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年轻人去了监狱一趟。他和我父亲聊的大多是七年前汉水花园那个案子,基本都是我知道的情况。期间我还补充了些关于江东计划的材料。
出了监狱,他感叹道:“当初的汉水花园、如今的江东计划,牵扯了多少人啊!一个外逃的建设厅副厅长吕明,一个自杀的水利厅副厅长陈泽兴,还有孙战辉、刘疏桐,还有你父亲,以及你们所提到的辛思思,等等,多少人都成了利益的笼中鸟,可悲可叹。”
我一笑,驻足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世上,谁都摆不脱‘利益’二字。人得吃饭穿衣,得接受来自外界的诱惑,还得面对自己内心形形色色的欲望,多少人泥足深陷,又有多少人欲壑难填,活得轻松洒脱的毕竟是少数。”
“是啊,当事人不轻松,我们这样的边缘人也跟着沉重。”他停顿一下,又问道,“辛思思现在在哪里?”
我说:“她在井山医院,怎么,你想去见见她?”
“还真想。”太阳很强,他半眯着眼睛说。
“那走吧,现在就去。”我当即提议道。正好我也想去看看她的病情是否有了好转。
一路我跟他说了不少辛思思与吕明的事。他问我吕明现在是什么状况,我说不清楚。自前年7月吕明在美国密歇根州被捕后,就再无他的消息,也不见引渡回国,估计是中间有很多困难还没能妥善解决。
“这最大的困难怕就是要不要执行死刑吧。”年轻人给出了中肯的说法,“我记得有个死刑不引渡的原则。因为涉及吕明,所以我也去了解了下。吕明所犯的罪,一旦回国,有很大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密歇根州又是个没有死刑的州。从这点看,吕明很聪明,至少他的逃亡路线选得很准确。”
“是。”我点点头。“他能通过项目为自己洗钱而一时半会儿没被发现,至少也得有缜密的思维。”
转眼间车就开到了井山医院。我带着年轻人直奔辛思思所在的疗养大楼。上了五楼,楼道尽头的那间房里却并没有辛思思,一个俊朗的小伙子在房间中来回走动,大声吟诵着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看到门外的我们,他拉开门,拽着我们就喊:“贤弟,你们终于来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位“豪情万丈”的“李白”,我和年轻人狼狈地逃出来。我往隔壁的房间看去,预料之中,不见女警察的身影,屋内已恢复成了病房的摆设。
奇怪,她们去了哪里呢?
我和年轻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往哪里去。顿了半刻,索性下楼,往医生办公楼里去。还好,辛思思曾经的主治医生在。见是我,他“哦”了一声,说了句:“是你呀。”
因为先前我曾几次要求想看下辛思思的病例,他又本着职业道德拒绝了我,所以这次的见面让我感觉到了很微妙的尴尬。他一边收拾桌上的纸页,一边问我是不是又想看辛思思的病历。不待我回答,他又开始重复之前的话。我挠挠头,辩解这次不是想看病历,只是想问问辛思思去了哪里。
他停住手里的动作,注视我,带着戏谑问:“你觉得我会告诉你?”
我干巴巴笑了两声,无端生出些谄媚的感觉,让我自己感觉不怎么舒服。
年轻人插了一句:“为什么不呢?”
“这位是?”
“我朋友,他也想来看看辛思思。”我解释道。
“她怎么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朋友!告诉你吧,辛思思病情加重,已经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区了。”他眼睛在我们身上来回瞟了瞟,“让你们知道也无妨,反正她的病再坏也就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他叹了口气,说得很实在,却又是一派破罐子破摔的姿态。
按照医生的指点,我和年轻人绕过疗养楼后的圆形广场,又往深处走了十分钟左右,才看到了所谓的重症监护区。这里树木繁密,风景赏心悦目,蓊郁的树荫下耷拉着两扇铁门,潦草又坚固。
说是重症区,但这里的管理却比别处宽松,就是进门,也只填了会客单便放行。没有吵闹,没有诡异的乱叫,冷冷清清。如门卫所言,辛思思就在上了二楼后的左手第一间病房里。大楼里充溢着苏打水刺鼻的气味,隔着玻璃可见,病房中有两个女人相对而坐。辛思思眼中是一片混沌,不知是在想什么,抑或者什么也没想。坐她对面的女警察看似非常无聊,时不时拿出手机拨弄两下,最后收起手机的时候,她目光一扫,看到了门外的我们。
我推开门,与年轻人走了进去。女警察瞧了我一眼,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她的目光聚焦在年轻人身上,来来回回打量。“他是谁?”她开了口,是在问我。
“我朋友,他也想来看看辛思思。”
女警察侧身往窗户旁站了站,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让开一条通道让我们接近辛思思。年轻人脚下没动,目光直直地投在辛思思脸上,“嗨,你好。”他打了个招呼。
没人应他,空气中潜伏着隐形的尴尬。
“辛思思,你好。”他两步跨到了辛思思面前,伸出手在她混沌的眼前晃了晃。这一连串动作收效甚微,辛思思的眼珠游弋两下,便再次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
“没用的。”女警察搭了腔,“医生说她已经进入了重度痴呆期。”
“怎么恶化得这么快?”
“不是恶化,是反复。”她纠正了我的说法,“上次你走后,她的病情反复了好几次,但整个趋势是走下坡路,一次比一次糟糕。医生说她目前只保留了肌体对外界最基础的条件反射,意识已经完全丧失,而且她昏迷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几乎没有复原的可能,除非奇迹出现。”
年轻人问道:“那她还有多少时间?”
“这说不准,得看身体状况,有可能几年,有可能几个月,就和死刑前的复核一样。”女警察解释道。
“死刑前的复核。”我重复了她的话。与话一起升上来的,还有心里无法驱赶的忧伤。
“是,”女警察继续说,“你知道就算判了死刑也不会马上执行,还有个复核的过程,复核的时间长短谁都说不定,有不到一个月就下来的,也有三五年都下不来的,有时候犯人在监狱里都能等到产生改判无期的希望了。复核通过便是死刑,没通过便是暂缓。”
“那她就没有一点儿改判无期的希望?”年轻人问道。
“没有。”她说得干脆,摇头的时候还带着惋惜的神色。
这现实使我愈加沉重起来。年轻人似乎也心有所动,出了重症监护区,他叹息道:“真是个可怜的女人。”我听得他这话,心里越发地难过起来。
江南集团和《汉江日报》新一年的广告合同签了。从原来的500万,到后来的300万,尹峰终究将这个数字定格到了400万,这让刘小姐的话一语成谶了。
然而合同刚刚签完,他就收到了一条消息,刘疏桐被带走调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