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请坐。”她声调平缓，语速适中，让人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我很抱歉地笑笑：“不好意思，路上堵车，久等了吧。”

“没事，”她笑笑，“你也不是有意的。”

“何以见得？”我叫来服务员，又问她，“付小姐？我可以这么叫你吗？你喜欢喝什么？”

她点了一杯拿铁，我要了一杯美式。

“直觉。”她说。

我知道女人所拥有的直觉是一项很神奇的本领，尤其是对男人的判断，只要女人还没陷入爱里面，判断常常会是十分精准的。

“那按你的直觉，我是个值得交往的人吗？”

“我想我的直觉还没强大到一见面就能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做出判断。”她很直接。

既然不兜兜绕绕，那我也索性直言：“付小姐可能不知道，我爸爸在蹲牢房。如果你介意这点，我们可以只做朋友。”

她双手环抱，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隔了几秒，她低下头，似是在思考，但脸上依然是淡淡的神色，不见凝重。

服务员送上咖啡。我搅动面前的咖啡，止不住地想她会不会因此歧视我。我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得不在意，可在内心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平静如水。甚至，我已经在她思考的瞬间想象她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拒绝我。

不一会儿，她放弃了双手环抱的拒绝姿态，端起面前的杯子小小地啜了一口拿铁，而后说：“我不介意，但是，你似乎比我介意。”

这让我有种伪装被揭穿了的尴尬，但比之于这种尴尬，我似乎得到了更大的慰藉。

“还好，我只是给别人知情权。”我为自己辩驳。

之后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临别的时候，我提出送她回家，她点头答应。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与交往。闲暇之余，我们会相约吃饭或者散步。生活似乎朝着很阳光的方向发展。家中的亲戚、朋友得知我正在恋爱的道路上奔走，一个个表现得比自己谈恋爱都要兴奋。

两个月后，我和付雪霏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天晚上我满怀兴奋告诉母亲后，她脸上笑开了一朵花儿。但是隔天早晨，我却发现母亲神色有些黯淡。我不明所以。

“也许你该去看看你爸爸，你有女朋友的事或许能让他高兴几天。”

我刚拿起杯子的手一顿，心情忽然就沉重了几分。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他身体状态还算好，只是精神状态并不佳。上次他提起辛思思，说我可以去见见她，她知道的比自己知道的更多。我因此辗转找了好多层关系，最后在汉江省第二监狱见到了她。

“好，我去。”

母亲说得对，我应该去。但是，付雪霏呢？

我最终没有叫她，自己一个人去见了父亲。那天父亲听说我谈女朋友了，很是高兴。我还告诉他我去见了辛思思；他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去见她的。你从小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对事情非得探究个水落石出不可。”

父亲说得很对，我对吕明的案子追根溯源，除了我父亲的缘故外，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与生俱来的强大的好奇心在驱使，但仅是因为这个吗？

我将与辛思思见面的细节和对话尽可能准确地复原给父亲听。父亲听罢说：“其实她也是个苦命的人。”

我十分诧异，忙问为什么。父亲说，据他所知，辛思思从下面的市里调上来，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辛思思在调来省城江州之前，在江北市的一所艺术学院工作，传闻她和艺术学院的院长王维民有些不清不白的关系。她的调离，将这个谣言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了。后来王维民因为作风问题被撤职，但故事的女主人公却是辛思思在那所学院时关系最好的一位女老师。到汉江省舞蹈团后，辛思思一直很低调。那时候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她与哪个男人亲密接触。于是大家猜测她以前肯定被哪个男人伤过。

“听你这么说，我想那时候可能正是她与吕明开始接触的时候吧。”父亲说道。

见完父亲的第二天，我又去看了辛思思，这就是我和辛思思的第二次会面。

辛思思对再次见到我似乎并不意外。简单寒暄过后，她径直问我是不是接着上次的故事继续讲。

我愕然地点点头。辛思思问我上次说到哪里了。我提醒她说到吕明慰问舞蹈团的事。她“哦”了一声，然后说：“讲话结束后，我代表全体演出人员从他手中接过了礼物。这时我才算是在近距离认真地看了看他。他大约四十岁刚过，国字脸，身上的官场气息并不浓重，反而像是一个儒雅的学者。他将礼物放到我手里时，不易被觉察地对我点了点头。我不能失礼，我说了声‘谢谢’，接过礼物后面向下面的所有人鞠了一躬。仪式快结束的时候，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对我说吕厅长想要见见我，让我别着急走。我当时感觉有些奇怪，又有些莫名的兴奋。”

“那个年轻人是吕明的秘书赵成功吗？”我查过吕明的资料，他在外逃之前的秘书就叫赵成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后来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进了监狱。

“哦，不是。”辛思思摇了摇头，“赵成功是他后来的秘书，那时候他还没换秘书。那个年轻人姓顾，我一直叫他小顾，其实他和我年纪差不多。”

“那天吕明和你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我得仔细想想。”她抬头，斜睨着房顶，显然是在努力地回忆，但最终失败了。“抱歉，我现在只记得他当时很有礼貌。”

“礼貌？”我追问。

“是的，很有礼貌。因为他亲自泡茶端给我。怎么说呢，也许在你们眼里他就是个贪官，但是在我眼里，他比更多人具有人情味。他礼貌、儒雅，懂得照顾人，身上有着成功人士富于吸引力的魅力。我当时就是被他身上的这种气质吸引的。”她说着，自己笑了起来。

我看着辛思思，想象不出当年的吕明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男人。我没见过吕明，但他在报纸和网络上的形象完全是两极的。他穿着正装、打着领带的样子，显示出他的成熟稳重，那是他过去出席各种会议、活动时别人拍下的。而另一种样子，则是饱含风霜、面带颓废的，那是他被捕时候的样子。在那间昏暗的地下室里，美利坚警方强烈的手电光毫不留情地射在他脸上，他的眼神茫然而无助，极像一只被猎人逮住的小兔子。灰白的头发显现出苍老与黯淡，让人从心底生出几分怜悯。他的颓败，着实让人无法将他与辛思思口中那个儒雅、风度翩翩的男人联系起来。

“那你们是怎么好上的呢？你又是为什么出国？”

“那天之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但也只是认识而已。真正与他走得近，是在他帮我解决了一件事情后。”

“什么事情？”

辛思思有些犹豫。我刚想说如果你不方便，那就不说的时候，她说：“这件事与我之前所在的艺术学院的院长有关。”

我脑海中马上闪现出一个名字：“王维民？”

辛思思有些诧异：“你怎么会知道？谁告诉你的？”

“我爸爸，我昨天去看他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之前传闻你和王维民关系不一般。”我斟酌了下用词，尽量不带刺激性的词语。

辛思思笑了两声：“我还以为他真的知道什么。看来你爸也不过是流言听多了而已。”我没有搭话，她继续说，“其实我和王维民之间一点儿龌龊事也没有。要说有关系，那也不是直接的关系。王维民出事的时候，我已经在省城江州了。我刚去艺术学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刘的女孩儿。她虽然比我大点儿，但因为我们俩是差不多同时到艺术学院的，关系自然也就亲近些。没想到那女孩儿后来和王维民好上了。王维民是有家室的人。这等于说刘晓婷她当了小三。”

在我还没意识到什么的时候，空气就停滞了下来。

“周记者，你是搞新闻的。你说，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小三，都没有好下场？”她自嘲地问，然后又搭了一句，“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小三这样的字眼儿。”

这个问题让我慌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这般直白，陈述又是这般平静。我已经工作五年了，了解过的不少案子在其中都涉及婚外感情，有时候我自己也很迷惑，究竟处在道德之外的感情应该如何被看待？我还没有结婚，但是与付雪霏的交往良好，也许她会是我未来的妻子。但是我能保证在持证上岗的生活中不会脱离原本的轨道吗？也许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保证终生只爱一个人，我们能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对他忠诚就已经是最道德的了。

她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为那个叫刘晓婷的女孩儿还是为她自己。“在感情里面，在很多时候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尤其是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晓婷为他笑，为他哭，为他揪心难过。那时候我不理解，只当她是被王维民的花言巧语迷住了，不止一次地劝她要理智些，要放手。可是她就不，她像飞蛾，明知前面就是火，会把自己烧得灰飞烟灭，但还是义无反顾。”她忽然转了话题问我，“周记者，你应该谈过恋爱吧？你结婚了吗？”

我摇摇头：“还没。”

“那我劝你一句，如果结了婚，就一心一意对一个人好；要不然，伤的人就会成倍成倍地增加，痛苦也会成倍成倍地增加。”

“既然王维民的事情与你无关，那你说的吕明帮你解决事情算怎么回事？”

“王维民的事情是与我无关，但是刘晓婷的事情就和我有关系了。”

“所以，是刘晓婷求过你？”

“也不。”她停了下，“她跟我哭诉过。我是个心软的人，看她那个样子，就想帮帮她。当时我哪敢给她什么承诺啊。我就是一个小教师而已，吕明可是厅长，人家会不会搭理我都不一定。”

“但后来他帮了你。”

辛思思点点头：“没错，他帮了我。他听完我的请求后，低头思索了一会儿，最后说他会尽力让事情的负面影响小一点儿。”

我对王维民和刘晓婷一事的认知还停留在单纯的婚外情上，这会儿才想起来应该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不然不会需要吕明帮忙。“王维民的事情，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婚外情吧。”

“贪污、受贿。”辛思思说出了在我内心隐匿着的两个词，“他是艺术学院的副院长，有些开支难免经过他的手。雁过拔毛，那也是贪污。至于受贿，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凡有点儿权力的人，就必得面临被人贿赂的问题。王维民其实还算是个好人，他不过是没抵挡住诱惑，拿了点儿蝇头小利。不过当时风声紧，再加上他和刘晓婷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所以事情就棘手了许多。”

有时候舆论是能置人于死地的。我为此曾得到过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在刚工作的时候跟过一个案子，一个农民工横闯马路时被一辆奔驰车撞到了。过错本来在农民工一方，但我们却习惯性地将谴责加诸到强势群体身上。巧的是当天事发地点附近的摄像头坏了，这个消息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网民们十分热心，大量带有情感倾向性的帖子将社会舆论导向了错误的一边，攻击的矛头直指奔驰车主。一时间舆论哗然，都道是奔驰车主不遵守交通规则，撞了人还理直气壮，又暗中发动势力让相关的交通部门为他洗白。

那时候我刚出校门，还没成熟到明白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更多理性的道理，仅凭一腔热血就理直气壮地为农民工兄弟辩护，用字字珠玑的檄文讨伐奔驰车主代表的所谓强势群体。那篇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我自鸣得意，以为终于找到了当记者的成就感，以为终于以笔做匕，狠狠刺向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与黑暗。

现在想起来多么可笑。我们推波助澜，将奔驰车主推向破败的深渊。他的公司因为负面新闻的影响难以维持运转，一段时间后宣告申请破产保护。除去财产上的损失，他的精神压力大到头发一把一把地脱落，周围人的鄙弃与厌恶更让他难堪。此后，他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世界有时候真是不公平的。他活着的时候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死后却得到平反。可是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他从十八层楼上跳下去的绝望。死亡让任何真相的意义都减半了。他用死亡换来的真相和平反新闻，让我这个当记者的、曾经的“帮凶”无法释怀。这是我犯过的最大的错误。“你是帮凶！你是帮凶！”这样的声音长久盘桓在我脑中，似是沉重的枷锁，压得我透不过气。

从那以后，我告诫自己，不要盲目轻信任何舆论。

辛思思放下水杯时磕到桌子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注意力。

她看我有些出神，问道：“你怎么了？”

“没事。”我又问她，“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只知道王维民填上了账上所有亏欠的钱，只落了个乱搞男女关系的骂名。我并不知道吕明怎么操作的，我后来也没问过他。”

“那你跟他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什么时候……大概是2001年吧。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年，但我们却纠缠了半辈子。所以说，人得认命，宿命是逃不掉的。2003年冬季我去了加拿大，隔了半年，他也跟过来了。”

“你们是提前商量好的吗？”

“商量什么？”

“比如，你打头阵，先摸清情况，他再过去。”

“周记者，你想象力太丰富了。”辛思思手向上提了提，我猜她是想掩嘴而笑，但手铐制约了她，她只能无奈地放下手。

我心中有了几分惋惜，大概是为手铐剥夺了面前这个并不年轻的女人的自由。“那他去那边之前，没给你去个电话什么的？”

“你说的是2004年？没错，那时候我是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她说。