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冬青没有敲开妻子的门，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和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农委主任谈完所需稻农、菜农数量，到达元宝市的时间，惦着元宝市千头万绪的工作，急匆匆上路了。随着车的颠簸，他猜测，妻子或许是去她妈家了。心想：妻子误会怄气不见自己，早一阵儿晚一阵儿会云散天晴的，元宝市的这些个事可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杨小柳来电话反映元宝村集体上访形势严峻，让他找计市长请示汇报再没来电话，心里总惦着是回事儿，因为不仅仅是村民的利益、社会的稳定，梁威书记和省信访办都在关注这一上访事件。

罗冬青到家时，已经是小半夜了，他推开车门一迈进院门槛，随着屋门推开闪出一片亮来，屋里拥出一簇男女老少来。史永祥走上前一步说：“罗书记，这趟房的邻居们听说你今晚赶回来，说什么也要等着你会邻居。”罗冬青笑着迎上去：“谢谢左邻右舍，谢谢乡亲们。”

“罗书记——”一名中年妇女说，“这房子开始收拾时，听说你要来住，我们都不信。这回你真搬来了，那些说你是装洋相的人就没嗑了。”

罗冬青笑笑：“这哪是洋相，是土相呀！”

大家都笑了。

史永祥指着中年妇女说：“罗书记，这是咱们居民委员会的蔡主任，今后，八小时外，咱们就归蔡主任领导了。”

“蔡主任，你好——”罗冬青去握蔡主任的手，“请你放心，我们一定服从你的领导。”

大家轰地又笑了。

“喂——你们笑什么？”罗冬青一本正经地说，“我在市里是市委书记，在家里是丈夫和爸爸，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个普通的居民呀。”他指指史永祥，“你陪我在这里住，咱们可不能做超级居民呀。”

“好——”史永祥说，“我一定遵守居民委员会一切纪律和制度，参加居民委员会组织的一切活动。”

蔡主任问：“打扫卫生，组织秧歌队，给困难户送温暖活动都能参加？”

“只要在家，只要有时间，”罗冬青接过话来，“保证参加。没说嘛，绝不做超级居民。”

有人一带头，大家都鼓起掌来。

罗冬青说：“有人瞧不起居民委员会主任这个小官，叫我说，这个官儿可不小，市长管什么，居委会主任就管什么，什么计划生育，卫生，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其实，就像个小市长。蔡主任，我刚有个初步打算，还没酝酿成熟，过些天，想开个全市居民委员会主任会，不，开个小市长会议，布置给你们这些小市长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居民委员会有劳动能力的闲散人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时候，要出台一些政策——我想过，这项工作，要是居民委员会重视，就能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人家温州，就是家家户户办个体小作坊，小工厂。”

蔡主任高兴地说：“罗书记，你可早点儿组织我们干呀。”她这一说，旁边的人都七嘴八舌起来。她指着罗冬青左侧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说，“罗书记，你看看，光说话，都忘了给你介绍介绍了，这位是西头第一家的李大妈。”

罗冬青急忙上前握住手问好：“李大妈，你身体可好吧？”

“好啊好啊。”李大妈双手握着罗冬青的手激动不已，“这么大的官儿，还叫我李大妈，我这一辈子算没白活呀。”

罗冬青为和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激动不已：“李大妈，你要好好活呀，咱元宝人的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

蔡主任介绍站在她身边的一位老汉说：“罗书记，我们都叫他老王头，你也这么叫就行，他是西头第二家，在原县糕点厂退休了。厂子不景气，连劳保钱也得不到。他们工人要用厂房办个食用菌厂，他也想算一份去干，听说计市长有话，要动迁盖市委大楼，就没指望了，现在捡破烂呢。”

“老王头，”罗冬青问，“我估计也就是捡个硬纸壳、饮料盒什么的吧，一天能捡多少钱？”

老王头回答：“三四十块钱吧。”

“老王头，”罗冬青拉起他的手说，“我和计市长商量了，你们那个糕点厂不动迁了，该办食用菌厂就办，这个项目不错。”

老王头握着罗冬青的手说：“罗书记，你可真是我们的好父母官呀，糕点厂的工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情，你给我们做主办成了，我代表大家谢谢你了——”说着就要下跪。

罗冬青一把拽住：“老王头，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可不兴这一套呀——”说着，他眼圈湿了，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太容易满足了。他同时也觉得，能和最低层的老百姓血脉相通，真可谓是最神圣的、最大的幸福。

没等蔡主任再介绍，一位中年妇女自我介绍说：“罗书记，我叫吴玉清，从东头数第三家，是市纺织厂的女工，下岗了，每天蹲劳务市场卖小工。”

“别着急，用不多久，我就让你当工长！”罗冬青说，“邻居们，走，别在外头站着，进屋坐。”

蔡主任说：“罗书记，都快半夜了，你也辛苦了，早点儿休息吧。”

“不不，”罗书记情绪很激昂，“你们这一来，我心里很高兴，疲累劲儿全飞没了。等了我半天，我回来了，你们倒走了，这成什么体统！快进屋，蔡主任，你打头！”

罗冬青进屋一看，刚才左邻右舍等自己时围着圆桌嗑了不少瓜子，对史永祥说：“永祥，这回得屈尊你了，烧开水，泡壶茶，我正渴呢。”

大家又重新围坐桌前，边嗑瓜子边唠，史永祥很快端上了一壶新泡好的茶水。

一个中年汉子说：“罗书记，还没人介绍我呢，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吧。”罗冬青笑笑：“是啊，怎么落下一个呢？”

中年汉子说：“我住西头第二家，叫马广地，是下乡知青，返城后分配到一个集体企业。企业黄摊了，我在市环卫大队当临时工扫大街。我有个想法，想请书记帮着参谋参谋。”

罗冬青说：“好吧，你说。”

“罗书记，”马广地敞开了心怀，“我扫大街，从楼口垃圾洞里掏垃圾时发现，计市长住的那栋楼，前面还有两栋，每天的垃圾里都有不少剩馒头，剩菜，还有发霉的粮食，真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我想辞职不干了，租下后面那栋动迁了的空房子养猪，那垃圾堆里的剩饭剩菜，准能养个十头八头的。”

“好啊！”罗书记说，“租那栋房子好，因为不用也是闲着嘛，可以便宜点，我给你说话。我给起个名，这个猪场的名字就叫倡廉养猪场！”

“好——”随着马广地的叫好声，屋里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罗冬青抓起一撮瓜子儿：“左邻右舍们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罗书记，你刚搬这里来，我们真不好意思，要不是看你对老百姓这么热心肠，怎么也不能说。”蔡主任说，“咱们这个居民委员会就两个厕所，有一个已经塌了一半，不遮风不挡雨了。你要是有空早晨起来瞧瞧，男厕那边手里攥着纸儿解大手的排号，女厕那边更不用提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坏肚子都得拉裤兜子里。”蔡主任见罗冬青听得很认真，补充说，“排号那阵子，常有人犯口角，什么你来早了，他来晚了的。有的人讽刺挖苦我说，蔡主任呀，一九六o年那阵子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发什么粮票，布票，豆腐票，现在不用了，咱居民委员会发上厕所序号票吧，规定谁家几点，免得在这里排号闹意见。”

罗冬青问：“没和城建局反映吗？”

“没少反映呀，”蔡主任说，“光我找城建局长齐贵山就不下二十趟，他今天说来看看，明天说来看看，初一支十五，十五支三十，就这么支我。后来没办法了，我找一个人大代表，去年人代会上为群众上厕难写了一个提案，听说提案转到了计市长手里，计市长批示说，目前，元宝刚撤县设市不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需要一项一项来，承诺要统一规划全市厕所建设问题，现在重要的问题是筑楼镶边，搞好重点街道的白色路面建设……”

罗冬青听了没有吱声。

蔡主任继续说：“这里的居民一听火了，骂娘声声，别的居民区也有这种情况，全市为厕所问题引起不小的骚动。不知哪些好事者，十多人一齐夜里到市政府门前排大便，气得计德嘉大发脾气。后来，盖了几个厕所，就再不管了。”

“这样——”罗冬青说，“史秘书长，你通知建委主任齐贵山和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明天一早陪我参观群众上厕所现场。”

李大妈坐在罗冬青对面耳不聋、眼不花，弯一下身子问：“罗书记，我有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下岗女工吴玉清一听就知道李大妈要说啥，截话说：“李大妈，别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别给罗书记出难题了。”

“说说吧，”罗冬青在一旁看出了李大妈伤心的样子，鼓励说，“李大妈，没关系，想说啥就说啥。俗话不都说领导就是父母官吗？要看成是父母官，就啥都能说，父母官就啥事都得管。”

“咱们看了，现在有些领导不是父母官呀，纯粹是官老爷，”蔡主任插话，“像罗书记这样的有几个？”接着怂恿李大妈，“你说，要不，你这后半辈子算是窝囊透了。”

“我说就说。”李大妈面对父母官，诉说起了家庭伤心事。

李大妈叫魏冬梅，今年七十三岁，苦苦巴巴，养活七个儿女成了人。有一年年关，家里连续两天揭不开锅了，一个邻居见了，帮不了，又实在看不下眼，联系别人背来半口袋粮食，抱走了小女儿。魏冬梅泪水涟涟，心在颤抖中猛然惊醒一样，跌跌撞撞背着粮跑出去扔下粮袋，抱回来孩子。年关孩子挨饿，父母怎么受得了，怎么办？几个小时以后，她和丈夫拎回了十几斤米。原来，夫妻俩到医院去卖了血。要步入老年的时候，老伴去世了，孩子们也都成人了，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了经理。这七家，在元宝市大搞城市建设热潮中，单位补贴，个人凑份子，都住进了楼房。其他六个儿女把平房都卖了，老大还算是孝敬点儿，把这房子给了她住。老伴去世时，她得了两千多元的工资和丧葬费，李大妈舍不得花。七个儿女都盯着这笔钱。前几天住院出院时，七个儿女谁也不到场，李大妈自己结了账。现在，李大妈靠给别人带孩子维持生活，李大妈曾掉着眼泪说，花掉这一千五百多元就上吊……

罗冬青进入了角色，比听汇报还认真。他气愤地问：“李大妈，你没找儿女单位的领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