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原来妇女地位低，成立三八妇女节，以示对女人的尊敬一样；所以这让李总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有点小失落，为此下边的员工成了他出气筒。

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的管理人员愿意做一方诸候—分公司总经理，而不是部门总---钦差大臣，尽管职级上总公司部门总和分公司总是一个级别。分公司有权威呀，人事、财务的大权于一身。

在几家大的保险公司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事、财务的权力放在分公司，当然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同时业务任务也放在分公司。总公司的管理模式相对简单粗放，风险控制能力较差。每年底把一个个“诸侯”叫上来，谈来年的工作计划任务，个险、银保、团险三条重要的业务线分别是多少，分公司完成多少任务，就可以计提与任务达成相匹配的费用，还有人力增长指标。至于你分公司招的什么人，钱花在什么地方了，你分公司总经理坐了什么豪华轿车，吃了什么豹子肉，娶了几房太太，喝了什么花茶花酒，总公司都不做具体约束，只是需要你一个漂亮的数字，那怕这个数字背后的风险有多大全然不顾，总公司呢是看数字给费用，看数字给你相应的人权、财权。

这就是最初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在最初确实调动了分公司领导的工作积极性。因为符合人性，同时与人的原始能动性分不开，再者人都讲究个面子，谁也不想落人后呀。于是你追我赶的氛围形成了，在这种以业绩为英雄文化的推动下，数字成了最好的也是最容易丈量的是否成功的标准。

这也造就了几大保险公司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大搞圈地运动，快马加鞭扩张地盘，快速在各个渠道攻城拔寨，突破一个又一个大关，短短数年，年营业收入已达百亿，而如今又过了不到六七年的时间，年保费收入已突破千亿大关，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纵深至各县甚至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

这些公司战略及管理模式在当时显然是极其正确的，在竞争主体不多的情况下，它们轻而易举地轻舟已过万重山。

话说李总被低调调回总公司后，心情肯定不是欢天喜地。为此在他心情不好时，有的下属他不好得罪，有的下属他懒得管理，有的业务可管可不管，有的业务他也懒得管，只有筱凡，人他好管理，是他调上来的。

筱凡所负责的业务在他部门又是举足轻重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指标，由不得他不重视，一关乎到面子问题，精神上的，再一个关系到他的奖金问题，物质上的。

张一珍常常在职场里听见李总在办公室里大喊：孟筱凡…

筱凡便会小步快跑，用小沈阳的话说啪啪地乖乖地丢下手中的活，手中随时拿个笔记本，随叫随到，在李总说些看似重要实非不重要的工作上装着一本正经地记在笔记本上，以示尊重，也是她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

在总公司张一珍最不习惯的就是打电话，好象每个人都是做贼似的，或者说让人感觉很有素养，但不管怎么说起初张一珍就是不习惯，因为在分公司自己单独一间办公室已经习惯于声如“洪钟”了。

而在总公司，有些员工拿起电话，头会不自觉地埋进办公桌里，手捂着话筒，声音压得极低，如果你坐在旁边就会感觉不自在，好象有偷听别人话的嫌疑。你能够听得真真切切只有最后几个字“好的，byby”。好象只有在最后这几个字里打电话者终于放松了。

有时候偌大的职场出奇的安静，安静的掉地毯下一根针都会听得到。

而对于张一珍而言，她认为这种安静就是压抑，压抑得让她身心都不痛快。

打完电话，一珍总会顾自地嘟嚷道：难受死了，活受罪呀，跟监狱差不多了，监狱还能放放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