤终生大事，就应该跟他父亲商量商量？
郑小彤还真出事了，而且出的不是小事。因为，安小元怀孕了。
安小元的怀孕是个意外。
安小元以前在跟港佬们交往的时候，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一定要戴避孕套。戴避孕套一是为了避孕，二是为了安全，三是为了自尊。安小元觉得只要戴了避孕套，就不能说是那些臭港佬真正占有了她，因为他们的那些东西是射在避孕套里面的，而不是射在她的体内，所以，可以理解为那些臭港佬实际上是“干”了塑胶，而不是干了她，于是，安小元心里好受一些。
安小元跟李必恒的时候，没有使用避孕套，因为她要在李必恒面前装纯情，甚至想把自己装扮成实际上还是处女，只是自己动手自慰才破坏了处女膜，既然如此，当然不能从自己的小包包里面拿出避孕套。哪有纯情少女身上带着避孕套的？虽然没戴避孕套，但是由于次数比较少，而且什么时候去大同她自己能够掌握，所以基本上是采用安全期避孕方法，倒也没有怀孕。
安小元跟郑小彤后，既没有戴避孕套，也没有采用什么安全期，而是悄悄地去医院上了环。按说还没有结婚的女人一般是不上环的，但是安小元是讲究科学的，她认为上环是最科学的方法。再说不上环怎么办？让郑小彤戴避孕套，她说不出口，也不忍心。安小元跟那些港佬的时候，只是为了业务，为了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没有办法，才违心地上床，所以她感觉自己象是在出卖自己，为了不至于全面出卖，她必须有所保留，保留的方式就是戴避孕套。而她跟郑小彤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她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或者说她喜欢跟郑小彤做爱，恨不能完全跟郑小彤融为一体，当然不能有任何阻隔，所以不可能戴避孕套。而且，她从书上看到，长期戴避孕套，对女性的宫颈损伤非常厉害，时间长了女性可能会的宫颈炎甚至是宫颈癌。安小元想想，有道理，那么娇嫩的宫颈，被一个塑胶长期摩擦，确实容易受伤。所以，跟郑小彤在一起，安小元没有使用避孕套，而且也不能采用安全期法，因为无论是郑小彤还是安小元，他们恨不能天天做爱，连每月几天的不方便他们都恨不能违章作业，哪里还能等什么安全期？再说，安小元发现，越是最不安全的日子，做爱越愉悦，哪里舍得放弃？于是，只有上环最科学。所以，安小元就悄悄地跑到医院给自己上了环。
既然已经上环了，怎么还能怀孕呢？安小元真想跟医院打官司，但是想到这个官司真要是打起来太丢人，未婚上环本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如果为这个事情再打一场官司，还不是丑上天了？再说，即便打官司，也未必打赢。因为当初上环的时候，医生就说过上环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叮嘱她每隔一年一定要来复查一次，可她上环这么年了，一次也没有来复查，此时避孕失败，责任全在医院吗？这么想着，官司肯定是不能打了。不打官司怎么办？打胎？一想到打胎，安小元心里立刻就收紧了一下，仿佛胸口被揪了一把。
安小元不想打胎，她想把孩子生下来。
安小元已经三十六了，已经属于“大龄”，再不生育，难道要拖到四十岁？安小元的一些中学同学甚至孩子都开始谈恋爱了，难道她还不该生孩子吗？但是她能生孩子吗？生下的孩子算什么？她怎么跟郑小彤说？怎么跟劳天容解释？
安小元苦恼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苦恼，或者说是她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苦恼的一次苦恼。
郑小彤也并非完全没心没肺。他感觉到了安小元的不安，他问安小元，到底为什么不开心。追问的次数多了，安小元就告诉他：我怀孕了。
郑小彤惊得半天没有说话。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不知道是喜还是忧。按说郑小彤也快三十岁的人了，如果他跟安小元是夫妻，或者是正式的男女朋友，那么，安小元的怀孕应该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是他跟安小元之间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使他现在在面临安小元怀孕的问题上，表现为不知所措。
“怎么办？”郑小彤问。
“应该是你说怎么办。你是男人。”
安小元这样说的时候，把“你”字做了特别的重音处理，并且口气也比较生硬，仿佛肚子里有一团无名之火，想找一个地方喷出来，但找不到喷出口，憋得慌。
“我听你的。”郑小彤说。
“我听你的”似乎已经成了郑小彤的口头禅，一遇上什么需要拿主意的事情，他总是这句话。以前，每当郑小彤这样说的时候，安小元心里就洋溢着幸福，就回敬郑小彤一个灿烂的笑脸，在两个人单独的场合，安小元还在郑小彤的脸上摸一把，象是姐姐摸弟弟，甚至像母亲摸儿子。但是，今天，当遇到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郑小彤还是这样说，安小元一下子就火起来，仿佛这肚子火被压抑的时间太长了，终于憋不住了，要爆发了。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你就知道‘我听你的’，你是男人，知道不知道？是个快三十的男子汉了，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怀孕吗？怀孕就是我肚子里面有了你的孩子，你是爸爸了，知道吗？现在我在问你，你打算怎样处置你的孩子，是打掉？还是生下？”
爆发出来之后，安小元竟然莫名其妙地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是伤心？是感到委屈？是谁欺负她了？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
安小元一哭，郑小彤更加慌了。但是还没有糊涂。这时候，他从背后抱住安小元，是那种非常怜惜地拥抱，并且把头侧过来，让自己的脸贴在安小元的头顶上，或者说是贴在安小元的头发上。
“我们结婚吧。”郑小彤说。说的声音非常低，仿佛是存心不让安小元听见。
但安小元还是听见了，而且听的非常清楚。
安小元转过身来，紧紧地反抱住郑小彤，仿佛要把自己融化到郑小彤的身体里，或者是仿佛有人使劲地要把他们拆开，而他们为了不让别人拆开，所以才抱的这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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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元已经下定了决心，并且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得罪劳天容，宁可永远不做能源集团的生意，她也要跟郑小彤正式结婚。她不愿意再委屈自己了，也不想再委屈郑小彤了。人挣钱的目的是什么？假如为了挣钱，而放弃自己一辈子的幸福，甚至连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都不能享受，那么不真的成了金钱的奴隶了吗？况且，即使从此之后一分钱生意不做，他们的钱也足够他们过一辈子了。
“我想生下来。”安小元说。
“好。生下。”郑小彤说。说的很快，象是说慢了就接不住了。
“怎么生？”安小元问。
郑小彤又傻了，他哪知道怎么生。想了半天，想起来了。
“上医院去生。”郑小彤说。
听他这样说，安小元真是哭笑不得，但她还是笑了。说实话，她就喜欢郑小彤，包括喜欢他的傻气，傻的可爱。安小元甚至觉得，只有像郑小彤这样傻里傻气的男人，才是天底下最可靠的男人。至少比黄大卫那样的花花肠子可靠。做女人，一辈子不就想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嘛。
安小元忍住笑，说：“我是说这孩子生下算什么。”
郑小彤又被她弄傻了。
“什么算什么？”郑小彤问。
安小元这次没有笑，不是忍的，是真的笑不出来。假如这时候硬是让她笑，那么只能是苦笑。
安小元静了一会儿，说：“我是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
“对，”郑小彤说，“我们还没有结婚。那就结婚呗。”
郑小彤说的非常轻松，轻松的就像去商场买一件东西。
这种轻松的情绪也感染了安小元。安小元想，是啊，可能是我自己把问题想复杂了。既然大不了就不做能源集团的生意了，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结婚呗。
“好，结婚。”安小元说，“但是你要跟你爸爸妈妈说一声吧？”
郑小彤眼睛歪向一侧，想了想，说：“当然，明天就说。”
正在这时，手机响了。一看，家里的。
“妈。”郑小彤说。
“你在哪里？”劳天容问。问的比较温柔，至少比刚才电话里跟郑品浩说话要温柔。
“我在小元姐姐这里。”
劳天容愣了一下，心想，这么晚了还在那里干什么。
安小元又想笑，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小元姐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劳天容问。
这下是郑小彤愣了一下，准确地说是停顿了一下，停顿的原因是他要看看安小元。
此时的安小元也像刚才郑小彤的动作一样，已经绕到他的后面，反过来从后面抱住他。郑小彤此时就是回过头看安小元一眼。安小元对他笑着点点头。仿佛是对他一种鼓励，抑或说是给他勇气。
“今天晚上我可能不回去了，”郑小彤说，“您先睡吧。”
“不回来了？”劳天容轻声重复了一遍。不象是问电话里的郑小彤，而是象问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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