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多管他，带着人扑进黑屋子。
“蔡小霞！小蔡！”
盲女无声无息。屋角木床有一团黑影蜷缩其上，静悄悄一动不动如一床棉絮。
医务人员用担架把蔡小霞抬出破屋。盲女没有知觉，血流半身，四肢冰凉，，模样骇人，是一种濒死状态。医务人员抬着担架，一路小跑奔向停在巷子外的救护车。柳树则被上了手铐，让警察架着离开现场。他不再哭叫，垂头丧气，老实了许多。
我在走出他们的黑屋子后回头看了一眼，在那一刻下了决心。
“停。”我说，“把人都叫过来。”
我让他们进屋，将这对残疾青年不多的家当全部搬出屋子，这些家具多半残缺不齐，犹如其男主人的腿脚。然后大家动手，先拆除屋后违章搭盖的窝棚，再彻底清理，将黑屋子一举摧毁。我在现场盯着，整个行动准确快捷，前后只花了二十分钟。黑屋子早已摇摇欲坠，拿掉顶撑外墙的粗木柱，几个小伙子发一声喊，一起用力，居然将个房子一把推倒，有如掀翻一堆儿童积木。一股呛人的土灰忽地腾起，曾经污水四出，瞎姑娘伏身满地抹的黑屋子再也不复存在。
离开现场时，我注意到聚集在巷道中部的人已经散去许多，留下的多神色不宁。
当晚，工程指挥部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大批人马进人船民街，再一次挨家挨户动员，晓以大义，讲清利害。同时宣布施工队将于隔日上午正式行动，依法拆除船民街全部抢建的违章临时搭盖建筑，县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将现场采访，并直播整个过程，有关方面将派人员维持秩序，制止任何违法行为。政府有诚意，也有决心，代县长齐国栋将亲临现场指挥。
我用电话向曾慰报告情况。他沉吟许久。
“老齐，有把握吗？”
我说以我的经验，觉得可以。
第二天上午，行动圆满成功。
蔡小霞打来电话，说她和柳树想一起见一见县长。他们有一个想法。
我问：“身体怎么样了？”
她说好多了。县长关心无微不至，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就安排星期五上午吧。他们行动比较不方便，我会派车去接，到我办公室。我很高兴能跟他们一起聊聊，听听他们的想法。
两天后他们来了。事前我让政府办主任准备一点水果，我说要会见两位残疾人朋友。年轻主任一听客人是那一对子，即发怔，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请示说，要不要让机关保卫，或者让公安局派两个警察到这里，有所防备？该主任那天跟我到过现场，看过柳树挥棒打人的场面，显然心有余悸，怕齐代县长也来领教一回，讨柳树一棒。因为腿脚不便，该瘸子格外身手不凡，舞棒手势特别灵巧，令人过目难忘。
我说不必，别怕。这是政府大楼，不是船民街小巷。环境不一样，他不会乱来。现在也不是那个时候，情况变了。
我就这样在自己的办公室独自会见我的两位残疾人朋友，也算勇敢。一个来月时间过去了，我注意到蔡小霞气色好了很多，不是那天抬出黑屋子时那种死人模样。她的眼睛明亮清澈，让我无法把她跟盲人联想。她穿了件新衣服，尽管她不一定能够感觉新旧衣服有多少区别。柳树跟在她后边，一瘸一拐进了我的办公室。小伙子也穿了件新衣服，打份得像是新郎信上丈母娘家做客似的。他的一头乱发已经理短，脸色依然苍白，眼光有些乱，手部动作相当神经质，基本不说话，略显无精打采。
这一＿对残疾人真是天造地设，差别如此巨大，让人想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搞在一起。这样的两个人却是感情至深，超乎常人，我非常清楚。那一天在黑屋子外边，柳树满地翻滚，哭嚎连天，痛不欲生，不是因为被警察制服，是因为无助，他可能以为蔡小霞已经活不成了。女的也一样，那天晚上我到医院探望她，她头上手上缠着纱布，正在接受输液。医生说她头部伤得不轻，左手臂骨折，营养不良，比较虚弱，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那时她已经醒了，也从其他人员那里听说了发生过的事情，一看到我她就哭泣不止，翻来覆去一直说：“他不是故意的。”
她在替柳树求情‘她是说柳树伤害她是意外，他不是故意的。她的意思还包括柳树伤害他人是情急之下丧失理智．不是有意行为。瘸子在盲女感情中的地位，当初她在县政府大门外用手背抹眼泪时，我就有极深刻的印象。客观地说，柳树伤害其妻肯定不是故意的，伤害他人就不一定，从他在我的轿车车头上打出一道凹痕那次起，我就感觉这人身上有一股敌意，没由来，却存在，可能出自失意落魄者的心理扭曲。这人拄着拐杖，跟着他的妻子一瘸一拐走进我的办公室，敌意并未消失，它藏在他的新衣服里，如一头野兽在他的肩头挣扎耸动，我能感觉出来。他身上那件新衣服只表明蔡小霞的一番苦心，盲女希望我们知道柳树已经醒悟，听话，愿意合作，他不会再胡闹了。我相信柳树之所以强压其暴烈之性，同意蔡小霞把那件衣服套在他身上，做一种驯服状前来走访，更主要是因为内疚，还有后怕。这家伙曾差点失手把她弄死，此刻他得听从安排，不能再违拗她、伤害她。
蔡小霞跟我说了他们生活的情况。她说，我给他们安排的周转房挺好的，比他们原来居住的破屋子好到天上去了。·街道给他们买了新家具，给他们送来救济款，还留下电话，答应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说，她和柳树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关心，是齐县长安排的、他们总想着应当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不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想来想去，两人商量出一个想法。
“柳树琴弹得可好，他会好多种乐器。”她说，“我们可以开一个音乐会。”
她想开的当然不是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那种音乐会。柳树琴弹得再好，也只属于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层次有限，离维也纳还差得太远。他们的用意不在音乐，竟然意在齐代县长。蔡小霞通过她的电话服务，也通过县广播电台的广播知道他们旧旧所居船民街已经进人大规模拆迁，但是仍有一些居民因种种原因思想不通，需要进一步说服。她和柳树想在他们旧居的废墟周围开代场音乐会，她想把这场音乐会起名叫“明天会更好”，用他们的音乐现身说法，把齐县长一再描绘过的美妙远景告诉大家，让大家感觉到未来和希望，增加克服困难的决心，服从政府的安排。
我很惊讶。我没想到盲女蔡小霞竟如此聪颖，想出的主意会如此绝妙。
我说：“很好。很好。”
我笑，哈哈哈哈，由衷的。
十天后，晚间，这场残疾青年主办的音乐会在船民街的废墟上举行。县里相关部门为这场音乐会操办了大量具体事务，包括平整演出场地、布置灯光音响和为残疾演员们化妆。当晚县电视台出动数架摄像机，对音乐会做全场录相。指挥部在现场安排数排小马扎作为听众座位，到场欣赏音乐会的有县里干部、工地施工人员、各界相关人士以及一些船民街居民。现场附近，旧日船民街此刻已经拆除殆尽，废墟间却还三三两两留有一些民宅，这是一些因种种原因暂时拒绝搬迁的所谓钉子户，在破砖烂瓦中它们形单影只。大局已定，他们坚持不了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请他们一起从容欣赏音乐，愿能与之有所抚慰。
我早早到场，有许多县里部门领导闻讯随同，这场废墟音乐会因此群星闪耀。舞台上有残疾青年，并无歌星，唯有代县长和部门领导们聊为弥补，一起曝光。当晚音乐会由蔡小霞主持。盲姑娘身着盛装，被打扮得格外漂亮。有三个乐手参加演奏，两个为伴奏，主角是柳树。柳树那晚化妆也很精彩，穿件深色西装，别别扭扭夹着拐杖。不管如此出场是否心甘情愿，他演奏得相当卖力。
其间出了点意外。
他们演奏主题曲，柳树弹扬琴。音乐高潮处，突然“砰”地一声乐曲中断，扬琴的一根弦意外弹崩。场上有人发笑，柳树静默片刻，抬手用力一掀，把眼前那架扬琴推倒在地。场下观众顿时面面相觑，不知道柳树突然发的哪门神经。我坐在第一排。我看到台上跑前跑后指导这场演出的那个人站着发呆，慌了手脚。主持人蔡小霞也呆立茫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给他二胡。”我用指头向指导示意，尽量显得声音平静，不慌不忙。
那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他立刻抓过一旁道具桌上摆着的一把二胡，跑过去递给柳树。哪想柳树看也不看，举起二胡用力往下一砸，砸在倒地的扬琴架上。
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我再次发话，语音依然平和：“把小提琴给他。”
柳树再发神经，把小提琴举过头顶，但是这一回没敢再往下砸，可能因为比较心疼这一把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收回手，把琴往下巴上一夹，演奏从头开始。
除了这一插曲，音乐会一切顺利。
残疾夫妇所办“明天会更好”废墟音乐会的新闻于第二天分别在市、县电视台播出，两天后上了省电视新闻。新闻当然经过剪辑，柳树推扬琴砸二胡的情节自当滤除。这场音乐会使一对残疾夫妇成为本县新闻人物，客观上也帮助了船民街的拆迁工作。几天后，这条街上的所有民居全部拆除，“群生计划”最大的难题圆满破解。
我开始考虑为他们找一个新的住处。
有一周末，因县里开会无法离开，我妻子依例前来劳军，搞卫生。．这人婆婆妈妈，念念不忘见过一次的盲女。我兴之所至，决定于所谓百忙中抽空，携夫人视察该盲女及其瘸夫迁住的新居。这一视察坏了，妻子在现场哼哼哈哈，也说不错不错，于盲女面前做表面文章，一回头就对我埋怨不止，说你一个大县长给人家找的就这么个破地方？预制板旧楼，一层，又小又潮，还好意思说什么新居。我告诉她房子不错了，比他们原先住的船民街黑屋子好多了，蔡小霞自己说，好到天上去了。这还是我让街道办事处想办法硬挤出来的，给残疾人找间房子，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她不光找房不容易，把这对残疾人请进去也不容易，当初柳树发横，死活不搬，我在盲女受伤昏迷，柳树举棒伤人那回下令拆掉他们的房子，事前搬出他们的东西，全部送到这里，柳树断了退路，才不得不服从安排，住进该新居。妻子听了依旧不服，她说你这还是糊弄人家瞎子，你就不能帮忙帮到底吗？
我觉得很受刺激，想一想也有道理。这对残疾青年所谓新居好不好倒在其次，关键在于这只是一处周转房，只供他们临时居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长期住所，总还得帮助他们考虑最终可以定居的那个屋檐。
有一位姓张的房地产开发商找我，请我帮助解决项目报批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位老板刚刚参加招标，得到了船民街附近一块土地的住宅开发权，此前在县城中心地带开发房地产多年，手中握有几块楼盘，颇有实力，这人对参与县政府全力推行的“群生计划”态度也相当积极。我知道他手中有一些空置住宅，主要是不被消费者看好的底层住宅，那一对残疾人需要的恰就是这类房子，因为行动不便。
我给他讲了两个残疾人的故事，让他拿一个小套住宅，作一项善举，安置这对残疾青年。这人爽快，也可能因为有求于政府和我，欣然应允，说：“行，就把他放到我这边的拆迁安置户里吧。”
这人在船民街附近的开发项目涉及到拆迁民房，需要为相关动迁者提供安置。
几天后他来找我，说有问题了。房子是现成的，事却不好办。为什么呢？原来柳树并无安置资格。两个残疾人住的黑屋子原不是他们的，该房连同一旁民居的产权归一位老太太，柳树只是租住。事实上柳树连租住户的资格都没有，这房子的正式租户是柳树的一位远亲。柳树并非本县人，小时候在市里儿童福利院长大，后四处流浪，几年前才来到本县，居无定所，后来借居该屋，相当于替人家看房子而已。他搬出后不可能指望得到赔偿，也无权拥有安置房。
这可能是他早先死活不搬的主要原由。
我说这就对了。这一对残疾人现在已经无家可归，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无家可归。眼下他们能够找谁？观音菩萨，还是土地爷？找不着的。所以只能靠社会，靠政府。政府不能只管领导们和老板们的事，还得管百姓的，包括类似弱势群体的事。老板们赚了钱，有了能力，配合政府施点援手，回报社会，也应该。对不对？
他说：“我听县长的。”
我说张老板放心，好心终有好报。”
他笑，立刻给我送高帽。他说齐县长一心为民，本县人民真有福气。我也笑，我说我算什么呢。当年杜甫老先牛胸怀雄心壮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哪办得到？别说全县寒士，再有两三个残疾人找上门我就招架不住了。我还能把你张老板的房子全数征用，分给瞎子和瘸子？但是能办一个算一个，这一对儿我肯定要帮到底。
一个月后，蔡小霞和柳树迁人本县“新元花园”，有了一套二居室住宅。是真正的新居，条件很好，小区环境亦佳。此刻已经不用我发话，自有许多人关注这一对残疾人，并提供各种帮助，因为他们办过一场著名的废墟音乐会，本县齐代县长率众多干部在该音乐会上公开露面，显示出与这一对残疾青年的特殊关系。
后来的事情略带喜剧色彩：残疾人夫妇喜迁新居的新闻上了市里电视，然后又上了省里报纸，随之媒体人士接二连三闻讯而来，打听此间新鲜，挖掘其中意味，充分表现对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人士的关爱。有一则报道颇表扬了代县长齐国栋几句，书记曾慰在该报道剪报上批了意见，要各部门领导好好读一读，想一想自己为群众做过些什么。其秘书把批示复印件装在信封里，于第一时间送我，我赶紧去了个电话。
“书记你这是做什么？”我说，“让我诚惶诚恐。”
他开玩笑，说是在帮我写内参。他说，接近年底了，咱们共同努力吧。
我知道他的意思。年底没什么，问题在于过了年底就是新年，新年之初依例召开县里两会，代县长齐国栋将面临一次选举投票。这次投票应当跟上一次失败的选举正成对照，让上级和本县百姓印象深刻，为此我们都得努力。天底下什么人都有，齐代县长扶助一对残疾青年，在本县也不是没有其他声响，有人说俩残疾青年是“县长的人”，蔡小霞是“县长的瞎子”，柳树是“县长的瘸子”，评价很有趣。齐代县长如何对付？还是那一标准手法：哈哈哈哈。尽量显得轻松，富有穿透性，充满表现力。
显然曾慰认为需要从正面加以支持和引导。
这以后县里许多部门参与赞助这一对残疾青年，通俗语汇叫“纷纷响应”，“纷纷表示”。开发商张老板因为提供一套底层住宅大出其名，果有好报，如我所预言。他还意外地发现我让其收容安置的这对残疾青年其实尽是资源。张老板说盲女蔡小霞挺上镜，模样耐读，很纯，“看上去一点不瞎”，聘为其住宅开发公司形象代言人，于是该公司各楼盘到处立起蔡小霞推介新楼盘的大幅广告图，配印广告词：“我们憧憬明天”，表明该楼盘大有前景。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不甘落后，施以援手，推荐柳树在所居小区物业部门就业，当了个保安。我始终没搞清楚他一瘸一拐能如何站岗，又怎样抓贼。或许他用他的二胡来维护小区治安？他有那样的暴烈脾性，眼光中有那么一股似乎与生俱来的敌意，加上屡有前科的那支拐棒，他能做保安吗？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命运已经改变。
蔡小霞说：“我经常在梦中醒来，以为自己还在梦里。不知该怎么感谢县长。”
我说你们去找一张红纸，画一面锦旗，让柳树写两行字给我，够了。我听说柳树的字写得挺好。
她很认真。她说她问过人家了，都说就送一面锦旗哪行啊，太平常太简单了。
冬天里，船民街旧日棚户区废墟上新建的县城主通道正式通车。道路沿用旧名，却不叫船民街，那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早有，叫“建国路”。这条大道破开了全城最破烂的地段，给这座县城，特别是城东南区域带来了一如景观的车道、人行道、绿地、林荫和路灯。我敢说不仅这些，许多人的命运已经因此改变，其中包括不少境况可能比盲女蔡小霞他们略好，但是仍属贫弱的人们。
举办通车典礼那天，这对残疾青年出了事情。他们挑了个好日子，恰就在县里隆重庆典之际。刚剪完彩，我的手机响了。一听，是蔡小霞。
“县长，县长您有空吗？”
一我一听不对，在哭呢。
“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小蔡。”我说，“我在通车典礼上。”
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一个典礼总是有许多程序，总是请许多客人，特别是上级领导。动完剪刀之后，领导还有许多活动，得有人陪，我肯定跑不了。因此回过头我就交代政府办人员打电话联系县残联，要他们了解盲女碰上什么麻烦了。
这姑娘隔一段时间会给我打一次电话，说一说他们的情况。她挺聪明，电话里从来欢天喜地，努力让齐县长为她，还有柳树感到高兴。例如告诉我她的业绩特别好，电信公司因此把她这条服务热线命名为“小霞热线”，写在公司的宣传栏和广告单里。她还告诉我县城数所中学请她去跟应届毕业生座谈，讲“身残志不残”。还有柳树被请去参加五四青年节联欢晚会，表演乐器独奏，主持人称他为“我县著名残疾人艺术家”，等等。她对齐县长从来是报喜不报忧，难得如此用心。也可能有些事她不甚清楚。但是我知道其他一些情况，我还有很多信息渠道。
县城有家医疗保健器械用品商店，是新开的。有一天商店老板接到了一个电话，要求提供一辆新式轮骑，立刻送往新元花园小区值班室。老板问你是谁呀？打电话的人说他是柳树。老板问你哪棵柳树啊？打电话的人挺不耐烦，说你看过电视没有？这个县还有几棵柳树？老板说你就是那个残疾人艺术家？柳树说我的腿不好，总拄着拐杖挺累的，我想试试轮椅。
他得到了一辆新轮椅。未付款。他说他要先试试，合适的话他会告诉齐县长，让齐县长给老板打电话。该老板至今还在等我电话。他对县残联主席说，齐县长可能是太忙了。后来县残联为这辆轮椅提供了一笔补助。
有回我到县医院看望一位住院手术的老领导，医院院长陪同。看望结束时我跟院长握手道别，他忽然很高兴地跟我说：“我们给他做了ct，没有问题。”
给谁做了？柳树。这家伙跑到医院，说他近日总头痛，睡不着觉，齐县长让他上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把情况报告院长，院长很重视，让医生立刻安排检查。结果没发现什么特殊问题，除了一条断腿户当然，没有付费。
这都是我刚好碰上的，我知道我没碰上的肯定还有。我感到柳树似乎是故意这么干，这家伙的神经是有毛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哈哈哈哈，那不反了！
我还没考虑怎么办他，挑了个好日子他又来了。庆典会上一接到蔡小霞电话，我就估计是柳树出的毛病。这一回该不是奉齐县长之命挥根拐杖去抢银行吧？通车典礼快结束时，县残联女理事长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惊慌。
．“蔡小霞不见了。”她说，“到处找不到。”
“不会跑远。”我说，“半小时前她从家里给我挂过电话。”
她也没见着柳树，瘸子不知何往。
我说：“找。有消息就告诉我。”
中午，我跟书记曾慰一起陪参加庆典的几位重要来宾吃饭。刚剪完彩的这条路修得不错，当天的庆典很成功，午宴也挺好，来宾们都很高兴，我们也是，哈哈哈哈。饭毕，把几位来宾一一送进宾馆休息，我们才喘过气来。
我当即打电话找人。没人接，一对残疾青年都不在家。
我回到宿舍，外边站着个人，却是城关公安分局的局长。
他说，知道齐县长今天太忙，不敢打搅，但是也不敢拖延，所以特地守在这里等候。有一个重要情况要直接向县长汇报，口头汇报。
柳树犯事了。
今天凌晨，一个女子用手机向县110报警，称自己被坏人劫持，请求警察救命，并报了地址。城关公安分局干警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女子报告的地址位于城西一处旧巷，有数间平房，警察冲进其中一间，控制了其中人员，一共两名，一个正是该报案女子，另一个不是别人，却是残疾人柳树。报案女二十四五岁，外来人员，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是附近一家发廊里的洗头妹，兼营卖淫，为暗娟，有前科。案发平房为该女租住宿舍，也是容留缥客漂娟的营业场所。警察发现现场情况与女子所报有出人：该平房仅十余平米，空间不大，门边有一张木沙发，柳树坐在那张沙发上，控制房门，女子则躺在屋子另一侧木床上，身上盖有棉被。警察冲进去时，两人没干别的，一起在看电视。现场没有暴力搏斗迹象，除柳树持有拐杖外，没有发现其他暴力器械，与一般劫持现场有较大区别。女子对警察还是一口咬定自己被拐子劫持，两人便被一起带到公安分局。经分别盘问，案情基本弄清楚了，原来并非劫持人质，是一起漂娟赖账案。当晚柳树与该暗娟漂宿，讲定价钱三百，凌晨柳树起身要走，暗娟抓着要钱，瘸子赖账，说没钱，有拐杖。两人争吵，拉扯，柳树打了暗娟一杖，暗娟气愤不过，打手机就找警察，她说自己早让警察逮过，脸皮不要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拐子，四肢不全还要玩女人，睡过觉了还赖账，她非让拐子吃个大亏不可。按本地处罚规定，漂客暗娟卖淫，逮住了各罚五千，经常全罚到缥客身上。该暗娟平时不看电视新闻，不读报纸，不晓得柳树什么玩艺儿，一心只想让警察痛罚拐子，狠狠教训他一番，却不料柳树不怕。他说：“咱们就在这里等警察。”于是两人一起看电视，各守一头互不讲话像正在惬气的一对冤家男女，直到警察光临。
“人现在还在分局里。”局长报告说，“案情也还没上报。”
我知道他的意思。警察根据报案，在自己的管辖区域里抓住了一对违法人员，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按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这一回他们感到有些棘手，因为扣住的是柳树。柳树有何麻烦？首先该残疾人没有几个钱，肯定无法足额交付罚金，自己的罚金都交不了，别说加上暗娟的。而且他显然不打算交这笔罚金，如同他非要赖暗娟缥资一般。警察能怎么办呢？不处罚了，放了他？会不会太便宜他了？处其拘留，关进看守所或者弄去劳教？这就更复杂。该残疾人不好侍候，他在本县城还颇有知名度，谁都知道他和他的盲妻跟齐代县长的关系，俗称“县长的人”。
所以分局局长赶紧找我。他一定挺犯愁，怎么跟县长说呢？让县长管这种事，还要他这个分局局长干什么？偏偏柳树身份又比较特别，“县长的瘸子”，不及时向县长报告，万一县长不高兴了，怎么办？所以还是得说，或放或罚或关，请县长做重要指示。县长不表态，起码表达一点意向吧，至少他们算是及时做了报告。
我没含糊，也不哈哈，给他一个明确态度：“这个不必问我，你们依法办事。”
“是，是。”他有些口吃了，“我们研究一个，一个办法。”
我说行了你去吧。
他却不走。说还有情况汇报。
他说，在处理柳树案时出了个小岔子。上午的值班民警是两个年轻人，他们经验不足。柳树被拘到分局之初，在做笔录时情绪尚可，没有激烈举止。询问处理中双方开始争吵，柳树感情冲动，动作猛烈，与办案民警发生肢体冲突，幸而事前收了他的拐杖，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两个警察把柳树就地铐起来，还扣上脚镣。柳树赖在笔录室地上不起来。说警察打人，有种就把他打死，不死的话，他出了分局就找报社，找电视台，找残联，找县长。
“他们向我汇报，我立刻换上两个人，把原先两个撤出来。”分局局长说，“铐子脚镣都已经卸掉。但是柳树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他检讨，说治下民警急于结案，办案中可能确有些处置不当之处，不排除有轻微刑讯逼供行为。对此他一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柳树一案从起初情况看，除缥娟外，尚未涉嫌其他违法事项，后来虽发生与警察肢体冲突，妨碍警察履行公务，妨碍办案等情节，考虑到其残疾人的特殊情况和民警办案中的一些方法问题，可不予追究。在离开分局到县政府汇报前，他们已经准备放了柳树，罚金暂欠，今后补交。但是柳树拒绝离开，依旧大闹特闹。
“他说．他说……”
我的手机响了。分局局长把话收了回去。来电话的是残联女理事长。她把她手下那些人都叫去找人，一直姆找到蔡小霞。街上有人看到过盲女，说她乘一辆三轮车往城西方向去了。他们找遍城西大小角落，没有她的影子。
我说：“继续找。”
我把电话收起来，问了公安分局长一句话。
“你们跟柳树的家人说些什么了吗？”
果然。柳树被拘后，办案民警打过电话给“县长的瞎子”。著名的“小霞热线”谁不知道呢？民警让蔡小霞马上到公安分局领人，并交罚金。蔡小霞很紧张，问柳树又犯了什么案？警察说是缥娟。蔡小霞立即在电话里哭，说他怎么会这样？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呢！显然是警察的这个电话让案子复杂化了。此前柳树虽然不合作，却也没有激烈举止，一听说已经通知蔡小霞来交钱领人，他突然跳起来，拿脑袋、身子猛撞警察，嘴里大喊大叫，整个人疯了一样，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很生气。我说：“你们怎么就不会多用点脑子！”
“我批评他们了。”分局局长嘴里哩喳抽气，“批评了。”
我说，柳树的事情不急，别管他。现在蔡小霞不知去向，大家正在辉她，分局也安排民警帮助找找吧。这位盲女没有违法，为什么要伤害她？即使是办案需要，也应当注意方式方法。社会各界对她很关注，县里，市里，省里，很多人知道她，还特别同情这个残疾姑娘，要是出个什么意外，怎么面对大家？
分局局长说齐县长放心，他立刻安排，一定在最快的时间里找到她。
他嘴里吭吭吭吭，还想跟我讲柳树的事。我一摆手制止他。
“不用讲了。”我说，“他的事我说过，依法办理。”
“县长，县长，”他急了，“这人还有问题。”
“县长的瘸子”还有什么问题？他骂娘。以他那种脾性．警察铐了他，他不骂娘倒奇怪了。问题是他没骂警察的娘，骂的居然是县长。他说他一个拐子还怕什么，警察不怕，所长不怕，局长不怕，县长也不怕。谁都知道代县长齐国栋待他不薄，他竟然大喊大叫，声称恨不得打断县长的一条腿，让县长也尝一尝坐轮椅拄拐杖的滋味。
“我不怕你们跟他说！你们去，”瘸子对警察撒野，“就是他，都是他！”
不由我笑。
我说：“你们把他放了。把拐杖还给他，让他来试试。”
当天下午，我把县民政局长叫到我的办公室，交代他马上到市里去办一件事。隔天上午他从市里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找到了。”他说。
我让他查柳树的情况。我对该残疾青年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棒击座车，到“害人贪官去死”，再到准备打断县长之腿，这人真是神经有病吗？柳树是外来人，本县没有他的历史记载。蔡小霞跟我说过，他是在市民政部门办的儿童福利院长大的。我让县民政局长从那里找起。一查，原来他也不是从小就在福利院，是七岁那年才被送去的。那时他是个小流浪汉，他的父亲是个老流浪汉，带着他四处游荡、乞讨。因为一起意外事故，父亲死了，他受伤致残，被福利院收留。这人不合群，性子暴，挺让老师们头痛，但是很聪明，学了一手好字，在市里特教学校上学时迷上乐器，学什么会什么。在福利院他从不讲自己的经历，后来他上中学，没读到毕业就辍学，离开福利院跟一个草台乐班走了。
情况清楚了，我表示满意。但是没有哈哈。
紧接着我接到报告：蔡小霞有消息了，她在昨日中午从本县火车站搭乘过路班车离开，所乘列车目的地为成都。公安分局长亲自布置得力警员，用拉网方式走访查询核实，信息比较准确。警察是专业人士，这一方面他们无与伦比，比其他人有办法。
分局局长说，他们已经跟铁道公安取得联系，请求协助。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我给予充分肯定。我说有情况再给我挂电话。
但是不必劳驾了。几小时后蔡小霞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找上门来。
她已经调整过来了，睁着她那双所谓“看上去一点不瞎”、非常有神的大眼睛，平静地坐在代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头，没有眼泪，不显悲伤。
她说，她确是上了火车，她打算一走了之，回四川老家去。半道上她下了车，她觉得自己这样走开不对，对不起齐县长，对不起柳树，也对不起大家。
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她告诉我，柳树犯了错误，不能全怪他，跟她也有关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拌嘴。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相依为命好几年，从没有这么吵过。柳树野惯了，让他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他非常难受，哪怕这环境好到天上去了，也那样。他还特别偏狭，本能地有一种逆反情绪，他说他讨厌新房子，讨厌小区值班室，讨厌那些记者和官员，讨厌自己的乐器，甚至讨厌自己。因此他特别不着家，总往外跑，随心所欲，惹事生非，自暴自弃，劝都劝不动。
“我在电话里跟多少人谈过心，好多人说我的话像清风一样，给了他们帮助。”蔡小霞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帮不了他，我没办法说服他，他的耳朵听不进去。”
’出事前一天他们吵了一场，吵得特别厉害。蔡小霞哭了，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她不想再这么下去，她回四川老家吧，大家各走各的。柳树把手一甩，摔门离开，彻夜不归。第二天接到警察电话，知道柳树出了丑事，她不假思索，只拿几件衣服就走，行前才想起要给我打个电话，她没想报告准备离去，只想请县长不要太难为柳树。恰好我忙，说不上话。她抹着眼泪就上车站，搭火车走了。
后来怎么又回来呢？是她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柳树负气出门时没带家里钥匙。他回家怎么进门呐？她还记起当年，母亲去世那会儿，她的整个世界一下子崩溃了。有一个晚间她把自己关在家里，那一天她什么都没吃，却已经不觉得饿了。她想自己可能差不多，要跟母亲去了。那时有人敲门，很执着，一遍一遍地敲。她过去开门，只听忽地一声，一个人像一麻袋红薯似的倾倒进门里，．摔在地上爬不起来。
这就是柳树。他从家乡赶到四川接她，身上藏着些钱，却不花，几乎是一路乞讨而行，饥寒交迫、行动不便还饱受欺负，吃了无数的苦头，终于赶到四川，在她最无助的时候。那一夜两人抱头痛哭，从此他们就在一起，永不分离。
她下了火车，在一个四等小站等了近十小时，．上了往回的车，再次走向柳树。
她说：“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他，我不能没有他。”
我注意到蔡小霞在言谈中有意回避一些东西。我断定她跟她的柳树间争吵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是本人，代县长齐国栋。柳树生性暴烈，他不是本县的文明办主任，他不必太含蓄，他能向警察充分表露对齐代县长的热烈情感，不太必要也不可能对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蔡小霞严加隐瞒。他们在所谓“害人贪官”问题上肯定难以互相说服。
蔡小霞回到县城，立刻上门找我，主要目的还是请求宽恕柳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县政府大门口，她哭泣。我让政府办过问，才知道柳树早放了，已在家中。第二次在医院，她向我反复表明柳树伤害她，还有伤害拆迁工作人员均不是故意的。那一次我直接给公安局打电话，没有眼下．“依法办事”那般严谨，只一句话：‘能放就放了。”现在她再次请求，鉴于她的瘸子声称要打断本县长的腿，我该如何办理？
不劳我即刻发话，警察自己找上我了。城关公安分局长打来电话，话说得吞吞吐吐：“县长，铁道公安反馈，车上没找到蔡小霞。听，听说她回来了，在县政府？”
我笑，我说你的情报很准确。你们动作很快，反应及时，电话也打得恰是时候，给予表扬。我问他柳树目前情况如何，是否还在分局里吵闹，拒绝离去。
“是的，不吃不喝，身上又是屎又是尿，疯子一样。”
我下令剥掉他的衣裤，把他洗干净，然后放了他，必要时强制执行。告诉他，蔡小霞在家里等他，给他做了好吃的，再不回去饭菜都凉了。
很快的，他们给我回复：柳树听到蔡小霞的反应后立显平静，不再闹了。
我让我的司机把蔡小霞送回家。我告诉她，柳树已经归返，一切都过去了。我说柳树的心里有一个结，这个结需要化解。不只柳树，很多人心里都可能有结子，所以才需要“小霞热线”。齐代县长没打过“小霞热线”，总是哈哈哈哈，很轻松的样子，齐代县长心里就没有结子了？不是。齐代县长拆船民街的房子，给残疾青年柳树和蔡小霞找新的居所，他用这种方式化解心中的结子。有些记忆很惨痛，但是不能止于惨痛。蔡小霞可以把道理跟柳树好好说，他心里这个结可能不容易化，但是不化怎么行呢？一时说不通也别着急，来日方长。
她把她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睁圆：“县长，您听到什么了吗？”
我笑了笑，说：“事情我都知道。”
我说了来日方长。错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来日。
当晚两个残疾人团聚，没有发生任何特殊情况。第二天一切正常，有人看见他们一起出门，在风景宜人的小区里散步，柳树坐轮椅，蔡小霞在一旁扶着，表现很好。第三天上午他们家房门始终紧闭。中午时分，有人在他们那个楼道外闻到一股异味，小区保安马上报警，消防警察即刻赶到。那是煤气泄漏。因处理及时，未酿成更大惨祸，但是柳树和蔡小霞双双煤气中毒，死于家中。
时为冬日，他们关闭了家中所有门窗，却打开了煤气阀门。谁干的？柳树，还是蔡小霞？没人知道。是失误，还是有意？无法判定。我倾向于有意。他们出事的消息让我极度震惊，无法相信。我赶到殡仪馆看了他们最后一眼，他们的面容相当安详。我得知消防队员破门进人时，他俩躺在床上，身子已经僵硬，仍紧紧抱在一起，分都无法分开。
我几乎无法自持。感觉惨痛。
十多年前，我在他县一个乡镇任职，当书记时年轻，风华正茂。
那年元旦清晨，我起个大早，带镇办一位年轻干事检查镇区环境。在镇政府门前大道上与一群人意外邂逅：一个疯子，还有十数个小孩。疯子为青年男性，是民间所谓的“花痴”，寒冬时节赤身露体在路上行走，头发蓬松如同乱草，长及肩膀，腿间物件无遮无拦，跟着他走路动作一晃一荡，有如牲口。跟在他后边的十数小孩多为镇区附近农家子弟，他们尾随花痴，起哄，拿小石子扔他，快活不已。
我说：“这哪来的！”
小孩说镇子那头还有一个，是女的。我抬头一看，果然那边也一伙孩子。有个女子衣衫槛褛，赤着脚，站在村头呵呵笑，嘴里啃一根甘蔗，一望而知为傻子。小孩说，除了一男一女两个神经病，镇区周围还来了数位乞丐，以及一些流浪人员，都是忽然间冒出来的。
我立即打电话，让一位副镇长立刻过来。
“看你们怎么搞的！”我发了火。
这一天比较特殊，不是通常元旦。这天上午，有市里、县里的许多领导光临我这小镇，为本镇新建的自来水工程剪彩。这一工程耗时近一年，投入百余万，惠及镇政府所在地及附近三个村子的群众，是迄今为止本镇最大的一项为民办实事工程，是我倾尽心力争取项目、资金，终于做成的一件大事。当天上午的剪彩仪式将在镇区新建自来水厂门外举行，然后来宾将从镇政府门口通道走到镇区尾端，那里有数排外观极破败的民居，居住着本镇区最困难的一些群众，他们因种种原因陷人生活困境，贫穷得买不起水龙头，我为他们免费安装了自来水管线，以及所有的水龙头。参加剪彩的市县领导将走进这些贫困群众家中，慰问他们，并为他们亲手开启龙头，让自来水从此流进他们的生活。
我很重视本镇这项元旦活动，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我仔细推敲过，我还组织全镇干部打扫环境卫生，力图从各个方面展示我们的工作面貌和业绩，让大家特别是来宾和领导们能够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所以元旦清晨一大早我还要如此用心地四处巡查。我一看见突然冒出来的花痴憨女俩疯子以及尾随起哄的两群孩子就觉得牙痛。一会儿领导来了，这一男一女忽然跑出来招摇，加上几个乞丐冲上去伸手，请领导们奉献爱心，那不免有些难堪了。
我让镇里分管民政的副镇长和民政所人员赶紧处置，给“花痴”弄件衣服穿，至少在挡间围一块布，然后把他和女傻子全都带走，不让他们守在本镇要道上热烈欢迎来宾。还有乞丐和流浪汉，别让他们在那条路上埋伏，·伺机活动。
他们立刻去办。几个都是专业人员，有经验，不多久即报办妥。随后车队鱼贯而至，十点剪彩，然后人户。市县领导一直走到镇子角落，进了一户贫困户家中，为他们开水龙头放水，还送上慰问金，该户老少由衷地热泪盈眶。
整个活动圆满成功。没有疯子和流浪汉为我们制造意外惊喜。
也有一项意外：我代表本镇在剪彩仪式上致辞时恰起风，我一不小心没抓牢，一页讲稿被风刮走，打个旋掉落到一旁堆着的石条缝里。镇里有干部跑过去找那纸，场上略有些乱，我赶紧摆手示意：“算了，完了。”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我一语成徽，把自己说完了。
那天，差不多就在起风那时候，一辆拖拉机在镇外十余公里处山路上意外倾覆，翻进二十米深的山沟里。拖拉机上载有两位镇干部，还有他们从镇区各重要地段搜查到的疯子、乞丐和流浪汉。据后来调查，这些不速之客竟是邻近某县在当天清晨用面包车送抵，空降兵一般投放于我镇的。原来该县当天亦假元旦新年之机，请领导光临，为竣工项目剪彩，出于跟我相同的考虑，他们把流浪人员收容起来，集中遣送出境，送远了嫌麻烦，就近扔到了我这边。我镇里干部奉我之命紧急收容邻县弃物，他们开着拖拉机，见一个拉一个，全都拉到车上，然后拉走，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空投奉还。却不料运气不佳，半道翻车，一车人员无一幸免，五死六伤。
氰后处分相关责任人，我受重处，被撤职。我用了八年时间努力工作，才得以回到原点。这是我所谓“犯过错误受过处理”的第一笔记录，早于后来的纺织厂消防失职。有一位县妇联主席请我批给三八节活动经费，申请报告被风吹落，我心有所动，提出让她们增加项目，为女工们维权。为什么？我想起当年有过的一阵风和被拖拉机倾覆于谷底的人。命运很会安排，我因之再次遭遇灾难，几近灭顶。
我心里颇有不平。我想我这个人其实不错，为什么我总是被自己的努力击中？这种事怎么总让我碰上？所谓“运气就是这么好”。邻县同行空投弃物，一帆风顺，轮到我就是车毁人亡。别的地方消防隐患只隐不患，轮到我就熊熊燃烧。看来我这人哈哈哈哈大有前途，否则怎么会如此备受青睐？生活可能想努力告诉我一些什么，但是一个人一生中经受那么两回也算多有领教了，为什么我还没完没了？十多年前的事情，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早已不现，我却需要意外而隆重地再次邂逅。
当年拖拉机倾覆山沟，伤员中有一位流浪儿童，时七岁，于此祸中失去一腿，终生致残，其流浪汉父亲死于同一事件。这伤员就是柳树。十多年后我们在另一次事件里重逢，其中多出了一位盲女。我为他们做了些事，却无法消解固有的敌意。一对残疾青年彼此难舍，但是终于还是无法互相说服，无可奈何，算了吧，相拥离去。
事情可能就这样。有些记忆很惨痛。
两个月后我被县人代会选为县长，高票当选。人民代表对我近一年的代理县长作为．包括不惜“找死”扫荡棚户区的作为印象深刻，对我与曾慰的团结表示满意。
很遗憾没有锦旗。我曾让那一对残疾人给我送锦旗，说是开玩笑，实为下意识里有所企图。现在我很想从来没有那一个助残日，没有一个盲姑娘蹲在一间黑屋子里抹地上的污水，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们。
但是我依然会做我注定要做的事情。无可逃避。
原文载于《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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